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這個說法是從哪來的他們?yōu)槭裁茨軓V為流傳受人推崇

唐宋八大家這個說法是從哪來的他們?yōu)槭裁茨軓V為流傳受人推崇

你真的了解唐宋八大家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guān)內(nèi)容。

說到唐宋八大家?很多人可能會嘴一撇，嗤笑一聲：“誰不知道啊，小學三年級就學過，難道你以為我還不如小學生?不就是韓愈、柳宗元，三蘇、王安石、歐陽修和曾鞏嗎?”

為什么大家會對唐宋八大家這么熟悉，隨便找個人就可以如數(shù)家珍般地說出八大家的名字?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唐宋八大家這個稱謂是怎么來的。

最早提出唐宋八大家的是明代的茅坤。

茅坤(1512年-1601年)，湖州府歸安(今浙江吳興)人，明代散文家、藏書家。

從十五世紀末開始，文壇影響最大的是前后七子。前七子的領(lǐng)袖李夢陽針對明初以來受程朱理學風氣和臺閣體創(chuàng)作傾向影響所形成的委靡不振的文學局面，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認為文章應該重視書法真實情感，而不是一味地說理。

后七子的領(lǐng)袖王世貞在繼承了李夢陽的復古主張的基礎(chǔ)上，更強調(diào)文章的法度和格調(diào)，提出："思即才之用，調(diào)即思之境，格即調(diào)之界。"(《藝苑卮言》)認為應該結(jié)合才思來談格調(diào)。他還主張詩與文的創(chuàng)作都要重視"法"的準則，而"法"落實到具體作品的辭采、句法、結(jié)構(gòu)上都必須有一定的藝術(shù)法則。

前后七子的重辭輕理，強調(diào)格調(diào)法度的主張一掃明初文壇那種歌功頌德和道德說教的風氣，使文壇氣息一新，變得注重真情實感，重視民間藝術(shù)。

但是前后七子的復古運動也存在明顯的弊端，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擬古實際上禁錮了他們的才華，如王世貞擬古樂府《上邪》中“上邪，與君相知，譬彼結(jié)發(fā)而盟，山摧?？葜静灰啤睅拙?，顯然套用漢樂府“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竭，……乃敢與君絕”的意蘊與句式。李攀龍的擬《陌上?！?，除個別字句更改外，幾乎是照抄漢樂府《陌上?！贰Ｆ渲性鳌皝須w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他改成“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將原作中含“因為”意思的“坐”字理解為“坐下”的“坐”字。

針對前后七子的這種弊端，茅坤與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等"唐宋派"諸人，提倡學習唐宋古文，反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強調(diào)文章必須闡發(fā)"六經(jīng)"之旨，對韓愈、歐陽修和蘇軾尤為推崇。

鑒于當時王世貞等人官居高位，人多勢眾，影響力太過巨大，而茅坤等唐宋派諸人沉淪下僚，根本無法和后七子抗衡。為了使自己的文學主張能夠為更多的人接受，只能向古人借力。于是茅坤耗費無數(shù)時間和精力，選輯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八家文章共 164卷，編為《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坤選文目的在于宣揚八人文章中的"六經(jīng)"之精髓者，對韓愈尤為推崇。他評述文章藝術(shù)形式也不出八股文筆法范圍，評點注釋也有一些疏漏和錯誤，但此選本繁簡適中，可作為初學者之門徑，因此幾百年來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從此流行。

由此可見，茅坤選人和選文的不是誰名氣大，文章好，而是文章是否得“六經(jīng)”之精髓。換句話說，就是文章是否合乎“道”。

唐宋派指出了前后七子的毛病，雖然因為根基太過纖弱，基本沒有撼動前后七子的地位，但是茅坤選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卻從此廣為流傳，受到歷代文人士子的推崇。

唐宋八大家受到歷代普遍認可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唐宋八大家諸人都是當時的文壇大佬，無論是名氣聲望令后人敬仰。

韓愈和柳宗元作為古文運動的發(fā)起人，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繼承了韓、柳二人的主張，八人的長期努力，扭轉(zhuǎn)了長期統(tǒng)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fā)展方向，開創(chuàng)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

