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原文注解與鑒賞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原文注解與鑒賞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　司馬遷

《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狈蜿庩枴⑷?、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嘗竊觀陰陽之術(shù)，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yán)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shù)。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jié)，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jīng)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jì)，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xué)，當(dāng)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飯土簋，歠土刑，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yè)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jié)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yán)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zé)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shù)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yè)；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fù)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fù)生，離者不可復(fù)合，故圣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注釋〕　大祥：古時父母死去兩周年的祭禮?！〈箜槪焊鶕?jù)德、禮、法、信封建禮教的準(zhǔn)則而達到的安定境界?！櫍杭訌??！〈椋汉??！∷祝毫?xí)俗、風(fēng)氣?！〖s：簡約?！〗×w：貪欲而不滿足?！〗I：除去。　八位：八卦位?！∈龋杭词m。指太陽與月亮沿黃道運行一周，每年會合十二次，每次會合有一定的部位?！《墓?jié)：二十四個節(jié)氣。大經(jīng)：自然規(guī)律。　茅茨：茅草屋頂?！〔纱河米跄咀鳛榇??！⊥馏菏埖耐咂??！⊥列蹋菏耐咂??！〖c粢：粗米飯?！∞嫁剑恨己娃椒謩e為窮人所吃的野菜。　繳繞：糾纏、煩瑣?！⑽椋哄e綜比較、以為驗證?！「U：空。混混：指陰陽二氣混沌未分前的蒙昧狀態(tài)?！≮ぺぃ夯璋怠?/p>

(饒玲一)

〔鑒賞〕《論六家要旨》見于《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一生的學(xué)問總考察后，覺得它是他父親最重要也最能代表他們父子思想見解的文章。在文章中，司馬談將先秦諸子分為六個主要學(xué)派，每派用非常概括的幾個字作了介紹，然后又用簡短的語言作了精當(dāng)?shù)脑u判，因此它反映了他們父子對先秦諸子的看法，又由于他們概括、批評十分扼要得當(dāng)，一直被認為是研究先秦諸子的入門文章，為治諸子哲學(xué)者們所稱道不衰。

文章稱儒家以“六藝為法”，但因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xué)。當(dāng)年不能究其禮，因此批評他們“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但肯定儒家對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差別仍不可易。說墨家與儒家相同“亦尚堯舜道”，但指出墨家主張“節(jié)用、短喪，尚同”與儒家有差別，這是因為“世異時移，事業(yè)不必同”，因而認為其學(xué)說“儉而難遵”，但他們主張“強本節(jié)用”，可以使“人給家足”，故不可廢。文章對法家特點概括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批評他們“嚴(yán)而少恩”、“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但法家“正上下君臣之分”則不可改。名家在論名物上過分嚴(yán)密檢校，反而使人們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zhì)，論證的方法也過于“苛察繳繞”，使人不能了解它的真正含義，但他們能循名責(zé)實，在錯綜參互比較之后，仍可以了解事實真相，應(yīng)當(dāng)分別考察，適當(dāng)采用。由于司馬父子做的是太史的官，曾學(xué)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他們掌管的是陰陽、歷數(shù)，卜筮的事，故敘陰陽家于六家之首，但他并不迷信陰陽，指出陰陽家宣揚“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jié)，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司馬談?wù)J為“未必然也”，批評他們“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這是很合科學(xué)的，與后來《論衡·譏日》的觀點很接近。但他又強調(diào)說：“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jīng)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jì)，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古代農(nóng)業(yè)受到四季氣候的制約很厲害，故提出“四時之大順不可失”的論斷，很公正地處理這些問題，這是很令人欽佩的。

