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茶館：茶與文化漸成主角

成都茶館：茶與文化漸成主角

無可否認，成都是一個浸泡在茶湯中的城市，茶樓、茶坊遍布街頭巷尾、農家大院和居民小區(qū)。成都人對飲茶的喜好和迷戀，令人嘆為觀止，在成都擁有上萬家的各類茶館，這是一個擁有茶客和茶館最為壯觀的城市。但另一方面，這個看似恢弘的飲茶場面，卻又代表著另一個喝茶的極端：漫不經心、似有還無。在南方人的眼里，成都茶館里的茶只是作為附屬品形式出現的。他們不講究茶的好壞，他們不會安靜地品茶。聽戲、打麻將、看報、閑聊都使茶香得不到彰顯。但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變化正在悄悄展開。

茶文化的回歸

作為成都茶文化名片的順興老茶館在城市的南邊開了另一家新店，這是一家定位更加高端的茶館，長長的走廊以鏤刻的塑像展示著成都的街井與人情世故，茶館中除了川劇舞臺，還有紫色調的包廂，增加飲茶氣氛的雨簾以及文化味更加濃厚的各類裝飾，宣揚茶文化成為新茶館的重要任務。我們看到這個城市更大的變化在于，這里開始有越來越多講究品茶的人、懂得喝茶的人。

四川省茶文化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張京表示，曾經茶館的麻將聲正慢慢在茶館消失，回歸成為一個新的特點，人們對茶文化越來越重視，尤其表現在茶藝上，飲茶形式也變得豐富多彩。

“茶”成為話題

隨著人們對健康越來越重視，講究茶保健功能的人群開始增加，他們會研究降壓、養(yǎng)胃等功能與茶葉品類的關系，并且在早、中、晚選擇不同的種類飲用。

在一些年輕人經營的新茶館里，泡起了福建的功夫茶，茶樓內茶的種類越來越多，茶客在點茶的時候常點清香型的鐵觀音和易武的普洱茶。

無論是順興老茶館、皇城老媽壩調茶樓，還是各類小型的茶莊，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烏龍茶與普洱茶越賣越火，茶客對花茶綠茶以外的其他品類開始感興趣。

臨近春節(jié)，在成都有名的“斗茶”坊送仙橋分店里，茶桌座無虛席，鐵觀音和普洱茶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分量，盡管曾經這里還只是花茶、綠茶的天下?！岸凡琛辈璺坏睦钫乒窠榻B說，前兩年，茶館看起來只是應付式地賣些當地茶，喝茶基本上是次要的。但現在，茶館老板與茶客都開始講究起來，一些茶客會特地點上一杯上好的鐵觀音，細細體驗茶香所帶來的愉悅；香氣凜冽的大紅袍正在為更多人所好奇，盡管很多人還不習慣這種茶的火功與霸氣；連呆在成都的“老外”都要前來體驗一下烏龍茶和普洱茶。人們對茶開始津津樂道。

各種特色茶藝館的興起

隨著城市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一些老茶館在拆遷中失落，但另一面，新式的茶館正在萌生。

成都大慈寺有1200多年的歷史，這里是無相禪師創(chuàng)建的道場，有著以茶入道的諸多公案。大慈寺開始用禪茶來體現茶文化，安靜的禪茶堂里，可以喝到用高山云霧茶所做的各種佛珠茶、甘露茶產品。每到周末或者假日，有許多白領前來學習茶藝。

成都的“茶畫會”茶藝館以普洱茶的推廣為特色，在其店里，紫砂壺、書畫經營、度假休閑成為重要內容，他們定期舉行品茶會、壺友會、書畫會。

在成都，各類會所型的茶樓越來越多，這類茶樓，以好茶作為吸引客人的重要手段。

注重茶香的成都茶館正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茶館成為一面鏡子，映射著時代前進的腳步，因此茶館也迎來了一個變遷與多元的茶館時代。