八人留下了大量的優(yōu)秀散文作品，如韓愈的《師說》、《張中丞傳后敘》、《柳子厚墓志銘》等;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童區(qū)寄傳》、《種樹郭橐駝傳》等;歐陽修的《朋黨論》、《醉翁亭記》、《六一詩話》等;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讀孟嘗君傳》、《傷仲永》等;蘇洵的《顏書四十韻》、《六國論》等;蘇軾的《石鐘山記》、《放鶴亭記》等;蘇轍的《新論》、《上皇帝書》、《黃州快哉亭記》等。

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時，最初的版本選韓愈352篇、柳宗元120篇、歐陽修286篇、蘇洵60篇、蘇軾251篇、蘇轍172篇、曾鞏87篇、王安石219篇，曾鞏的文章數(shù)量倒數(shù)第二，僅僅比老蘇多27篇。

其次，八家散文代表著唐宋兩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易于學習。

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笨梢娞K軾的散文在南宋就有了巨大的影響。

對于唐宋八大家之后的讀書人來說，只要學習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遵循他們寫文章的方法，就可以讓自己的文章達到較高的水平，更有甚者可以讓自己順利通過科舉考試。如此，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受到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推崇、追捧和普遍認可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封建統(tǒng)治階級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廣。

茅坤說："世之文章家當于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于其道，然后從而發(fā)之為文。"道才是文的唯一源泉，道盛則文盛。

道是什么?道是“六籍(六經(jīng))”的精髓，從韓愈、柳宗元起就有“文以明道”的說法，提倡文道合一，以道為主，道指儒家的治國之道，就是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動亂之道。

盧梭說過：只有將統(tǒng)治變?yōu)闄?quán)利，將服從變?yōu)榱x務(wù)，人們才會自覺服從政治權(quán)威，政治權(quán)力才能得到國民的認同，從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

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悅誠服地服從政治權(quán)威，達到社會的長期治理而穩(wěn)定和諧。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統(tǒng)治階級對八大家的文章非常推崇，唐宋八大家在民間的普遍認可與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支持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

從韓愈、柳宗元強調(diào)“文以明道”，到王安石、歐陽修、三蘇和曾鞏，強調(diào)“文以貫道”，“文以載道”，這種儒家的治國之道，對各階層有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讓國民自覺服從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并且將這種服從視作是一種義務(wù)，從而使社會和諧穩(wěn)定。統(tǒng)治階級當然會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廣，或許這才是唐宋八大家?guī)装倌陙眚懵曋型獾淖钪饕脑颉?/p>

談?wù)撎扑伟舜蠹?/span>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起源
　　據(jù)查，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jù)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后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人物
　　韓愈（768－824）
　　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lǐng)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fā)展史上地位崇高，蘇東坡稱贊他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氣勢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簡勁、邏輯嚴整、融會古今，無論是議論、敘事或抒情，都形成獨特的風格，達到前人不曾達到的高度。

　　柳宗元(773-819)
　　字子厚，祖籍河東，生于長安，貞元初年進士,官監(jiān)察御史。順宗時,王叔文執(zhí)政,他任禮部員外郎,銳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敗,他也被貶為永州司馬,遷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學家。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zhì)樸流暢的散文。著有《柳河東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歐陽修(1007－1072）
　　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學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卓越領(lǐng)導?，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憂國憂民，剛正直言，歐陽修宦海升沉，歷盡艱辛，但是創(chuàng)作卻”愈窮則愈工”。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極力反對浮靡雕琢、怪僻晦澀的”時文”，提倡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風格，作品內(nèi)涵深廣，形式多樣，語言精致，富情韻美和音樂性。許多名篇，如《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已千古傳揚。

　　三蘇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蘇洵和他兒子蘇軾、蘇轍被合稱為“三蘇”。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論和政，他繼承了《孟子》和韓愈的議論文傳統(tǒng)，形成自己的雄健風格，語言明暢，理反復辨析，很有戰(zhàn)國縱橫家的色彩；有時不免帶有詭辨氣息，是其短處。著有《嘉佑集》。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學家、書畫家。世稱蘇東坡。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欒城，晚號穎濱遺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響下，自幼博覽群書，抱負宏偉。宋徽宗繼位，他遇赦北歸，寓居穎昌，閉門謝客，潛心著述，過了十二年閑適而孤獨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著有《欒城集》、《欒城后集》。

