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前漢吳楚七國之亂及其影響（中）

二、 七國亂中藩國垂死反擊與憤怒吶喊

七國亂起，景帝即使殺晁錯亦不可能安撫七國，因此，一場朝廷與七國之間的對決就此展開。由于此亂中，吳、楚為首倡者，發(fā)兵在先，所以，七國之亂亦經(jīng)常被稱之為吳楚之反。

《史記·孝景本紀》云：“三年正月乙巳……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fā)兵西鄉(xiāng)。”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蛘f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shù)尺，然尚流血千里……’”

《漢書·晁錯傳》云：“后十余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p>

《漢書·爰盎傳》云：“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

《漢書·高五王傳》云：“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fā)兵應(yīng)吳楚?！?/p>

在《史記》《漢書》記載中，觀七國之亂，無不以吳、楚為主謀，吳、楚亦擁有較強的軍事實力，并且登高一呼，領(lǐng)袖群倫，其間吳、楚發(fā)揮了最大的作用。在政治斗爭中，往往成王敗寇，話語權(quán)被勝利一方所壟斷。然而，關(guān)于七國之亂，《史記》《漢書》居然保存了被消滅者的心聲，令后人看到此輩痛苦的吶喊，洵屬難得也！按《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述，吳王派遣其中大夫應(yīng)高前往膠西王處，挑唆他一起舉事，應(yīng)高形容當時諸侯藩國之形勢和命運乃“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朝廷無情削藩，將藩國驅(qū)趕到一起，上述五個“同”生動精要，凸顯他們已成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利益共同體，乃朝廷要消除的駢枝贅疣，所以即使劍走偏鋒，背所謂君臣之義，他們也要作垂死地掙扎。《漢書·荊燕吳傳》敘述吳王發(fā)動七國起兵，發(fā)使遺諸侯書曰：“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系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據(jù)此可知，朝廷削藩，其政策有連續(xù)性，早在景帝之前之文帝朝，已經(jīng)令藩國感到不堪忍受，此顛覆了《史記》《漢書》所刻畫的文帝溫厚的形象。而劉戊、劉安等為何恨之入骨？文帝巧施手腕，逼死老淮南王劉長，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促使小淮南王劉安深刻思考大一統(tǒng)政治的弊端死結(jié)，由他主持撰寫《淮南子》，正凝聚了此種思考；然則，何以楚王劉戊與淮南三王一樣，憤憤難平，歷史記載似有所留白，總之，他們均站到了文景朝廷的對立面，這是確鑿無疑的。

而關(guān)于七國之亂戰(zhàn)事的始末，《史記》《漢書》涉及多角度的敘述，至少關(guān)乎朝廷景帝、梁孝王、周亞夫以及吳楚趙等七國等諸端。

《史記·孝景本紀》云：“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fā)兵西鄉(xiāng)。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qū)⒈D之?！绷攘葦?shù)語，似乎風清月淡。而《漢書·景帝紀》則有更翔實的補充，指明“諸將破七國，斬首十余萬級”。而且除了吳王濞被殺，其余失敗的六個藩王全部自殺。

而抵擋叛軍西進，梁孝王堪稱獨當一面，功勛卓著?！稘h書·文三王傳》記載：“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shù)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逼蕉▍?、楚叛亂，梁王居功甚偉，此亦助長了其輕妄恣睢之性情，為其悲劇性人生潛藏伏筆。

而在平亂戰(zhàn)爭中，關(guān)于周亞夫之功業(yè)，《史記》《漢書》敘述之筆法十分曖昧，頗有皮里陽秋之深意。

《漢書·周亞夫傳》云：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愿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亞夫既發(fā)，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黽厄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guān)，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碧救缙溆嫛Ｖ瘤藐?，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此說玄而不實，當時吳兵尚被阻止于梁地，即使殽黽厄之間布置了吳王之伏兵，但散兵游勇，何足以抵擋周亞夫之大軍？

