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七國亂中藩國垂死反擊與憤怒吶喊
七國亂起,景帝即使殺晁錯亦不可能安撫七國,因此,一場朝廷與七國之間的對決就此展開。由于此亂中,吳、楚為首倡者,發(fā)兵在先,所以,七國之亂亦經(jīng)常被稱之為吳楚之反。
《史記·孝景本紀》云:“三年正月乙巳……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fā)兵西鄉(xiāng)。”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蛘f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shù)尺,然尚流血千里……’”
《漢書·晁錯傳》云:“后十余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p>
《漢書·爰盎傳》云:“吳楚反聞,錯謂丞史曰:‘爰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
《漢書·高五王傳》云:“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fā)兵應(yīng)吳楚?!?/p>
在《史記》《漢書》記載中,觀七國之亂,無不以吳、楚為主謀,吳、楚亦擁有較強的軍事實力,并且登高一呼,領(lǐng)袖群倫,其間吳、楚發(fā)揮了最大的作用。在政治斗爭中,往往成王敗寇,話語權(quán)被勝利一方所壟斷。然而,關(guān)于七國之亂,《史記》《漢書》居然保存了被消滅者的心聲,令后人看到此輩痛苦的吶喊,洵屬難得也!按《史記·吳王濞列傳》記述,吳王派遣其中大夫應(yīng)高前往膠西王處,挑唆他一起舉事,應(yīng)高形容當時諸侯藩國之形勢和命運乃“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朝廷無情削藩,將藩國驅(qū)趕到一起,上述五個“同”生動精要,凸顯他們已成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利益共同體,乃朝廷要消除的駢枝贅疣,所以即使劍走偏鋒,背所謂君臣之義,他們也要作垂死地掙扎。《漢書·荊燕吳傳》敘述吳王發(fā)動七國起兵,發(fā)使遺諸侯書曰:“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系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奸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據(jù)此可知,朝廷削藩,其政策有連續(xù)性,早在景帝之前之文帝朝,已經(jīng)令藩國感到不堪忍受,此顛覆了《史記》《漢書》所刻畫的文帝溫厚的形象。而劉戊、劉安等為何恨之入骨?文帝巧施手腕,逼死老淮南王劉長,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促使小淮南王劉安深刻思考大一統(tǒng)政治的弊端死結(jié),由他主持撰寫《淮南子》,正凝聚了此種思考;然則,何以楚王劉戊與淮南三王一樣,憤憤難平,歷史記載似有所留白,總之,他們均站到了文景朝廷的對立面,這是確鑿無疑的。
而關(guān)于七國之亂戰(zhàn)事的始末,《史記》《漢書》涉及多角度的敘述,至少關(guān)乎朝廷景帝、梁孝王、周亞夫以及吳楚趙等七國等諸端。
《史記·孝景本紀》云:“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fā)兵西鄉(xiāng)。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qū)⒈D之?!绷攘葦?shù)語,似乎風清月淡。而《漢書·景帝紀》則有更翔實的補充,指明“諸將破七國,斬首十余萬級”。而且除了吳王濞被殺,其余失敗的六個藩王全部自殺。
而抵擋叛軍西進,梁孝王堪稱獨當一面,功勛卓著?!稘h書·文三王傳》記載:“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shù)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逼蕉▍?、楚叛亂,梁王居功甚偉,此亦助長了其輕妄恣睢之性情,為其悲劇性人生潛藏伏筆。
而在平亂戰(zhàn)爭中,關(guān)于周亞夫之功業(yè),《史記》《漢書》敘述之筆法十分曖昧,頗有皮里陽秋之深意。
《漢書·周亞夫傳》云: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愿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亞夫既發(fā),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于殽黽厄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guān),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碧救缙溆嫛V瘤藐?,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
此說玄而不實,當時吳兵尚被阻止于梁地,即使殽黽厄之間布置了吳王之伏兵,但散兵游勇,何足以抵擋周亞夫之大軍?
