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5000年歷史,最不缺的就是各種文學作品。尤以志怪小說作為民間各種文學改編版本流傳最廣的一個類型大放光彩。畢竟5000年歷史中,數(shù)不清的各色經(jīng)歷奇特的人物和各地精彩異常的民間風俗不斷涌現(xiàn)。而且,國人自古以來,就對民間故事呈現(xiàn)出不同一般的喜愛。下面簡單盤點一下那些令人拍案叫絕的志怪小說,個人向僅做參考
1西游記
作為名氣最大而且流傳最廣的神怪小說,西游記只要是中國人都不會對這部文學巨著陌生。作為中國歷史上真實事件的改編演義,吳承恩老先生在前人關(guān)于三藏法師西去天竺拜求真經(jīng)故事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性的將取經(jīng)故事的主角讓位給一個并不存在的虛擬角色孫悟空,然后得以讓這部小說發(fā)揚光大,著實是了不起。而吳承恩老先生也完美詮釋了這句話-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事。而西游記也有幸和明朝同時代的三國演義,水滸傳并列為四大名著,吳老先生功不可沒。當然西游記也成為了無數(shù)人的童年經(jīng)典,同樣也要感謝當年以楊潔導(dǎo)演為首的主創(chuàng)團隊,為大家呈現(xiàn)了一部完美還原小說,并契合度超高的文學作品改編的影視作品典范,至今無人超越。同樣也要感謝在那個物質(zhì)貧乏年代,卻精益求精的老一輩優(yōu)秀藝術(shù)表演家們的辛勤勞動,為我們留下了一段經(jīng)典回憶。
2搜神記
如果還記得中學歷史語文所教授的內(nèi)容,搜神記也是一部為不少中國人熟悉的文學作品。書中收錄了諸如干將莫邪,董永與七仙女,嫦娥奔月,黃雀報恩等等這些國人耳熟能詳?shù)拿耖g傳說。成于東晉年間,作者干寶將當時流傳的不少民間故事收錄其中,而且也將先秦兩漢之際的不少優(yōu)秀志怪文學作品收錄其中。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光怪陸離,奇特紛呈的神奇世界。而且對后世的一些神怪小說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上啟秦漢,下承唐宋,開一代之先河。
3太平廣記
成書與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按題材分為92類﹐又分150余細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55卷,女仙15卷,報應(yīng)33卷,神25卷,鬼40卷,此書基本上是一部按類編纂的古代故事總集。收錄了不少之前失傳的六朝唐代傳奇,《李娃傳》、《柳氏傳》、《無雙傳》、《霍小玉傳》、《鶯鶯傳》等傳奇名篇。魯迅先生對這本書就比較看重,并親自點評過。
4山海經(jīng)
中國古代一部出色的志怪古籍,成書實際時間不詳,原書22篇,共藏山經(jīng)5篇、海外經(jīng)4篇、海內(nèi)經(jīng)5篇、大荒經(jīng)4篇。《漢書·藝文志》作13篇。主要涉及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記錄了各種未知生物、風俗地理、神話傳說、奇珍異獸,是中國的一大奇書。不少后世非現(xiàn)實題材小說都取材于此,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精衛(wèi)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神話故事和寓言小說也都出自于此。讀完此書,會讓人不得不由衷贊嘆古人天馬行空的想象力。
5封神演義
封神榜的故事毋庸置疑,也是很多國人從小到大耳熟能詳?shù)墓适铝?,哪吒割肉還父,比干剖心自證,紂王逼反黃飛虎,武王姬發(fā)率眾伐商等等歷史史實再輔以神話風格,就成就了封神演義這部巨作,許仲琳用他那天馬行空的想象力描述了一個光怪陸離而又精彩紛呈的世界。在商末亂世里,無數(shù)勤苦修煉的修真異人為了匡扶正道,紛紛下山投入到商周大戰(zhàn)之中,演繹了無數(shù)斗法,背叛,親情,友情,愛情,也鑄造了很多人難以磨滅的童年。
6聊齋志異
作為入選中學語文教材的聊齋也算是知名度很大了,聊齋先生蒲松林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先生科舉失意但卻成就了千古名著,想來也應(yīng)含笑九泉了。聊齋繼承了前人志怪小說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短小精悍。在不多的字數(shù)里娓娓道來一段段精彩紛呈的故事,讓人欲罷不能。
歐陽?。骸吨袊≌f史略》論斷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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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小說史略》的論斷,胡適贊以“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斷制也甚謹嚴”(《〈白話文學史〉自序》),鄭振鐸贊以“打定了基礎(chǔ),搜齊了材料,然后經(jīng)過尖銳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而以公平的態(tài)度下判斷,不麻胡,不茍且”(《魯迅的治學精神》),阿英贊以“于簡略敘述見繁復(fù)事態(tài),于一二語中論斷全文,簡當中肯,往往而然”(《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論斷是什么?阿英概括為“探索傾向影響,闡明藝術(shù)特征”(《關(guān)于〈中國小說史略〉》),用魯迅《史略》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上)的話,則是揭示“意象”與“文辭”。前者指內(nèi)容或思想的評判,后者指形式或藝術(shù)的評判,構(gòu)成其價值取向論證判斷的兩翼。
