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李沆(文靖)當宰相時,每天拿國內(nèi)水、旱災(zāi)及盜賊的事情奏知皇上(真宗)。副相王旦認為,小事不必煩勞皇上知道。李沆說:“我主年少,應(yīng)使他知道國內(nèi)艱苦困難的事情。不然,血氣剛強,不是留心聲色犬馬之事,那么就會大興土木、興兵動武、祈禱祭祀。我老了,看不到這些,這是參政(王旦)你未來的憂愁所在?!?/p>
李沆之人物評價:
總評
李沆作為北宋太宗、真宗兩朝的名臣,有“圣相”之美譽。史贊其為相“光明正大”,李贄在《藏書》中將其列為“忠誠大臣”,王夫之稱其為“宋一代柱石之臣”。他以清靜無為治國,注重吏事,尤為注意戒除人主驕奢之心,這對于穩(wěn)定宋初的內(nèi)政外交、抑制奢侈、安定民心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歷代評價
李炳: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趙光義:① 李沆、宋湜,皆嘉士也。② 李沆風(fēng)度端凝,真貴人也。
馬亮:外議以大兄為無口匏。
趙恒:① 卿真長者矣。 ② 沆為大臣,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
王旦:李文靖真圣人也。
張詠: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沆)。深沈有德,鎮(zhèn)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素有風(fēng)采,無如寇公(凖)。
楊億:圣作物睹,帝賚元輔。如鼎三足,猶天八柱。翊宣大猷,康濟庶務(wù)。兗職有闕,仲山是補。顯允相國,光弼大君。謨明亮采,師古經(jīng)文。道類矢直,政無絲棼。百工時乂,九流洞分。公德如風(fēng),孰不霍靡。公言如蘭,人斯服媚。文成典謨,學(xué)探《象》《系》。嗚呼!彼蒼胡不慗遺?公心如秤,重輕誠懸。公道猶龍,鉆仰彌堅。功熙帝載,識窮化源。哀哉哲人,胡不永年,它人蹄涔,可以揭厲。公陂萬頃,涵泳無際。它人陒垣,殆見室家。公墻數(shù)仞,德音孔遐。公掌大鈞,平章百揆。思職憂邊,匪躬盡瘁。哲人其萎,二豎生沴。桃茢臨喪,禮優(yōu)賵襚。公輔大政,高朗令終。易名贈秩,褒德顯庸。十世猶宥,九原啟封。鹵簿賜葬,都城輟舂。馬悲鳴兮車結(jié)轍,弩矢驅(qū)兮班劍列。靈輀駕兮祖奠徹,銘旌飄兮楚挽咽。伊人生之共盡兮,唯大名兮不滅。邙之麓兮洛之涯,泉臺閬兮隴樹微。宿草短兮朝露晞,蒼煙暝兮夕鳥飛。茍逝者之可作兮,非我公兮曷歸?
利瓦伊:往以碩望,賓于東朝;洎翊天飛,首登宰府。咸平之治,實著嘉謀。以方正端朝,以嚴重鎮(zhèn)俗。始終待遇,冠于一時。
司馬光: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于封丘門內(nèi),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
歐陽修: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
蘇軾:陳執(zhí)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取信主上,如李公才識而濟之無心邪?
劉安世:① 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 ②沆在政府,無補報國,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jīng)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wěn)便。正如老醫(y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后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
胡安國:李文靖淡然無欲,王沂公(王曾)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xué),故是八九分地位人也。
葉夢得: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zhèn)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己。
王稱:李沆、王旦相繼相章圣(宋真宗),君臣俱欲無為,上則陰陽和風(fēng)雨時,下則水土平草木茂,外則便鄙不聳,內(nèi)則比屋可封,真得宰相之職矣,而沆猶日奏水旱盜賊之事,以防人主侈心,其先識遠慮蓋如此。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zhì)、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葉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時謹守資格...以謹守資格為賢,名重當世,...而李沆十數(shù)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以治稱。②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
洪邁: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贝肆呔?,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戶曉者,真名世英宰也!豈曰不事事哉?