司馬談曾學(xué)《道論》于黃子，他研究道家是花了工夫的，把道家擺在六家最末，用贊美的語氣寫了一大段文字：“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shù)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yè)；有度無度，因物興舍。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敝劣诘兰业膶W(xué)術(shù)淵源，他指出道家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更值得注意的是，對道家的評語，幾乎無一貶辭。他講的道家究竟是指哪一類道家，這是《論六家要旨》傳世以來爭論不息，雖說有過一些論證，但恍惚迷離，并沒有搞清楚的。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經(jīng)法》，對比《論六家要旨》，可見兩者的許多提法相同。在“因陰陽之大順”上，《經(jīng)法·稱》里便有“凡論必以陰陽[明]大義，天陽地陰，春陽秋陰，夏陽冬陰，晝陽夜陰……諸陽者法天……諸陰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靜柔節(jié)先定，善予不爭，此地[之]度而雌之節(jié)也”；在“采儒墨之善”方面，《經(jīng)法·君正》里便有“兼愛無私，則民親上”；在“撮名法之要”方面，《經(jīng)法·道法》開頭就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在《君正》里更提出“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督?jīng)法》里也有論名理的專章，提出“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循名廄(究)實，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災(zāi)”，進一步要“以法為符，審察名理終始”。《論六家要旨》提出道家的三種學(xué)術(shù)淵源，在《經(jīng)法》里都可找到它的根據(jù)，《經(jīng)法》經(jīng)唐蘭先生研究，即《漢書·藝文志》的《黃帝四經(jīng)》，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論六家要旨》中的道家是按《黃帝四經(jīng)》作推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馬談?wù)摰兰易詈罂偨Y(jié)了一句：“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边@句話也見于《經(jīng)法·觀》，不過《觀》作“圣人不巧，時變是守”，它又見于《國語·越語》下，勾踐想伐吳，范蠡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因此他說：“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巧，時變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說明這種道家是主張入世的，它與《老子》的“絕圣棄智，民利百倍”，及《莊子·胠篋》主張的“圣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等的不同。反映出黃學(xué)主張積極研求時變，如何去因應(yīng)時變，取得勝利。黃學(xué)要求“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這樣才能達到“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西漢初期奉行的政策，是奉黃學(xué)為指針的，漢宣帝是一“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主。太子勸他“宜用儒生”，他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獨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言，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币淮翁岬綕h家制度，一次提到亂我家者(亂我家即亂我漢家制度)，而對漢家制度宣帝的解釋是“本以霸王道雜之”，這種“霸王道雜之”，也就是“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的道家就是黃學(xué)嗎？黃學(xué)也同老子一樣，主張無為而無不為，主張以因循為用，故有人稱之為黃老。漢代文帝、竇太后及景帝均好黃老，兩三代的休養(yǎng)生息，造成了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才有漢武帝的國力強盛，抵御匈奴，將版圖擴大到西域。漢初的蓋公、曹參、陳平、田叔、汲黯都是著名的漢代學(xué)黃老的政治家，黃學(xué)在歷史中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論六家要旨》原文與翻譯原文： 太史公學(xué)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xí)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xué)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狈蜿庩?、儒、墨、名、法、道德，此務(wù)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譯文： 太史公師從唐都學(xué)習(xí)天文，師從楊何學(xué)習(xí)《易經(jīng)》，師從黃子學(xué)習(xí)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xué)者不能通曉各學(xué)派的要義而所學(xué)悖謬，于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周易·系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标庩柤摇⑷寮?、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xué)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原文： 嘗竊觀陰陽之術(shù)，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jié)用，不可廢也。法家嚴(yán)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shù)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yīng)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shù)。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譯文： 我曾經(jīng)在私下里研究過陰陽之術(shù)，發(fā)現(xiàn)它注重吉兇禍福的預(yù)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并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guān)于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xué)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lǐng)，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xué)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guān)于強本節(jié)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yán)刑峻法卻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guān)系，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shù)是依據(jù)陰陽家關(guān)于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著時勢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順應(yīng)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fēng)俗，應(yīng)用于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dǎo)，臣下應(yīng)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與貪欲，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shù)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原文：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jié)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jīng)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jì)，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譯文： 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jié)氣各有一套宜、忌規(guī)定，順應(yīng)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guī)律，不順應(yīng)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jì)，所以說“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原文：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jīng)傳以千萬數(shù)，累世不能通其學(xué)，當(dāng)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譯文：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為原則，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xué)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xué)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lǐng)，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逼渌退溃┕兹?，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yè)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jié)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譯文：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wù)撍麄兊钠返滦袨檎f：“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jīng)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铏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qū)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yè)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蹦覍W(xué)說的要旨強本節(jié)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xué)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xué)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原文：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梢孕幸粫r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yán)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譯文：法家不區(qū)別親疏遠近，不區(qū)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jù)法令來決斷，那么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guān)系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yán)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zé)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決于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至于循名責(zé)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shù)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yè)，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比撼疾⒅?，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fù)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fù)生，離者不可復(fù)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譯文：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xué)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chǔ)，以順應(yīng)自然為實用原則。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yīng)時勢以成其業(yè)；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jù)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所以說“圣人的思想和業(yè)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于能夠與時勢一同地變化。虛無是道的永恒規(guī)律，順天應(yīng)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yīng)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kuǎn）。不聽信“窾言”即空話，奸邪就不會產(chǎn)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于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么事辦不成呢。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于無名。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fù)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jié)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視這個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借的又是什么呢？ 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談的一個觀點,就是“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個個的流派，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從《漢書·藝文志》中也看到這種說法:“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shù)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因時代的變化到了“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而各諸侯又‘好惡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門來，從不同側(cè)面展開論述，因各有側(cè)重而發(fā)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這才是諸子之所以出現(xiàn)的原因。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古詩原文及譯文 原文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dāng)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瘽h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yè)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①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6．對下列加點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3分)

