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任隊長
清朝咸豐九年(1859),李鴻章經(jīng)兄長引薦入曾國藩湘軍幕府,協(xié)辦軍務,與已定都天京(今南京)的太平天國作戰(zhàn)。
次年,太平軍攻克蘇州,直接威脅到上海(時名松江府)的清朝官紳和駐滬外國列強。署理江蘇布政使吳煦,和買辦出身的蘇松糧道楊坊,遂雇傭美國人華爾(F.T.Ward)組成“洋槍隊”,與太平軍作戰(zhàn)。因武器先進、指揮得力,“洋槍隊”戰(zhàn)績頗佳。
同治元年(1862)初,時任江蘇巡撫薛煥,批準“洋槍隊”更名為“常勝軍”,由吳煦任督帶,楊坊會同華爾為管帶,實際上指揮權仍歸華爾。
同年中,李鴻章由兩江總督曾國藩保舉,率新近組建的淮軍,履新江蘇巡撫。對于“借師助剿”策略,他是積極支持的。
但以“理學”著稱的曾國藩,卻有保留意見,對華爾頗為反感。李鴻章特致信直接上司,陳明“全神籠絡”華爾,實為要“常勝軍”為官府賣命、與洋人建立良好關系,同時打壓非曾、李嫡系的吳煦。由是得到恩師的認可。
是年秋,“常勝軍”與太平天國戰(zhàn)斗于浙江慈溪,第一任隊長華爾陣亡。
二、第二任隊長
華爾死后,美國人白齊文(H.A.Burgevine)接任“常勝軍”管帶。這第二任隊長更為跋扈,與吳煦、楊坊也漸生裂痕,竟然于同治二年(1863)初,毆傷楊坊,搶走餉銀。
李鴻章借此將白齊文革職,且一并處置了異己人士吳煦、楊坊。經(jīng)中外方多次磋商,由英國人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常勝軍”新管帶。
當年夏,心有不甘的白齊文投奔了太平天國,在蘇州得到慕王譚紹光的接見,還改名為“白聚文”。隨后白齊文召集舊部,搶奪清軍炮船,設法購買軍火,在天京拜見忠王李秀成,也得到了很高禮遇。
此間,太平天國在與湘軍、淮軍和“常勝軍”的對峙中,愈來愈處于下風。加之白齊文舊疾復發(fā),所能夠指揮的隊伍有限,而放棄蘇州、天京,全力北伐的正確策略,又不被洪秀全所采納。故而在報經(jīng)譚紹光批準后,他解散了所轄部屬。
譚紹光在確認戈登給予安全保證之后,禮送白齊文赴滬就醫(yī)。到達上海,白齊文在英文報紙發(fā)文,聲明絲毫沒有背叛太平天國。美國領事?lián)乃偕欠?,將其送至日本治療,不許返華。
在天京被清軍攻破之際,白齊文潛回中國,招兵備械,意圖支援,這讓官府頗為緊張。同治四年(1865)春,白齊文聽說太平軍余部在福建漳州駐兵,即前往投奔,被已得到消息的清廷廈門海關俘獲。
白齊文被抓,消除了李鴻章和左宗棠(時任閩浙總督)的一個心頭之患。同年6月,在自福州押解至蘇州的途中,白齊文于浙江省蘭溪縣“舟覆溺斃”。
三、第三任隊長
同治二年(1863)秋,李鴻章率淮軍和“常勝軍”兵臨蘇州城下。幾次進攻受阻后,李鴻章決定“智取”。
“常勝軍”第三任隊長戈登,通過間諜了解到,參與守城的太平天國納王郜永寬等人,與主帥譚紹光素來不睦,遂定下招降納王之計,為李鴻章所采納。
幾番密談后,雙方達成投降契約,納王刺殺譚紹光、獻城降清,官府則保全郜及部下性命并予以封賞,戈登作為擔保人。不久,郜永寬等人趁城內(nèi)議事之際,刺殺了慕王譚紹光,打開蘇州城門迎接清軍,太平天國第二重鎮(zhèn)就此陷落。
但是,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戈登的意料。李鴻章在營中設計殺死郜永寬等八名降將,并進一步誅殺了城內(nèi)數(shù)萬已放下武器、毫無防備的太平軍。
李鴻章的背信殺降,徹底激怒了招降計劃的“擔保人”戈登。在攜槍到處找李鴻章算賬未果后,戈登聲明要其下臺,否則就率“常勝軍”反攻淮軍,交還太平軍已占城池。李鴻章則在上報朝廷的奏折中,就此事做了百般辯解。