《朱子語類》:①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學(xué),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豈有如此等事?、?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zhèn)浮。然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
呂中:① 蓋自李文靖(李沆)、王文正(王旦)當國,抑浮華而尚質(zhì)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臺諫有魯宗道之質(zhì)直,相與養(yǎng)成渾厚樸實之風(fēng),以為天圣、景祐不盡之用。雖縉紳之議論,臺諫之風(fēng)采,道學(xué)之術(shù),科舉之文,非若慶歷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不匱,官不冗,士不浮,雖慶歷之盛,亦有所不及也。 ②而宋朝之指目為小人者,自欽若(王欽若)、丁謂始...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③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
脫脫:李沆為相,正大光明,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無愧宰相之任矣。沆嘗謂王旦,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而聲色、土木、神仙祠禱之事將作,后王欽若、丁謂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真宗不可用新進喜事之人,中外所陳利害皆報罷之,后神宗信用安石(王安石)變更之言,馴至棼擾。世稱沆為“圣相”,其言雖過,誠有先知者乎!
敖英:嗚呼!二公(李藩、李沆)可謂能執(zhí)大臣吁(闕)弗之義矣。
邵經(jīng)邦:①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嘆文靖之風(fēng)烈也。夫封還猶美事,補綴亦盛典,而況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見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于中者也。且劉氏何為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之卑兮,帝盆不思耶。而賦性警敏通曉書翰,于政之漸肇基于此。沆之先見,豈惟陰卻履霜之微,而且明拒如綸之旨。他日李迪之不肯從談,楊億之不從草制,是皆聞風(fēng)而起者。熟謂一時之舉措不足,以關(guān)一伐之得失耶。 ②此李沆之論(指李沆論密奏之事),萬代所瞻仰也。
歸有光:人主為之改容,奸萌為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
李贄:李仆射真閱歷世故之人。
王夫之:① 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雍者鮮矣。寡言慎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于上而不炫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唯李沆為近之。② 自開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司馬光)者,蓋晨星之一見爾。③ 周瑩、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之言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贝耸扣苾?nèi)寧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也,而何是之述焉? ④ 李文靖自言曰:“居位無補,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可以報國?!彼^大臣者,以道事君。此可以當之矣...文靖之及此,迥出于姚元之(姚崇)、陸敬輿(陸贄)、司馬君實之表,遠矣。...唯文靖當國之下,匪徒梅詢、曾致堯之屏息也;王欽若列侍從而不敢售其奸;張齊賢、寇凖之伉直而消其激烈;所以護國家之元氣者至矣。文靖沒,宋乃多故,筆舌爭雄,而郊原之婦子,不能寧處于枲園瓜圃之下矣。