　　王安石（1021－1086）
　　字介甫，曾封荊國公，后人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中國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簡潔、富於哲理、筆力豪悍、氣勢逼人、詞鋒犀利、議論風生，開創(chuàng)并發(fā)展了說理透辟、論證嚴謹、邏輯周密、表達清晰、熔?事和議論於一爐的獨特散文文體。

　　曾鞏(1019-1083)
　　字子固，建昌軍南豐縣人，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笆q能文，語已驚人”的曾鞏，資質(zhì)警敏聰慧；成年后，因文才出眾，備受當時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賞識。曾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主張先道后文，極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yǎng)。他的學術(shù)和文章，生前已傳譽遐邇，身后更盛名不衰。曾鞏散文作品甚豐，尤長於議論和記敘。他的議論文立論精策，不枝不蔓，紆徐曲折，從容敦厚；記敘文則思玫明晰,俯仰盡意，精練生動，耐人尋味。

　　唐宋八大家中韓愈與柳宗元與古文運動的關(guān)系:
　　所謂“古文”的復興，有賴于韓愈的出現(xiàn)。而說到韓愈，則必須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韓愈具有積極維護封建專制和儒家“道統(tǒng)”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韓愈又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表現(xiàn)欲很強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縱肆的詩歌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感覺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張揚外露的氣質(zhì)，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芍藥歌》）這一類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謹斂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繼承道統(tǒng)自命，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現(xiàn)。所以，當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時，他的態(tài)度與前人實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了前人；但他的整個散文理論，特別在變革文風、推進創(chuàng)作方面，卻增添了許多新的和更為合理的內(nèi)容。而古文運動獲成功，不僅由于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寫出了許多富于個性、才力和創(chuàng)造性的佳作，從實踐上重新奠定了散體文的文學地位。同時，他大力提倡與呼吁文體改革，團結(jié)了一批撰寫散體文的作家，使散體文創(chuàng)作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文學潮流。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獨孤及對韓愈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因為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去世時，韓愈才十歲。但梁肅對韓愈卻有直接影響。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中曾說到過梁肅對自己及朋友的提攜，《唐摭言》還記載韓愈、李觀、李絳、崔群在梁肅處游學，三年未得見面，而一見之下，梁肅大為稱賞，于是十分推獎他們的文章。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韓愈接受了梁肅的散文理論，則無可懷疑。不過，韓愈的古文理論絕不是簡單地抄襲或因循前人的見解，它的實際內(nèi)容要豐富得多。
　　第一，韓愈主張寫散文“宜師古圣賢人”（《答劉正夫》），但學習古文，并不因為“其句讀不類于今”，而是“學古道則欲兼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也就是說，學古文根本上是為了學習“道”。表面看來，這與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思想并沒有區(qū)別，但是，蕭穎士等人所說的“道”只是指倫常教化、道德規(guī)范，即儒家學說中的外在倫理規(guī)范，而韓愈所說的“道”則兼指（有時偏重）人的內(nèi)在道德修養(yǎng)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論》中曾說過，“不務(wù)修其誠于內(nèi)，而務(wù)其盛飾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遲生書》中又說過，“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并反復強調(diào)孟子“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的論點（《答侯生問論語書》），顯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學說的精神，把內(nèi)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視“氣”的作用，認為文章的好與壞，就決定于這種精神性的“氣”充實與否。
　　他曾借孟子的話說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實，文章也會充實，而“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同上）。《答李翊書》中又說：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與言猶是也。
　　這當然不是韓愈的發(fā)明，但是，韓愈再次提出這些見解卻有兩重意義：一是他把“文本于道”從外在禮法規(guī)范、道德信條對文學的制約轉(zhuǎn)化為人的內(nèi)在人格修養(yǎng)對文學內(nèi)容的決定。盡管韓愈所要求的人格修養(yǎng)與內(nèi)在精神總體上并不與儒家禮法相沖突，但它畢竟使文學趨向自覺的表現(xiàn)而不是被動的詮釋。二是韓愈肯定了內(nèi)在精神與人格修養(yǎng)中情感的地位。
　　所謂“氣”，也包括了“不平則鳴”（《送孟東野序》）、“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送高閑上人序》）、“愁思之聲”、“窮苦之言”（《荊潭唱和詩序》）等等“不平有動于心”的個人情感活動及其在各種藝術(shù)中的表現(xiàn)。這說明韓愈講“文以明道”仍是有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贊許強烈的喜怒哀樂之情的存在。