接著,戈登公開拒絕清廷的萬兩賞銀和頭等功牌,并拒收李鴻章事先承諾的七萬洋銀犒賞。數(shù)月之后,清軍攻陷常州,“常勝軍”解散,部分精銳和大部裝備編入淮軍。戈登返回英國之時,仍然拒收賞銀。
此后,戈登與李鴻章未再謀面。戈登憑籍在中國獲得的巨大聲譽,后來在非洲做了“全蘇丹總督”,最終于1885年戰(zhàn)死于喀土穆。
四、“迂腐”與“變通”
金田起義后,太平軍對八旗和綠營的摧枯拉朽之勢,證明了清廷正規(guī)軍隊的腐敗沒落和不堪一擊。湘軍、淮軍等民間武裝隨之興起。“洋槍隊”應運而生,與此同理。
在接觸第一任隊長華爾之初,李鴻章也循“天朝上國”的慣常思維,認為其為“蠢然一物”,而“常勝軍”“均系外國流氓”。但現(xiàn)實中的作戰(zhàn)成果,卻令巡撫大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李鴻章系道光二十七年(1847)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朝廷高級文秘),可謂少年得志。但直到咸豐九年入曾幕之前,事業(yè)上無甚建樹,“書劍飄零舊酒徒”是其自嘲寫照。
然而李鴻章并非一介迂腐書生。作為剛剛“自立門戶”、負有守土之責的封疆大吏,他主動摒棄“仇夷”思維,忘掉圓明園被焚之恥,選擇“變通”策略,積極與“常勝軍”合作。在抵滬之初能容忍華爾的無理拒見,也就順理成章了。
反觀華爾,出身于美國西部牛仔,能在不長的時間內(nèi)打造出一支近代化軍隊,在邏輯上也斷不可說他僅是一個西洋無賴,因為一定的軍事專長和管理才能是必須具備的。身為雇傭軍的首腦,在大雇主李鴻章面前保持桀驁不馴的“本性”,倒可以評價為“迂腐”了。
第二任隊長白齊文的“堅定”立場和人生際遇,更能凸顯李鴻章截然相反的“變通”思維。
在雇傭軍合約的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拖延付費顯然更符合雇主一方的利益訴求。這是白齊文傷人搶餉的客觀原因。在被李鴻章解職后,白齊文轉投戰(zhàn)爭市場中另一“大客戶”太平天國,如愿謀到一份更好的雇傭軍合約。
先是鎮(zhèn)守蘇州的慕王譚紹光,接納他成為太平軍的“洋兄弟”,后在天京得到忠王李秀成的禮遇,又組建了自己的小支部隊。此時的白齊文應該在精神和物質(zhì)兩個層面,得到了官府所未能給予的滿足。也可推測,太平天國“履行合約”情況,較之于清廷要好很多。
基于“誠信”履約的“迂腐”觀念,亦或是出于報答“知遇”之恩,因戰(zhàn)爭形勢惡化和個人病痛原因,白齊文在遣散隊伍,冒險返回上海后,登報聲明從未背叛太平天國。這讓李鴻章們情何以堪?在日本治病期間,更是多次潛回中國,直至積極投奔太平軍余部時被俘。
白齊文于押送途中船沉淹死,到底是意外事件還是人為所致?充滿懸疑。而李鴻章的“嫌疑”不小,因為他有動機、有條件,也比較符合“情理”和邏輯,當然這并無確鑿史料予以證實。
第三任隊長戈登在蘇州殺降事件后,與李鴻章的激烈對立,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軍人的強烈榮辱觀和西方社會的守諾理念。他最終命喪非洲喀土穆,也與此“迂腐”信念有關。
彼時駐滬的外國領事館,代表西方列強和外國僑民,簽署了一份決議文件,嚴厲譴責李鴻章,指責其殺降是對人性的徹底背叛。清廷之內(nèi)也有官員看不過如此“變通”,上折要求處理李鴻章。
由是觀之,李鴻章最終以晚清“裱糊匠”聞名于世,位居“第一重臣”,功業(yè)超出乃師曾國藩,與其稔熟“變通”、奉行“痞子手段”(雷頤語)有莫大關系。其身前生后的質(zhì)疑和毀謗,也是無法避免的了。
故《清史稿》論曰:“生平以天下為己任,忍辱負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氣自喜,好以利祿驅眾,志節(jié)之士多不樂為用,緩急莫恃,卒致敗誤。疑謗之起,抑豈無因哉?”
