火神派擅用附子的四大特點

歸納火神派擅用附子的經(jīng)驗，可以概括為廣用、重用、早用、專用等幾個特點，下面分別述之。

(1)廣用：火神派治療陰證幾乎方方不離附子，認為：“凡一切陽虛諸證，如少氣、懶言，身重、惡寒，聲低、息短，舌潤、舌黑，二便清利，不思水飲，心悸，神昏、不語，五心潮熱，喜飲熱湯，便血、吐血，閉目妄語，口臭難禁，二便不禁，遺尿遺屎，手足厥逆，自汗，心慌不寐，危候于般難以枚舉，非姜附何以能勝其任，而轉(zhuǎn)危為安也乎？”（《傷寒恒論·問答》）仲景應用附子，以“凡一切陽虛諸證”均“脈微細，但欲寐”為指征，病至少陰方用。鄭氏則提出可應用，不必等到病至少陰才用。顯然，鄭氏擴大了附子的使用范圍。

縱觀火神派廣用附子，主要有兩種形式：

其一，直接以附子為主藥，最常見的就是四逆輩。鄭欽安在論述四逆湯的功能時說道：凡世之一切陽虛陰盛為病者皆可服也。"(《醫(yī)理真?zhèn)鳌ぞ矶罚按朔焦τ妙H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數(shù)百種病。因病加減，其功用更為無窮。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予為姜附先生”(《醫(yī)法圓通·卷四》）。顯然，鄭氏擴展了四逆湯的治療范圍。

其二，在應證方劑中另加附子。這是因為“下陽為上中二陽之根，無下陽即是無上中二陽也”(《醫(yī)理真?zhèn)鳌ぞ矶罚?。凡見陽虛，均可加用附子。例如治陽虛怔忡心悸，方用桂枝龍骨牡蠣湯，“再重加附子”?！凹痈阶诱撸∑渲婊鹨詨丫鹨病?《醫(yī)理真?zhèn)鳌ぞ硭摹罚?。又如治頭面畏寒者，“法宜建中湯加附子”。鼻淵、鼻濁而流清涕者，緣由陽衰不能統(tǒng)攝津液，治以封髓丹加安桂、吳茱萸，甚者，加姜、附二三錢，屢屢獲效”(《醫(yī)法圓通·卷一》）。

(2)重用：鄭欽安認為，“陰盛極者，陽必亡，回陽不可不急，故四逆湯之分兩，亦不得不重”(《醫(yī)理真?zhèn)鳌ぞ砣罚?。其書中隨處都有“峻補坎陽”、

“大補元陽”、“大劑四逆湯”之語。例如，他治療陰證口臭，“予曾治過數(shù)人，雖見口臭，而卻純陰畢露，即以大劑白通、四逆、回陽等方治之”。若二三劑后不見癥減，認為病重藥輕，“仍宜此法重用多服”(《醫(yī)法圓通·卷一》）?？梢哉f，火神派擅用附子，不僅體現(xiàn)在廣泛應用附子上，更主要的是體現(xiàn)在重用附子的劑量上。雖然鄭氏沒有留下醫(yī)案，但據(jù)唐步祺先生講，鄭氏用附子常至100g、200g……超越常規(guī)用量，可謂前無古人。很多文獻都記載“他常用大劑姜、桂、附等辛溫燥烈之藥，治愈陽虛重證而飲譽蜀中”。能用附子也許并不難，能用超大劑量者方顯膽識與風格，人們稱之為“鄭火神”，也許更多的是驚嘆于他所使用的超常劑量。仲景應用附子，最大量是3枚（桂枝附子湯及白術(shù)附子湯），約合今制80g,而且主要用于治療寒濕痹痛。用于回陽時，四逆輩類方最多不過大附子1枚，約合30g。所以鄭氏用量顯然超過仲景，這正是火神派超常之處，顯出其獨特風格。后世火神派傳人如吳佩衡、范中林、唐步祺、李可等用附子也常至100g、200g,甚至更多，確實顯出鮮明的用藥風格。后人常常議論火神派的驚世駭俗，也許主要是指“他們投用附子時的超常劑量，令人咂舌”。