　　第二，學習古人的散文體格，主要應該學習古人“詞必己出”（《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而不是簡單地模擬古文。駢文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爛熟的套話翻來復去地鑲嵌在文中，既無真情實感，又無新鮮的語言。針對這種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韓愈，便把“惟陳言之務(wù)去”（《答李翊書》）看得很重。雖然他也很重視從古人的作品中學習語言，如《進學解》中曾歷數(shù)“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這些古文的技巧和語言上。在《答李翊書》中，他說自己學文，開始是“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但這時并不能“唯陳言之務(wù)去”。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漸漸有了心得，于是“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最后，對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養(yǎng)氣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寫自己的話、自己的心了?？梢?，韓愈要求的，乃是“師其意不師其辭”的學習古文方法和“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的文章語言風格。而實際上他對前代文章的借鑒吸收，范圍是很廣泛的，其中也包括駢文的成分。
　　在主張“文以明道”的同時也承認作者個人的內(nèi)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現(xiàn)的合理性，在主張“師古人”的同時又強調(diào)語言的創(chuàng)新和風格的個性化，這是韓愈散文理論的精華所在。但是，個人內(nèi)在情感與個性的表現(xiàn)與“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的，而常常會出現(xiàn)矛盾。面對這種矛盾，韓愈在理論上還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認人的內(nèi)在情感是文學創(chuàng)作成敗的基礎(chǔ)，但另一方面又試圖把這些感情盡可能納入合乎封建倫常的規(guī)范中。他說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重答張籍書》），自己的“文”是“歌頌堯舜之道”的文，內(nèi)容“皆約六經(jīng)之旨”，雖然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于天下”，但也決“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诪張之說無所出于其中”（《上宰相書》）?？傊?，“道”對個性對情感的寬容，還是有限度的。
　　至于韓愈本人的創(chuàng)作，又比他的理論更能反映出他作為文學家的氣質(zhì)。其中雖然有大量論“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讀荀子》等，但也有許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藝術(shù)性的文學作品。所以，當時人裴度說他“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為戲”（《寄李翱書》），后來人說他“徒語人以其辭”（王安石《上人書》）、“第文人耳”（宋釋契嵩《非韓》）、“以為文人則有余，以為知道則不足”（張耒《韓愈論》），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讀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與追求“文”之間的脫節(jié)現(xiàn)象，看到了他對文學性的興趣往往超過了對政治倫理的興趣這一事實。但是，這恰恰是韓愈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他既投入了豐富的情感，又運用了很高的語言技巧，因而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的散文作品。
　　韓愈的《原道》、《原毀》、《師說》、《爭臣論》等說理文結(jié)構(gòu)嚴謹，重視行文的氣勢和邏輯，過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稱賞，但文學價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議論性的短文，帶著充沛的感情，寫得真摯動人。如《送孟東野序》為孟郊鳴不平，激動地發(fā)泄著對時代與社會埋沒人才現(xiàn)象的一腔怨氣；《送董邵南序》則借安慰因“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趙謀事的董邵南，抒發(fā)對才士沉淪不遇、生不逢時的感慨；
　　而《送李愿歸盤谷序》則借贊美退隱者的清高，斥責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徑，蘊含了下層文人在社會壓抑下一種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氣”。此外，還有一些近乎寓言的雜感，則銳利尖刻、生動形象，往往一針見血，而又不動聲色。
　　如《雜說一·說龍》、《雜說四·說馬》、《獲麟解》等，都是借龍、馬、麟等動物的遭遇來寫人的，在這些雜感中往往包含了韓愈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或窮愁寂寞的嘆息。如著名的《說馬》：
　　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zhí)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在韓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韓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駢體或四言韻文寫作，在整齊的格式中求得一種莊肅之感。而此文全無格式、套語，而且不像韓愈其他文章那樣講究結(jié)構(gòu)。全文以向死者訴說的口吻寫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數(shù)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極寫內(nèi)心之辛酸悲慟；中間一段寫初聞噩耗時將信將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動人。文章語意反復而一氣貫注，最能體現(xiàn)在特定情景下散體文相對于駢體文的優(yōu)長。
　　韓愈的記敘文中，如《張中丞傳后敘》、《毛穎傳》、《石鼎聯(lián)句詩序》等，敘事中或加渲染，或雜諧謔，也寫得很生動傳神。像《張中丞傳后序》寫南霽云向賀蘭進明求援，而賀蘭進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動，反而設(shè)宴以籠絡(luò)南霽云，這時，韓愈以濃筆重彩寫道：
