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訓“富”小議

賦之為體，昔賢考源及義，必勘“賦”字本義，其有同聲假借法，如王念孫《廣雅疏證》云“賦、布、敷、鋪，并聲近而義同”，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謂“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則已由賦“義”轉(zhuǎn)向賦“體”。緣此聲近義同，后人又有延展，其中一例就是訓“賦”為“富”。例如清人陸次云《北墅緒言》卷四《與友論作賦書》曾提出“賦”代“志乘”之說，頗為人所關(guān)注，而在此書信中涉及到“賦”“富”互訓，人或罕覯。其書中云：“足下又謂賦者，富也，宜以富麗為工。愚謂富于辭不若富于意也。綴難字以矜奇，砌類書以詡博，老生素習，豎子咸能。使人刺目不休、展卷欲臥者，其得謂之富乎？若夫其篇彌約，其意彌長，童而習之，終身味之而無盡者，其中之蘊藉深矣。孰富敦否，足下于焉可自識也?！标懯厢槍τ讶恕百x者，富也”的訓釋，又提出“富于辭”與“富于意”，且劣“辭”而優(yōu)“意”，頗有見地。然則約“辭”而富“意”，于詩體或更貼切，于賦體未必契合。

我們先看兩則古人有關(guān)“賦”之訓“富”的具體評說：

一則是祝堯《古賦辯體》評司馬相如《子虛賦》：“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夸；取風云山川之形態(tài)，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彩繒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彼^“一掃山林草野之氣息，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驟”。

一則是魏謙升《賦品·宏富》：“麗辭雅義，錯彩鏤金。閶闔迷夢，經(jīng)籍醉心。選言有路，寶若球琳。齋宮肅肅，武庫森森。能讀千首，博古通今。董醇賈茂，著作之林?！?/p>

合觀兩則評論，皆形象地描述了“賦”之于“富”的關(guān)聯(lián)，其或謂“經(jīng)籍醉心”以明內(nèi)涵，或謂“錯彩鏤金”以彰形態(tài)，至于“詞”之“夸”“媚”“贍”“藻”“壯”等，無不富“辭”而及“意”，“辭”與“意”乃一體之呈現(xiàn)，很難區(qū)分。因為賦家不富于詞，又安能富于意？前述陸氏所倡約詞而富意，實乃以“詩”（《詩經(jīng)》為主）代“賦”批評的長期浸瀆之因，故于賦訓“富”之本義或有遺缺。

考“賦”之本義，周禮取用在于“田賦”（及“軍賦”），即“賦斂”，斂必有物，斂必有財，施之于用，則轉(zhuǎn)為“敷”（鋪），敷布需物，敷必有財。倘訓釋以“富”，又一在征用田賦（稅）以“賦犧牲”而供宗廟；一在外交禮賓以“賦物事”而通有無。先觀“賦犧牲”，《禮記·月令》載：“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shù)，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睋?jù)《左傳》記載，所謂“國之大事”，就在“祀”（祭禮）與“戎”（用兵），這里所言祭皇天、上帝、社稷、山林、名川等，皆要“賦犧牲”（牛色純者為犧，體全為牲），孔穎達疏解“犧賦”，亦以征集田賦為前提，所謂“犧牲玉帛”，是以物質(zhì)為保障的。這一點正與賦創(chuàng)作之體物而鋪采具有原始性的契合。

再看“賦物事”，最典型地體現(xiàn)于邦國聘禮之“問君之富”?！抖Y記·曲禮下》記周制聘禮云：“問國君之富，數(shù)地以對，山澤之所出?！笨追f達疏：“數(shù)地以對者，數(shù)土地廣狹對之也；山澤之所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边@使我們聯(lián)想到劉師培《論文雜記》所說“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一般理解為春秋時行人交聘賦詩言志，然若結(jié)合劉氏同書又說的“騁詞之賦，其源出于縱橫家”，乃源《漢志》“從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則又翻出一層意思，就是行人聘禮“問君之富”的物態(tài)鋪陳。于是對應(yīng)賦的夸飾，如司馬相如《子虛賦》描寫“云夢”所述“其山”（山勢）、“其土”（礦產(chǎn)）、“其石”（玉石）、“其東”（香草）、“其南”（平原物產(chǎn)）、“其高燥”、“其埤濕”（蒿草）、“其西”（池塘）、“其中”（魚鱉）、“其北”（果實）、“其上”（飛禽）、“其下”（虎豹）等等，正與《禮記》所載相埒，無非描繪物產(chǎn)豐富而已。

