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與無為：中華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對人類治理體系完善的啟示

道與無為：中華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對人類治理體系完善的啟示

作者：何哲（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摘要：在中國的治理思想中，道家思想毫無疑問是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家不同于以神仙方術為核心的道教，而是以自然、宇宙、社會、萬物有序、演化、無為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完整的華夏原生的世界觀與人生觀。道家思想在整個中華文化中，是整個思想體系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干，儒、法、墨等諸子百家皆根源于道家，而中國化的佛教，也是佛道兩家相互融合的結果。通觀中國歷史，凡是以道家為核心治理思想的時代，皆隱隱有一種人民安樂、百業(yè)興盛、社會諧和的繁勝景象。要理解中華文明的文化和中國傳統治理體系的核心內核，就要理解道家的治理思想是如何在整個社會與治理體系中起到了最核心的價值倫理規(guī)范與個體行為指導作用的。而道家的治理思想，在當前與未來的人類治理體系完善中，亦有著重要的啟示與指引作用。

關鍵詞：道家；思想；治理；啟示

當前人類文明整體正在進入一個巨大的變革時期，對這一時期有不同的稱呼，但其實質是一樣的，也就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社會結構變革、國家關系演化、人與自然的矛盾，人類正在進入一個告別舊時代、通向新未來的新的關鍵歷史階段中。在這一階段，不但要找到人類當前面臨的挑戰(zhàn)的根源，還要找到人類未來治理的關鍵思想和指導原則。對這一問題的探尋，不但要從當代已有的技術和思想入手，還需要逐本溯源，去探尋人類社會共同的本真的思想源頭。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世界眾多的早期文明中，是唯一能夠持續(xù)下來且有著連續(xù)性可信記錄的文明，因此，中華文明也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經受了連續(xù)性的長期自然與社會挑戰(zhàn)的文明，那么這其中背后的奧秘是什么？在中華文明五千年多年的漫長歷史中，演化出了眾多治理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以其歷史的悠久性、思想的博大與包容性，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干思想。道家起源于中華文明，同時也孕育了中華文明，諸子百家也好，以及后續(xù)的諸如佛家等外來思想，皆離不開道家而獨立存在，或者要借助道家的思想融合和傳播。因此，要探尋中華治理文明的核心內核，就需要正視和還原道家思想的本真價值，從而真正探尋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經久不衰的智慧。

進一步而言，從世界范圍來看，道家也是世界文明中的核心源頭思想之一，道家不僅是中華的，也是世界的，對其內在治理思想和價值的探尋，不僅是為當前中國的治理探尋內在的價值和未來的思路，這對于人類文明整體也是一樣的，道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內在思想、完整的人與自然的融合觀和博大的包容性，為人類文明未來的進一步發(fā)展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道為天下裂：道家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源

道為天下裂，語出于《莊子·天下》，原文為“道術將為天下裂”，指的是天下各家學術，原本統一為道，然而隨著天下紛擾演化，各有側重從而形成各種學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在數千年的歷史中，逐漸形成了通常而言的諸子百家最終儒道釋法合流[1]的思想體系，然而，究其根源，無論從歷史形成的時期，還是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核心位置，以及與其他思想的交互影響關系出發(fā)，可以看出，道家思想顯然是最古老也是扎根于中華文明思想體系最深處的核心思想淵源。道家思想所具有的精深博大的思想包容性與至高的抽象本體論和客觀實踐的現實方法論價值，都深刻影響到了此后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在道家思想的基礎上，眾多思想繁衍而生，相互輝映，乃至于包括佛家、基督教等眾多外來思想，都需要借助道家思想融匯而傳播?？梢哉f，縱觀整個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歷程，道家思想作為思想主干，時而顯化為具體的治國導向，時而隱化為文明的內在核心價值觀念，始終接續(xù)不斷，綿延不息。道家的核心要義是道，道既是本體又是方法，大道不言，演化為陰陽，也就是辯證，陰陽相互作用周流不息，演化為天地和世間萬物，并中和形成人。天地萬物既是道的顯化，又統一于道。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的基礎上，可以看到其對于眾多后續(xù)思想的深刻影響。

（一）儒家以道家思想為源，奉道為上

上古儒道同源，儒家雖然以孔子為正式發(fā)宗，但實際上儒家歷史源遠流長。儒家起源于上古的知識分子階層，班固在漢書中認為，“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人部》對“儒”的解釋為：“儒，柔也，術士之稱”。近代眾多的學者大都認為儒家起源于上古的宗教祭祀人員，逐漸流傳后世。[2]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義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作為世界萬物本源的本體論部分，另一部分是作為濟世治國的方法論部分。從本體論部分，儒家完全繼承了道家的思想[3]，以道為本體，奉道為上，并從道延伸出性、仁、理等觀點。而從方法論角度，在治國濟世中，強調先王之治，以禮治國，在禮中實現世間的人倫秩序。而這種秩序，也是從天地萬物演化的世間化，換言之，也是合道的。

就儒家的早期經典而言，孔子所立六經，《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尚書講的夏商周上古的治理歷史，其核心思想是君王要順天行道，例如《商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如《周書·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通過塑造對天地的敬仰，來實現對統治者行為的約束，這體現了道家的天地自然觀。在《商書·咸有一德》中，明確提出了君王要持“一德”，才能實現順天和愛民，而這個“一德”，其重點在于“一”，究其根本，這個一就是道家所言的道生一的一，就是要返璞歸真求圣人之治。除了《尚書》外，六經中的《周易》更體現了儒家對道家的繼承?！吨芤住诽柗Q群經之首，是通過陰陽消長形成的六十四卦來解釋歷史事件和萬物演化，其核心思想本身就是道家。在儒家對周易的注解也就是《易傳》其中《系辭傳上》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并指出“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這實際上一陣見血地指出儒家所推崇的至高無上的仁和性，根本上自于對道的理解和領會。四書五經中的《大學》和《中庸》更是將儒家中繼承的道家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例如曾子所著《大學》開篇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也就是指出儒家所求的德與至善，其實是在對近道的追求中得到的成果和境界。而孔子后裔子思所作《中庸》開篇亦指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边@實際上體現了在儒家看來將修道持道作為其修身立世之本。司馬遷在《史記·老子列傳》中記載了孔子問道于老子并被老子勸誡的典故亦體現了這種知識傳承關系。因此，可以明確地說，儒家對道家的思想是繼承發(fā)展的關系，道家作為形而上的本體論思想和辨證而動的陰陽思想深刻地印記在了儒家的思想體系中，成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內在意識形態(tài)，在此基礎上，儒家演化出性、仁、禮等觀念。在道家思想的影響下，歷代大儒皆以道家思想作為內修外化之本，例如后世發(fā)揚光大促成獨尊儒術的董仲舒，通過繼承發(fā)揚道家思想，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用以規(guī)勸君王敬天愛民。[4]可以說，道家與儒家的關系就成為化道為內之本，而以禮法為外之行，儒家的仁、德、性皆統一于道，正如《中庸》所言，“須臾不可離”。伴隨著儒家后世的發(fā)展，例如宋之二程理學的理氣說，認為“天者理也”，要“存天理，滅人欲”，實際上本質上是肯定了以天道自然為根本的修身之道。大儒張載則認為萬物的本質是氣，道化為太虛，太虛即氣。與此類似，周敦頤、朱熹等均有類似道、性、理的觀點。所以，儒學在宋明的發(fā)揚光大，是建立在充分吸納詮釋了道家的本體論思想和修身方法論的基礎上，[5]道家的思想被充分吸收進去，因此，宋明理學，亦被稱為道學，化道為儒成為儒家的主流正統。到了明清時代，儒家又進一步從道家（主要是莊子一脈）[6]和西傳佛學借鑒，形成了解放天性的心學。從以上的發(fā)展源遠來看，道家思想實實在在是儒家的根本內在思想根基，儒家在道家本體論思想的基礎上發(fā)揚出人和社會的仁與禮等行為和治理法則，可稱為道家思想的人格化，并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時時借鑒，道家時隱時現，道儒交織一起，交相輝映。