谷應(yīng)泰:宋臣李沆之言曰:“人主當知四方艱難,不則土木禱祠,次第并作?!倍烈?xùn)太甲,亦曰:“酣歌恒舞,時謂巫風(fēng)?!贝私栽ゴ笾家?guī),嗣王之炯戒矣。
《歷代群英歌》:潘美征伐多績,李沆先見知人。
蔡東藩:靈武為河西要塞,豈可輕棄。何亮一疏,言之甚明,而張齊賢、李沆等,俱主張棄地,實書生畏葸迂談耳。
黎東方:咸平諸相中,李沆為相時間最長,也最受信任。...咸平時期,外有契丹的騷擾和西夏的攻略,內(nèi)有益州王均率領(lǐng)的士兵叛亂,已非年號所顯示那樣的一切太平。但真宗在咸平初政時,沒有任用小人,朝廷也沒有大折騰,這應(yīng)與在咸平時期始終為相的李沆有密切關(guān)系,他去世不久已有“圣相”之譽。李沆以清靜無為治國,卻有可取之處。
王瑞來:宋代的君臣合作下的宰輔專政,實由李沆肇始。
宋真宗趙恒的評價問題過去比較有爭議,偏向于負面,主要原因肯定是有點屈辱色彩的澶淵之盟,包括后來的封禪和迷信天書。
但是,這種批評雖然不能說完全不對,但對趙恒本人也不夠客觀,趙恒的全面分析,筆者有關(guān)于劉皇后的文章涉及過,這里簡單說一下他的具體面對的時代環(huán)境。
趙恒的能力肯定不如父輩趙匡胤和趙光義,所以有后來的議和,包括推皇后出來主事,按說都在情理之中,只要了解趙恒的個性和為人就知道一點不奇怪。幸運的是他身邊有能臣,比如寇準、王旦、之前李沆、呂端,包括被認為是比較反派的丁謂,能力都很強,甚至叫嚷逃跑的陳堯叟、陳堯佐、陳堯咨三兄弟,都不算真的無能之輩,陳堯叟雖然喊著避難到成都,主要因為趙恒和劉皇后的關(guān)系,劉皇后、楊淑妃全是四川人,實際趙恒決定出征以后,陳堯叟還是在軍馬方面做了一些支持,并非不識大體。假如宋朝當真因為君主能力差,大臣大多比較糟,畏懼膽怯,寇準一個人也成不了事,以契丹遼軍當時氣勢鼎盛,兵強馬壯,結(jié)局可能就不是什么澶淵之盟的問題了。
趙恒面對的環(huán)境比太祖太宗復(fù)雜得多,外部主要當然是遼軍鼎盛,趙光義五次收復(fù)燕云,基本是全部失敗,大宋最初的精銳基本耗光了,包括最后到處加稅,所以四川茶農(nóng)出現(xiàn)王小波、李順。需要了解趙恒上位遇到的是什么大環(huán)境,遼軍處于巔峰,太后和圣宗都極為出色,身邊大將、能臣也根本不亞于宋朝,甚至軍事基本遠超宋朝,這個時候遼軍南征,幸好有寇準、王旦主持大局,度過澶淵之盟,宋軍憑借頑強后盾和真宗親征帶來的精神力量,這個情景下議和,并非完全是失策,今天所謂地緣性質(zhì),后人基本也都能接受,不算多么屈辱的事。
何況當時契丹對燕云的占據(jù)和大量漢人百姓的加入遼方,實際正統(tǒng)話語和平等傾向已經(jīng)形成,所以后來遼宋一直互稱兄弟之邦,直到徽宗時期海上之盟,宋軍撕毀盟約想要和女真聯(lián)合收取燕云,結(jié)果居然仍然失敗。
再看趙恒面對的內(nèi)部,之前大宋趙匡胤和趙光義號稱轉(zhuǎn)型文治,科舉興盛,尤其趙光義軍事敗績,加上得位不正,加大科舉選拔文人,年年科考,張其凡就認為他是刻意收買人心,掩飾他的種種問題。反過來,大量文人擠進官僚隊伍,自然就派系林立,出現(xiàn)種種互相針對,這個現(xiàn)象一直延續(xù)到著名的王安石引發(fā)的紛爭達到頂點。
寇準本身就個性極強,和諸多大臣不團結(jié),他能力很強,但容忍之量非常有限,喜歡開玩笑,有時還讓人下不來臺,實際性格又不適合做宰相。趙恒和趙光義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趙恒本來就能力較弱,寇準又往往吃準這一點咄咄逼人,所以實際趙恒很不喜歡寇準。假如身邊一直是呂端、李沆、王旦這種性格沒那么強的人,趙恒當一個守成君主是沒什么的。偏偏關(guān)鍵時刻寇準立下大功,又過分自傲,所以趙恒最終認同劉皇后趕走寇準。當然這實際還牽扯寇準和劉皇后的矛盾,寇準是堅決反對劉氏為皇后的,這是第一,其次,寇準同樣堅決反對劉皇后出面主事,甚至希望推太子出來監(jiān)國都不愿意劉皇后主事,這是第二,所以劉皇后根本容不下寇準,只不過對付寇準,是讓丁謂充當一把刀,丁謂成了標準的小人。