原始究本，古之賓祭禮既富物，又富辭（祝辭與辭令），“物”富方能媚神以娛人，“辭”富才能感神而動人。這又由祭祝與聘問之擅于“辭令”演進到辭賦的文本書寫，而昭示其傳統(tǒng)。所以落實到賦體創(chuàng)作，則表現(xiàn)出既富于“物”（事），又富于“辭”。觀古人賦，無論浩瀚大篇的“鋪采摛文，體物寫志”，如漢代揚、馬、班、張之游獵、京都之賦，以展現(xiàn)“體國經(jīng)野”的氣象，還是短章小制的“因變?nèi)?，擬諸形容”，如魏晉以降例如張華《鷦鷯賦》類的詠物小品，以得到“象其物宜”的精致，皆取其物質(zhì)，擬其物容，究其物體，而聚其物類。于是美之則曰“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戒之則云“繁華損枝，膏腴害骨”（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由于描繪物態(tài)成為賦體傳統(tǒng)，后人頗多就其創(chuàng)作而質(zhì)疑，如袁枚為浦銑《歷代賦話》作《序》批評《三都》《兩京》諸賦“敘風土物產(chǎn)之美，山則某某，水則某某，草木、鳥獸、蟲魚則某某，必加窮搜博訪”，可作“志書、類書讀”，并推導出后世志書、類書出賦已“立可成篇”，言談中不無輕蔑意。也有論其體制而明辨，如劉熙載《藝概·賦概》說“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斯于千態(tài)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正所謂“吞吐溟渤，黼黻云際，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祝堯語），表彰的是賦家駕馭紛繁事物的能力與風采。

賦因體物敘事故富辭，“崇盛麗辭”為其特色，學者之辨，在“麗則”與“麗淫”，“麗”之取意，不可輕忽。文學必重情，而賦之言情，誠如《困學紀聞》引李仲蒙說：“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也?！辟x情盡物，在散體大賦創(chuàng)作中通過麗辭描繪，又有二法，一是“多識博物，有可觀采”（班固評司馬相如賦語），或感物造端，或體物言志，或體物瀏亮，物因辭顯；一是“捃摭經(jīng)史，華實布濩”（《文心雕龍·事類》），或用語典，或用事典，要在富于“典”而觀才學。不僅大賦，即如唐宋闈場考試的短篇律賦，也倡導以麗辭涵物、事。清人張世燾《味蘭軒百篇賦鈔序》云：“敷陳事理，兼綜六義，律賦與古賦無殊。大而象緯、時令、風土、建置、兵農(nóng)、禮樂，鋪張揚厲，可以資經(jīng)濟、廣學問；小而名物、象數(shù)、言情、體物，可以助窮理、博見聞?！本唧w來看，如宋人鄭起潛《聲律關(guān)鍵》討論八韻律賦之“第四韻”是“雖貼下截，須承上截，意庶得貫通體貼，最要周備”，所言“周備”，又如清人趙楫論當時翰苑律賦須“選材益富，取法益宏”。當然，律賦極重句法，事物之美又見警策，如李調(diào)元《雨村賦話》評浩虛舟《盆池賦》“空庭欲曙，通宵之瑞露盈盤；幽徑無風，一片之春冰在地”謂“細膩風光，不露刻畫痕跡”（卷三），以明體“物”之妙意；評范仲淹《用天下心為賦》“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為之去，有災(zāi)害必為之防，茍誠意從乎億姓，則風行化乎八荒，如天聽卑乎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修富壽之方”謂“此中大有經(jīng)濟，不知費幾許學問，才得此境界，勿以平易而忽之”（卷五），以彰用“事”之胸襟。集散匯總，“賦侈富麗”“賦之有聲有色，望之如火如荼”（林聯(lián)桂《見星廬賦話》），誠為其體貌，非其他文類可望其項背。

