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戰(zhàn)國時期編年體史書,記錄了從英雄時代(傳說時代)五帝,之后是夏、商、西周之事;到了平王東遷洛邑即東周,晉國紀年去記錄春秋之事;春秋末年,韓、趙、魏三家分晉。以魏國紀年記錄戰(zhàn)國之事,魏襄王二十年而止也??梢哉f《竹書》記錄的是從五帝時代到戰(zhàn)國魏襄王這段時間所發(fā)生的重要歷史事件。
發(fā)現(xiàn):墓葬里發(fā)現(xiàn),西晉咸寧五年(晉武帝,司馬炎,司馬昭之子),被盜墓者不準,在魏襄王木里盜出,因為魏襄王墓在河南級縣,因此又叫汲冢紀年。竹書紀年原件于宋朝時丟失,只有一些副本得以保存。二十世紀前后,經(jīng)朱右曾(道光年間進士)與王國維等人考察先宋文獻,重新發(fā)掘、整理并校對出古本的主要內(nèi)容。至于為什么會在宋丟失,大家等一下可以猜猜。
我們知道先秦史史料非常缺乏,《竹書紀年》記錄了這一段的,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首先,彌補史料上的缺失,其次他與近年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不僅如此他中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相似,這就可以相互印證史實、“不同紀年”校對準確時間、補充史料——可見其價值。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是吧,而這個問題也涉及到這本書的歷史觀,“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边@就話很容易理解,說的是堯老了,舜就把他囚禁起來,還攛掇了它的帝位。再看看《史記》這么說這一段“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除去史記呢,《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shù)在爾躬,允執(zhí)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保▓蛘f:“嘖嘖!你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經(jīng)落在你的身上了。誠實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生活困苦和貧窮,上天賜給你的祿位也就會永遠終止?!彼匆策@樣告誡過禹。)說的正是我們從小熟知的禪讓制吧。
其實就算不舉《史記》、《論語》的例子,我們也能感受到《竹書紀年》對史學(xué)界的震撼,并不在于在于它所紀錄的史料與《史記》所描述的有內(nèi)容不同,而是在于其價值取向相異。竹書紀年描述了從夏朝到戰(zhàn)國時期歷代所發(fā)生的血腥政變和軍事沖突,不僅僅只在禪讓這一話題上不同,比如商伊尹放太甲這個故事,史記記載,太甲不修德政,伊尹勸告不聽,于是他就太甲送人桐宮反省,太甲被3年后,伊尹見太甲改過自新,便鄭重的將國家交給他。復(fù)位后的太甲,成為了一個勤政愛民、勵精圖治的圣君。但是《竹書紀年》的描述則為: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為王,7年后,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類此種種的故事還有文丁殺季歷、共和行政、穆天子事等等。
說了這些就不難理解像是《竹書紀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學(xué)術(shù)著作,自魏晉時期在傳承了六百年之后,為何會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相對于儒經(jīng)典而言《竹書》太過異類,它沖破了古代儒家所維系的社會體系。我們還以禪讓為例來說明這一點。禪讓在儒家倫理道德治國體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禮以仁治國的典范。但是若論《竹》之言哪里有什么禪讓?這種與儒家史學(xué)體系沖突極大的史書理所當(dāng)然地被宋儒視為異端邪說,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以說,《竹書》在宋代的亡佚絕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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