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否認,成都是一個浸泡在茶湯中的城市,茶樓、茶坊遍布街頭巷尾、農家大院和居民小區(qū)。成都人對飲茶的喜好和迷戀,令人嘆為觀止,在成都擁有上萬家的各類茶館,這是一個擁有茶客和茶館最為壯觀的城市。但另一方面,這個看似恢弘的飲茶場面,卻又代表著另一個喝茶的極端:漫不經心、似有還無。在南方人的眼里,成都茶館里的茶只是作為附屬品形式出現的。他們不講究茶的好壞,他們不會安靜地品茶。聽戲、打麻將、看報、閑聊都使茶香得不到彰顯。但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變化正在悄悄展開。
茶文化的回歸
作為成都茶文化名片的順興老茶館在城市的南邊開了另一家新店,這是一家定位更加高端的茶館,長長的走廊以鏤刻的塑像展示著成都的街井與人情世故,茶館中除了川劇舞臺,還有紫色調的包廂,增加飲茶氣氛的雨簾以及文化味更加濃厚的各類裝飾,宣揚茶文化成為新茶館的重要任務。我們看到這個城市更大的變化在于,這里開始有越來越多講究品茶的人、懂得喝茶的人。
四川省茶文化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張京表示,曾經茶館的麻將聲正慢慢在茶館消失,回歸成為一個新的特點,人們對茶文化越來越重視,尤其表現在茶藝上,飲茶形式也變得豐富多彩。
“茶”成為話題
隨著人們對健康越來越重視,講究茶保健功能的人群開始增加,他們會研究降壓、養(yǎng)胃等功能與茶葉品類的關系,并且在早、中、晚選擇不同的種類飲用。
在一些年輕人經營的新茶館里,泡起了福建的功夫茶,茶樓內茶的種類越來越多,茶客在點茶的時候常點清香型的鐵觀音和易武的普洱茶。
無論是順興老茶館、皇城老媽壩調茶樓,還是各類小型的茶莊,都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烏龍茶與普洱茶越賣越火,茶客對花茶綠茶以外的其他品類開始感興趣。
臨近春節(jié),在成都有名的“斗茶”坊送仙橋分店里,茶桌座無虛席,鐵觀音和普洱茶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分量,盡管曾經這里還只是花茶、綠茶的天下?!岸凡琛辈璺坏睦钫乒窠榻B說,前兩年,茶館看起來只是應付式地賣些當地茶,喝茶基本上是次要的。但現在,茶館老板與茶客都開始講究起來,一些茶客會特地點上一杯上好的鐵觀音,細細體驗茶香所帶來的愉悅;香氣凜冽的大紅袍正在為更多人所好奇,盡管很多人還不習慣這種茶的火功與霸氣;連呆在成都的“老外”都要前來體驗一下烏龍茶和普洱茶。人們對茶開始津津樂道。
各種特色茶藝館的興起
隨著城市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一些老茶館在拆遷中失落,但另一面,新式的茶館正在萌生。
成都大慈寺有1200多年的歷史,這里是無相禪師創(chuàng)建的道場,有著以茶入道的諸多公案。大慈寺開始用禪茶來體現茶文化,安靜的禪茶堂里,可以喝到用高山云霧茶所做的各種佛珠茶、甘露茶產品。每到周末或者假日,有許多白領前來學習茶藝。
成都的“茶畫會”茶藝館以普洱茶的推廣為特色,在其店里,紫砂壺、書畫經營、度假休閑成為重要內容,他們定期舉行品茶會、壺友會、書畫會。
在成都,各類會所型的茶樓越來越多,這類茶樓,以好茶作為吸引客人的重要手段。
注重茶香的成都茶館正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茶館成為一面鏡子,映射著時代前進的腳步,因此茶館也迎來了一個變遷與多元的茶館時代。
成都地處相對封閉的長江上游地區(qū),成都平原被眾山環(huán)抱,被認為是“整個中國最富裕、土地最肥沃、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區(qū)之一”。在中國北方,人們聚居在村莊里,但成都平原的農民則是散居的,如果從空中俯瞰,可見獨立的農舍點綴在田野上一叢叢竹林之中。成都歷史悠久,不少西方人對她不吝贊美之詞,如“最好的城市之一”、“一個小北京”、“像京都一樣的古典風情”等等。直至19世紀末,當沿海城市由于西方沖擊經歷劇烈變化之時,成都得以保留其傳統(tǒng),到成都的西方人驚奇地發(fā)現,“西方對成都的影響微乎其微”。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都是中國內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從清末到1920年代,成都人口為34萬-35萬人;1930年代到40年代,為44萬-45萬人,1945年其人口規(guī)模達到74萬人的頂峰,1949年降至65萬人。成都有城墻環(huán)繞,整個清代只有四個城門與外界相通。從辛亥革命到1930年代,又開鑿了三個城門。在城墻之內,成都還有兩個被城墻包圍的小城,即少城(又稱“滿城”)和皇城。少城位于城西,清代為旗人居住,一堵城墻把其同大城分離開來,但辛亥革命后這個城墻被拆除,少城和大城合而為一?;食菫闈h代遺址,明代重修,位于成都城中心,周圍御河環(huán)繞,內稱貢院,三年一次的鄉(xiāng)試便在此舉行。雖然清廷覆沒后其不斷遭到破壞,但幸存到20世紀60年代。
天府之國的飲茶之風