趙恒反感寇準,寵信劉皇后,器重丁謂,除了內(nèi)外局勢的復(fù)雜超出他個人能力,實際都和他的性格有很深關(guān)系,趙恒的崇道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他喜歡清靜無為,實際喜歡與世無爭,正如本來他不該出來當太子,太子本來按說屬于他的同母哥哥趙元佐。
隨著朝臣紛爭的問題,各種動輒安危的問題,趙恒很疲憊,很厭倦,所以反過來加深他對修道的愛好,然后才有劉皇后出面幫助他理事,一切都是有因有果。丁謂和他有共同愛好,這一點好比唐玄宗和李林甫。天書迷信雖然扯淡,但換一個角度,這是當時道家思想的一種流行風(fēng)俗的反映,畢竟距離唐朝還不遠,而且宋初趙匡胤、趙光義和華山陳摶這種道家高人都是關(guān)系密切的,道家影響在宋朝幾乎相伴始終,并不見得比唐朝遜色多少。
所以筆者總結(jié)宋真宗趙恒的問題,就是需要全面和客觀來看,他是一個比較平庸的凡人,在非常嚴峻的內(nèi)外環(huán)境下,基本還是守住了朝局,加上有一個非常能干的劉皇后,實際宋朝在他后期,包括仁宗前期,基本還是上升趨勢。什么封禪和天書,基本就是強化宋朝還是中原正統(tǒng),雖然有點諷刺和滑稽,但并不算特別糟糕,影響民生的壞事,比如還不如趙光義對茶農(nóng)的傷害。
中國 歷史 上的皇帝,名頭最大的,除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外,論名聲好、名頭大、名望高的,則非宋仁宗趙禎莫屬。他13歲登基,54歲去世,在位42年,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42年間,為政寬簡,為君寬宥,為人寬仁,政治經(jīng)濟文化持續(xù)發(fā)展,尤其愛惜人才如命,獎引后進不遺余力,使許多聰慧而貧寒的子弟脫穎而出,共同奏響了文化和 科技 的華章,將宋朝的文化盛世推向了巔峰。明朝大詩人鄒智曾評價宋仁宗:“宋之英主,無出仁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那么,宋仁宗這個皇帝,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呢?
宋仁宗的仁慈是十分有名的,有人稱為“千古第一仁君”,雖然貌似過譽,但以他至高無上的地位,和生殺予奪的權(quán)威,再觀察他工作中和生活中的一些細節(jié),你會發(fā)現(xiàn),這也并非過譽。
比如,作為皇帝,宋仁宗對天地和自然充滿著敬畏之心。有一天晚上,工作至深夜的他肚中饑餓,特別想吃燒羊肉,但考慮到民間總以宮中的需要而風(fēng)動,擔心他晚上吃了燒羊肉后,老百姓會天天殺羊,便忍了。第二天,與近侍閑聊此事,近侍說為何不讓人做了送來?仁宗說 :“我若不忍一時之饑,便會引起無窮殺戮,此為暴殄天物?!?/strong> 在自己需要時,卻首先考慮的是對天地自然的敬畏,這樣的皇帝少之又少。
又如,他對身邊的侍從仆眾極仁慈。有一次吃飯,吃著吃著,突然牙齒一陣劇痛,咬到沙子了,侍吏趕快問怎么回事,仁宗說咬了沙子了,然后趕緊對侍從說,千萬不要說我吃飯咬到沙子了,否則對廚師不利。
有一次,他在御花園散步,回來后趕快對侍女說,快拿水給我喝。侍女邊倒水邊說,外面沒喝水嗎?不是有管茶水的侍從嗎?仁宗喝完后說,我散步時找了好幾次,沒看到當值的侍吏,又不好向其他人詢問,否則侍吏會因此受罰,所以只好忍渴而回。一個皇帝,凡事不是以自己的方便需要為要,而是先考慮別人的后果,替人著想,殊為難得。
宋仁宗不僅對侍從仁慈,對大臣和讀書人更是寬厚包容到讓人詫異。對于國家大事和人事任免,他都采取朝堂公議的公開程序。有一次,他想提拔自己寵幸的張美人的伯父張堯佐為宣徽使,先同宰相們提議后,然后拿到朝堂上公議,結(jié)果提拔的方案剛一提出,御史包拯頭一個站出來反對,說無論口碑和功勞,張堯佐都不可能如此提拔重用,這是“超拔”,而且,包拯反對時義憤填膺,態(tài)度十分激昂,講話時唾沫四濺,濺了宋仁宗一臉,讓他又羞又惱,然而,面對包拯的反對,作為皇帝的他也只好忍氣吞聲,放棄了這個提議。回到后宮,張美人興沖沖前來詢問,宋仁宗好沒氣地說: “你只知道要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 他就是這樣,不霸道,不盛氣凌人,不倚權(quán)壓人,更不仗勢欺人。