富物與辭，則必富材，與賦之藏蓄（斂）之本義遙協(xié)，故清人徐斗光《賦學仙丹》論儲材料云：“貴收材料。于平時宜取新麗之典之出自子、史、古文，并詩話、說部中者，分類摘錄備用。且古人詩歌、詞調(diào)……堂聯(lián)、屏幅，果古出處，亦并取資?！澳橐活}，四面八方選取，正面之料，原逢有限，妙于比類、烘襯、假借、附會之法，熟為之而巧得之?！眱Σ男韪唬G辭大賦自不待言，即科場律賦，宋人亦多夸富，如孫何《論詩賦取士》“詩賦之學，非學優(yōu)材高，不能當也。破鉅題期于百中，壓強韻示有余地。驅(qū)駕典故，渾然無跡，引用經(jīng)籍，若己有之?！^其命句，可見學殖之淺深；即其構(gòu)思，可以覘器業(yè)之大小”。雖合論詩賦，然落實到具體，顯然指賦而非詩。

由于富于“材”而易生零散、亂雜之弊，所以賦家又富于“形”，即重視構(gòu)篇藝術(shù)?！段骶╇s記》引述“相如曰”有“賦跡”“賦心”之說，其在推崇“苞括宇宙，總攬人物”的“賦心”時，也重視“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的“賦跡”。讀漢大賦，無論橫寫，如游獵題材之相如《子虛》《上林》的上、下、左、右、東、西、南、北、高、埤的描繪，還是縱寫，如京都題材之班固《西都賦》有關(guān)地理位置、歷史沿革、城市格局、京畿人物、群體建筑、未央主殿以及狩獵、游樂等敘述，無不以宏整之結(jié)構(gòu)容納豐富之資材。雖如即興小篇，如歐陽修的《秋聲賦》，其描繪“秋之為狀”，也是從“其色”“其容”“其氣”“其聲”多層次、全方位地構(gòu)畫，具體書寫，也是不厭其辭。賦體如此，故而有葛洪《抱樸子·鈞世》的贊嘆：“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穢博富也?！?/p>

賦之言“富”，賦家對自己的要求并非如富家翁“富財”而斂財、炫財，而是于富物、富辭、富材、富形（體）間更重富有胸襟，富于氣象，班固稱賦為“雅頌之亞”（《兩都賦序》），朱鶴齡說“《雅》《頌》諸詩，凡舂容大篇皆賦”（《讀文選諸賦》），陳山毓直謂“賦也者，篇章之象箸，而謳謠之黃鐘”，雍容大雅，乃為體性。讀漢代京都大賦，不僅在“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班固《西都賦》）的物質(zhì)朝貢，而更在“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張衡《東京賦》）的盛德光輝，這才是帝國書寫的時代氣象。

當然，賦家確實有斗“富”的習慣，與詩人相比，詩對風騷的推尊自不待說，即如陶淵明，后人評說唐人仿效也是“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沈德潛《說詩晬語》）；賦則不同，如張衡《二京賦》說當朝“富有之業(yè)，莫我大也”，左思《三都賦》批評漢人馬、揚、班、張賦“于義則虛而無征”，李白《大獵賦序》斥漢大賦是“齷齪之甚”，元代黃文仲《大都賦》開篇就說“大元之盛，兩漢萬不及”，貶抑前人，凸顯當代，誠與時代之發(fā)展與物質(zhì)的進步相關(guān)。

古人說“詩窮而后工”，于“賦”則不然。賦者，富也，無物質(zhì)供其侈靡，何以譎諫？無富足與盛德可以形容，又何謂“盛世作賦”，謳歌時代呢！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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