在受到學人交口稱賞的同時,胡適“論斷太少”的評語,又道出了一致感到的缺憾。關(guān)于這點,魯迅在給胡適的信中亦表認可:“《小說史略》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於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見1923年12月31日胡適日記)所謂“少”,一是用字少,論斷用語偏于簡略;一是數(shù)量少,許多作品的論斷處于缺位狀態(tài)。對此,人們又有不同的理解。
關(guān)于用字之少,盡管魯迅說過“好象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二心集〉序言》)的話,學界中人仍多認為,《史略》的論斷,好就好在“少”上。他們說,用字之“簡”,體現(xiàn)了內(nèi)涵之“精”。精湛卓絕,警策獨到,正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如第七篇“《世說新語》與其前后”之論《世說新語》,斷以“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之論《李娃傳》,斷以“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纏綿可觀”;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之論《蕩寇志》,斷以“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之論《儒林外史》,斷以“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三言兩語之中,蘊涵著無窮精義,顯示出建立于文學家眼光與現(xiàn)代文學意識基礎(chǔ)上的洞察力和卓見遠識,向被視為《史略》的亮點與精粹,成為繼續(xù)思考的原點與不厭其煩的引用對象。
至于論斷之缺位,以顧炎武“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錄·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之語衡之,似恰合乎傳統(tǒng)之史例。故有人說,不作價值評估和判斷,只作事實縷述和梳理,正是《史略》的高明處。也有人說,吝于論斷固是缺點,但幸好保持了冷靜:“因為以魯迅在雜文中表現(xiàn)的猛烈炮火而言,若在小說史的學術(shù)著作出現(xiàn),恐怕會如同魯迅自己所預(yù)見的而成為另種風貌。正因為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的熱情是經(jīng)過冷靜的思考后再度淬煉而顯現(xiàn)出來,所以才更顯得其中魯迅論述的可信與可靠性”。
但論斷過簡,畢竟易于發(fā)生歧義;重要作品論斷之缺位,終不能認為是正常的。須知《中國小說史略》處理的是數(shù)千年中的全部古代小說。據(jù)《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和《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統(tǒng)計,現(xiàn)存文言小說的數(shù)量2184種,現(xiàn)存白話小說的數(shù)量1164種。它們不但數(shù)量多,有的部頭也很大。面對這個現(xiàn)實,就要下決心多讀小說書?!罢摂嗵佟奔仁恰妒仿浴返奶攸c,也是打開《史略》奧秘的關(guān)鍵,從中可以看到一位矛盾的魯迅,一位二律背反的魯迅。
一
郭沫若說,魯迅與王國維的思想歷程和治學方法“令人驚異的相似”:“他們兩位都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對于舊學都在幼年已經(jīng)儲備了相當?shù)姆e蓄,而又同受了相當嚴格的科學訓練。他們想要成為物理學家或醫(yī)學家的志望雖然沒有達到,但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來回治舊學或創(chuàng)作,卻同樣獲得了輝煌的成就”(《歷史人物·魯迅與王國維》)。魯迅與王國維,在引進外來觀念(所謂“科學訓練”和“科學方法”)來“回治舊學”上確有相近之處,但兩人的立足點或出發(fā)點卻完全不同。王國維“古貌古飾,望者輒疑為竺舊自封,顧其頭腦乃純?nèi)粸楝F(xiàn)代的,對于現(xiàn)代文化原動力之科學精神,全部默契,無所抵拒”(梁啟超《國學論叢》第三卷《王靜安先生紀念專號序》),他“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斷《紅樓夢》為“悲劇中之悲劇”,戲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目的是借助中西文化的契合,使傳統(tǒng)文化維系不墜。與偏于“守舊”的王國維不同,魯迅引進西方之意在于除舊。