（二）法家是道家在治世的繼承和顯化

法家形成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有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等代表人物，以商鞅變法為明確確立，以秦統一中國為鼎盛，達到了相當精細的程度（參見《睡虎地秦簡》[7]）。法家雖然在秦以后的中國歷史中，備受歷代統治者和學人所表面上鄙棄，然而實際上其統治國家的不分貴賤、以法治國思想和所創(chuàng)立的眾多諸如郡縣制、功績制、戶籍制等制度設計，深刻扎根于中華數千年的歷史演化中，形成了中國古代政治形態(tài)的思想上外儒內法，儒法合流，[8]制度上“百代都行秦政法”?？梢哉f，是法家真正奠定和塑造了中華數千年的大一統的封建制度格局。因此，在中華文明的制度歷史上，法家事實上是具體制度形態(tài)上影響最大的思想體系。[9]

從法家的起源和其核心的思想而言，法家毫無疑問是起源于道家，可以說是道家思想在社會治理的顯現和具象化，法是道的人間化。從起源來看，《漢書·藝文志》認為，“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也就是說，法家上古就來自于司法實踐。以法家思想來看，法家所秉承道家的天地自然的規(guī)則，認為人間治理同樣應該遵循自然的規(guī)則，而不應該以君王官吏的個人意志擅自更改，認為法是道在人間的顯化，只有通過確立道的化身——法，才能通過法的約束而實現道家的無為而治，例如，后世認為是法家的改革家的管仲所著《管子》一書，其《明法》篇開篇即講，“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這里的道明，實際上就是通道明道，進而指出，“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內也”，“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整部《管子》所體現的處處是類似的道法治國的思想。所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將《管子》列為道家典籍而不是法家典籍。

對于法家思想詮釋的最為徹底的毫無疑問是《商君書》，《商君書》被認為是商鞅或者其下屬所著，但其中顯然有些篇章（如《徠民》）是后人托做，這已有明確結論，[10]但《商君書》所表達的思想的確是法家的精要?！渡叹龝泛翢o疑問貫徹了以法治國、重刑輕賞、以法止刑、貴賤平等等理念。[11]但其中亦充分體現了道家大道不仁，圣人無為而治，不行仁而行道的思想，例如《商君書·畫策》，“圣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在對待仁義的態(tài)度上，法家更是與道家一致，例如《道德經》所言，“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如《商君書·說民》所言，“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佚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奸之鼠也”，可謂如出一轍。這里不是說圣人認為仁義不重要，而是認為仁義靠說教沒有用，最后只能變成口頭的假仁假義，如《商君書·畫策》所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于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所以法家認為要以法、信、權治天下，而首要是法和信（《商君書·修權》，“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

1973年，馬王堆出土的《黃帝四經》中的《經法》更是將法家與道家的繼承關系闡釋的淋漓盡致，[12]其被認為是作于戰(zhàn)國中晚期，[13]其開篇《道法》一章所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就是說，世間法的本質上是來自于道，用以規(guī)矩人間得失，明辨曲直。再如被譽為法家之大成者的《韓非子》，在《主道》一篇中指出，“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币簿褪钦f，明君所立的明是非善惡的紀法，本質上來自于道，并認為，“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边@實質就是道家“圣人無為而無不為”的治世思想。因此，顯然可以看出，法家的根本內核思想，依然是道家，法是道的萬物秩序在人世間秩序的顯化和具象。

（三）佛家與道家充分融合，以道家為嫁體

佛法雖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其光大卻是在中華，尤其是形成了獨特的漢傳大乘佛教體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東方的道家為佛教的東傳準備好了思想上的準備和文化上的土壤，換句話說，準備好了嫁體，一待佛法東傳后，立即相互滲透學習借鑒結合，最終來自西方的佛教與東土已有的大乘道家思想[14]充分融合，形成了中華大乘佛教體系，此后，儒道釋三家又進一步合流，[15]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思想內核。

要理解這一過程，就需要簡要理解佛教的起源、傳播和發(fā)展的歷程。佛法首創(chuàng)于大約公元前六世紀左右的古印度北部（今天尼泊爾南部）迦毗羅衛(wèi)國的王子釋迦牟尼，釋迦牟尼也被譽為佛陀。從教義而言，應該說釋迦牟尼其思想也并非完全獨創(chuàng)，而是充分學習借鑒改良了印度古婆羅門教的修行方法與教義，[16]但與婆羅門教不同的是，釋迦牟尼倡導打破階級，人人可以修行得到解脫的佛道，得到了備受種姓歧視的中下階層的歡迎，其對于打破婆羅門梵我合一的執(zhí)著的深刻理解，亦得到了一些上層婆羅門教首的支持（如大迦葉）。釋迦牟尼在世時所傳的教法主要是以苦集滅道為核心的人生觀和修行觀念，認為人生皆苦，苦源是（我）集(索取、執(zhí)著、追求、占有)，滅（我）集為道，成道得樂。此外，還同時流傳下了包括十二因緣法和大乘解脫的教義，然而終其在世，依然是以苦集滅道為主要。釋迦牟尼入滅后，其后世僧團發(fā)生了較大的分裂，分為上座部和大眾部，對于教義的理解產生了較大的分歧。上座部更偏重于釋迦牟尼本人親說的教義，即苦集滅道。而大眾部則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教義，即所謂的更偏向于大乘也就是認為個人不能獨自解脫，必須要慈悲濟世。此后，上座部主要沿著海岸線向東南亞傳播，而大乘教義則一路跨過喜馬拉雅山向西藏和當地的苯教結合，形成藏傳密宗，另一路則沿著喜馬拉雅山西南麓北上到達西域，再沿著絲綢之路向漢地傳播。大約東漢年間逐漸傳入漢地，此后陸續(xù)交流翻譯，經歷包括南北朝鳩摩羅什和唐玄奘兩次大規(guī)模譯經，演化形成了漢傳大乘佛法，[17]在與內地的交流中，逐漸形成了包括禪宗、律宗、凈土、法華、天臺、華嚴、唯識、密等八宗。唐代開始，則通過日本的遣唐使團又向日本傳播。