五、后人評說
當然,前述隊長們的所作所為,背靠殖民主義列強,視生靈如草芥,最終為謀取一己私利,損害清廷主權和帝國利益,應予指摘,也是毋庸置疑的。
不過,李、曾、左、張之洞中興四大名臣,挽朝廷于既倒,延續(xù)大清半個世紀的國祚,對于當時世人和中華民族而言,幸也不幸?只能見仁見智了……
最后附帶說明一點,李、曾、左、張四人均為彼時科舉制下的知識精英,“學歷最低”的左宗棠是舉人,其余三人均為進士——張之洞還是同治二年(1863)的探花。
2017年,那張著名的互聯(lián)網(wǎng)大佬烏鎮(zhèn)聚餐照,再次向公眾展示了學霸們的功成名就和惺惺相惜。
太陽底下無新鮮事,“讀書無用論”可休矣。
提起近代中日關系,大多數(shù)人都把目光聚焦在為洋務運動埋下伏筆的甲午戰(zhàn)爭。相比之下,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被嚴重低估。事實上,它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這種影響,尤其是在一個人身上。當別人只知道罵人的時候,他抓住機會重新打造一個新的軍事王國!
他就是——年的李鴻章,提出了“三千年不遇的變局”。
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徹底改變了清朝的權力結構,誕生了一批地方漢族勢力。當對手被壓制的時候,你們這些看似風光無限的大男人隨時會面臨滅頂之災。曾國藩的湘軍走上了復員的老路,而李鴻章在鎮(zhèn)壓捻軍等內(nèi)部勢力后,借助天津教案成功執(zhí)掌直隸、北洋,暫時解決了淮軍前途的問題。然而,這畢竟只是應急措施。淮軍未能獲得官銜,明軍等精銳部隊仍面臨裁撤壓力。
李鴻章的計劃是以淮軍取代綠營,改革軍制,使之成為對抗西方列強的主要軍事力量,即建立以淮軍為核心的國防體系。但朝廷不愿表態(tài),曾國藩的去世讓李鴻章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政治盟友??上攵麎毫艽蟆jP鍵是淮軍中以劉銘傳為首的將領一直想著退位,李鴻章不愿意看到精銳部隊繼續(xù)消耗在平叛中!
矛盾在哪里?綠營。雖然早已失去戰(zhàn)斗力,但卻有清廷的正式成立。相反,淮軍是體制外的非正規(guī)部隊。一般來說,一個是親生的,一個是領養(yǎng)的。
戰(zhàn)時軍隊雙軌制怎么解決,法院也很頭疼,想撞墻。改造綠營,沒有效果;重用淮軍,你不放心。云南巡撫提出“變勇為兵”的主張,其實是不可行的。一則沒有那么多工作,二則相當于回到了舊的軍隊體制。
李鴻章也特別反對恢復舊的軍事制度,這很嚇人:
“不變的軍事制度,我叫過去搞軍事活動沒用。今朝以舊制為據(jù),軍務猶在章,是以使其危?!?br>
雖然一百人都不愿意裁撤淮軍,但李鴻章在巨大的壓力下,特別是軍餉的困難,不得不做出妥協(xié),做好了接受現(xiàn)實的準備。他給李寫信說:
“可是舊部的淮軍,分布在各省,很難撤,身邊又沒有人照顧,又怕撤不合適。每一個想法都勢不可擋。若能撤而返朝,或歸官邸,則身心俱疲?!?br>
就在李鴻章左右為難,準備放棄一部分淮軍的時候,日軍侵臺事件爆發(fā)了,給整個局勢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歷史,永遠充滿戲劇性,和小說電影一樣精彩!