《漢書·周亞夫傳》又云：“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后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shù)挑戰(zhàn)，終不出。夜，軍中驚，內(nèi)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shù)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余，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于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贝朔瑪⑹觯怀鲋軄喎蛑怯轮倚诺娜烁裉刭|(zhì)，善謀善斷，以吳、楚長途奔襲，后勤保障就成為其軟肋，一旦漢朝大軍切斷其運糧通道，且以逸待勞，吳、楚必定難以支撐，此計果然奏效。

然而，《史記·吳王濞列傳》云：“（條侯）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糧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瘡钠洳撸靾员诓啬?，輕兵絕吳糧道?！保ā稘h書·荊燕吳傳》亦采用《史記》如上記述）此種敘述較諸《漢書·周亞夫傳》，則大相徑庭，顯示危急關(guān)頭，周亞夫頗有關(guān)乎一己利益之考慮，他采納父親周勃門客鄧都尉的策略，此鄧都尉頗有戰(zhàn)國縱橫家之遺風，當時七國亂起，形勢誠如上述《漢書》所云“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文、景二帝既祭起削藩大旗，又防范軍功大臣犯上作亂，因此，實際上，作為絳侯之子的周亞夫處境十分微妙，也在盤算進退安危（按，《漢書·絳侯周勃世家》，周勃雖有功于立文帝，卻曾經(jīng)被逮捕入獄），所以“吳梁相敝”，而自己作壁上觀，既無損自己利益，又坐收漁翁之利，此于他而論，絕對是上策。然而，此建立在梁能堅守前提之下，若梁不守，吳、楚繼續(xù)西鄉(xiāng)，如果兵臨長安，則局面更加危殆，到那時，擁兵自重的周亞夫是否會另有企圖？是否首鼠兩端？甚至從中漁利？此在君臣關(guān)系緊張到臨界點的景帝時期，均難言矣！而平亂之后，周亞夫迅速被置之死地，其中緣故，蓋非與梁孝王“有隙”那么簡單，景帝所謂“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看出其不肯臣服的桀驁之氣，這是周亞夫不得善終的主要原因。

作為慘敗一方，吳、楚在戰(zhàn)亂中的表現(xiàn)，《史記》《漢書》之敘述顯得詳略有別。吳王先起兵，他孤注一擲，要與朝廷決一死戰(zhàn)，起兵的具體時間是景帝前三年正月甲子，起兵的地點是廣陵，兵力達到二十余萬人，吳軍西進渡過淮河，于是與楚軍會師合并，打著“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的旗號，殺向長安。然而，用兵尚奇，吳王封田祿伯為大將軍，田建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彼鲝埛直炊?，收淮南、長沙，此即在行進中，尋求擴大同盟軍，以壯大實力，當時諸侯控制地盤不到漢朝廷所擁有之十分之二，在這樣力量對比形勢下，田祿伯的策略十分明智。然而，吳王太子指出吳王所陷之困局，就是吳王之兵以反為名，擔負著血海似之干系，假如田氏“擅兵而別”，難保他不會心生他想，甚至反戈一擊，亦未可知。所以，吳王不敢放權(quán)，只好令吳兵首尾相續(xù)，單線西進，且不用吳少將桓將軍迅速占領(lǐng)戰(zhàn)略要地和糧倉的計劃，當糧草軍需后勤保障被切斷，吳、楚也就無計可施了。

是否吳楚七國注定只有死路一條？《史記·吳王濞列傳》使用閑筆，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太史公記載，有一下邳人周丘，平時不被吳王看重，可是，他卻能夠單槍匹馬，一夜召集三萬人，助吳王攻打至城陽，當時已擁兵至十余萬了，只是聽說吳王敗走，他也疽發(fā)背死?？梢娙舨贿^于患得患失，吳王能夠大膽用兵，吳、楚未必如此遽然鎩羽而敗。可嘆吳王有勇無謀，絲毫不懂用兵之道，遂導致徹底的失敗。

