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徹為什么會允許商人做官，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接下來小編帶你追尋歷史上真實的漢武帝劉徹，探索發(fā)生在他們身上的歷史故事。

商人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被輕視的集體，如秦“商鞅變法”時，商鞅就采取“限商”的政策(當然也有人說是“抑商”)，《史記.商君列傳》載:“僇力本業(yè)，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保赞r(nóng)業(yè)為“本業(yè)”，商業(yè)為“末業(yè)”，農(nóng)民努力生產(chǎn)糧食和布帛，不但有機會免除勞役，甚至還能免除賦稅，而從事工商業(yè)的不但要繳納賦稅，而且還是重稅，且如果因從事工商業(yè)而變得貧窮的，他的妻子還要被沒收為官奴。

而商鞅之所以會如此做，究其原因在于，商鞅認為私人工商業(yè)不僅會讓國家失去從軍殺敵、務農(nóng)種田的勞動力，而且還會削弱國家的實力，因為私人工商業(yè)會讓國家的財富流往商人手中?！渡叹龝?去強》曾言:“農(nóng)少、商多，貴人貧、商貧、農(nóng)貧，三官貧，必削”，就是如果農(nóng)民變少，商人變多，則就會導致貴族變窮、商人變窮、農(nóng)民變窮，這樣國家的實力勢必會變弱，所以“私人工商業(yè)不除，則國有產(chǎn)業(yè)難興”，為了強大秦國的實力，就應該要打壓商人，然后對商人征以重稅，只有這樣才能抑制商人勢力的膨脹。

如此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對商人的國策就是“限商”，直到西漢初立之時亦是如此。

劉邦建漢后，對商人的政策亦延續(xù)秦制?！妒酚?平準書》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此時劉邦規(guī)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做的衣服，也不能坐車，同時還要對他們加收重稅。

但是自惠帝開始，西漢朝廷開始緩慢的提高商人的地位。漢惠帝時期，惠帝下令“復弛商賈之律”，放松對商人的限制，此時惠帝對于商人的唯一限制就是“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即商人的子孫不準入朝為官。

而到了文景時期，因國家財政的匱乏，致使朝廷不得不依賴于商人。因此為了從商人手中獲得財富，文帝時，在晁錯“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的建議下，漢廷開始實行“入粟拜爵”制，此時商人只要能出錢出糧的，最高就能獲得“大庶長”的爵位。也就是如此，商人的地位開始得到了顯著的提升，他們利用手中的財富開始名正言順的進入到了漢朝的朝堂之上。

直至武帝時期，商人經(jīng)過文景時期的發(fā)展，開始逐漸的在朝堂上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漸的成為了西漢朝堂上一股舉重若輕的勢力。而后在武帝的重用下，商人更是能位居九卿之職，甚至是成為一位君主的輔政大臣。

眾所周知，武帝時期，西漢一改往日的“與鄰和睦”的政策，開始對匈奴、南越、西南夷、西域等各國或主動、或被動的發(fā)起了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征戰(zhàn)后，西漢雖打出了“強漢”的威名，但因戰(zhàn)爭的頻繁，西漢的經(jīng)濟也開始陷入崩潰，此時“縣官大空”、“是時財匱，戰(zhàn)士頗不得祿矣”等窘迫的局面開始紛紛出現(xiàn)。

于是為了打破西漢財政匱乏的局面，武帝開始采取了一系列的經(jīng)濟措施，如增加算錢、緡錢等稅目，增加農(nóng)民的賦稅等，但是這些政策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西漢財政匱乏的窘境。

也就是這個時候，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有政治頭腦，又有經(jīng)商頭腦的商人開始出現(xiàn)在武帝的面前，他們利用自己在商業(yè)上的天賦為武帝出謀劃策，規(guī)劃出一系列極具效果的經(jīng)濟改革措施，如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

于是乎，漢武帝為了振興漢朝的經(jīng)濟，也了遏制漢朝國勢的衰退，開始賦予他們高位，以此來執(zhí)掌西漢的經(jīng)濟改革，從而重現(xiàn)大漢往日“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的輝煌。

《史記.平準書》載：“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nóng)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因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在商業(yè)上的天賦，東郭咸陽、孔僅做了大農(nóng)丞，秩千石，桑弘羊做了侍中，成為漢武帝近臣，有了參與朝堂議事的權力。

而隨著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等商人的嶄露頭角，越來越多的商人開始得以入朝為官。如《史記.平準書》所載:“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保胞}鐵官營”的政策就讓大量的商人得以進入官場，當時孔僅、東郭咸陽為了便于“鹽鐵”劃歸國有，他們不但建立了一個專門的鹽鐵機構，同時還讓一大批因經(jīng)營鹽鐵業(yè)而致富的商人們進入鹽鐵機構為吏。