宰相衙門
李鴻章早就收到了關于日本準備入侵臺灣省的密報,只是他不相信日本人會這么做。沒想到,形勢急轉直下,日本兵在牡丹社登陸。沈葆楨受清廷委派,處理臺灣省等地的海防,全權負責危機。
李鴻章作為北洋大臣,與此事沒有直接關系,但有義務提供協(xié)助。在沈葆楨的應對方案中,也明確提出調(diào)動直隸、江蘇等艦協(xié)助防御。到達臺灣省后,沈葆楨給李鴻章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第七次
沈葆楨的信讓李鴻章眼前一亮。他已經(jīng)預感到,淮軍實現(xiàn)華麗轉身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就在眼前,必須牢牢抓??!盡管內(nèi)心狂喜,但經(jīng)驗豐富的李鴻章在回信中并未提出任何軍事援助,只是說福建洋槍太少,不足以對抗日軍。他在等,等沈葆楨上了法庭,然后主動提出援助,所以順理成章。
沈葆楨很快就打起來,聲稱福建只有幾個陸勇,臺灣省只有兩個營,防御不足,打算招兵設防。李鴻章得到消息后,立即上書沈葆楨,說“赤手空拳能嚇賊”,他要出動洋槍隊。放眼國內(nèi),淮軍無疑是第一個走在洋務前列的,推薦了幾位將軍。同時,他說金陵和天津機器局可以提供軍火。
在沒有得到沈葆楨回復的情況下,李鴻章致函江蘇巡撫張樹聲、兩江總督李宗羲,透露了提前援臺的消息。一席話,透露出淮軍大翻身的興奮之情:
“我弟久患,敢突議廢之,尤恐眾聒噪?!?br>
我的意思是,李鴻章之所以同意裁撤淮軍,是因為我受夠了朝廷的孫子幫的聒噪。
接著,他給丞相衙門去了一封信,陳述了援臺和加強戰(zhàn)備的重要性。
后來,他又給沈葆楨寫信,說明援臺一事已傳達到總理衙門和兩任總督,并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真實意圖:
“我軍為了省錢準備逐步廢除,臺灣省的消息暫停。除了晉軍數(shù)千人留在魏集府,陜西數(shù)千人相距甚遠。然而,唐俊的侯定奎駐扎在徐州的閑置土地上,他仍然是一支大槍隊。雖然不敢習慣打架,但還是能稍微幫幫他的氣勢。”
他甚至對陜西巡撫說,如果中日談判失敗,就派明軍十三營去“準備開船援助”。
經(jīng)過幾天焦急的等待,沈葆楨終于回信了,但只字不提借兵的事。這是因為,當時信息傳遞比較慢,沈葆楨回信時沒有收到李鴻章的第二封信。在這種情況下,沈葆楨上了法庭,要求北洋和南洋洋槍隊幫助臺灣。也就是說,在借兵這件事上,兩者其實不謀而合。但借調(diào)北洋軍隊背離了李鴻章的初衷,他要求朝廷按他的計劃去做,得到了批準。在接到圣旨之前,沈葆楨首先收到了李鴻章的第二封信,信中說:“久旱逢甘霖,我喜出望外。”
李鴻章的調(diào)兵建議之所以得到朝廷的認可,得到沈葆楨的批準,是因為它確實能解決臺灣省的燃眉之急。這是李鴻章能夠“斬獲”的前提!此后,李鴻章因勢利導,一步步成功實現(xiàn)了淮軍的入關東進,化解了裁撤危機。而且他利用日本入侵臺灣的機會,借助總理衙門,在全國掀起了海防大討論,確立了海防的基本國策和制度體系,成功擊潰綠營,可謂一石三鳥。
一言以蔽之,就是:好牛!
項說,日軍侵占臺灣省的一次外交事件被李鴻章抓住,淮軍由臨時的猛將變成正規(guī)的防衛(wèi)力量,這一華麗的轉身,使人不得不佩服其控制和利用局面的能力。正所謂“亂世出強人”,雖然亂世的人不計其數(shù),但能成為強者的卻屈指可數(shù)。原因極其復雜,但你是否懂得“順勢而為”大概才是最重要的!