宋仁宗愛才,如饑如渴。他首先在科舉中發(fā)現(xiàn)人才。宋朝如唐朝一樣重視科舉,而在仁宗朝為最盛。宋朝最有名的那些文人,很多都是在宋仁宗朝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然后才慢慢聲名昭彰以至名揚千古的。像蘇軾、蘇轍兄弟和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曾鞏、宋祁這些文壇巨星,像富弼、韓琦、文彥博、范純?nèi)蔬@些傳世名臣,像理學(xué)家程顥,寫過“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 的張載,像科學(xué)家蘇頌、沈括,像畫家文同,書法家蔡襄,全部都是宋仁宗通過科舉發(fā)現(xiàn)并使用的人才,像柳永,本來是個穿行于煙花柳巷的浪子,宋仁宗在科舉中因為柳永那句“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親自批評他“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的,但到了最后還是宋仁宗親自點名,讓年近五十的柳永順利過關(guān),考上了進士,步入了仕途。
其次在工作中提拔人才。宋仁宗一朝,是宋朝涌現(xiàn)名臣最多的一朝,像上面通過科舉入仕經(jīng)過一番歷練后因宋仁宗重用而成為名臣的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范純?nèi)剩ǚ吨傺偷膬鹤樱?、包拯、蔡襄、蘇頌這些人外,那些不是宋仁宗朝考上進士的晏殊、范仲淹、種世衡、狄青等人,他們或為名臣,或為名將,皆是名重一時。而且,看上面的名單你會發(fā)現(xiàn),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除了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宋朝的六人王安石、司馬光、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全部出現(xiàn)在宋仁宗一朝,其中除了蘇洵沒考上進士外,其他五人全部是宋仁宗通過科考錄取的進士,你不能說,這與宋仁宗沒啥關(guān)系。
還有,宋仁宗還在“恩蔭”中提拔人才?!掇o?!穼Α岸魇a”的解釋是 :“謂遇朝廷慶典,官員子孫承恩人入國學(xué)讀書并入仕。此制始于宋初,是門蔭制的擴充?!?/strong> 這個“始于宋初”的制度,到了仁慈的宋仁宗當皇帝時,被高頻率、廣泛地使用,很多名人沒考上進士,卻通過“恩蔭制度”步入了仕途,實現(xiàn)了人生抱負,像理學(xué)大師周敦頤,與歐陽修并稱為“歐梅”的大詩人梅堯臣,便都是在仁宗朝通過“恩蔭”入仕的,宋仁宗真是“仁”到了骨子里。
所以,仁宗以他的仁慈給了很多人恩惠,讓很多人對他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而其仁慈之名亦天下共知,老百姓視若神明,據(jù)邵伯翁《邵氏聞見錄》記載,仁宗去世后, “京師罷市巷哭,數(shù)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于大內(nèi)之前?!?/strong> 同時,“ (洛陽)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 當宋朝將仁宗去世的消息送到遼國,據(jù)說“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曾為“宿敵”的遼道宗耶律洪基都握住使者的手禁不住放聲大哭說: “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strong> 那如喪考妣的架勢,是仁宗皇帝“千古第一仁君”之譽的最好注腳。
中國 歷史 上的“仁君”太少了,使得宋仁宗是如此的光彩奪目,名揚萬古。