七國與朝廷相持三個月，在此前漢重大歷史中，楚與吳并稱，可是相較于吳的詳細記錄，關(guān)于楚在其間之作為，卻鮮有正面的敘述。唯《史記》《漢書》借助吳王之口，道出楚王對于文、景的刻骨仇恨，幾乎到了食肉寢皮的程度，此是他呼應(yīng)吳王召喚，聯(lián)手起兵的主觀動因。

《史記·楚元王世家》云：“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zhàn)。漢絕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書·楚元王傳》記述承襲《史記》上述文字）其實僅交代了楚王戊的最后結(jié)局。學界認同今本《史記》已非《太史公書》之原貌，而無論《史記·楚元王世家》，或者《漢書·楚元王傳》，兩者實同出一源，與楚元王后人劉向、劉歆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換言之，其間保存著向、歆父子的手筆，甚或總體而言，是站在向、歆父子立場來結(jié)撰楚元王家族史，故而，《史記·楚元王世家》和《漢書·楚元王傳》均不脫向、歆父子之影響。

劉德、劉向、劉歆一支，出自楚元王子休侯劉富，劉富即楚元王之子，而楚王劉戊則是楚元王子上邳侯劉郢客之子，劉富與劉戊屬叔侄關(guān)系。吳楚叛亂平定之后，景帝未將楚元王子孫斬草除根，景帝甚至立楚元王另外一個兒子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后，是為文王。劉富也得以幸運地保全身家性命，此除了“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的原因之外，景帝之所以手下留情，可能亦考慮朝野輿論觀感，因此對待宗室尚不至于過分慘礉少恩。

雖然劉辟疆非紅侯劉富之繼位人，但是劉富傳國至曾孫，由于無子，也絕傳了。劉富——劉辟疆——劉德——劉向——劉歆，此楚元王所出之一支，卻改而出仕于朝廷，向、歆父子更作為文獻、史學大家，幾乎成為整個前漢歷史之代言人。因而，通觀《史記》《漢書》，相對于吳楚之亂中，關(guān)于吳王吳濞的記述頗為詳盡，而對待另一位主角楚王劉戊卻顯得吝于筆墨，其間緣故就十分耐人尋味。

劉戊作為一個蒙受冤屈、受逼而反的諸侯王，向、歆面對此位先祖劉富的兄長（至少是同父的關(guān)系），其情感復雜而微妙，即使不能夠秉筆直書，卻也不可無端丑化污蔑，至少要為尊者諱。因此，史書記載劉戊，使用簡之又簡的史家筆法，僅保存景帝朝廷所頒布的楚王罪行，如《漢書》本傳所謂“淫暴”，再交代其人謀反、自殺的終局。然而，故意隱藏史料，在歷史的空白之處，懸置一個面目不清的楚王劉戊，卻寄寓著史家深深的憐憫，令后世讀者產(chǎn)生無盡的想象。

在今本《漢書》中，不知是否出自有意的安排，在別處又隱約地透露楚元王之劉郢客、劉戊一支的遭遇?！稘h書·韋賢傳》敘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表f孟做過楚元王子孫兩代人的老師，他是歷史的見證人。而在今本《漢書·韋賢傳》中，借助韋孟所作諫詩，指責他不能保持先祖基業(yè)：

于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逌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凈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tǒng)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何如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qū)。務(wù)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此種穿插于《韋賢傳》的寫法，反映出像楚元王等諸侯王無不小心翼翼，想永做朝廷之藩王，然而，卻事與愿違，欲臣服而不得。此詩出現(xiàn)于此《傳》中，想必是給劉戊一生作一交代，惋惜其人不能保家守業(yè)。然而，此時諸侯命運豈由自家主宰！

七國最后被消滅者，是趙王遂，吳楚之外，在實際軍事對壘方面，要數(shù)趙國抵抗最頑強，其過程最慘烈。《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nèi)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fā)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于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后?！?/p>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趙王遂之軍隊體現(xiàn)了韌的戰(zhàn)斗精神，似迥然有別于吳楚之脆弱。

（作者單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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