史學界對李鴻章在洋務運動的貢獻多持肯定意見。李鴻章故居中的李鴻章事跡展對此也褒揚有加。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創(chuàng)造了諸多“中國第一”的歷史記錄:第一家機器制造局、第一家機器織布局、第一家電報局、第一個海軍基地、第一支遠洋海軍、第一支洋槍隊洋炮隊、第一家外文翻譯館、第一條鐵路、第一批官派留學生。這些都是可圈可點的業(yè)績。懷著富國強兵的目的,李鴻章等推動了洋務運動的發(fā)展。這是史家的定論李鴻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務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進士。1853年,在籍辦團練,協(xié)助鎮(zhèn)壓太平軍,屢遭失敗,投靠曾國藩當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軍編制,組織淮軍。1862年4月,李鴻章和他的淮軍調(diào)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代理江蘇巡撫。在上海,李鴻章雇用外國侵略軍頭目訓練淮軍,招募外國工匠制造軍火,加強了淮軍的反動力量。1862年,淮軍配合“常勝軍”在江浙地區(qū)屠殺太平軍。1865年,清政府派李鴻章任兩江總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去鎮(zhèn)壓捻軍。鎮(zhèn)壓捻軍起義以后,淮軍勢力越來越大,大批淮軍盤踞在長江中游,另一部分淮軍駐扎在直隸、山東等地。李鴻章的勢力遍及了長江和黃河一帶。1870年,在曾國藩推薦下,李鴻章代替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軍事、經(jīng)濟、外交等大權,成為反動統(tǒng)治階級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從70年代開始,他陸續(xù)開辦軍火工廠和籌建北洋海軍,同時,又開辦一些民用工業(yè),如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天津電報局、津榆鐵路、上海織布局等。對于外國侵略,他一貫妥協(xié)退讓,投降賣國。從19世紀70年代起到他臨死前,清政府同外國侵略者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賣國條約,大多是他直接參與或親手簽訂的。如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在90年代,他先后兩次被沙俄以總計350萬盧布的巨額賄賂所收買,與沙俄簽訂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中俄密約》和《旅大租地條約》。
清軍武器已經(jīng)足夠先進
清朝末年統(tǒng)治者昏庸無能,導致國家危機,列強入侵,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社會性質(zhì)急劇轉變,開始淪為殖民地,滿清落后的大刀長矛在帝國主義的槍炮面前不堪一擊,戰(zhàn)爭的潰敗讓列強們看到了中國的落后,那里正有數(shù)不清的寶藏等著他們?nèi)寠Z,紛紛動用武力入侵,前后幾次戰(zhàn)爭讓清政府陷入了統(tǒng)治危機。
很多人都說清朝是從中央腐敗開始落后的,那么軍隊是否也是如此呢?賴以生存的保障是如何一步步瓦解的呢?
曾經(jīng)一檔訪問節(jié)目中談到,滿清士兵守衛(wèi)京師時的慘狀,雖然封建歷史很早就有了火器,但是清朝依舊是以冷兵器為主,最有效地打擊手段依舊是長矛與弓箭,稍微好一點的也就是“抬槍”,雖說是火器,威力相比列強來說要差了很多,射擊速度非常慢,威力小,甚至還需要兩個人才能操作,十分繁瑣。
戰(zhàn)場局勢稍縱即逝,因此許多士兵寧愿使用大刀長矛,也不愿用這種落后的槍支,具體使用時需要實現(xiàn)準備好火藥,因為是前發(fā)槍支,需要人把火藥從槍口出填入,很多時候不注意會掉落許多火藥,時間一長身邊散落的眾多火藥,一旦被流彈集中會瞬間引燃,造成危害。
面對裝配現(xiàn)代武器的外國聯(lián)軍,清軍士兵雖然裝備落后,但是身后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是自己賴以生存的土地,因此作戰(zhàn)十分勇敢,毫不畏懼,但是實力上的差距不是士氣就能改變的,膽子再大也沒有用處,最終聯(lián)軍還是一路長驅直入,殺入北京城,肆意搶奪。
從這就能看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大多數(shù)人看到這都會以為,武器裝備上的差距是清軍落敗的直接原因,然而實際情況真的是這樣嗎?