也確實,皇帝手掌至高無上的權(quán)柄,一言九鼎,殺伐決斷不過一念之間,能做到宋仁宗這樣既敬畏天地自然,又對文人士大夫關(guān)懷備至,甚至對地位卑微的侍從奴仆都留心尊重,在古代,這樣的官吏都極少見,何況九五至尊的皇帝?因此,他的仁慈顯得極其難得,也因此而讓那么多優(yōu)秀的人才呈井噴式出現(xiàn),成就了文化上的“燦爛星空”,明朝文學(xué)家李贄便認為宋仁宗一朝: “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這是宋仁宗真正的功績所在。
然而,在我瀏覽了厚達40冊的《宋史》(元朝脫脫著)和《全宋筆記》(傅璇琮等主編)中很多野史筆記后,在我對兩宋 歷史 長達十多年的浸淫后,在我寫作并發(fā)表了近200篇有關(guān)宋朝的 歷史 隨筆后,在我對北宋和南宋滅亡的原因一再鉤沉追索后,我有一天終于喟嘆宋朝 “與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 的政策實在是有其潛伏危機的一面,令人的是,與此同時我越來越感覺到,宋仁宗這種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仁慈”,實在有“遺患無窮”的一面。也就是說,宋仁宗雖然是個“仁君”,但卻不是個特別出色的政治家,更絕非一流政治家。
我們中國,自秦始皇開始, “百代皆行秦政法” ,基本上都是皇帝君主一言堂。自秦始皇以來,出現(xiàn)了數(shù)百位皇帝君王,其中有過明君也有過昏君,有過仁君也有過暴君,但真正堪稱政治家的皇帝卻鳳毛麟角,十分稀少。真正的政治家當然應(yīng)該仁慈,但光有仁慈卻遠遠不夠,真正的政治家最閃光的地方不能是仁慈,而應(yīng)該是有理想、有遠見、有胸懷、有決斷、有是非、有規(guī)矩,有仁而非婦人之仁,有勇而非匹夫之勇,有決斷而非和稀泥之斷,有眼光而非井蛙之眼。
宋仁宗有許多優(yōu)點,但他的優(yōu)點往往又伴隨著缺點,潛伏著后患。就拿他的“仁慈”來說:
仁而無斷: 宋仁宗也曾經(jīng)是一個雷厲風(fēng)行的皇帝,當年重用范仲淹開啟“慶歷新政”之時就是這樣。宋朝有幾個問題一直影響著朝局的穩(wěn)定和國家的發(fā)展,這幾個問題自宋真宗一朝已經(jīng)顯現(xiàn),到宋仁宗初年已暴露無遺,什么問題呢?一是收入太少,二是冗員太多,三是軍備太弱。收入少,財政入不敷出。冗員多,朝廷不堪負重。軍備弱,老打敗仗,只得“花錢買和平”,只得盤剝百姓,朝廷和百姓更加不堪負累,形成惡性循環(huán)。當這介問題在仁宗朝積成沉疴之后,宋仁宗決定改革,火燒火燎將在延州(今陜西延安)與西夏作戰(zhàn)的范仲淹和韓琦調(diào)回,并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開啟“慶歷新政”。所謂改革,實際上就是針對上述三個問題開藥方,無非三種途徑:找錢、減員、強軍。范仲淹在宋仁宗支持下,在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的配合和幫助下,提出了 “明黜陟、精貢舉、抑僥幸、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覃恩信” 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始推行改革。盡管范仲淹的這些改革措施遠沒有“王安石變法”措施的全面深入,遠沒有那么觸動既得利益者的痛點,但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調(diào)整,都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范仲淹的措施“明黜陟”和“擇官長”都是針對冗員的,都會影響人一部分人的升遷進步,故得罪了一批官員?!耙謨e幸”是針對靠“恩蔭入仕”的那些人,既針對名不配位者,更針對“恩蔭”濫賞的行為,又得罪一批官員?!皳窆匍L”旨在澄清吏治,涉及地方大員的考核和黜陟,任何一個因此下臺的都會對范仲淹恨之入骨,又得罪一批。因此,這些被影響了前途和利益的官員便通過上書告狀、御史彈劾、謠言誣告等等一切可用的管用手段圍攻范仲淹,因為宋仁宗仁慈,耳朵又軟,凡事三個人說“不”他就會罷,或停。于是,官員們一番對范仲淹和“慶歷新政”的謠諑中傷之后,只想著息事寧人的宋仁宗叫停了改革,將范仲淹調(diào)離了京都,他那首鼠兩端、蒼黃反復(fù)的性格在事件中暴露無遺,一場有可能改變宋朝國運、至少可以緩解一下朝廷困局的改革,就在宋仁宗那表面似“仁慈的決斷”而實際“仁而無斷”的決斷中草草收場,一切照舊。