《漢書·周亞夫傳》又云:“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后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shù)挑戰(zhàn),終不出。夜,軍中驚,內(nèi)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shù)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余,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于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贝朔瑪⑹觯怀鲋軄喎蛑怯轮倚诺娜烁裉刭|(zhì),善謀善斷,以吳、楚長途奔襲,后勤保障就成為其軟肋,一旦漢朝大軍切斷其運糧通道,且以逸待勞,吳、楚必定難以支撐,此計果然奏效。
然而,《史記·吳王濞列傳》云:“(條侯)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糧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強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瘡钠洳撸靾员诓啬?,輕兵絕吳糧道?!保ā稘h書·荊燕吳傳》亦采用《史記》如上記述)此種敘述較諸《漢書·周亞夫傳》,則大相徑庭,顯示危急關(guān)頭,周亞夫頗有關(guān)乎一己利益之考慮,他采納父親周勃門客鄧都尉的策略,此鄧都尉頗有戰(zhàn)國縱橫家之遺風,當時七國亂起,形勢誠如上述《漢書》所云“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文、景二帝既祭起削藩大旗,又防范軍功大臣犯上作亂,因此,實際上,作為絳侯之子的周亞夫處境十分微妙,也在盤算進退安危(按,《漢書·絳侯周勃世家》,周勃雖有功于立文帝,卻曾經(jīng)被逮捕入獄),所以“吳梁相敝”,而自己作壁上觀,既無損自己利益,又坐收漁翁之利,此于他而論,絕對是上策。然而,此建立在梁能堅守前提之下,若梁不守,吳、楚繼續(xù)西鄉(xiāng),如果兵臨長安,則局面更加危殆,到那時,擁兵自重的周亞夫是否會另有企圖?是否首鼠兩端?甚至從中漁利?此在君臣關(guān)系緊張到臨界點的景帝時期,均難言矣!而平亂之后,周亞夫迅速被置之死地,其中緣故,蓋非與梁孝王“有隙”那么簡單,景帝所謂“此鞅鞅,非少主臣也”,看出其不肯臣服的桀驁之氣,這是周亞夫不得善終的主要原因。
作為慘敗一方,吳、楚在戰(zhàn)亂中的表現(xiàn),《史記》《漢書》之敘述顯得詳略有別。吳王先起兵,他孤注一擲,要與朝廷決一死戰(zhàn),起兵的具體時間是景帝前三年正月甲子,起兵的地點是廣陵,兵力達到二十余萬人,吳軍西進渡過淮河,于是與楚軍會師合并,打著“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的旗號,殺向長安。然而,用兵尚奇,吳王封田祿伯為大將軍,田建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彼鲝埛直炊?,收淮南、長沙,此即在行進中,尋求擴大同盟軍,以壯大實力,當時諸侯控制地盤不到漢朝廷所擁有之十分之二,在這樣力量對比形勢下,田祿伯的策略十分明智。然而,吳王太子指出吳王所陷之困局,就是吳王之兵以反為名,擔負著血海似之干系,假如田氏“擅兵而別”,難保他不會心生他想,甚至反戈一擊,亦未可知。所以,吳王不敢放權(quán),只好令吳兵首尾相續(xù),單線西進,且不用吳少將桓將軍迅速占領(lǐng)戰(zhàn)略要地和糧倉的計劃,當糧草軍需后勤保障被切斷,吳、楚也就無計可施了。
是否吳楚七國注定只有死路一條?《史記·吳王濞列傳》使用閑筆,給出了否定的答案。太史公記載,有一下邳人周丘,平時不被吳王看重,可是,他卻能夠單槍匹馬,一夜召集三萬人,助吳王攻打至城陽,當時已擁兵至十余萬了,只是聽說吳王敗走,他也疽發(fā)背死??梢娙舨贿^于患得患失,吳王能夠大膽用兵,吳、楚未必如此遽然鎩羽而敗。可嘆吳王有勇無謀,絲毫不懂用兵之道,遂導致徹底的失敗。
七國與朝廷相持三個月,在此前漢重大歷史中,楚與吳并稱,可是相較于吳的詳細記錄,關(guān)于楚在其間之作為,卻鮮有正面的敘述。唯《史記》《漢書》借助吳王之口,道出楚王對于文、景的刻骨仇恨,幾乎到了食肉寢皮的程度,此是他呼應(yīng)吳王召喚,聯(lián)手起兵的主觀動因。