　　霽云慷慨語曰：“云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币虬嗡宓稊嘁恢?，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之泣下。
　　下面，接著又加上一節(jié)：
　　（南霽云）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br>　　這兩段，在刻畫南霽云忠勇堅貞品格的同時，把南霽云剛烈的個性也凸現(xiàn)出來了。在《石鼎聯(lián)句詩序》中，韓愈充分運用欲擒故縱、借外現(xiàn)內(nèi)的方法，描寫才智過人的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侯喜二人聯(lián)詩的戲劇性過程和人物的心理變化。
　　他先寫道士的貌不驚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jié)，喉中又作楚語”，因而反襯出侯喜等人“視之若無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當應彌明之請而聯(lián)詩后，這種心理上的高傲就開始發(fā)生變化：一開始聽到寫詩，劉師服便“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侯喜也當仁不讓，“踴躍，即綴其下”，道士卻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墻坐”，一面高吟兩句“龍頭縮菌蠢，豕腹?jié)q彭亨”，機帶雙敲，詭譎中暗含譏刺，兩人便驚住了；但他們心中仍然不服，還想倚多取勝，“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則“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
　　直到三更，兩人心理上已徹底被擊潰，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這時兩人“大懼，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卻已“倚墻睡，鼻息如雷鳴”。這篇文字如同小說，把兩個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樣、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節(jié)、放蕩機智的形象寫得十分生動。
　　縱觀韓愈的散文創(chuàng)作，其藝術(shù)技巧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韓愈很注意語匯的創(chuàng)新。駢文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語言陳舊、套路濫熟、好用典故，而他從前人的語匯中推陳出新，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新詞，創(chuàng)造出不少新穎的語匯，使文章常常閃現(xiàn)出妙語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氣。像《送窮文》中的“面目可憎”、“垂頭喪氣”，《進學解》中的“動輒得咎”、“佶屈聱牙”、“業(yè)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東野序》中的“不平則鳴”，《應科目時與人書》中的“俯首帖耳”、“搖尾乞憐”等，都是沿用至今、鮮明生動的詞語。此外，韓愈還一反駢文好用華麗詞藻的習慣，采摭一些不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強的詞匯，如《送窮文》寫鬼“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石鼎聯(lián)句詩序》寫人“白須黑面，長頸而高結(jié)”，《進學解》寫治學“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寫山氣“蜿蟮扶輿，磅礴而郁積”，看起來未必美，但極其生動傳神。當然有時韓愈也不免矯枉過正，用一些冷僻生澀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難通。
　　其次，韓愈很注重句式的設(shè)計。駢文的句式，固然整齊合拍、音節(jié)響亮，但缺少變化，氣勢較弱，韓愈的散文，則極善于交錯運用各種重復句、排比句、對仗句，來增加文章的變化與氣勢，發(fā)揮散文句子可長可短的優(yōu)勢，彌補散文缺乏音樂美和節(jié)奏感的缺陷。如《進學解》第二段論先生的學業(yè)、儒道、文章、為人，四層敘述結(jié)尾分別是“先生之業(yè)，可謂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先生之于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為人，可謂成矣”，使四層意思的節(jié)奏顯得很整齊分明，語氣在流暢中重重疊疊，層層加碼，為后面突然的大轉(zhuǎn)折作了有力的鋪墊。又如《畫記》中述畫中之人，不避重復地列舉了“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zhí)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行且下牽者十人，騎而負者二人……”等三十二種姿態(tài)的一百二十三人；
　　記畫中的馬，則一一寫了二十七種馬的姿態(tài)，看起來很羅嗦，但讀來卻娓娓動聽，畫上各種人、馬姿態(tài)畢現(xiàn)，各種長短錯落、節(jié)奏不一的句式以極其繁復的方式組織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這是一幅龐大細密、錯落參差的宏大圖畫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東野序》連用三十八個“鳴”，由于句式變化，并不令人感到單調(diào)，反而有一種噴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寫初聞噩耗時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語助詞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語氣錯落相雜，或感嘆或疑問，句子忽長忽短，很真實地表現(xiàn)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變化。
　　再次，韓愈極為注意文章的結(jié)構(gòu)布局。他有時以重筆陡然而起、突兀而現(xiàn)，抓住讀者目光，然后再轉(zhuǎn)入本題，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以“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起首；