佛法在東傳的不斷發(fā)揚的過程中，本身在印度卻日益削弱，在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滅亡后，佛法即在印度由盛轉衰，盡管后世誕生了諸如馬鳴、龍樹、無著、天親等大士給予振興，但依然抵不過婆羅門教強大的影響。其根源在于印度長期形成的等級制度與佛教所倡導的人人平等不分貴賤的思想產生了根本性的存在沖突。而婆羅門教所形成的眾神信仰，世俗的等級制度，轉世輪回的思想足以用以治世，而梵我和一的解脫之道又足夠給絕大多數修行者提供修行的彼岸。在十世紀左右，佛法逐漸在印度消亡而印度教（婆羅門教的繼承者）則重新成為印度的主流信仰。

然而，在東方恰恰相反，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土后，一直備受從普通百姓到上流社會的高度推崇，成為重要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tài)，乃至于諸多帝王和王朝都極度推崇佛教，例如武則天自認為是彌勒轉世，南朝梁武帝自己多次出家，廣造寺廟，元朝更立喇嘛教為國教，明朱元璋自己就是釋門出身，而清則歷代皇帝均信仰佛教，雍正自號圓明居士，乾隆則被尊為文殊菩薩。在知識分子階層中，談禪修佛則亦是歷代風氣，[18]很多讀書人在趕考階段因為貧困就居住在寺廟，在晨鐘暮鼓中熏染。唐詩宋詞中眾多詩人受禪機啟發(fā)，蘇軾與佛印禪師的故事廣受傳播，據傳蘇軾被認為是五祖戒禪師轉世（北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明代王陽明的心學亦深受禪法影響，據傳晚年亦認為自己是禪師轉世（“五十七年王守仁，看門即是閉門人”，明《赤雅·南安禪堂》（浙江巡撫采進本））。而在下層，歷代廣大普通民眾的輪回與菩薩信仰更為流行。那么，一個問題就自然而然產生，是什么原因讓佛教在中土能夠得以大興？根源就在于本土道家的提前鋪墊。

究其佛法根源，與道家思想并無高下，甚至殊途同歸。佛家無論是小乘的個人解脫還是大乘的慈悲濟世，均早已在道家思想體系中包容體現。例如，佛家小乘的個人解脫之法，本質就是道家的修身之法，通過禪定斬斷思瀑與煩惱，就是莊子的坐忘之術，[19]而眾生平等慈悲救世的觀念早在道家中的圣人之治與大仁不仁的平等思想中給予涵蓋。大乘佛法中最高的智慧的代表“菩提”“空性”，實質也等同于道家的道。無論佛法中辨證的一面例如“佛法非法”（如《金剛經》），早有“道可道、非常道”，而佛法中的本體論部分“萬法唯識”或者“萬法為空”，亦早已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中得以闡明。因此，佛法思想與道家思想在最高的形而上方面并無二至，不分高下，而佛法在東傳后，亦發(fā)現其核心思想早已在中土以道家思想廣為流傳，殊途同歸。備受道家思想熏染的中土人士，遇到佛法，亦稱其為善，理解深入，相互借鑒。當然，佛法傳入中土，也并不是毫無帶入，相比于道家，佛法第一更為系統化；第二有嚴密的僧團制度和人才培養(yǎng)體系；第三有嚴密的輪回轉世思想。這些都被道家所吸收借鑒，因此，道教于東漢以后就仿照佛教體系被逐漸建立起來。當然，道家在為佛法鋪設嫁床的同時，亦給佛家注入了大量思想，其核心就是進一步強化了天道自然觀（這與佛法的自然因果觀內在契合）和慈悲濟世的大乘思想以及眾神崇拜的神仙體系，后世民眾所崇拜的諸位佛家菩薩大多都是中土道家賦予的。而佛家亦給予道家充分的尊重，例如佛法中，亦將證悟得到最高的智慧——菩提，譽為證道。當然，那種認為老子化胡創(chuàng)立佛教的觀點則是牽強附會和教派之爭，已經超出思想范疇。應該客觀地承認，在古印度和古中國，共同達到了思想的最高位階。

因此，從以上道家與儒法佛三家的流變關系可見，無論是思想的深刻性，還是時間上的先導性，以及在對各家思想的內在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思想傳承，道家毫無疑問是實實在在中華文明思想的正脈根基，所謂“道術將為天下裂”（ 《莊子·天下》），[20]“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周易·系辭傳下》)。實際上，道家對于中華思想的影響其實遠不止如上三家，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在傳入中國后，也不得不在翻譯時沿用道的概念，例如《圣經·約翰福音》起篇第一句“太初有道”。[21]因此可見，在道家思想數千年的滋養(yǎng)下，大道就是真理，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在意識。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要義

以上大體分析了道家在中華文明體系中的核心作用與中樞位置，到底道家思想的要義是什么？道家的思想雖然博大精深，但是卻可以提綱挈領，簡而論之，核心在于道、天地、陰陽、無為、人、圣人等幾個核心思想的理解。

（一）道

道家的核心是道，如前所述，這既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各家繼承自道家的核心思想。對于道的理解，《道德經》開篇即講，“道可道，非常道”，因此，大道無極，人難以理解描述，對道的描述和界定，本身就違背道的精神，但是為了理解和傳授，只能勉強說道。道，簡而言之，大體有三種含義，一是本體，二是真理，三是規(guī)律、方法和道路。所謂本體，即就是世間萬物的本質，也就是世間萬物的來源和由什么構成的。西方早期的哲學家認為萬物的來源在于具體的元素，例如風火土水等。基督教認為來源于上帝所造。而道家則認為本質上來自于抽象的道，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體現了中華文明早期就形成了深刻的本體論哲學觀。而道在創(chuàng)化萬物后，并不是消失，而是處處體現，也就是《中庸》所謂的“道也者，須臾不可離，可離，非道也?！?。