喝茶作為中國日常生活重要部分有著漫長的歷史,正如民諺所稱:“開門七件事,油、鹽、柴、米、醬、醋、茶。”今日世界飲茶之習源于四川,遠可追溯到西周,秦統(tǒng)一中國后,方傳到其他地區(qū),這個歷史發(fā)展過程為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在古代中國,人們追求在幽雅的環(huán)境中飲茶,文人騷客經常描寫他們一邊品茗一邊吟詩作畫的閑情逸致。清代畫家鄭板橋據稱是“茶竹雙癡”,作畫時茶與竹不可或缺,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茅屋一間,新篁數干,雪白紙窗,微滲綠色”,然后“獨坐其中,一盞雨前茶,一方端硯石,一張宣州紙”。顯然鄭板橋試圖遠離世俗的塵囂,在大自然中得到創(chuàng)作的靈感。茶館不可能營造這樣一種心境。在成都,雖然茶館具備了茶竹兩者(使用竹椅,很多茶館即坐落在竹林中),但通常是顧客盈門,熙熙攘攘。人們去那里不僅是喝茶,也追求濟濟一堂、熙熙攘攘的那種公共生活之氛圍,這或許反映了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大眾與精英文人的不同品味和情調。
古代中國的各種記載提供了有關茶葉、茶葉生產、飲茶、茶文化的豐富資料,但對茶館的記載多語焉不詳。茶館歷史悠久,但其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出現的,則不得而知。歷史資料提到諸多飲茶之處,諸如茶室、茶攤、茶棚、茶坊、茶房、茶社、茶園、茶亭、茶廳、茶樓、茶鋪等等,在不同地區(qū)、不同時間,有不同的形式和名稱。由于缺乏詳細的記載,我們并不清楚它們與今天所看到的“茶館”有多大的相同和相異之處。不過,從有限的文獻可知,至少唐代便有所謂“茶室”,即喝茶的公共場所。在北宋首都卞京和南宋首都杭州,有不少“茶坊”,提供了為同行同業(yè)聚會及 *** 活動的場所。明代也有不少茶坊的記錄,尤其是在南京、杭州、揚州等南方城市。
成都亦有很長的茶館歷史。元代費著的《歲華記麗譜》,便稱成都有“茶房食肆”,人們在那里喝茶時,有歌伎演唱“茶詞”。不過,20世紀之前關于成都茶館的資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見者無非是幾首竹枝詞。乾隆時期的著名文人李調元寫道:“秋陽如甑暫停車,駟馬橋頭喚泡茶。怪道行人盡攜藕,橋南無數白蓮花?!碑斎?,從這首詞所透露的信息,我們也并不清楚他說的是一個茶館還是一個茶攤買茶,但是至少我們知道那時已有賣茶水的生意。一首19世紀初的竹枝詞則提供了稍微詳細一點的記錄:“文廟后街新茶館,四時花卉果清幽。最憐良夜能招客,羊角燈輝鬧不休。”該詞不僅描述了茶館的地點和氛圍,從目前所知的資料中,還第一次看到了“茶館”這個詞在成都的使用。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概念的“茶館”在成都并不普遍,正如晚清曾任知縣的周詢所寫:“茶社無街無之,然俱當街設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無雅座,無樓房,且無倚凳,故官紳中無人飲者。”茶館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長條椅,不便人們久坐,到20世紀初,有茶館開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顧客更樂意在此逗留,隨后其他茶館群起仿效。
“茶館”是現代中國對這類服務設施最常用的詞,但在四川,特別是民國及之前,最常用的說法是“茶鋪”。在過去成都,熟人在街頭相遇,最常聽到的招呼便是“去口子上茶鋪吃茶”。這里“茶鋪”可以指任何一類茶館。如果說“茶鋪”是稱人們所使用的公共空間,那么“茶社”或“茶社業(yè)”則經常指茶館這個行業(yè)。20世紀初,一些更幽雅的茶館設立,一般稱“茶園”或“茶樓”。不少“茶園”提供演戲娛樂,而“茶樓”則指在有兩層或設在二樓的茶館,不少以評書招徠顧客。
關于茶館的記憶
20世紀上半葉,許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國人,對成都的茶館和茶館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們的游記中常有生動的描述。成都人則自己調侃說成都有“三多”:閑人多、茶館多、廁所多。在中國,成都的確以茶館最多、茶客最眾并在茶館中消耗的時間最長而名聲在外。如李劼人所描寫的晚清:“茶鋪,這倒是成都城內的特景。全城不知道有多少,平均下來,一條街總有一家。有大有小,小的多半在鋪子上擺二十來張桌子;大的或在門道內,或在廟宇內,或在祠堂內,或在什么公所內,桌子總在四十張以上。”外來者還經常將成都茶館與其他地區(qū)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西方人發(fā)現在成都“有飯館和茶吧(tea drinking saloons),面街而開,后者有著與英格蘭的酒吧(public houses)同樣的作用,但并無酒吧那樣的弊病。朋友們在那里聚會閑聊”。他還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館成交”。