　　有時則從遠處迂回而來，如《送區(qū)冊序》先說陽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莊子關(guān)于逃世之人聞空谷足音而喜的話轉(zhuǎn)接，寫出其時其境中與區(qū)冊交識的愉快。至于《送孟東野序》則是上述兩種類型的結(jié)合，文章從“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的警句振起后，卻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從物聲說到人聲，從人聲說到文辭，文辭又是從上古說到有唐，一路惝恍迷離，不著邊際。最后寥寥數(shù)語歸結(jié)到孟郊，反觀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發(fā)，又成為本文正題的鋪墊。另外，像《原道》那種抽絲剝筍般的層層推進，《原毀》的正反互映、通篇對比，雖是單純說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況下，韓愈還有意避免搖曳生姿的文章結(jié)構(gòu)。如《柳宗元墓志銘》寫得十分平實，表現(xiàn)出他對這位朋友愛其人格、才華而惜其行事（韓不贊同柳參與永貞革新）、憐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為文。但這其實也是對于文章結(jié)構(gòu)的一種精心考慮，即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平實就是最好的結(jié)構(gòu)。
　　韓文具有各種體式，風格也有所不同，其最顯著的特征是氣勢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穎、句式參差交錯、結(jié)構(gòu)開闔變化，前人說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zhuǎn)，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蘇洵《上歐陽內(nèi)翰書》）。當然，韓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跡也是難免的。
　　當時，韓愈是文壇上的領(lǐng)袖，他不僅自己提出理論，參與實踐，而且極力推獎提攜文學上的同道，如作《薦士詩》推薦孟郊，寫狀推薦張籍、樊宗師（《薦張籍狀》《薦樊宗師狀》），寫文為李賀打抱不平（《諱辯》）等。他自己也說交游很廣，“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藝取”（《與崔群書》），李翱則說他“頗亦好賢”，像“秦漢間尚俠行義之一豪雋”（《答韓侍郎書》），因此，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作家集團，他們在詩文兩方面都進行了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努力。在詩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則除了韓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議論文為主，雖結(jié)構(gòu)整飭，卻缺乏文采和氣勢；皇甫湜的散文則比較重視外在語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較弱，氣勢也不夠雄大；樊宗師的散文更把韓愈的語言奇崛險怪推向了極端，雖然“詞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語言交流的通則，走向了晦澀艱深。
　　由于政治見解與個人經(jīng)歷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屬于韓愈那個作家群體，而且由于他長期貶謫在南方，離當時的文學中心較遠，所以他的古文理論與創(chuàng)作實踐沒有韓愈那么大的影響，但是，柳宗元對古文復興運動，也有其獨特的貢獻。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diào)“文”與“道”的關(guān)系。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wù)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币馑季褪钦f，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xiàn)實，經(jīng)世致用。
　　基于這樣的認識，柳宗元也對駢文持批判態(tài)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咔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夸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zhì)，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谷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luò)、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diào)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shù)性方面的考慮。至于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體表現(xiàn)方面，柳宗元的看法與韓愈有些不同。
　　首先，韓愈比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謂“不平則鳴”、“愁思之聲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飾的宣泄，而柳宗元則比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達方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他自己作文：“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就是說在創(chuàng)作中要平心靜氣，使內(nèi)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現(xiàn)。這里面有人生態(tài)度與宗教信仰的因素。韓愈激烈反佛，曾批評學佛者“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送高閑上人序》）；而柳宗元卻信佛，曾多次反駁韓愈，認為佛教讓人“樂山水而嗜閑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張感情不可過分外露，說“氣煩則慮亂，視雍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達而事成”（《零陵三亭記》）。因此，他雖然常常壓抑不住心頭激情而寫出激烈的作品。

唐宋八大家是怎么選出來的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

起源
據(jù)查，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jù)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后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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