A.垂空文以斷禮義 垂：流傳。 B.于是論次其文論次：論述文章的次序。

C.澤流罔極 罔極：無邊，無極。 D墮先人所言 墮：同“隳”，毀壞。

7.選出句式不同的一項(3分)

A.且士賢能而不用。 B.是余之罪也夫！

C.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D.身毀不用矣。

8．把文中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8分)

①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②此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9.請概括本節(jié)選語段的內(nèi)容。(4分)

參考答案

6、B論次：整理、編排

7、 B（B句是判斷句；其余各句是被動句。）

8.①《詩》、《書》含義隱微而言辭簡約，是作者想要表達他們的心志和情緒。（4分，“詩書”“ 隱約”“遂”、判斷句各一分）

②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悶憂愁，理想主張不得實現(xiàn)，因而追述往事，考慮未來。（4分，一句一分）

9.第一二段借壺遂的發(fā)問，解釋自己續(xù)《春秋》意在頌圣，絕無諷刺當(dāng)今的惡意；（2分）第三段記述自己遭禍后的思想變化。（2分）

參考譯文

壺遂說：“孔子時候，上沒有圣明君主，他處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寫《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來裁斷禮義，當(dāng)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現(xiàn)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當(dāng)官供職，萬事已經(jīng)具備，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闡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說：“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這么回事。我聽先人說過：‘伏羲極其純厚，作《易》八卦。堯舜的強盛，《尚書》做了記載，禮樂在那時興起。商湯周武時代的隆盛，詩人予以歌頌?！洞呵铩窊P善貶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并非僅僅諷刺譏斥呀’。漢朝興建以來，至當(dāng)今英明天子，獲見符瑞，舉行封禪大典，改訂歷法，變換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澤流布無邊，海外不同習(xí)俗的國家，輾轉(zhuǎn)幾重翻譯到中國邊關(guān)來，請求進獻朝見的.不可勝數(shù)。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達出他們的心意。再說士賢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國君的恥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廣泛傳揚使大家都知道，是有關(guān)官員的罪過。況且我曾擔(dān)任太史令的職務(wù)，若棄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記載，埋沒功臣、世家、賢大夫的功業(yè)而不予載述，違背先父的臨終遺言，罪過就實在太大了。我所說的綴述舊事，整理有關(guān)人物的家世傳記，并非所謂著作呀，而您拿它與《春秋》相比，那就錯了?！?/p>

于是開始論述編次所得文獻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禍，被囚禁獄中。于是喟然而嘆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眢w殘毀沒有用了?！蓖硕钏嫉溃骸啊对姟?、《書》含義隱微而言辭簡約，是作者想要表達他們的心志和情緒。從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陳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才編撰了《國語》，孫子的腿受了臏刑，卻論述兵法；呂不韋被貶徙蜀郡，世上才流傳《呂覽》；韓非被囚禁在秦國，才寫有《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賢士抒發(fā)憤懣而作的。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悶憂愁，理想主張不得實現(xiàn)，因而追述往事，考慮未來。”于是終于下定決心記述陶唐以來直到武帝獲麟那一年的歷史，而從黃帝開始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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