而在本體之下，道作為本體在具體世界中的知識投影，又就有了真理的意味，這是道作為本體在人類可感知的語義維度上的投影。因此，通常所言的“修道”、“近道”、“尋道”就是追究真理。因為作為本體的道，不可知不可尋不可求不可離，萬物皆在其中，但是理解道的具象化的知識描述則可以追尋。這時候作為真理的道，已經相比本體之下降了一個層級，因為本體無所謂真假。

第三種道則是規(guī)律、方法和道路的意思，例如“修身之道”、“治國之道”，這時候的道既指抽象描述的真理，也有具體執(zhí)行的實踐路徑的意思，通常人們認為，沿著這樣的實踐路徑，就可以通達真理。

在如上的三種意義的疊加之下，道就具有了從完全形而上的本體到現實實踐的豐富的意味，各種層面的知識，都可以含納入道的體系之中，也正是因為道的這種豐富性，也就使得道家思想具有了充分的接納性和包容性。這使得其能夠接納融合東西方各種描述世界的深刻思想基礎體系。

（二）宇宙天地自然

道作為萬物的本體和真理的指代，在具體的世間中，依然有其更為具體的宏觀表征，這一表征就是宇宙天地自然。宇宙天地自然雖然在現代語匯中各有所代，然而，在道家渾一的思想中，其大多數具有相似的內涵，即就是指道的體現和運化，即道化為宇宙天地自然。老子的親傳弟子關尹子所著《文始真經》開篇《宇》即言“宇者，道也”，“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元”，就充分清澈體現了這一點，也就是道對于人類所見的最高表征，就是宇宙本身，繼而表征為天地、自然等更為具象的宏觀事物。尊重道，就要尊重宇宙天地自然，理解道，就要理解宇宙天地自然，運用道，就要運用宇宙天地自然的規(guī)律?！兜赖陆洝芬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就是說，道就是人類對混一宇宙的有限理解的勉強描述，《道德經》亦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法是遵照界定的意思，也就是說自然界定了道，道界定了天，天界定了地，地界定了人，因此，天地萬物運行的規(guī)律，就是道的體現，人的行為要與天地自然相合，就是近道、修道、成道。因此，人們常說的順其自然，這里的自然，也是道的化身，既是具體的天地萬物的具象，也是一切客觀規(guī)律的抽象指代。

（三）無為

道顯化為宇宙天地自然，那么宇宙天地自然的本質特征，或者說道的本質特征是什么？就是無為。無為既是道的本質特征，也是大道的品德，所謂大道無為。怎么理解無為？首先，無為不是沒有為，而是道的潛移默化的運行而不是強行顯化。正因為大道是世間萬物的本體和運行規(guī)律，且“道可道，非常道”，“強名為道”，因此，大道不以具體的表征體現自身的作用，而是蘊含在天地萬物的存在運行之中，觀天地萬物可知大道之功，而不以大道為名，即所謂的“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大道不言”。也正因為如此，大道不可盡知，不可盡得，不可盡表，“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其次，無為意味著無不為。大道形成萬物，使萬物流轉，春夏秋冬，斗轉星移，大道皆在為，但處處不露痕跡，雖然抓不住，摸不著，但天下無一物不見道，無一事不見道，這也就是《中庸》所謂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第三，無為意味順勢而為。正因為道不可盡知，又功在萬物，而人之行道，就要順勢而為，亦觀察自然萬物的規(guī)律而適應，春種、夏耘、秋收、冬藏，要夜里休息，白天勞作，飲食起居做事功業(yè)皆要順自然大勢而為，這也就是所謂的“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勢者昌，逆勢者亡”。這個順勢，就是洞悉自然社會的規(guī)律，以無為而無不為。

（四）陰陽

道是抽象的，卻不是絕對靜止的，而是不斷流轉運行，同理，作為道的化身的宇宙天地自然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謂的“天行健”。而道的運化，就是陰陽，[22]所謂“道生一”，一就是太虛（《黃帝四經·道原經》），或者儒家所謂的性（《中庸》）、氣（張載）、理（朱熹）、心（王陽明），或者佛家的識，而“一生二”，二就是陰陽。從道到一是絕對形而上到具象世界的投影，而一到二，就是統一合和向對立分離的關鍵一步。從一到二，意味著對立的出現，而陰陽互補，又共同構成了道的本體。因此，在形而上的抽象世界中，道是絕對的存在，而在形而下的具象世界中，道以陰陽的作用表征，從而形成復雜豐富的世界。陰陽有兩層涵義，一是對立而沖，二是平衡而和，也就是《道德經》所謂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在道的運行下，陰陽構成了世間的兩極，也就是天地、明暗、善惡、清濁，而陰陽又互相對立存在，有天才有地，有明才有暗，有善才有惡，有清才有濁，雙方雖然互相否定，但以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并且互相增減轉換，在這樣周流不息的運轉中，形成了千變萬化的世界，這也正是《易》的原理，故《系辭傳上》指出，“一陰一陽之謂道”。在陰陽周流互動的過程中，也就產生了所謂的反，反就是對立統一，就是陰陽互動，就是道的運動本質，就是“反者道之動”。

（五）人

在道家的世界觀中，人是非常殊勝的，因為道家認為，人生于自然，是天地平衡的結晶。天為陽，所謂天行健，地為陰，所謂地勢坤，而人正處于天地之間，是天地和合的產物，也就是中。因此，天地人在道家謂之三才，如《系辭傳下》言，“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痹诘兰业姆诸愔?，根據對道的體驗和踐行，則又將人分為不同的品位?！饵S帝內經》將修道層次較高的人分為真人、至人、圣人、賢人四類?！肚f子》則分為真人（《大宗師》），至人、神人、圣人（《逍遙游》）等，皆是以對道的體悟和踐行來分品。總之，道家認為人是天地的產物，所以人不應該妄行妄動妄為。什么是妄行妄動妄為？就是被五音五色所盲，被欲望所困，被癡心權力名聲財富所癡，最終以己為大，以己欲為大，因此，人若要想求道修道，就應該外在放下聲色犬馬，內在清心寡欲，就可以返璞歸真，如《道德經》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fā)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而對于君王而言，道家認為，人之所以處天地，所以天人自有感應，君王為天地之子，一靜一動都應該符合天地規(guī)律，也就是宇宙自然大道。一旦君王有悖逆失德害民之舉，天就會降下災禍為之警醒或者處罰。這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道理，董仲舒將其納入儒家體系，[23]用以規(guī)勸君王。