成都：一座被茶館定義的城市

成都地處相對封閉的長江上游地區(qū)，成都平原被眾山環(huán)抱，被認為是“整個中國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qū)之一”。在中國北方，人們聚居在村莊里，但成都平原的農民則是散居的，如果從空中俯瞰，可見獨立的農舍點綴在田野上一叢叢竹林之中。成都歷史悠久，不少西方人對她不吝贊美之詞，如“最好的城市之一”、“一個小北京”、“像京都一樣的古典風情”等等。直至19世紀末，當沿海城市由于西方沖擊經歷劇烈變化之時，成都得以保留其傳統(tǒng)，到成都的西方人驚奇地發(fā)現，“西方對成都的影響微乎其微”。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都是中國內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從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為34萬-35萬人；1930年代到40年代，為44萬-45萬人，1945年其人口規(guī)模達到74萬人的頂峰，1949年降至65萬人。成都有城墻環(huán)繞，整個清代只有四個城門與外界相通。從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又開鑿了三個城門。在城墻之內，成都還有兩個被城墻包圍的小城，即少城（又稱“滿城”）和皇城。少城位于城西，清代為旗人居住，一堵城墻把其同大城分離開來，但辛亥革命后這個城墻被拆除，少城和大城合而為一?；食菫闈h代遺址，明代重修，位于成都城中心，周圍御河環(huán)繞，內稱貢院，三年一次的鄉(xiāng)試便在此舉行。雖然清廷覆沒后其不斷遭到破壞，但幸存到20世紀60年代。

天府之國的飲茶之風

喝茶作為中國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著漫長的歷史，正如民諺所稱：“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今日世界飲茶之習源于四川，遠可追溯到西周，秦統(tǒng)一中國后，方傳到其他地區(qū)，這個歷史發(fā)展過程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在古代中國，人們追求在幽雅的環(huán)境中飲茶，文人騷客經常描寫他們一邊品茗一邊吟詩作畫的閑情逸致。清代畫家鄭板橋據稱是“茶竹雙癡”，作畫時茶與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間，新篁數干，雪白紙窗，微滲綠色”，然后“獨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顯然鄭板橋試圖遠離世俗的塵囂，在大自然中得到創(chuàng)作的靈感。茶館不可能營造這樣一種心境。在成都，雖然茶館具備了茶竹兩者（使用竹椅，很多茶館即坐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顧客盈門，熙熙攘攘。人們去那里不僅是喝茶，也追求濟濟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種公共生活之氛圍，這或許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與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調。

古代中國的各種記載提供了有關茶葉、茶葉生產、飲茶、茶文化的豐富資料，但對茶館的記載多語焉不詳。茶館歷史悠久，但其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出現的，則不得而知。歷史資料提到諸多飲茶之處，諸如茶室、茶攤、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園、茶亭、茶廳、茶樓、茶鋪等等，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稱。由于缺乏詳細的記載，我們并不清楚它們與今天所看到的“茶館”有多大的相同和相異之處。不過，從有限的文獻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謂“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場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為同行同業(yè)聚會及 *** 活動的場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記錄，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揚州等南方城市。

成都亦有很長的茶館歷史。元代費著的《歲華記麗譜》，便稱成都有“茶房食肆”，人們在那里喝茶時，有歌伎演唱“茶詞”。不過，20世紀之前關于成都茶館的資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見者無非是幾首竹枝詞。乾隆時期的著名文人李調元寫道：“秋陽如甑暫停車，駟馬橋頭喚泡茶。怪道行人盡攜藕，橋南無數白蓮花?！碑斎?，從這首詞所透露的信息，我們也并不清楚他說的是一個茶館還是一個茶攤買茶，但是至少我們知道那時已有賣茶水的生意。一首19世紀初的竹枝詞則提供了稍微詳細一點的記錄：“文廟后街新茶館，四時花卉果清幽。最憐良夜能招客，羊角燈輝鬧不休。”該詞不僅描述了茶館的地點和氛圍，從目前所知的資料中，還第一次看到了“茶館”這個詞在成都的使用。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街設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茶館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初，有茶館開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后其他茶館群起仿效。

“茶館”是現代中國對這類服務設施最常用的詞，但在四川，特別是民國及之前，最常用的說法是“茶鋪”。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鋪吃茶”。這里“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么“茶社”或“茶社業(yè)”則經常指茶館這個行業(yè)。20世紀初，一些更幽雅的茶館設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

關于茶館的記憶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國人，對成都的茶館和茶館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游記中常有生動的描述。成都人則自己調侃說成都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在中國，成都的確以茶館最多、茶客最眾并在茶館中消耗的時間最長而名聲在外。如李劼人所描寫的晚清：“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祠堂內，或在什么公所內，桌子總在四十張以上。”外來者還經常將成都茶館與其他地區(qū)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西方人發(fā)現在成都“有飯館和茶吧（tea 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開，后者有著與英格蘭的酒吧（public houses）同樣的作用，但并無酒吧那樣的弊病。朋友們在那里聚會閑聊”。他還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館成交”。