《史記·楚元王世家》云:“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zhàn)。漢絕糧道,士卒饑,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書·楚元王傳》記述承襲《史記》上述文字)其實僅交代了楚王戊的最后結(jié)局。學界認同今本《史記》已非《太史公書》之原貌,而無論《史記·楚元王世家》,或者《漢書·楚元王傳》,兩者實同出一源,與楚元王后人劉向、劉歆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換言之,其間保存著向、歆父子的手筆,甚或總體而言,是站在向、歆父子立場來結(jié)撰楚元王家族史,故而,《史記·楚元王世家》和《漢書·楚元王傳》均不脫向、歆父子之影響。
劉德、劉向、劉歆一支,出自楚元王子休侯劉富,劉富即楚元王之子,而楚王劉戊則是楚元王子上邳侯劉郢客之子,劉富與劉戊屬叔侄關(guān)系。吳楚叛亂平定之后,景帝未將楚元王子孫斬草除根,景帝甚至立楚元王另外一個兒子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后,是為文王。劉富也得以幸運地保全身家性命,此除了“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的原因之外,景帝之所以手下留情,可能亦考慮朝野輿論觀感,因此對待宗室尚不至于過分慘礉少恩。
雖然劉辟疆非紅侯劉富之繼位人,但是劉富傳國至曾孫,由于無子,也絕傳了。劉富——劉辟疆——劉德——劉向——劉歆,此楚元王所出之一支,卻改而出仕于朝廷,向、歆父子更作為文獻、史學大家,幾乎成為整個前漢歷史之代言人。因而,通觀《史記》《漢書》,相對于吳楚之亂中,關(guān)于吳王吳濞的記述頗為詳盡,而對待另一位主角楚王劉戊卻顯得吝于筆墨,其間緣故就十分耐人尋味。
劉戊作為一個蒙受冤屈、受逼而反的諸侯王,向、歆面對此位先祖劉富的兄長(至少是同父的關(guān)系),其情感復雜而微妙,即使不能夠秉筆直書,卻也不可無端丑化污蔑,至少要為尊者諱。因此,史書記載劉戊,使用簡之又簡的史家筆法,僅保存景帝朝廷所頒布的楚王罪行,如《漢書》本傳所謂“淫暴”,再交代其人謀反、自殺的終局。然而,故意隱藏史料,在歷史的空白之處,懸置一個面目不清的楚王劉戊,卻寄寓著史家深深的憐憫,令后世讀者產(chǎn)生無盡的想象。
在今本《漢書》中,不知是否出自有意的安排,在別處又隱約地透露楚元王之劉郢客、劉戊一支的遭遇?!稘h書·韋賢傳》敘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表f孟做過楚元王子孫兩代人的老師,他是歷史的見證人。而在今本《漢書·韋賢傳》中,借助韋孟所作諫詩,指責他不能保持先祖基業(yè):
于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逌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凈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后。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tǒng)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何如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qū)。務(wù)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此種穿插于《韋賢傳》的寫法,反映出像楚元王等諸侯王無不小心翼翼,想永做朝廷之藩王,然而,卻事與愿違,欲臣服而不得。此詩出現(xiàn)于此《傳》中,想必是給劉戊一生作一交代,惋惜其人不能保家守業(yè)。然而,此時諸侯命運豈由自家主宰!
七國最后被消滅者,是趙王遂,吳楚之外,在實際軍事對壘方面,要數(shù)趙國抵抗最頑強,其過程最慘烈。《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nèi)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fā)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于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后?!?/p>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趙王遂之軍隊體現(xiàn)了韌的戰(zhàn)斗精神,似迥然有別于吳楚之脆弱。
(作者單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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