（六）圣人之治

道家之所以博大精神，兼容天下，因為其不僅講個人修身之法，更講的是天下治平之道。后世所謂的道教神仙方術之法，只是道家分裂后留下的微末奇技，卻非重點著力。道家在個人和治世層面有兩大貢獻，在個人則形成修身與中醫(yī)，而在治世方面，則推崇圣人之治。道家最重要的經典《道德經》中處處都在講圣人應該如何修行，更講應該如何治世，這是道家與佛家經典不同地方。所謂圣人，就是知道、得道、行道的人。《道德經》通篇各處都在談論圣人，既包括圣人自身的見識如“圣人抱一，為天下式”，“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更多的則是講圣人之治如“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彼哉缰八龅兰遗c佛家的繼承關系而言，中華道家一直強調的是以天下蒼生為念的大乘精神，而非以個人解脫為目的的小乘信仰。而道家的圣人之治，與通常所理解的圣人以其自身的聰明才智治世不同(如《圣經·舊約》推崇的所羅門王)，道家推崇的是圣人無為之治。因為圣人觀天下萬物而知道，所以洞悉大道之功之德，深知人所欲人所能遠不及天地之德之能，因此，以道治世，也就是“圣人無為”。

理解圣人無為之治要從三個層面來進行：首先，圣人無為針對的是妄為，而不是絕對否定有為。道家中所謂“有無相生”，“無中生有”，所以無不是絕對沒有，將無理解為沒有，這就陷入了極端化、靜止化，辯證法將其稱為形而上學，佛家稱其為“頑空”，是一種極大的謬見。什么是妄為？就是憑著主觀想象或者有限的經驗亂干蠻干，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這是將統治者個體的好惡施加到全社會之中，這是最糟糕的治理，圣人在個體修為上強調去除欲望和不被外物所迷，而對于治國則更強調不應被統治者個人好惡所主宰、妄動、妄行。其次，對于有為，無為也提出了警惕，因為即便是圣王，所知也是有限的，也就是圣人“知其不知”，因此，治世時就應該尤其謹慎，以免好心出發(fā)最后卻傷害了更多的個體，而這在歷史中經常遇到。第三，無為強調的是通過減少人的為而實現道的無不為。圣人之所以認同踐行無為，其根本原因，在于認識到天道大于人力，天道有天道的規(guī)律和威行，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周期往復。同理，社會也有社會的規(guī)律，任何個體也好、組織也好，在社會中都受著社會內在的規(guī)律作用，例如都會盛極而衰，否極泰來。圣人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不輕易干預，當然這也是出于對道的規(guī)律的自信。也就是所謂的“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天下將自定”（《道德經》）。當然，圣人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圣人所以治世的辦法是建立規(guī)則，恢復天道在人間的秩序，例如天道懲惡揚善，圣人就建立刑法來懲惡揚善，以人間法來體現天道。這實際上就是法家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圣人的無為也是警惕以天道和法的名義來濫加酷刑，最終用統治者的私心權欲代替了天道，這也是無為法所否定的。同理，無為之治也不贊同濫加仁政，因為，所謂仁政，都是統治者對某一特殊群體的特殊對待，本質是偏私之行為，最終會破壞規(guī)則。而只要建立好世間的規(guī)則，就會自然而然的恢復秩序。這也就是圣人之治無功、無德、無為，故能全功、全德、無不為的道理。

三、道家治理思想與國家興盛的歷史經驗

在中國的歷史上，其國家治理思想無外乎儒道法三家，釋教隱入其間，如前所述，“道術天下裂”，各家實際上都是從道家所來，乃至于道家最后看似轉變?yōu)樾蟹叫g之流的道教，實際上已經是只有其名，而只繼承之末。正統道家的思想早已遍布于各家各派，各有側重，始終在朝野之中流傳下來。而就治國而言，在漫長的中華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更替的歷史中，道家經常作為核心的治國理念。從歷史的大規(guī)律來看，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大凡封建王朝初立，面對著大亂之后的人口稀少，民生凋敝，王朝大多會采用道家的黃老無為之術讓民生發(fā)展，而歷史的經驗也證明，一旦采用道家思想治國，國家就會迅速的發(fā)展起來，呈現出一片繁榮盛世景象。

從歷代的大一統王朝而言，秦顯然是行法家之治，當然如前所述，法家實際上是對道家的顯化，以君王之法代替天道，以有為顯示無為，行強國之術，暫且不論。歷史上第一個行道家之法的大一統王朝是漢朝。經歷了秦末的長期戰(zhàn)亂，民生凋敝，民窮國弱，乃至于皇家湊不齊四匹同色的馬拉車，對外戰(zhàn)爭亦連戰(zhàn)連敗，高祖劉邦白登之圍不得已靠行賄于冒頓王妃而脫身，漢朝初年由此被迫采用了典型的休養(yǎng)生息的黃老之術以治國。[24]黃老之學從漢初一直延續(xù)到漢景帝，持續(xù)七十多年，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景帝末年，“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 《漢書?食貨志》），顯示出國家之富庶。

唐朝初年又是中國歷史上一盛世，即所謂貞觀之治。由于唐皇室李姓，為了彰顯自身得國之正，認老子李耳為祖，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道家也成為唐代的正統治國學說，唐高祖將道經列入科舉考試，[25]作為取士標準。加之隋末天下大亂，如同秦末一樣，民生凋敝，“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貞觀政要·直諫》)，因此唐初也正是采用了休養(yǎng)生息的道家治國之術。例如唐太宗曾言，“我新即位，為國者要在安靜”(《新唐書·突厥傳》)，“夫安人寧國，惟在于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貞觀政要》·務農)。“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資治通鑒》卷一九一)）?！敦懹^政要·論君道》又言，“無為而治，德之上也”。因此，終唐一朝，大體始終以道治國。