他說:“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人生離開;讀外國書——除了印度——時,時時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然有勸人入世的話,也是僵尸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廢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廢與厭世,所以主張少看或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保ā肚嗄瓯刈x書》)又說:“我們目下當務(wù)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進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宋百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保ā逗鋈幌氲健罚爸鲝埳倏瓷踔敛豢粗袊鴷?、甚至認定“中國古書,葉葉害人”(1919年1月16日致許壽裳信)的魯迅,因了兼職教學的需要,卻要面對大量中國書,來撰寫《中國小說史略》了。為了將一己的主張貫徹下去,就注定不可能揄揚古代小說的價值?!妒仿浴贰罢摂嗵佟痹蛑唬驮谟诖?。
且以對《太平廣記》的論斷為例?!短綇V記》是古小說的集大成者,全書五百卷,引書四百多種,《史略》論及的唐人小說,多是由《太平廣記》保存下來的,故云:“今頗有留存于《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jù)),實唐代特絕之作也。”具體作品有:《古鏡記》(《廣記》二百三十)、《補江總白猿傳》(《廣記》四百四十四)、《枕中記》(《廣記》八十二)、《任氏傳》(《廣記》四百五十二)、《湘中怨》《異夢錄》《秦夢記》(《廣記》二百八十二及二百九十八)、《長恨歌傳》(《廣記》四百八十六)、《東城老父傳》(《廣記》四百八十五)、《李娃傳》(《廣記》四百八十四)、《鶯鶯傳》(《廣記》四百八十八)、《南柯太守傳》(《廣記》四百七十五)、《謝小娥傳》(《廣記》四百九十一)、《廬江馮媼》(《廣記》三百四十三)、《古岳瀆經(jīng)》(《廣記》四百六十七)、《柳毅傳》(《廣記》四百十九)、《霍小玉傳》(《廣記》四百八十七)、《柳氏傳》(《廣記》四百八十五)、《上清傳》(《廣記》二百七十五)、《無雙傳》(四百八十六)、《非煙傳》(四百九十一)、《楊娼傳》(同上)、《虬髯客傳》(《廣記》一百九十三)、《元無有》(《廣記》三百六十九)、《周秦行紀》(《廣記》四百八十九)、《聶隱娘》(《廣記》一百九十四)等。可見,沒有《太平廣記》,對于唐人小說的研究,就幾乎處于不可措手的地步。而為魯迅推崇的宋代“平話”,即今所謂“白話小說”,亦并非憑空生出來的。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云:“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wù)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笨梢姡未捌皆挕笔鞘艿竭^《太平廣記》滋養(yǎng)的?!短綇V記》在古代小說的崇高地位,輯錄過《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的魯迅,是應(yīng)該有充分認知的。
但《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傳奇文”,陳述史事時強調(diào)的卻是:“宋既平一宇內(nèi),收諸國圖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內(nèi)名士,或宣怨言,遂盡招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書”;《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更直白地說:“此在政府的目的,不過利用這事業(yè),收養(yǎng)名人,以圖減其對于政治上之反動而已,固未嘗有意于文藝”。從動機上貶低某項事業(yè),往往是后人習用的手法,不想于《史略》中亦見之矣。而于此書的價值,則淡淡地說:“《廣記》采摭宏富,用書至三百四十四種,自漢晉至五代之小說家言,本書今已散亡者,往往賴以考見,且分類纂輯,得五十五部,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說所敘,何者為多,蓋不特稗說之淵海,且為文心之統(tǒng)計矣。”這種“無意間”留下古小說林藪論,實際上是頗帶貶意的,證據(jù)即在《破〈唐人說薈〉》中:“我以為《太平廣記》的好處有二,一是從六朝到宋初的小說幾乎全收在內(nèi),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不必別買許多書。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類一類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們看到厭而又厭,對于現(xiàn)在談狐鬼的《太平廣記》的子孫,再沒有拜讀的勇氣?!薄翱吹絽挾謪挕彼莱龅姆锤?,正與“少看甚至不看中國書”的主張相合。
作為古代小說的集大成者,《太平廣記》的價值不僅在“采摭宏富”,更在“分類纂輯”。它第一次對小說遺產(chǎn)進行分類,為小說分類學作出了巨大貢獻?!短綇V記》的分類不光給閱讀提供了方便,更在于它以獨特的分類法,指明了神怪小說的本質(zhì)特征,乃在對于“物”亦即大自然的重視,從而體現(xiàn)了編纂者的獨到眼光。李昉《太平廣記表》說:“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盡萬物之情,足以啟迪聰明,鑒照古今?!薄短綇V記》的分類纂輯,《史略》謂“得五十五部”,乃沿襲前人的錯誤?!短綇V記》五百卷,按題材分為九十一大類,下面又分為一百五十多小類,共約七千篇(則),除第一百六十四卷至二百二卷之“名賢”、“廉儉”、“義氣”、“知人”、“精察”、“俊辯”、“幼敏”、“器量”、“貢舉”、“銓選”、“職官”、“權(quán)幸”、“將帥”、“驍勇”、“豪俠”、“義俠”、“博物”、“文章”、“才名”、“儒行”等卷,及第二百三十五至二百七十五卷之“交友”、“奢侈”、“詭詐”、“諂佞”、“謬誤”、“治生”、“褊急”、“詼諧”“嘲誚”、“嗤鄙”、“無賴”、“輕薄”、“酷暴”、“婦人”、“情感”、“童仆奴婢”是寫人世間諸事外,都是神怪的天地。