(3)早用：火神派扶陽，提倡早用姜、附，“務見機于早”，稍見陽虛端倪即應用之，免致虛陽上浮、外越甚至釀成脫證，延至病勢嚴重時才用。鄭欽安在論述四逆湯時指出：“細思此方，既能回陽，則凡世之一切陽虛陰盛為病者皆可服也。何必定要見以上病形（指頭痛如裂、氣喘促等陽虛欲脫之狀）而始放膽用之，未免不知幾也。夫知幾者，一見是陽虛證而即以此方，在分量輕重上斟酌，預為防之，方不致釀成純陰無陽之候也。釀成純陰無陽之候，吾恐立方之意固善，而追之不及，反為庸者所怪也。怪者何？怪醫(yī)生之誤用姜、附，而不知用姜、附之不早也。”(《醫(yī)理真?zhèn)鳌ぞ矶罚┧哪鏈緸殛柼撠誓娑O，不要等到陽虛欲脫時才用，“務審機于先”。他強調(diào)“凡見陰氣上騰諸證，不必延至脫時而始用回陽，務見機于早，即以回陽鎮(zhèn)納諸方投之，方不致釀成脫證之候……凡見陽之下趨諸證，不必定要限以上病情（指四肢厥逆，二便失禁己成脫證）而始用逆挽，務審機于先，即以逆挽益氣之法救之，自可免脫證之禍矣”(《醫(yī)理真?zhèn)鳌ぞ硪弧罚?/p>

(4)專用：鄭欽安與張景岳在理論上都重視陽氣，但在具體用藥上則大相徑庭。張景岳溫補講究陰陽互濟，熟地與附子常常同用，體現(xiàn)陰中求陽；鄭欽安則專用姜、附等純陽溫熱之藥，講究單刀直入，不夾陰藥。在《醫(yī)法圓通》“陽虛一切病證忌滋陰也”一節(jié)中他明確表示：“凡陽虛之人，多屬氣衰血盛，無論發(fā)何疾病，多緣陰邪為殃，切不可再滋其陰。若更滋其陰，則陰愈盛而陽愈消，每每釀出真陽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認為，扶陽專用溫熱藥物乃仲景所倡：“仲景為立法之祖，于純陰無陽之證，只用姜、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并不雜一養(yǎng)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仲景求陽，在人身坎宮中說法；景岳求陽，在藥味養(yǎng)陰里注解。相隔天淵，無人窺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視，故特申言之”《醫(yī)法圓通，卷二》）?！敖袢艘嘤兄么朔秸?，信之不真，認之不定，既用四逆湯，而又加以參、歸、熟地，羈絆附子回陽之力，亦不見效。病家等斃，醫(yī)生束手，自以為用藥無差，不知用藥之未當甚矣”《醫(yī)理真?zhèn)鳌ぞ硭摹罚?/p>

鄭欽安多次批評將陽八味（金匱腎氣丸）視為扶陽必用之方的觀點：“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陽，用此便合圣經(jīng)，何得又用熟地、棗皮之滋陰，陰邪既盛，就不該用此。丹皮之瀉火，益火而反瀉火，實屬不通”《醫(yī)法圓通·卷四》）。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參是補陰藥而非扶陽之品，“用為補陽回陽，大悖經(jīng)旨”，與景岳視人參為溫陽要藥截然不同?！爸倬安挥脜⒂诨仃?，而用參于大熱亡陰之證以存陰，如人參白虎湯、小柴胡湯之類是也?！薄爸劣陉幨⒈脐栍谕庹?，用參實以速其陽亡也”《醫(yī)理真?zhèn)鳌ぞ砣罚?。應該說鄭氏這些觀點，確實言之有理，持之有據(jù)。

鄭氏反復批駁了世習對附子等藥的偏見，其一是“陰陽不明”，當用而不會用：“世人畏附子、干姜，不啻砒毒，即有當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勝屈指矣。嗟呼！陰陽不明，醫(yī)門壞極”(《醫(yī)法圓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惡溫，專究平穩(wěn)，當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風日下，不究病之陰陽，專究方藥之平穩(wěn)。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傊?，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學者茍能洞達陰陽之理，自然頭頭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醫(yī)法圓通·卷四》）。

當然，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濫用，而是在準確辨證，認定陰證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專用姜、附者也，只因病當服此……予非愛姜、附，惡歸、地，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耳”(《醫(yī)法圓通·卷四》）?！翱傊媒揭啾鼐科涮搶?，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以姜附為咎哉？”（《傷寒恒論·太陽少陰總論》）由此可以看出，火神派立論施法并不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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