宋對于道家的崇信，并不亞于唐，例如太祖招當時的著名道士蘇澄，采納了其“無為無欲，凝神太和”的治國之策。太宗亦召陳摶老祖、張紫陽等拜會，此后北宋代歷任帝王，大皆崇敬道家。[26]正因為北宋對內采用了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對外則采用了以貿易減少戰(zhàn)爭的策略，成就了文明的高峰。到了南宋，雖然較之于北宋加強了軍備，但對內依然采用了與民休息的策略，乃至于兩宋時期，成為中華歷史上百姓生活最為富庶安定的時期，無論從人均糧食占有量、人均GDP、貿易量，都遠超前代，[27]甚至高于后代，如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此后元明清三朝，在立朝之初，亦采用了無為之治的思想，例如，忽必烈崇敬長春真人，以全真教為國教，[28]內政上采取了兼容并包，減少官僚，休養(yǎng)生息的方式，而對外則鼓勵在龐大的蒙古統治的歐亞大陸進行洲際貿易，這亦直接促進了歐洲中世紀的瓦解和文藝復興的開端。明初類似于宋初，同樣在大量的時間奉行道家無為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親自撰寫《《御注道德真經》，[29]推崇其為“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辈⑸羁汤斫鉄o為之要義，認為無為當有為后無為，就是要立制立法立規(guī)，“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在朱元璋的影響下，明歷任帝王多信奉道家，乃至于萬歷三十余年不上朝，雖然史書多認為其為昏君，然而百姓卻依然安樂。如萬歷年間文人丁耀亢《長安秋月夜》寫道：“憶昔神宗靜穆年,四十八載唯高眠。風雨耕筈歌帝力,邊廷遠近絕烽煙?！庇秩缥娜祟檳粲巍肚鼗锤信f》：“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云百萬家，臨流爭僦笙歌次。”可見百姓對無為而治的渴慕。清初亦如此，順治和康熙皆為《道德經》作序注，順治言，“以愛愛民，愛必不周，以事治國，國必不治。清凈無為,則民自化矣。”康熙親撰《御制道德經講義序》言，“太上道德經，豈易言哉，雖玄門之精奧，其實修齊治平之理悉備焉，與吾儒之成己成物相表里者也”，而為政則以“輕徭薄賦，永不加賦”為國策。雍正是有名的佛教皇帝，自號圓明居士，但亦崇尚道家，主張三教合流，“性命無二途，仙佛無二道”。個人崇尚節(jié)儉節(jié)欲，為政亦主張對民間休息，采用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等來減輕民眾負擔，《胤禛行樂圖·乘槎升仙》顯示了身著道教服裝浮于海上的情形。清代前期的無為而治的思想，奠定了歷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當然，道家無為而治也并不是完美無缺，其關鍵就在于對無為的把握，無為中蘊含著無不為，而過于認為無為就是什么也不做，君主就會安于享樂，民風就會奢侈慵懶，官風就會腐敗糜爛，國家就會馳于武備，最終是要么矛盾累積亡于內亂，要么外敵入侵亡于外患，因此，無為之治，亦要如同佛家修身一樣，“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才是無為無不為的辨證之理。

西方雖然并無道家，但大道皆同，不以名相為別。西方文明亦在早期孕育出樸素唯物主義，此后又有類似于陰陽的二元哲學，[30]在治世方面，英美法系國家所推崇的自然法，[31]亦體現了類似道家的思想。所謂自然法，顧名思義，就是自然所具有的法則，西方啟蒙早期將自然法人格化認為是上帝所創(chuàng)造的法則（實際上在東方也是如此，《尚書》中亦有上帝，顯示出將自然人格化是前現代文明人類的共同行為特征），因此，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臣民，都要遵從自然法則。自然法的進一步發(fā)展，伴隨著文藝復興對人的解放，甚至逐漸擺脫了上帝的意志，正如格勞秀斯所言，“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變或廢除自然法”，這實際上進一步促進了法律體系是自然和社會的公義，而不是上帝或者君主個人的意志。在美國《獨立宣言》中亦表明了自然法原則，[32]“我們認為以下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其結果是從哲學和法律角度，將西方社會從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并促進了西方乃至整個文明的大飛躍。

四、道家思想對人類治理體系完善的啟示

必須要承認，當前人類的治理體系還遠未完善，全球民眾亦遠未過上人人幸福的理想生活，治理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人人幸福。對未來人類治理體系的完善，不能只就事論事，而必須要歸根溯源，去探尋治理本身所蘊含的大道。中華道家思想，以其精深博大包容和明確的治理導向，對于今天人類治理之完善，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民心就是天心，圣人無功無德無為

如前反復澄明，道家思想不是道教的神仙方術體系，重視道家的治理思想，絕不是要把神仙占卜風水方術請回來作為治國濟世的指導，那絕非正道，而是以邪法亂國亂世。重視道家思想，是要根本上重視天道自然的法則和自然社會運行的客觀規(guī)律，就是圣人之治，就是太平盛世。而天道自然法則，絕不是什么虛無縹緲的占卜算卦，所謂“大道不言”，天道絕不會降下什么神符啟示祥瑞來護佑國家。天地生人，人為天地中，天心就是民心，這也是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正如同《道德經》所言，“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天下的百姓期盼什么，圣人就做什么，就滿足什么。這也就是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離婁上》）。民心渴安定，國家就要與民休息，民心盼吏清，國家就要整頓貪腐，民心圖強國，國家就要奮發(fā)以振。因此，偉大的君主和國家，絕不會聽信占卜算卦風水之流，歷史上無數的例子證明了凡是迷信占卜算卦祥瑞，最后都導致王朝傾覆，而是要體察民心，順應民意，行天下大道。只要行天下大道，體察民心民意，以民生為本，以民心為先，實現善治，圣人不言功而全功，不言德而全德，無為而天下為，這就是道家無為的真正啟示?；氐疆敶@就要求人類的各個國家和政府和各級官員，能夠摒棄一己私欲和私利，以絕大多數普通公民的利益著想，善作為能作為，造福黎民蒼生。

（二）重視環(huán)境，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當前，人類顯然面臨著嚴重的全球生態(tài)危機，各種來自于工業(yè)體系產生的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等，嚴重惡化了全球人類共同的存在家園。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在于對物質和資本的高度追逐，在其滿足了人類個體存在的基本物質需求后，依然會在逐利的驅動下而自我增殖和膨脹。對道家思想的重視，就需要認真地反思人與自然關系，所謂天人合一，認為人始終是在于外界不斷的交流信息與物質之中的，人不能擺脫天地而獨存。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體系將地球環(huán)境視為可以無限制榨取的對象，認為資本的無限增殖和對人類個體物欲的滿足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最終目的。這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的物欲主義和非常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念。西方工業(yè)資本主義否定人與自然的和諧依存關系已經造成了全球環(huán)境的深刻惡果，全球高溫、極寒、風暴等極端氣候日益嚴重，大量的物種處于瀕臨滅絕，人人為利而逐，社會關系緊張，資本與普通勞動者的對立，工廠與居民的對立，以及污染導致的各種疾病的發(fā)生，都使得社會的幸福感遠沒有因為物質水平提高而提高。這就是忘卻了人類真正幸福根源所帶來的惡果。人類的真正幸福，在于物質適度滿足后，反觀內心，形成身心內部的通達和與自然外界的有效溝通，在大自然的和諧美好中尋找寧靜。好的自然環(huán)境，能夠讓整個社會安靜下來，身心通泰，最終構架整個社會幸福和諧的自然基礎。