其中包括“神仙”55卷,“女仙”15卷,“道術(shù)”5卷,“方士”5卷,“異人”6卷,“異僧”12卷,“釋證”3卷,“報應(yīng)”33卷,“徵應(yīng)”11卷,“定數(shù)”15卷,“感應(yīng)”2卷,“讖應(yīng)”1卷,“夢”7卷,“巫厭”1卷,“幻術(shù)”4卷,“妖妄”3卷,“神”25卷,“鬼”40卷,“夜叉”2卷,“神魂”1卷,“妖怪”9卷,“精怪”6卷,“靈異”1卷,“再生”12卷,“悟前生”2卷,“悟前生”2卷,“冢墓”2卷,“雷”3卷,“雨”1卷,“山”1卷,“石”1卷,“水”1卷,“寶”6卷,“草木”12卷,“龍”8卷,“虎”8卷,“畜獸”13卷,“狐”9卷,“蛇”4卷,“禽鳥”4卷,“水族”9卷,“昆蟲”7卷等等,都是帶有神怪性質(zhì)的作品?!短綇V記》將“神仙”與“神”分別開列,是很有見地的?!吧裣伞睂嶋H上是“仙”,“神”字不過是連類而及。仙,從人從山,即山中修煉而得“道”之人,《釋名·釋長幼》曰:“老而不死曰仙?!倍吧瘛?,則是由世上的萬物生發(fā)變化而成的,將它們區(qū)分開來,具有特殊意義。尤其重要的是,山、石、水,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必要的生存環(huán)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前提,這一列目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大的突破。草木(又分為木、草、草花、木花、果、菜、五谷、茶荈、芝、苔、香藥等)、畜獸(又分為牛、馬、駱駝、騾、驢、犬、羊、豕、貓、鼠、鼠狼、獅子、犀、象、狼、鹿、兔、猿、獼猴、猩猩、狨及專門列目的狐、虎)、禽鳥(又分鳳、鸞、鶴、鵠、鸚鵡、鷹、鷂、鶻、孔雀、燕、鷓鴣、鵲,雞、鵝、鷺、雁、雀、烏、梟、等),以及水族和昆蟲等類別的分立,包容了眾多的以生物為主角的故事,可以說將中國古代神怪小說的精華,囊括無遺,真正做到了“以盡萬物之情”,確立了《太平廣記》在中國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魯迅雖談到《太平廣記》的分類,但沒有抓到問題的實質(zhì);對“物”的輕視,使他與《太平廣記》的真價值失之交臂。
對于宋代文人如洪邁的《夷堅志》,斷之為“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敘,與《稽神錄》略同”。其實,《夷堅志》并非“獨以著者之名與卷帙之多稱于世”,其巨大價值歷來備受推崇。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國,掌訝者問《夷堅》自《丁志》后曾更續(xù)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賓退錄》卷八),可見《夷堅志》在北方的影響。陸游《題〈夷堅志〉后》云:“筆近反《離騷》,書非《支諾皋》,豈惟堪補史,端足擅文豪。”(《劍南詩稿》卷三十七)王質(zhì)撰《夷堅別志》二十四卷,自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标懶脑础丁匆膱灾尽敌颉犯潛P說:“自來志怪之書,莫古于《山海經(jīng)》,按之理勢,率多荒唐,沿其流者,王嘉之《拾遺》,干寶之《搜神》,敬叔之《異苑》,徐鉉之《稽神》,成式之《雜俎》,最行于時,然多者不過數(shù)百事,少者或僅十馀事,未有卷帙浩瀚如此書之多者也。雖其所載,頗與傳記相似,飾說剽竊,借為談助,支甲序已自言之。至于文思雋永,層出不窮,實非后人所及?!藕跷娜酥苁?,小說之淵海也。”《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所記,皆神怪之事,故以《列子》夷堅為名?!焙檫~自比為與大禹、伯益同時的夷堅,而以其書與專記山川特產(chǎn)與珍禽異獸的《山海經(jīng)》相比肩,“顓以鳩異崇怪”(《夷堅丙志序》),反映了洪邁與正統(tǒng)觀念相異的一面?!妒仿浴穮s強調(diào)它“為晚年遣興之書,始刊于紹興末,絕筆于淳熙初,十馀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備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幾與《太平廣記》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鈔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緣希有見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憙,耄期急于成書,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舊說以投之,至有盈數(shù)卷者,亦不暇刪潤,徑以入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云),蓋意在取盈,不能如本傳所言‘極鬼神事物之變’也?!边@種以“急于成書”、“不暇刪潤”為口實,無視即使按魯迅的標準,其中多有情節(jié)委婉、篇幅曼長的佳作,如《峽山松》、《解三娘》(甲志卷十七)、《張文規(guī)》(乙志卷四)、《榕樹鷺巢》(乙志卷六)、《武夷道人》(乙志卷十二)、《藍姐》(丙志卷十三)、《屈師放鯉》、《汪大郎馬》(丙志卷十九)、《王從事妻》(丁志卷十一)、《張珍奴》(丁志卷十八)、《海山異竹》(支丁卷三)、《孫知縣妻》(支戊卷二)、《嘉州江中鏡》(支戊卷九)、《洞口先生》(支癸卷四)、《義倡傳》(志補卷二)、《華亭道人》(志補卷十二),是極不公允的。