在美國一所軍事博物館中,陳列著一挺年代久遠機關槍,根據(jù)描述可以得知,這挺機關槍是八國聯(lián)軍入侵中國時,繳獲得來的,自然不是從“同行”手里搶來的,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原本是清朝的東西,而且還是成編制的上百挺機槍。
很多人都會感到吃驚,清軍不是以冷兵器為主嘛?那么這些機槍到底是從何處而來呢?帶著這個疑問,專家們仔細翻閱西方這一階段的史料,終于發(fā)現(xiàn)原來我們對清朝的認識存在很多誤區(qū),下意識認為的事情并不是真實的歷史。
晚清時期清政府為了平定各地叛亂,訓練了許多“新式”軍隊,甚至打造出了近代第一支水師部隊,從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開始,軍隊就已經(jīng)在尋求轉型,冷兵器逐漸被遺棄,所用的都是從世界上采集而來的先進武器,曾國藩在組建軍隊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了這些士兵多是臨時招募,魚龍混雜,沒有戰(zhàn)斗經(jīng)驗。
想要肉搏根本無法對抗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起義軍,更別說是西方軍隊了,當時李鴻章組建的洋槍隊表現(xiàn)出色,給了曾國藩啟發(fā),隨后曾國藩籌集資金購買了西方先進槍炮,裝備到自己的隊伍中,面對太平天國軍隊時,曾國藩等人深切感受到了火器帶來的巨大優(yōu)勢,因此達成一致,只要世界上研制出了新武器,不惜一切代價都要購買回來。
左宗棠對抗回民時,率領的軍隊也是裝備洋槍洋炮的“新軍”,回民民風兇悍,戰(zhàn)斗力極強,然而憑借裝備上的巨大差異,左宗棠輕輕松松的消滅了回民騎兵,消除了當?shù)嘏褋y,據(jù)說在這場戰(zhàn)斗中,英國人偷偷支援了回民許多武器,卻依舊沒有抵抗的余地,因此許多英國軍官認為,左宗棠當時裝備的武器要比英軍更為先進。
當然在對外作戰(zhàn)上,這支部隊也有過突出表現(xiàn),中法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正是左宗棠曾率領的這支部隊,憑借強大的火力,打退了法國人的沖擊,一度逼得法國人潰不成軍,講到這很多人都會驚訝了,似乎與我們平時的認識不同,因為洋槍洋炮取得的戰(zhàn)果有目共睹,清政府開始大量購置國外先進武器,由此還掀起了“洋務運動”。
甲午戰(zhàn)爭之前,清朝正在全面推行現(xiàn)代化改革,各地部隊都開始裝備槍炮,所建造的戰(zhàn)艦在亞洲赫赫有名,據(jù)說海戰(zhàn)前期,清朝軍艦一度逼近日本長崎,士兵與與日本人爆發(fā)激烈沖突,雙方互有勝負,等到清軍將艦艇上的火炮對戰(zhàn)日本人后,直接把他們嚇蒙了。
北洋水師看家法寶,鎮(zhèn)遠艦和定遠艦是當時亞洲最大的軍艦,裝備德國克虜伯亞發(fā)的305毫米膛炮,37毫米哈乞開斯機關炮和速射炮,另外還可以發(fā)射魚雷,整個艦艇總計22門火炮,名副其實的第一“軍艦”。
實際上清軍武器已經(jīng)足夠先進,為什么一直會有一種落后的認知呢?現(xiàn)在看來多數(shù)原因是洋務大臣們?yōu)榱讼虺⒁嗟能娰M,故意夸大敵我雙方之間的差距,何況這些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隱瞞實際戰(zhàn)場情況,很多時候都會把自己描述成以弱勝強的勇士。
造成了中外歷史存在很大差別,有時候武器裝備也不是戰(zhàn)爭的決定性因素,更多的是一個國家和個人的整體素質(zhì),僧格林沁曾用騎兵輕松戰(zhàn)勝了太平軍,面對外敵的時候,他同樣想用騎兵去對抗,然而損失卻十分慘重,導致敵軍攻入京城,皇帝被迫逃走,此后遭到清政府冷落,甚至逼迫他戰(zhàn)死沙場效命。
客觀來說戰(zhàn)敗責任不能歸咎到一個人身上,李鴻章等人從他身上看到了問題,因此不斷購買武器,利用火力進行壓制,發(fā)展到后期,由清王朝直接管轄的軍隊所剩無幾,只能依靠這些手握兵權的大臣們保護,因此給他們高官厚祿。
內(nèi)戰(zhàn)的眾多勝利,讓清軍積攢了不少戰(zhàn)斗經(jīng)驗,整體處于上升水平,但是清政府一有點成績就會洋洋得意,等到日本經(jīng)過明治維新以后,國力得到迅速發(fā)展,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以后,足以與清軍進行抗衡,海戰(zhàn)雖然失敗,但是陸戰(zhàn)清軍依舊有能力抗衡,只是李鴻章等人不想再打了,這些士兵是他保命的老本,如果打光了,自己也就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僧格林沁的慘劇勢必會落得自己頭上。
令人憤慨的不是打不過,而是明明有能力卻不去拼,一個龐大的國家,人人都在為自己的利益擔憂,不需要外敵入侵,自己就會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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