此時商人的勢力，在武帝朝達到了鼎盛，他們或為天子近臣，或為九卿，或為地方要員。甚至到了昭帝初登基時，作為雒陽商人之子的桑弘羊還同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三人一起做了輔政大臣，輔佐昭帝治理天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仆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床下，受遺詔輔少主”)，可以說此時商人的地位已不可與漢初同日而語。

當然整體而言，漢武帝對于商人大體上依然還是采取打壓的姿態(tài)，在改革中無論是鹽鐵官營、均輸平準，還是酒榷，它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抑制商人的發(fā)展，然后從商人的手中奪回對民間經(jīng)濟的掌控權，從而壯大漢朝的國力。

但是不管如何，較之西漢初期，商人的地位顯然有了質的提升，武帝打破了“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的規(guī)矩，此時的商人不但可以堂而皇之的入朝為官，甚至還可以位列九卿之職。

可以說，正是武帝在用人上的不拘一格，才造就了大漢的輝煌。正因武帝在推行的經(jīng)濟改革中大膽的起用商人來作為主管官員，并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及采納他們所提出的一系列較為合理的經(jīng)濟政策，才最終挽回了西漢經(jīng)濟的頹勢，并也間接的促成了西漢極盛時期“孝宣之治”的誕生。

正如《鹽鐵論.輕重篇》所言:“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nóng)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脈，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nóng)。此者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保涞蹠r期那些做官的商人的確推動了西漢的經(jīng)濟發(fā)展，他們靠著自己在商業(yè)上的天賦，及對市場運行規(guī)律的了解，最大限度的增加了西漢的財政收入，也極大的緩解了武帝因財政匱乏所帶來的壓力。

事實證明，武帝允許“商人為官”實質上并沒有什么錯，“商人為官”在初期的確為西漢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如《史記.平準書》所載:“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馀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nóng)?！?，武帝北巡時，所賞賜的“帛百馀萬匹，錢金以巨萬計”全部都是來自于商人官員主管的機構，可以想像，武帝和漢廷從這些商人官員中獲得了多么巨大的回報。

但凡事都有利害兩面，西漢雖從任用商人為官中獲得了巨額的財富，也依靠他們基本解決了武帝中期之后財政匱乏的問題。但是隨著商人們大規(guī)模的涌入到西漢的官場中，再加上商人們身上自帶的那種“逐利”的本性，這些都為西漢的官場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首先商人的大量涌入讓西漢的冗官問題變得日益嚴重。武帝時期"冗官"問題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其一賣官帶來的“冗官”。武帝時期，武帝允許商人用錢來買官(《漢書·食貨志》載:“入財者得補郎”)，所以當時稍微有點資產(chǎn)的商人都會為自己，亦或子嗣買一個官當當，雖然武帝朝賣出的官大多為“郎官”，如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等，但這些再不濟也是個官。

不過，當時武帝賣官到底賣了多少不得而知，但是從史書中記載“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的這段話可以看出，能讓“郎選衰矣”足以看出武帝賣官的瘋狂。而隨著“郎官”的增多，“冗官”問題也就隨之出現(xiàn)。

其二經(jīng)濟改革帶來的“冗官”。武帝時期之所以會讓“冗官”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主要原因在于為了讓商人名正言順的主管經(jīng)濟改革，武帝曾為此創(chuàng)造出了大量全新的官職。

如為了推行“鹽鐵官營”。據(jù)統(tǒng)計武帝一共在各郡國設置了84個鹽鐵官，其中鹽官36個，遍及27個郡國;鐵官48個，遍及40個郡國(以上僅僅只是有史有查的數(shù)量，真正歷史上的鹽鐵官顯然要遠遠多于84個)。而從《史記.平準書》記載的“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可以看出這些官職顯然就是為了商人而設的。

再如《漢書.食貨志》所載:“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農(nóng)各置農(nóng)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yǎng)狗、馬、禽獸，及與諸官?！?，當時武帝為了方便管理從地主豪強手中收刮而來的大量田地、奴婢等財物，開始在水衡、少府、太仆、大農(nóng)等機構設立了大量的“農(nóng)官”。

如負責水池的有水官、負責沒收上來的田地的有搜粟都尉、農(nóng)都尉、屬國農(nóng)都尉、護田校尉、屯田校尉、渠利田官、北假田官、辛馬田官、候農(nóng)令、守農(nóng)令、勸農(nóng)掾等官、負責養(yǎng)駱駝的有牧橐丞，負責諸苑養(yǎng)狗、馬、禽獸的有各苑令丞。從一個管理朝廷沒收上來的田地的都設置了這么多新的官職來看，可想而知武帝在進行經(jīng)濟改革時設立了多少全新的官職。而這些大量全新設立的官職，勢必也就會加快“冗官”問題的出現(xiàn)。