對于《夷堅志》的輕忽,亦與《史略》標榜白話小說之宗旨不協(xié)。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云:“煙粉奇?zhèn)鳎靥N胸次之間;風月須知,只在唇吻之上?!兑膱灾尽窡o有不覽,《琇瑩集》所載皆通。動哨中哨。莫非《東山笑林》;引倬底倬,須還《綠窗新話》?!逼溲浴啊兑膱灾尽窡o所不通”,則早已成“說話人”取材之淵源矣。如《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敘意娘被金兵所擄,自刎而亡,仍念念不忘在江南為官的丈夫,當其魂魄隨丈夫來到江南,發(fā)現(xiàn)丈夫已另尋新歡,于是憤而復(fù)仇?!豆沤裥≌f·楊思溫燕山逢故人》,便是據(jù)此鋪陳衍化出來的,文中且云:“說話的,錯說了。使命入國,豈有出來閑走買酒吃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庇?,《初刻拍案驚奇》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參軍冤報生前》云:“這又一件在宋《夷堅志》上:說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有個富人吳澤,曾做個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云郎……”;《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賈廉訪贗行府牒,商功父陰攝江巡》云:“官人見說,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平胃散,問道:‘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效?’”都是實證,或魯迅因未得目驗《古今小說》與《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故于此不甚留心也。
二
推動北京大學開設(shè)小說課程的,當是胡適的“白話小說正宗論”。他1917年1月1日發(fā)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說:“今人猶有鄙夷白話小說為文學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皆文學正宗,而駢文律詩乃真小道耳?!保ā缎虑嗄辍返诙淼谖逄枺┻@一新的文學觀念,將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變成了一門正經(jīng)學問——“小說學”的對象,且與其時的文化潮流相合,其勢正不可小覷。
魯迅心底于稗官小說原有偏好,憑著輯?!豆判≌f鉤沉》的功力,他方有到北大講學的底氣。從總的趨向看,魯迅與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同盟軍,但對胡適鼓吹的“正宗論”,他卻不愿持“響應(yīng)”的態(tài)度?!吨袊≌f史略》正文有八處引胡適的見解:一處是關(guān)于金圣嘆刊落《水滸》之由的,一處是關(guān)于《西游記》之“復(fù)善諧劇”的,四處是關(guān)于曹雪芹生平考證的,兩處是關(guān)于《鏡花緣》主旨的。其中惟《鏡花緣》命筆之由,引用了胡適“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yīng)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的觀點,旋加補充道:“其于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shè)事端,以寓理想;惜為時勢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國民情,甚受作者嘆羨,然因讓而爭,矯偽已甚,生息此土,則亦勞矣?!彼髞碓凇段以趺醋銎鹦≌f來》中說:“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要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濒斞傅奶厥庑愿窈兔苄睦?,注定他不可能拾“正宗論”之牙慧,而舍棄反對“瞞”與“騙”的文學主張。在對待具體的作家作品——尤其是那些普遍贏得好評的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時,他的做法就是述而不作,縷而不斷。
胡適在1920年7月作《〈水滸傳〉考證》,說:“《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這部書很當?shù)闷鹨粋€閻若璩來替他做一番考證的工夫,很當?shù)闷鹨粋€王念孫來替他做一番訓詁的工夫。我雖然夠不上做這種大事業(yè)——只好讓將來的學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濒斞缸匀徊辉钢貜?fù)這種高調(diào),但胡適“《水滸傳》不是青天白日里從半空中掉下來的,《水滸傳》乃是從南宋初年(西歷十二世紀初年)到明朝中葉(十五世紀末年)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jié)晶”的意見,魯迅講課時卻不能不加采用。胡適所舉《宋史》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三,得出的結(jié)論:“這三條史料可以證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盜?!匀藱M行齊魏,官軍數(shù)萬無敢抗者’——看這些話可見宋江等在當時的威名。