仁而無矩: 任何一個成熟而優(yōu)秀的政治家,在治國理政過程中,必須是最遵法度、最守規(guī)矩的,無法則亂政,無矩則亂心。宋仁宗確實“仁”,但他“仁而濫賞”,在位期間,他每年用于賞賜文臣的錢物高達百萬錢之巨,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五載:“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睍r任諫官的司馬光覺得這樣橫恩濫賞不妥,曾三次上書規(guī)勸說 :“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strong> (脫脫《宋史?司馬光傳》)意思是說,在這內(nèi)外交困、財政緊張之際,不宜過度賞賜,實在必要的,應(yīng)準許大臣們將賞賜的錢,捐獻營建山陵之用。然而,宋仁宗拒絕了司馬光的提議,繼續(xù)大把施恩。皇帝乃一國之主,他的任何一個決策幾乎都是全國性的,全局性的,他的賞賜行為也是如此,面向的是所有官吏,涉及到公平,涉及到人心,一旦濫賞,必有不均,這就壞了規(guī)矩,亂了人心,結(jié)果便會帶來小人的攀附和仕途的奔競之風(fēng),“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容易造成“只謀人,不謀事”現(xiàn)象的發(fā)生,遺害無窮。
仁而好名: 如果以那么“不君子”的思路去揣度宋仁宗,他這個皇帝是極好名的。當然,實話實說,宋仁宗的確重視科舉,他通過三年一屆的科舉考試招攬了無數(shù)英才,使他這一朝人才輩出,群星燦爛,造成了 歷史 上少有的“人才奇觀”現(xiàn)象。但對于人才的吸收,宋仁宗在做法上又太“不拘一格”了。比如,當時,成都有一個舉子給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 :“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 ,意思是只要守住劍門關(guān),用火燒掉入川必經(jīng)棧道,就能割據(jù)一方,與朝廷分庭抗禮。這自然是考生因?qū)以嚥坏谙胱摺敖輳健倍龅恼袛?shù),但這首“反詩”嚇壞了成都知府,他連忙把舉子捆綁至京,請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情況后卻哈哈一笑說 :“這不過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砂才潘テh小郡,出任司戶參軍一職。” 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這一方面反映了宋仁宗心里的明白通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的寬容大度,對言論的寬松態(tài)度,但同時也反映了他因“好名”而滋生的“濫賞無度”,處事隨意,毫無規(guī)矩可言。在個案上如此,在決策上他也是如此。宋太宗時,科考政策規(guī)定,考生凡過了六十歲后就不能再參加科舉考試,哪怕考中了也不能授官,到了宋仁宗手里,政策就調(diào)整為 :只要年滿六十歲,無論考中與否,全部授官。 這不僅帶來了虛報年齡的問題(官員的年齡常常有“實年”與“官年”之分),更帶來了規(guī)矩之亂和冗員增多的問題。
所以,宋仁宗“仁”的背后,也有碧水下的沉渣和鮮花下的污泥,不能一美遮十丑,“好心辦壞事”與“好人辦壞事”的現(xiàn)象也并非孤例。而且,宋仁宗之所以有“千古第一仁君”美譽,其實也與他優(yōu)待文人士大夫無所不用其極的“仁慈”和“好心”是密切相關(guān)的,因為, 歷史 畢竟都是文人記載的。蔡東藩在《宋史演義》一書中評價宋仁宗說 :“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strong>
話雖愨直,但卻是知人識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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