不過關于茶館最詳細的描述還是來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1920年代到成都時,給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特別休閑”??箲?zhàn)爆發(fā)后,這種生活方式也改變不多。左翼作家蕭軍1938年到成都,吃驚于茶館之多,便不無夸張地感嘆道:“江南十步楊柳,成都十步茶館”。曾經留學法國的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在1939年也稱:“成都茶館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館?!碑敶骷液臀膶W評論家何滿子回憶道:“茶館之盛,少時以為當屬江南為最;稍長,到了一次揚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到了成都,始嘆天下茶館之盛,其在西蜀乎!”何滿子系江南人,除了戰(zhàn)時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發(fā)配西北幾年,他一生幾乎都在江南度過,但成都茶館是他常寫的主題之一,生動記錄了他在成都茶館中的經歷和觀察。實際上,何滿子不過是許多對成都茶館情有獨鐘的外鄉(xiāng)人之一,他們深受成都豐富的茶館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暫的茶館經歷,也給他們留下了無窮的回憶和無限的遐想。
1941年,一個文人寫了一篇題為《關于茶館》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館的不同經歷。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時候父母不準他進茶館,因為那是“下流社會”像鴉片煙鬼和賭棍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門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頓。因此,雖然他對茶館很好奇,但在18歲離開家鄉(xiāng)到武漢之前從未進去過。在武漢,茶館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學會了賭博、講下流話等惡習,成為遠近聞名的“惡少”。后來他改邪歸正,到過許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顧茶館。不過在上海和南京,茶館舞臺上的漂亮歌女和臺下衣冠楚楚的觀眾,給他印象頗深??箲?zhàn)爆發(fā)后他到了四川,頭五年在重慶,“有幾百個夜晚”都消磨于謔稱為“外國茶館”的咖啡座中。最后他來到成都,發(fā)現這里的茶館給各階層的顧客提供了一個舒服的環(huán)境,是當時“以五元的代價,消磨半天以上的時間”的唯一去處,因而感嘆道:“成都茶館最偉大,真足甲觀寰中”。
這些作者有著相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觀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們對成都茶館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認為成都茶館之多,其茶館文化之獨特,茶館服務之大眾化,接納各階層顧客之包容性,人們在茶館里所待的時間之長,茶館與居民日常生活聯系之緊密,是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所難以比擬的。
本文摘錄自《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王笛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再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成都人尤其愛喝茶,愛泡茶館。坐在茶館中,茶客們可看川劇、可聽 清音、可溜鳥、可打盹兒或者看看閑書、錄像片、要么就兩三個人 湊在一塊兒擺龍門陣,不時還有掏耳朵的、擦皮鞋的、算命看相的 游走其間,大家都消遙自在,自得其樂,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你可以深 深感受到社會群體的親和,感受到成都茶館兒的濃濃的地方特色。 此外成都茶館兒還有著不容小覷的社會功用,它起著“會客室”、 “俱樂部”和“民事糾紛調解處”的作用。舊時成都至般市民的住 處不寬敞,有客來時,談話不方便,于是主人手一揮:“走,吃茶去” 人們也習以為常。欣然前往。至于“俱樂部”,中山街茶館的“鴿市”, “百老匯”的“雀雀兒市”自不必說了,它們本身就含有“信鴿”、 “雀雀兒市”俱樂部的性質,其他的比方說專門下各種棋的、唱“圍 鼓的等形成的俱樂部茶館也很常見
除了休閑之外,還是重要的社交場所。在舊社會,三教九流相聚在此,不同行業(yè)、各類社團在此了解行情、洽談生意、看貨交易;黑社會買賣槍支、鴉片也常在茶館進行;袍哥組織的“碼頭”也常設在茶館里。這些茶館大多還兼營飯館、旅店。每逢寒暑假,茶館又成為爭聘教師“六臘之戰(zhàn)”的戰(zhàn)場。可以說,七十二行,行行都把茶館當做結交聚會的好去處,茶館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舊社會的茶館還兼有調解社會糾紛的職能。親朋鄰里之間若出現了糾紛,雙方約定到某茶館“評理”。凡上茶館調解糾紛者,由雙方當事人出面,請當地頭面人物調解,雙方參加辯論的對手經過一番唇槍舌戰(zhàn)之后,由調解人仲裁。所謂“一張桌子四只腳,說得脫來走得脫”。如果雙方各有不是,則各付一半茶錢;如是一方理虧,則要認輸賠禮,包付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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