這種威名傳播遠近,留傳在民間,越傳越神奇,遂成一種‘梁山泊神話’。”就是《史略》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下)之所本。其以5000字篇幅縷述《水滸傳》,首引《宋史》二十二、三百五十一、三百五十三,皆胡適所曾引者,惟加評議曰:“顧當時雖有此議,而實未行,江等且竟見殺?!庇忠兑膱砸抑尽罚┬推吣陸舨渴汤刹叹雍袷拢朗恰啊兑抑尽烦捎谇蓝?,去宣和六年不過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譴固小說家言,殺降則不容虛造,山濼健兒終局,蓋如是而已?!逼浜诵哪耸亲C明“《水滸》故事亦為南宋以來流行之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耳。其后,引宋遺民龔圣與《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亦為胡適所曾引用者,道是:“于是自有奇聞異說,生于民間,輾轉(zhuǎn)繁變,以成故事,復(fù)經(jīng)好事者掇拾粉飾,而文籍以出。宋遺民龔圣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已云‘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周密《癸辛雜識》續(xù)集上)。”胡適據(jù)此曾發(fā)揮道:
我們看這段話,可見一、南宋民間有一種“宋江故事”流行於“街談巷語”之中;二、宋元之際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傳寫”這種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見黜”;三、那種故事一定是一種“英雄傳奇”,故龔圣與“少年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這種故事的發(fā)生與流傳久遠,決非無因。大概有幾種原因:一、宋江等確有可以流傳民間的事跡與威名;二、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異族手里,故當時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三、南宋政治腐敗,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間都養(yǎng)成一種痛恨惡政治惡官吏的心理,由這種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澤英雄的心理。
但魯迅只落實到“今高李所作雖散失,然足見宋末已有傳寫之書”上,對歷史因由、價值判斷,不置一詞。按李嵩為南宋三朝畫苑著名畫家,他“傳寫”的乃是畫象,魯迅卻誤為“以水滸故事作小說”(此一誤亦出于胡適:“可以證明宋元之際有李嵩、高如等人‘傳寫’梁山泊故事,可見當時除《宣和遺事》之外一定還有許多更詳細的水滸故事”);胡適在認定《宋江三十六人贊》“這種流傳民間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滸傳》的遠祖”后,又“斷定《宣和遺事》記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時代民間通行的小說”,且剖析龔圣與序稱贊宋江“識性超卓,有過人者”,“再看他那些贊的口氣,都有希望草澤英雄出來重扶宋室的意思”,“這便是元朝‘水滸故事’所以非常發(fā)達的原因”。但關(guān)于《宣和遺事》,魯迅只說“《宣和遺事》由鈔撮舊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濼聚義始末,或亦為當時所傳寫者之一種”,并順著文路分析與龔圣與《贊》之不同,把問題引向《水滸》之成書與版本上去了:“意者此種故事,當時載在人口者必甚多,雖或已有種種書本,而失之簡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復(fù)有人起而薈萃取舍之,綴為巨袟,使較有條理,可觀覽,是為后來之大部《水滸傳》?!比缓罂|述版本之差異,得出結(jié)論:“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當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工聞于故老者亦第云羅氏,比郭氏本出,始著耐庵,因疑施乃演為繁本者之托名,當是后起,非古本所有?!蓖ㄆ诠诺涿端疂G》之“意象”與“文辭”,幾乎不曾拈著一字,惟在論郭武定本“于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時,涉及《水滸》所寫乃“強人”:“然破遼故事慮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zhuǎn)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與胡適“《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fā)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fā)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guān)。明初人借他發(fā)揮宿怨,故寫宋江等平四寇立大功之后反被政府陷害謀死。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fā)揮他的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論相比,無疑要遜色得多了。