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離時代的特殊視角

覆巢之下，焉得完卵？在國家傾覆的時代，戰(zhàn)亂災禍會延及社會的各個階層，王公貴族也難以幸免。如謂不信，請讀杜甫的《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qū)。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jīng)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天子已傳位，圣德北服南單于?；ㄩT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

此詩涉及的史實如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756，也即唐肅宗至德元載）六月九日，潼關(guān)失守。十三日凌晨，玄宗攜楊貴妃及楊國忠等少數(shù)親貴出延秋門西奔。親王妃主王孫以下皆不及跟從，長安大亂。十七日，安祿山叛軍入長安。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享于靈武即帝位，改元至德，是為肅宗。十六日，安祿山部將孫孝哲在長安搜捕百官，屠戮宗親，皇孫、公主、駙馬以下百余人遇害。八月初，回紇、吐蕃遣使至靈武，請求和親，并表示愿意派兵助唐平叛。杜甫本人于八月上旬被叛軍俘獲送至長安，并于次年四月逃歸肅宗所在的鳳翔。詩中有“昨夜東風吹血腥”一句，今人或謂當作于至德二載（757）春。但也有可能如舊注所云乃作于至德元載九月或十月，其時乃小陽春，偶吹東風也有可能。

此詩被宋人郭茂倩收入《樂府詩集》的《新樂府辭》，它與《兵車行》《哀江頭》等詩一樣，都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是詩人關(guān)心社會、記錄時代的寫實杰作。首句中的“頭白烏”，宋人以為“‘頭’字當作‘頸’字，蓋烏無頭白者”（胡仔《苕溪漁隱從話》前集卷十四），明人楊慎指出：“《三國典略》：‘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保ā渡衷娫挕肪砣钫f可從?！把忧镩T”乃長安禁苑西門，玄宗奔蜀，就是從此門出城。首二句寫妖烏飛集延秋門上亂叫，乃借用古代民謠起興，這是樂府詩的傳統(tǒng)寫法。三、四句亦非閑筆，據(jù)《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載，玄宗出逃后，“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及至叛軍進入長安，“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梢娔切└唛T深宅，此時已成空屋，故有妖烏翔集屋頂也。清人何焯謂“達官”隱指玄宗：“曰‘達官’，不忍斥言也?！保ā读x門讀書記》卷五一）不確。五、六句寫玄宗倉皇出奔，狼狽不堪，連骨肉也棄之不顧。寫到這里蓄勢已足，于是推出本詩的主角王孫。眼前的王孫是一副多么可憐的模樣！他衣衫襤褸，但腰間還系著珊瑚寶玦，分明是個不諳世事的落難公子。他站在路旁哭泣，有人相問也不敢自報姓名，只是自訴困苦，乞求為奴。他已在荊棘間逃竄多月，遍體鱗傷，體無完膚。只因其相貌堂堂，不似常人，才被杜甫認出其身份，并叮囑他善自保重?！安桓议L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二句，生動地寫出了彌漫在長安城內(nèi)的恐怖氣氛。清人錢謙益云：“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為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奉者，不獨如孝哲輩為賊寵任者也?！保ā跺X注杜詩》卷一）雖于史無征，但不失為合理的推測。像陳希烈、張垍等高官都因怨恨玄宗而主動降賊，完全可能如此行事。盡管如此，杜甫還是冒著危險對王孫諄諄囑咐，以下的十句詩全是詩人對王孫所言者。誠如浦起龍所析：“‘東風’‘橐駝’，惕以賊形也?！骸斡蕖?，追慨失守也?！`聞’四句，寄與不久反正消息，而戒其勿泄，慰之也?！魑鹗琛杲渲！疅o時無’，申慰之也。丁寧惻怛，如聞其聲?！保ā蹲x杜心解》卷二之一）所以要如此反復叮嚀，是由于對象是一個王孫。此輩金枝玉葉，嬌生慣養(yǎng)，平時見慣了阿諛奉迎，對宮墻外的實際社會一無所知。一旦災難降臨，自會驚惶失措，自身難保。所以詩人不但要對他進行勸慰和鼓勵，還必須開導和告誡。巧妙的是，這十句詩雖是詩人對王孫的勸慰告誡之詞，卻都是通過敘事、描寫而展開的。比如“昨夜”二句，本是詩人告誡王孫賊勢正盛，須小心躲避，但將叛軍在長安城內(nèi)大肆殺戮、公然搶掠的情形寫得生動真切。又如“花門”二句，本是詩人用援軍到達、光復有望的消息來安慰王孫，但當時長安城中百姓暗中傳遞有關(guān)消息，以及有人借此偵伺狙擊漏網(wǎng)的王孫或官員等情狀，亦都栩栩如生。杜詩號稱“詩史”，豈虛言哉！

此詩在藝術(shù)上特色鮮明。清人葉燮評曰：“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原詩》外篇下）葉氏的觀察非常細致。在唐代，篇幅較長的七言古詩以換韻較為常見，換韻通常是平韻、仄韻交替運用。每轉(zhuǎn)一韻，則第一句以入韻為常。此詩共26句，押韻者17句，所押韻腳除“疏”“狙”屬魚韻外，其余全屬虞韻。魚、虞二韻在古詩中通押，故此詩實為一韻到底。最值得注意的是，此詩共有四處是出句押韻，即“長安城頭頭白烏”“腰下寶玦青珊瑚”“不敢長語臨交衢”“哀哉王孫慎勿疏”，它們都處于每一段的首句。也就是說，此詩按詩意可分四段，首段6句，交代背景;次段10句，描寫王孫情狀;三段10句，乃詩人叮囑王孫之言;四段2句，總結(jié)全詩主旨。每逢轉(zhuǎn)意，即安排出句押韻，與全詩轉(zhuǎn)韻之七古的情況完全一致。這樣，盡管全詩一韻到底，但在音節(jié)上仍產(chǎn)生“層層掉換”的效果，層次分明。由此可見，杜甫即使在亂離境界中作詩，仍在藝術(shù)上精益求精，葉燮之評，洵非虛言。

當代的杜詩選本大多不選此詩，或因詩中頗有歌頌帝王之語，詩人對王孫的關(guān)愛也流露出忠君思想。其實，杜甫的仁愛是一視同仁的深廣博大之愛，本無需區(qū)分對象。安史亂起后詩人對無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對落難王孫的關(guān)切，都是其仁愛思想的具體體現(xiàn)。隱去任何一個方面，便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杜甫。更重要的是，此詩雖然只寫了一位王孫的遭遇，但以小見大，真切生動地展現(xiàn)了長安淪陷后的恐怖氣氛，這是真實的時代畫卷，盡管只是這幅畫卷的一角。如果說《北征》、“三《吏》三《別》”等詩主要著眼于社會底層，那么《哀王孫》《哀江頭》等詩則主要著眼于社會上層，合而觀之，才是杜甫為那個離亂時代所描繪的整幅圖卷。金圣嘆評得好：“借一王孫說來，當時情事歷歷，豈非詩史？”（《杜詩解》卷一）至于“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實是帝制時代通行的看法，并非杜甫所獨有，杜甫不能獨自祛妄。況且詩中對于玄宗倉皇奔逃，連骨肉都棄之不顧的舉動頗有譏諷，何嘗一味頌圣？至于末尾對于肅宗的稱頌，則反映了當時天下百姓對朝廷振作、國家中興的共同愿望。當然，那也正是杜甫本人的熱切愿望。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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