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話,是一種論詩之文體。詩話概念上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詩話,僅指詩歌故事;廣義的詩話,是中國詩歌鑒賞、詩歌批評的主要著作形式。這種詩話體式,是中國詩歌繁榮發(fā)展的產(chǎn)物。肇始于百代詩話之祖鐘嶸的《詩品》,成形于歐陽修《六一詩話》,最著名的還數(shù)清朝袁枚的《隨園詩話》。宋代許顗在《彥周詩話》中說:“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笨芍^一語中的,把詩話的作用概括出來了。
詩話的萌芽很早,《西京雜記》中司馬相如論作賦、揚雄評司馬相如賦;《世說新語》的《文學》《排調》篇中謝安摘評《詩經(jīng)》佳句,曹丕令曹植賦詩,阮孚贊郭璞詩,袁羊調劉恢詩;《南齊書·文學傳論》中對于王粲、曹植、鮑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評論;《顏氏家訓》的《勉學》《文章》篇中關于時人詩句的評論和考釋,都可以看作詩話的雛形。鐘嶸的《詩品》,過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詩話”著作,清人何文煥編印《歷代詩話》即以此書冠首,但嚴格地說,它還不是后世所說的詩話。唐人大量的詩論詩,如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偶題》,李白、韓愈、白居易等的詩論詩等,則是以詩論詩的一種形式。唐代出現(xiàn)的《詩式》《詩格》一類著作等,更進一步接近了后世所說的詩話。
后來的詩話,越來越多地談論了有關詩歌創(chuàng)作和詩歌理論問題,加強了它的理論批評性質。這方面成就較高的詩話有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姜夔的《白石道人詩說》,嚴羽的《滄浪詩話》等。特別是嚴羽的《滄浪詩話》,不僅對當時江西詩派“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流弊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作者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比較完整、系統(tǒng)的綱領性意見。其中如“別材”說、“別趣”說、“興趣”說、“妙悟”說等,都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對后世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詩話在宋以后,繼續(xù)有所發(fā)展。金元兩代,除元好問的《論詩絕句》外,較有價值的是王若虛的《滹南詩話》。明代詩話中,李東陽的《懷麓堂詩話》、謝榛的《四溟詩話》、王世貞的《藝苑卮言》、王世懋的《藝圃擷余》、胡應麟的《詩藪》等,也都有一些較好的見解,曾程度不同地對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過影響。
清代詩話在理論批評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首先是王夫之的《姜齋詩話》,其中對于詩的情與景互生互藏的辯證關系,對于詩的“體物”、“會景”與生活積累的關系,對于詩的“意”和“勢”的關系及“咫尺寫萬里”的特點等等,都有精湛的論述和獨到的見解。葉燮(xiè)的《原詩》,不僅具有嚴整的理論體系,對詩歌與現(xiàn)實詩歌和時代發(fā)展的關系,詩歌本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作家所必須的“才、膽、識、力”諸條件等等,都有系統(tǒng)的、精辟的論述;而且在對于詩歌的特點及其與理論著作區(qū)別“定位”與“虛名”的關系等等方面的論述,見識更加精辟。王士禎的《帶經(jīng)堂詩話》反映了他的神韻說主張,但理論價值遠不及《姜齋詩話》。袁枚的《隨園詩話》卷帙浩繁,代表著明代公安派的性靈說在清代的余響。其中對沈德潛強調封建綱常的格調說大加譏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禮教的意義。針對以翁方綱為代表的提倡學問詩等主張,強調詩歌創(chuàng)作要出自真感情,有不少可取的意見。其他如趙翼的《甌北詩話》、潘德輿的《養(yǎng)一齋詩話》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近代林昌彝的《射鷹樓詩話》反映了反帝愛國的時代精神,梁啟超的《飲冰室詩話》大力地鼓吹“詩界革命”并保留了許多關于“詩界革命”的史料,都曾起過積極的歷史作用。
明清時期,詞話、曲話等形式也在詩話的影響下發(fā)展起來,例如李漁的《李笠翁曲話》,況周頤的《蕙風詞話》,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近代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等,其中《李笠翁曲話》和《人間詞話》,在理論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前者對戲曲創(chuàng)作中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較好的或精到的分析是戲曲文學理論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后者則在一些問題上頗有創(chuàng)見。此外還有總論詩、詞、曲、賦、文的,如劉熙載的《藝概》,也頗多創(chuàng)見。這些詩話、詞話的出現(xiàn),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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