再是“冗官”的出現(xiàn)勢必會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開支。昭帝時期，輔政大臣霍光曾召開一次討論國家現(xiàn)行政策的辯論大會，也就是“鹽鐵之議”。在這次會議上，賢良文學在與桑弘羊的辯駁當中，這樣說道“今狗馬之養(yǎng)，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天下之大業(yè)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制田畝而事之。是以業(yè)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田、池澤，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鹽鐵論.園池篇》)。

實際上漢武帝所設置的一些全新的官職，大部分都是“無用之官”，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武帝在水衡、少府、太仆、大農(nóng)等機構設立的“農(nóng)官”。這些“農(nóng)官”所執(zhí)掌的職責大部分都是重疊的，如屯田校尉掌輪臺、渠犁駐防及屯田事務，護田校尉掌西域屯墾，這屯田校尉所掌的輪臺、渠犁二地就在西域的地界，那既然護田校尉就是執(zhí)掌西域地區(qū)的屯墾的，為何還要再去設一個屯田校尉呢，這不就是明擺著的是一個“無用之官”嗎?

而這樣的事例，在武帝所設的“農(nóng)官”中那是屢見不鮮。正如賢良文學所說“今狗馬之養(yǎng)，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連養(yǎng)狗、馬等禽獸都要設立一個官職，這樣程度的“冗官”勢必就會造成“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問題的出現(xiàn)。

朝廷因為這些“冗官”被迫增加了大量不必要的財政開支，而底層的百姓也因“冗官”的存在變的更貧窮，因為大部分的“無用之官”都是些“無功而衣食縣官者”，他們都是一群“或斗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之徒(《漢書.食貨志》)。想想看，這么一群只知“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的世家子弟，他們能為百姓帶來什么好處?唯一的就是帶來無盡的苦難。

最后是大量商人入朝為官導致了西漢的朝廷變得越來越腐敗。司馬遷曾言商人自古多是“多積貨逐利”之徒(《史記.平準書》)，讓他們進入官場勢必就會將安于享樂、逐利等不良風氣帶入到官場之上。實際上后來所發(fā)生的種種也的確驗證了司馬遷所言不虛，商人真的多是一群“多積貨逐利”之徒，如商人在推動“鹽鐵官營”時，就出現(xiàn)了“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nóng)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鹽鐵論.水旱篇》)的問題。

那些商人們借著手中對于鹽、鐵的壟斷，仗著百姓只能從他們那里拿到鹽、鐵，他們偷工減料、以次充好，把最差的賣給百姓，但給的價格卻是最貴的價格，百姓為此是被他們弄得是苦不堪言。百姓用最貴的價格，買來的卻是最鈍的刀，連割草都割不了，百姓每天都必須付出成倍的時間才能完全田間的工作，可最后獲得的利益卻反而變的更少，你說百姓的生活被這些商人都弄成什么樣了?真的是“百姓苦之矣”。

商人為官，以權謀私，大發(fā)橫財?shù)氖虑樵谖涞鄢菍映霾桓F，就連武帝的近臣桑弘羊也不例外?！敖窆涮幾鹞?，執(zhí)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勞于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后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厚于民，而嚴刑罰于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zhí)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zhí)事富貴而多患也?！?《鹽鐵論.國疾篇》)。

當時在鹽鐵會議上，賢良文學就直指桑弘羊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私家累萬金，而當時的桑弘羊卻只能是“悒悒而不言也”(《鹽鐵論.國疾篇》)，可想而知桑弘羊是有多么的心虛，想來賢良文學所說句句屬實，致使桑弘羊都沒有反駁的勇氣了。想想看，連身處高位的桑弘羊都是如此，更何況是底層的那些低級的商人官員呢?

只能說武帝用商人做官，那些商人雖富了漢朝的國庫，但底層的百姓卻并沒有因此變富，反而是被那些以權謀私的商人官員弄的是更加的貧陋困窮。而武帝朝雖從他們的身上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不但做到了“都內充殷，取贍郊野”(《史記.平準書》)，也成功的遏制出了西漢國勢的衰退。但是自武帝之后，“商人為官”卻開始給西漢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這些商人將那股貪財好利的不良風氣帶入到了西漢的官場之上，從此西漢的吏治開始變得越發(fā)的腐敗，他們生活奢侈，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對西漢的吏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雖然武帝后期，漢武帝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如在地方上設立“州刺史”監(jiān)察百官等，但這些舉措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商人給西漢官場帶來的吏治腐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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