（三）尊重客觀規(guī)律，重視科學技術

當然，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不是讓人什么都不做，回到農業(yè)社會，而是要利用科學技術，更好的去實現人和自然的互動。道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具有深刻內涵的樸素辨證唯物主義，道本質上既是本體，又是規(guī)律，人類的目的在于返璞歸真，在于尋道，近道。這一過程當然不是說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去觀天地萬物的規(guī)律，去總結歸納，更好地為人類造福因此，中華早期的諸如算學、火藥等科學發(fā)明，大多來自于道家修煉的副產品。所以，道家思想與科學技術的重視是高度統一的。這種統一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度重視，認為研究科學，發(fā)展技術，本身上是對自然大道的探尋，是對人本身生活幸福的幫助和提高，通過知道、明道、用道，提升個體與整個社會的知識和能力。二是返璞歸真，對具體的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要不斷進行反思和審視。大道不言，言之非道，道雖然在具體的領域可以被科學技術所體察，但是同樣，大道對于形而下的科學技術是具有監(jiān)督作用的。這就意味著，重視科學技術，不是要忘卻科學技術的工具屬性，而要時刻的去審視作為具體的科學技術所能夠帶來的對自然和人類的價值：不是所有的科學發(fā)現和技術發(fā)展都是好的，科學技術本身作為具體的規(guī)律的探尋始終具有局限性，對于科學技術也應該采取積極推動，謹慎審視的辨證思想。

（四）休養(yǎng)生息，建設好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經濟現象，然而在工業(yè)革命后，來自于更大的貿易自由和越來越擴大的市場規(guī)模，使其在促進社會生產發(fā)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世界今日之繁榮，顯然是市場經濟的功勞，而中國今日之繁榮，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之路亦是決定性的要素。市場經濟雖然是現代概念，然而，其本質于道家思想一脈相承。市場經濟就是在經濟領域無為而無不為的明顯體現。市場經濟雖然看起來沒有直接的中央計劃者，沒有仁慈的君王，然而，利用看不見的手，實現物資的均衡分配和自由流動，這就是經濟規(guī)律之道。其利用了三個非?；镜慕洕?guī)律，第一是人人皆有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這使得人人都愿意參與到市場交換之中。第二是質高者優(yōu)，價低者眾供需定律，這使得生產者要不斷的提高質量，降低成本，根本上促進了創(chuàng)新和生產。第三是交換的公平自由。在自由出入的市場，每一個交易都是雙方滿意認可的，越來越繁榮的交易，并不會累積不公和不滿，反而社會越來越公平。這就是為什么只要放開市場，人民就會富裕，經濟就會繁榮，國家就會富強的道理。這也就是根本上的與民休息。當然，滿足市場經濟的無為，需要制度上的有為，這種有為就是要保證市場內部的信息通暢，打擊市場內部的壟斷，防止以次充好，強買強賣等現象。這就是道的無為無不為的辨證。

（五）發(fā)揚社會自治

無為而治在經濟領域體現為市場經濟，而在社會領域則體現為社會自治。所謂社會自治，其根本意義就是利用人民群眾自身管理切身公共事務的熱情和需要，讓人民群眾參與到自身公共事務的建設之中，從而形成穩(wěn)定和諧幸福的社會共同體。社會的本質是關系，社會中存在著各式各樣的關系，如血緣、利益、情感、認知等等。在各種關系的共同作用下人，人才在社會中成為人，并反過來構成社會。所以馬克思講，“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正因為此，人在生活在社會中，受社會制約也反過來形成和塑造社會。因此，人就自然產生了對社會的反作用機制。并且，絕大部分人也有參與治理的需求，在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可以更好的體現自身的價值，這是從微觀角度講的。而從宏觀意義而言，好的治理一定要全社會的人們幸福，這是其根本出發(fā)點和目的，而不是讓人們只作為生產單元或者戰(zhàn)爭資源。后者則往往采取嚴厲的社會控制的方式，而好的治理則是充分調動人們積極參與社會建設的動機，來有效的促成微觀社會幸福體的結成。因此，社會治理需要充分尊重參與其中的個體的自發(fā)的意愿，才能實現人人幸福的目標。當然，社會的無為而治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國家要為社會個體基本的行為建立規(guī)范也就是立法，要倡導好的行為標準，也就是立德，再為社會自治構建協調的機制，也就是立規(guī)，并時時觀察其運行情況，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內部的良性互動，人人從善，守法，就可以形成無為無不為的社會良治。

（六）清理吏治，建設好的政府

無論經濟還是社會的無為而治也好，國家都需要官員來定立制度、制定政策、執(zhí)行法規(guī)，也就是要做有為的部分，有為做好了才能真正實現無為。然而，無論任何時代，官僚體系都內在存在著先天的弊病。官吏是由人擔任的，人就有自身的缺點和利益傾向，當個體擁有超過其他個體的權勢時，就具有自然的動機為自己謀利，哪怕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這與是否有知識受教育無關，自古中國科舉取士，能夠進入的都是飽讀詩書之人，然而歷代腐敗害民卻屢見不鮮，古今中外皆同。因此，真正要讓定立的良法良規(guī)能夠有效自我運行的前提，就要確保執(zhí)行良法良規(guī)的人不腐敗，并反過來能夠繼續(xù)制定和執(zhí)行良法良規(guī)，這就要求始終保持吏治的清明廉潔。自古奉行道家無為思想的朝代，雖然起初效果明顯，然而大都因為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后，疏于了對官吏的考核監(jiān)督，而最終百弊叢生，官僚階層一家獨大，上可糊弄君主，下可奴役庶民、侵吞公帑、濫加賦稅、兼并土地、官官相護，最后把清靜無為變成了擾民害民。因此，真正去讓社會經濟能夠無為而治，就必須要時刻整頓清理監(jiān)督官員，要防微杜漸，要“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七）始終堅持法治