不過關于茶館最詳細的描述還是來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時，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閑”?？箲?zhàn)爆發(fā)后，這種生活方式也改變不多。左翼作家蕭軍1938年到成都，吃驚于茶館之多，便不無夸張地感嘆道：“江南十步楊柳，成都十步茶館”。曾經留學法國的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在1939年也稱：“成都茶館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館?！碑敶骷液臀膶W評論家何滿子回憶道：“茶館之盛，少時以為當屬江南為最；稍長，到了一次揚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到了成都，始嘆天下茶館之盛，其在西蜀乎！”何滿子系江南人，除了戰(zhàn)時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發(fā)配西北幾年，他一生幾乎都在江南度過，但成都茶館是他常寫的主題之一，生動記錄了他在成都茶館中的經歷和觀察。實際上，何滿子不過是許多對成都茶館情有獨鐘的外鄉(xiāng)人之一，他們深受成都豐富的茶館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暫的茶館經歷，也給他們留下了無窮的回憶和無限的遐想。

1941年，一個文人寫了一篇題為《關于茶館》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館的不同經歷。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時候父母不準他進茶館，因為那是“下流社會”像鴉片煙鬼和賭棍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門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頓。因此，雖然他對茶館很好奇，但在18歲離開家鄉(xiāng)到武漢之前從未進去過。在武漢，茶館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學會了賭博、講下流話等惡習，成為遠近聞名的“惡少”。后來他改邪歸正，到過許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顧茶館。不過在上海和南京，茶館舞臺上的漂亮歌女和臺下衣冠楚楚的觀眾，給他印象頗深?？箲?zhàn)爆發(fā)后他到了四川，頭五年在重慶，“有幾百個夜晚”都消磨于謔稱為“外國茶館”的咖啡座中。最后他來到成都，發(fā)現這里的茶館給各階層的顧客提供了一個舒服的環(huán)境，是當時“以五元的代價，消磨半天以上的時間”的唯一去處，因而感嘆道：“成都茶館最偉大，真足甲觀寰中”。

這些作者有著相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觀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們對成都茶館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認為成都茶館之多，其茶館文化之獨特，茶館服務之大眾化，接納各階層顧客之包容性，人們在茶館里所待的時間之長，茶館與居民日常生活聯系之緊密，是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所難以比擬的。

本文摘錄自《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王笛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再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四川茶文化的四川茶文化

成都人尤其愛喝茶，愛泡茶館。坐在茶館中，茶客們可看川劇、可聽 清音、可溜鳥、可打盹兒或者看看閑書、錄像片、要么就兩三個人 湊在一塊兒擺龍門陣，不時還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算命看相的 游走其間，大家都消遙自在，自得其樂，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你可以深 深感受到社會群體的親和，感受到成都茶館兒的濃濃的地方特色。 此外成都茶館兒還有著不容小覷的社會功用，它起著“會客室”、 “俱樂部”和“民事糾紛調解處”的作用。舊時成都至般市民的住 處不寬敞，有客來時，談話不方便，于是主人手一揮：“走，吃茶去” 人們也習以為常。欣然前往。至于“俱樂部”，中山街茶館的“鴿市”， “百老匯”的“雀雀兒市”自不必說了，它們本身就含有“信鴿”、 “雀雀兒市”俱樂部的性質，其他的比方說專門下各種棋的、唱“圍 鼓的等形成的俱樂部茶館也很常見
除了休閑之外，還是重要的社交場所。在舊社會，三教九流相聚在此，不同行業(yè)、各類社團在此了解行情、洽談生意、看貨交易；黑社會買賣槍支、鴉片也常在茶館進行；袍哥組織的“碼頭”也常設在茶館里。這些茶館大多還兼營飯館、旅店。每逢寒暑假，茶館又成為爭聘教師“六臘之戰(zhàn)”的戰(zhàn)場。可以說，七十二行，行行都把茶館當做結交聚會的好去處，茶館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舊社會的茶館還兼有調解社會糾紛的職能。親朋鄰里之間若出現了糾紛，雙方約定到某茶館“評理”。凡上茶館調解糾紛者，由雙方當事人出面，請當地頭面人物調解，雙方參加辯論的對手經過一番唇槍舌戰(zhàn)之后，由調解人仲裁。所謂“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如果雙方各有不是，則各付一半茶錢；如是一方理虧，則要認輸賠禮，包付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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