魯迅《水滸傳》論斷之精義,反在第二十七篇“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謂“《三俠五義》為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馀韻,然也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數(shù)語,但在論《水滸》的正文部分,絕無此種意念,亦絕無此種論證。此無他,不愿重復(fù)胡適之高調(diào)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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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一詞始于莊子,漢書藝文志有了小說家之稱,并把民間流傳的奇事逸聞,神話傳說等看作小說,應(yīng)該說班固的這種認識也反映了小說文體觀念的發(fā)展 中國古代小說可上溯至先秦諸子寓言乃至遠古神話,但其并非中國敘事文學的直接源頭,小說的形成更多的是受發(fā)達的史傳文學的影響,先秦歷史散文中大量的傳說,靈怪,異事與確鑿可靠的歷史事實溶為一體,成為后世志怪小說的先驅(qū),而其對歷史人物事件的生動記敘也給了魏晉時代志人小說的出現(xiàn)提供了經(jīng)驗,史記的出現(xiàn),其一些名篇甚至暗合了小說的全部基本要素 志怪小說以搜神記為代表,宗教迷信色彩較濃,鬼怪靈異記載較多 志人小說以世說新語為代表,以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為主要內(nèi)容,多標榜風度,炫耀才學 小說作為一個嚴格的文體概念,形成和成熟應(yīng)在唐代,明清為其繁榮期,中國古代小說的民族特色其基本要素大致有四:相對完整的故事清潔,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合理的虛構(gòu),全知視角的敘事,在唐傳奇出現(xiàn)以前,志怪和志人兩大系統(tǒng)中的作品還比較粗糙,藝術(shù)上不夠精致,作者的意識亦尚未自覺,因此,整個唐前時代都是小說的萌芽生長期
漢魏六朝的小說處于中國小說的萌芽階段。漢以前還沒有小說這一名稱,《莊子·外物》所謂“飾小說以干縣令”,只是指與大道相對的小道,猶如《齊物論》所謂“小言詹詹”。漢代開始有小說家的名稱,最早大概出于劉歆《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因之列為諸子略中的一家,但視之為小道,說是“閭里小知者之所及”?;缸T《新論》也說是“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文選》江淹《雜體詩》李善注引)。當時所謂的小說只是指講小道、小知的“叢殘小語”。先秦作品《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古人都把它看作史地類的書,《四庫全書》才列入小說家類。今本《逸周書》里也有幾篇近似小說的作品,可以說是古小說的淵源。《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小說十五家,都已亡佚。其中有《伊尹說》、《鬻子說》、《黃帝說》、《封禪方說》、《虞初周說》等5種,都以“說”為題,可能是小說的代表作品。還有《青史子》1種,存有幾條佚文,可以大致了解漢代人所謂小說的內(nèi)容?!兑烈f》和《百家》也有佚文可以考見。大體如魯迅所說,“托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謬者也”。
現(xiàn)在所能見到的所謂漢人小說,都不見于漢人的記載,絕大多數(shù)都不是漢人的作品。只有一種據(jù)說是東方朔的《神異經(jīng)》,曾見漢人稱引,但也未必真是東方朔的手筆。這一類作品,唐以前的人都不把它看作小說。在唐人編的《隋書·經(jīng)籍志》里,史部地理類列入《神異經(jīng)》、《海內(nèi)十洲記》,舊事類列入《漢武帝故事》、《西京雜記》,雜傳類列入《漢武帝內(nèi)傳》、《漢武洞冥記》和晉以后的《搜神記》、《搜神后記》、《異苑》、《續(xù)齊諧記》(《舊唐書·經(jīng)籍志》分類略有出入)等,宋朝以后,才把這類書陸續(xù)歸入了小說。到了清人編《四庫全書》時,小說家的范圍更進一步擴大,把野史筆記之類也都列為小說。以上所提作品,現(xiàn)在都看作漢魏六朝的小說了。魯迅所輯的《古小說鉤沉》,也收入了許多雜傳類的書。其中《漢武故事》(即《漢武帝故事》)時代較早,比較接近歷史,有一些傳說性的故事,如漢武帝微行柏谷事,流傳很廣,《資治通鑒》也已采用;又如顏駟對武帝問,也常為人引用?!稘h武故事》也有西王母、東方朔的故事,但是還不像《漢武帝內(nèi)傳》、《漢武洞冥記》那樣具有濃重的方士氣。
隋唐時人對小說的看法,與劉歆、班固有所不同。
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小說類共收書25種,并在附注里記載了一些當時已經(jīng)亡佚的書名。除《燕丹子》和《世說》外,都已失傳了。從書名及佚文看,這類書多數(shù)是雜記瑣事,神怪色彩不多,而且還標榜記事確實。如當時已經(jīng)亡佚的裴啟《語林》,曾被謝安指摘失實,聲譽低落(《世說新語·輕詆》)?!妒勒f》可以說是《語林》的后繼,它和劉峻的注采用了不少《語林》的材料??梢娞瞥郧暗乃^的小說,主要是指野史雜事之類的書。劉知幾在《史通》第十篇《雜述》里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他把這類書分為十種,有稱作“逸事”的《汲冢紀年》、《西京雜記》,有稱作“瑣言”的《世說》、《語林》,有稱作“雜記”的《志怪》(祖臺之)、《搜神記》、《幽明錄》、《異苑》等。盡管史學家們并不看重這類“短部小書”,但還是把它看作史部的一個支派。到了歐陽修編《新唐書·藝文志》時,就把一大批史部雜傳類的書歸入子部小說家了。