重視道家思想，最終就要重視法治。這不但對于古時如此，對于今天更是如此。如前所述，中國早期先秦法家認為法是天地自然大道在人間的顯化，并提出了包括人人平等，無分貴賤，以法強國等寶貴思想，盡管此后法家被改造為帝王統治的工具，然而其重視規(guī)則在治理的作用的思想而不是強調人治，始終在人類的治理思想叢林中閃耀著光芒。歸根結底而言，道家思想是要讓天地宇宙社會的規(guī)律成為治理社會的根本準則，在現代社會以前，君王自以為天子代天立法，而現代社會之法治，則充分體現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則，通過科學、民主、廣泛參與的立法程序來最大化地讓法律更加符合社會運行的規(guī)律和人民的期盼。因此，這相比較古之法家，更加具有無為而治的意味，也就是通過系統的法治體系的建立，最終讓社會有序的良性自行運轉，減少權力的干預。從道家思想來看，在重視法治的過程中，要著重注意三點：一是法律制定的廣泛參與和科學民主化，這是法律是否能夠真正體現民心所向，體現法律作為社會客觀需求的程序性保障；二是要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則法律無信無威無效；三是要重視法律執(zhí)行體系的廉潔公正有效，這是能夠確保無為而治的有為的一面。因此，從法治的辨證角度，更可以看出道家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歷史時光的重要價值。

五、結論

中華文化的根本根基是道家思想，從儒與道、法與道、釋與道的核心思想繼承與影響關系來看，毫無疑問道家思想是中華文化的主干正脈，對中華文化的重視就要首先挖掘和繼承道家思想的豐富內涵。道家思想絕不是神仙方術，而是尊重信奉天地萬物演化規(guī)律為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思想體系，道家思想所具有的尊重自然、尊重民心、尊重規(guī)律、博大包容以及萬物辨證演化的思想，具有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和歷史與現代價值。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中華歷史上大凡重視道家思想的時代，都隱隱有一種國富民安的盛世景象，重視道家思想不僅要重視其無為的一面，還要重視有為的一面，從而形成辨證統一的復合治理體系。中華道家思想在今天人類治理體系面對若干重大的治理挑戰(zhàn)時，也具有重要而豐富的價值和啟示，其啟示今天的人類要更加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要重視普通民眾的心聲，要重視和辨證審視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要重視經濟和社會自身的規(guī)律而順勢而治，要重視整頓官僚體制，確保清正廉潔，更要重視堅持法治?？偠灾魏螘r代，都不應該忘記人類重要的歷史和思想根源，更要追根溯源，去不斷找尋新的啟示，道家思想自身具有的豐富博大的內涵，足以為當今人類治理體系的完善提供寶貴的啟示與借鑒。

參考文獻

[[1]] 寇磊.明代“三教合流”思潮的發(fā)展與演變——以儒道僧的交游活動為視角[J].老子學刊,2019(02):157-165.

[[2]] 張華清.儒家起源問題辨析[J].管子學刊,2013(01):28-33+60.

[[3]]余學琴.儒家之始祖 道家之津梁──論孔子思想中的道家成份[J].安徽師大學報(自然科學版),1994(03):294+29+96+297-299.

[[4]] 張宏斌.“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天命信仰下的王道理想[J].世界宗教研究,2013(06):153-161.

[[5]] 任健.宋明理學與道家道教之關系[J].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9(05):9-14.

[[6]] 斯日古楞,何建朝.《莊子》思想與王陽明心學對比研究[J].世界宗教文化,2018(01):147-151.

[[7]] 陳妙閩.從《睡虎地秦墓竹簡》所見行文制度看秦朝的行政運作和效率[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01):161-170.

[[8]] 李巍濤.漢代文吏的流變——兼論“儒法合流”的路徑選擇[J].江西社會科學,2018,38(11):134-142.

[[9]] 何哲.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公共管理——中國公共管理體系的品格與未來[J].黨政研究,2018(01):94-100.

[[10]] 黃效.《商君書》各篇的作者、創(chuàng)作時間及其成書考[J].管子學刊,2021(01):70-84.

[[11]] 王蘭萍.《商君書》法治主義思想新探[J].甘肅社會科學,2020(06):103-109.

[[12]] 向達.“道生法”——《黃帝四經》法思想的理路邏輯[J].諸子學刊,2019(02):150-168.

[[13]] 袁青.《黃帝四經》成書時代辨析[J].道家文化研究,2016(00):570-588.

[[14]] 郝光明.大乘與道——以古靈寶經為中心的考察[J].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4(04):78-84.

[[15]] 周齊.佛教在中國傳播中的倫理詮釋調適[J].宗教與哲學,2018(00):305-322.

[[16]] 劉永佶.梵我——佛我——我佛——婆羅門教、佛教、禪教核心觀念的演化[J].社會科學論壇,2017(08):4-26.

[[17]] 蘇建強.“大小乘之辨”、“顯密乘之別”與“大乘顯宗之合”——比較視域下南傳、漢傳和藏傳佛教研究[J].五臺山研究,2016(04):3-9.

[[18]] 郭學信.宋代士大夫參禪學佛風尚探源[J].天津社會科學,2009(05):138-140.

[[19]] 三浦國雄,連凡.止觀、坐忘與居敬——三教的身心技法[J].榆林學院學報,2018,28(01):25-38.

[[20]] 王青.說“道術將為天下裂”[J].管子學刊,2007(02):82-85+96.

[[21]] 耿衛(wèi)忠.道何以成為肉身——圣經漢譯中的文化相遇[J].天風,2020(12):26-28.

[[22]] 李黎鶴,李遠國.陰陽與太極:探尋道家思想的根源[J].老子學刊,2018(02):49-70.

[[23]] 司書毓.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對中國政治哲學的影響研究[J].文化學刊,2021(02):58-61.

[[24]] 李素軍.從“滌除玄覽”到“曲因其當”——論漢初黃老道家“無為而無不為”如何可能[J].中國哲學史,2020(02):71-76+84.

[[25]] 鄭傳芹.唐代道經入學?？婆e試考[J].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02):110-111.

[[26]] 劉固盛.論北宋的黃老思想[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1):94-102.

[[27]] 賴寶成.論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fā)展[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6(08):24-26.

[[28]] 李洪權.金元之際全真教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抉擇[J].史學集刊,2013(05):61-66.

[[29]] 覃孟念.從御注道德真經看朱元璋的治國之道[J].宗教學研究,2010(02):164-168.

[[30]] 冉林.論柏拉圖的理型論對奧古斯丁二元論的影響[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22(S2):5-7.

[[31]] 呂世倫,張學超.西方自然法的幾個基本問題[J].法學研究,2004(01):150-160.

[[32]] 史彤彪.自然法思想對美國《獨立宣言》的影響[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03):64-73.

來源： 《貴州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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