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山西接近京師,在滿清統(tǒng)一全國過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財力資助,頗得新朝廷歡心。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賜田產于張家口,委托其往來關內外,負責為皇家采購皮貨等物資。
原題:明末揚州的“商籍之爭”:秦晉大賈聯(lián)手大戰(zhàn)徽幫,節(jié)選
后人總結,明中葉至清初約200年間,山陜鹽商聯(lián)手在揚州對抗徽幫,結果是“徽進、陜退、晉轉”,經此一役,之后近200年的中國民間商業(yè)發(fā)展大格局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
陜西鹽商受挫于徽幫,無奈退出揚州鹽業(yè)市場,卻并未從此消沉,同樣飽受明末戰(zhàn)亂蹂躪的四川,給了他們另起爐灶的機會。
明末張獻忠大西軍入川,與清軍激戰(zhàn)三年,戰(zhàn)火所及,生靈涂炭,川中人口大減。清初大量陜西人南下墾荒,形式“秦人填四川”的移民潮。頭戴皮瓜帽,身披錢搭子的陜西商人,也相繼入川創(chuàng)業(yè)。
陜商最初在四川創(chuàng)辦錢莊、典當行和商號以積累資本,時人記述稱“川省正經字號皆屬陜幫”。雍正年間(1723年~1735年),陜商以“借地入股”方式介入川中井鹽生產,“川省井鹽投資秦人占十之七八”,一舉成為左右自貢鹽場的大型鹽商資本集團,聞名后世的自貢鹽業(yè),可以說是陜商一手促成的。
到了清乾隆嘉慶年間(1735年~1820年),清廷對川鹽實行“招商認引”政策,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鹽業(yè),陜商由此進軍川鹽販運,利用川蜀之人不懂業(yè)鹽的有利時機,迅速掌控了這一行業(yè)。
據稱,陜西商人高紹棠開辦的“協(xié)興隆”鹽號,共72家分店,一直從自貢排到上千里外的貴陽,沿途可以不入別家開的鹽店。而乾隆年間像“協(xié)興隆”這類陜西鹽號、鹽店,在四川共有152家,僅自貢自流井一地,就有119家。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陜商集資白銀5萬兩,在自貢設立富麗堂皇的西秦會館,作為鹽商活動中心。會館依照地形特地設計為船形,寓意“將四川的銀子運完”。此會館當?shù)厝朔Q為“陜西廟”,至今仍是自貢有名的文化景觀。
此時的陜商不光經營鹽業(yè),足跡也不限于四川一地。他們意識到銀錢業(yè)是最賺錢的生意,把錢莊、當鋪開遍了四川、甘肅大地,且組織嚴密,辦事認真,又實行低息經營策略,讓利以吸引地方上眾多公私客戶。加上這些省區(qū)民風儉樸,“十當九贖,不愿當死”,陜西錢商遂聚攏了巨額財富,一度掌握著四川及蘭州、西寧等地的金融命脈。
如成都一地,就有陜西三原、涇陽兩縣人開的當鋪48家;清代蘭州七家最大的錢莊中,有四家是西安、三原老字號在當?shù)亻_的分店,后來錢莊衍化成金店,幾乎清一色由陜西商人控制。
至于茶葉、布業(yè)、皮貨、藥材、水煙、木業(yè)等等,都是陜商涉足的大宗行業(yè),尤其是西南、西北市場,明清兩代,幾乎都是陜商或山陜商人的天下。
同樣失意于揚州的山西商人,幾乎就此完全退出了鹽業(yè)。由于山西接近京師,在滿清統(tǒng)一全國過程中,山西商人又以財力資助,頗得新朝廷歡心。順治初年,清政府將山西旅居蒙古富商范永斗召為內務府皇商,賜田產于張家口,委托其往來關內外,負責為皇家采購皮貨等物資。
康熙中葉,清政府在平定準噶爾部封建主騷亂期間,曾組織一部分在蒙漢族商人隨軍,他們跟隨清軍,深入蒙古草原各地,販運軍糧、軍馬等軍需品,同時與蒙人做生意。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是號稱“皇商”的山西商人。
晉商得到朝廷額外恩寵,后來轉營票號,涉足金融,上演了另一段商業(yè)傳奇故事,而立足長江三角洲的徽商,則獨領江南經濟風騷,勢力之大,一時無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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