《隋書·經(jīng)籍志》所著錄的小說,現(xiàn)存的只有《燕丹子》和《世說》兩種。
《燕丹子》敘述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唐宋以后不為人所注意,清人從《永樂大典》里抄錄出來以后,孫星衍加以???才重新流傳。然而這個故事確曾流傳于漢代,從《風俗通義》、《論衡》等書里都曾述及這點看來,它可能是現(xiàn)存唯一的比較可靠的漢人小說,也是后世講史話本的先驅(qū)?!堆嗟ぷ印返墓适屡c《史記·刺客列傳》所載大體相同,但多出一些神奇的情節(jié),如秦王扣留太子丹,說要等烏白頭、馬生角才放他回國,太子丹仰天長嘆,居然出現(xiàn)了這樣的奇跡。又如太子丹厚待荊軻,和他同案而食,同床而寢,甚至拿黃金給荊軻擲蛙作樂;荊軻想吃馬肝,就把千里馬殺了;荊軻稱贊彈琴的美人手好,就把美人的手斬下來給他。最后刺秦王還有一些驚險的場面。這些情節(jié)很離奇,所以為司馬遷所不取。但是它富有民間文學色彩,已經(jīng)具備了小說的藝術(shù)特征。
《世說新語》是志人小說(亦稱軼事類小說)的代表作?!爸救恕边@個名稱是魯迅從“志怪”推衍出來的。《世說新語》里記載的大部分是魏晉時期達官名士的言行,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36篇。書中所載都是經(jīng)過選擇的精采片斷,特別注意語言的提煉,比一般野史雜事更富于文學性。許多故事只用寥寥幾筆,就勾畫出一個人物形象,有很高的概括力。有些人物的幾個小故事,散見各篇,合起來就可以相當完整地見出一個人的性格。有些故事后來已成為通行的成語典故,如“捉刀人”、“傳神阿堵”、“書空咄咄”、“坦腹東床”等等。
這類小說里還有一些記載笑話的書,如魏邯鄲淳的《笑林》,北齊陽□松的《解頤》(疑即《談藪》),隋魏澹的《笑苑》等。
殷蕓的《小說》是一部匯編前人小說的總集,它就以“小說”命名。故事按時代前后編次,引書注明出處,資料豐富,體例謹嚴,作為輯集古書的依據(jù),可與劉峻的《世說注》相比。但書已散佚,現(xiàn)有魯迅、余嘉錫、唐蘭、周楞伽四家的輯本。
漢魏六朝的小說,還有許多本屬雜傳類的書,多數(shù)帶有神怪色彩,來源于巫和方士的荒唐之言。漢代以后,道教和佛教日益盛行,鬼神迷信的說教更廣為流布,所以志怪的書層出不窮。如祖臺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殖氏的《志怪記》,孔約的《孔氏志怪》,都以“志怪”命名。注重科學的祖沖之,也有《述異記》之作。以志人為主的《世說新語》也有一些神怪色彩,如《文學》篇第一條記馬融轉(zhuǎn)式、鄭玄禳禍的故事,《術(shù)解》篇載郭璞相墓的故事,就近于志怪。不過當時人并不把這類故事當作小說,如干寶《搜神記序》說他寫書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誣”。當時人稱干寶為“鬼之董狐”(《世說新語·排調(diào)》)。
《搜神記》可以說是志怪小說的代表作?,F(xiàn)存20卷本,是明人重新輯集的,已經(jīng)不是原貌,混入了一些可疑的篇章。它匯集了晉以前的奇聞異事,保存了一部分優(yōu)美的神話傳說,如《董永》、《韓憑妻》等,對后世很有影響。其余比較完整的書還有傳為陶潛撰的《搜神后記》、劉敬叔的《異苑》、王嘉的《拾遺記》、吳均的《續(xù)齊諧記》、傳為任□撰的《述異記》等。至于《列異傳》、《幽明錄》、《齊諧記》等,均已散佚,佚文都收集在《古小說鉤沉》一書里。
王嘉的《拾遺記》在志怪小說中較有特色。它按歷史朝代分篇,記載正史以外的遺聞,第十卷為名山記,故事新奇,頗具文采,尤其是蕭綺所撰的錄,文筆華麗,藝術(shù)性較強。還有張華的《博物志》,多記異方殊物、珍禽怪獸及草木蟲魚,也有一些怪誕不經(jīng)的神仙方技的故事。它以“志物”為主,于志人、志怪之外,開辟了《述異記》以至《酉陽雜俎》一派的途徑,所以《隋書·經(jīng)籍志》列為雜家,《舊唐書·經(jīng)籍志》始改入小說家。
佛教盛行之后,志怪與宣揚因果報應(yīng)的說教合流,小說成為宗教宣傳的一種工具。現(xiàn)存的有顏之推的《冤魂志》(一作《還冤志》),已經(jīng)失傳而有佚文可考的還有劉義慶《宣驗記》、王琰《冥祥記》、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等。道家也有這一類作品,如晉王浮的《神異記》,與葛洪《神仙傳》等書并行。
志人和志怪,逐漸統(tǒng)一于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故事性不斷加強,注重意想和文采,這是中國小說歷史發(fā)展的一個方向。志怪雜傳陸續(xù)歸并入小說家,一方面是依據(jù)宋代以來的目錄學家的分類,另一方面是承認中國小說發(fā)展的歷史事實。因為志怪既然是神奇故事,就不免有藝術(shù)虛構(gòu),對后世小說的發(fā)展有積極的影響。正是從六朝的鬼神志怪,孕育出了唐代的傳奇小說。
漢魏六朝小說對后世小說戲曲的影響不可忽視,如《搜神記》中盧汾夢入蟻穴的故事是《南柯太守傳》的先河,胡母班給河伯傳書故事是《柳毅傳》的濫觴,《幽明錄》中石氏女魂遇龐阿故事可以看作《離魂記》的雛形,楊林夢入玉枕的故事(《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三引)可說是《枕中記》的藍本,《搜神后記》中徐玄方女重生故事則是后世《杜麗娘記》和《牡丹亭》的素材。清代蒲松齡創(chuàng)造性地融合志怪和傳奇的藝術(shù)手法,加強了想象和細節(jié)描寫,形成了“用傳奇法,而以志怪”的特色,更是漢魏六朝小說傳統(tǒng)的進一步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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