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佛教是如何發(fā)展的

清代佛教是從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tǒng)三年(1911)共二百六十八年間清朝一代的佛教。清朝對于佛教的政策幾乎完全是繼承明代的。首先在管理方面仿照明代僧官制度，在京設立僧錄司，所有僧官都經(jīng)禮部考選，吏部委任。各州府縣僧官，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報送禮部受職。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都和明代無異(康熙《大清會典》卷七十一)。

寺廟僧尼數(shù)字

順治二年(1645)禁止京城內(nèi)外擅造寺廟佛像，造寺須經(jīng)過禮部允許。已有寺廟佛像亦不許私自拆毀。也不許私度僧尼。對于僧道，一律官給度牒。

康熙四年(1665)以來，對于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都有法律規(guī)定。但自乾隆四年(1739)以后，隨著人口的增加，私度僧尼人數(shù)也有增加，一時難于查補給牒，因之從乾隆十九年(1754)起，通令取消官給度牒制度。此項政令一直延續(xù)到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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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康熙六年(1667)禮部統(tǒng)計：各省官建大寺六千零七十三處，小寺六千四百零九處;私建大寺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眾十一萬零二百九十二人，尼眾八千六百十五人。寺廟共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處，僧尼合計十一萬八千九百零七人(《大清會典》卷十五、“禮部方伎”)。

但自乾隆元年(1736)至四年(1739)止，共頒發(fā)過各省度牒部照三十四萬零一百一十二紙，并令師徒相傳，不必再發(fā)。其后私度的人漸多，乾隆十九年(1754)便通令廢止給牒。至清末時，全國僧尼約有八十萬人(太虛《整理僧伽制度論》)。

起源

清朝統(tǒng)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是中國西藏地區(qū)所傳的喇嘛教。當十七世紀初起，已有喇嘛到關外傳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禮遇。太宗時(1627—1643)，盛京(今沈陽)方面已開始和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第五世(1617—1682)建立關系。

世祖順治九年(1652)達賴第五世應請入京，受清朝冊封。世祖又好參禪，先召京師海會寺憨璞性聰(1610—1666)說法。又召浙江玉林通琇(1614—1675)、木陳道忞(1596—1674)等入京說法。

通琇弟子茚溪行森和道忞的弟子旅庵本月、山曉本晰相隨入，也各助傳教。通琇后又入京，世祖命選僧一千五百人從他受戒，尊為玉林國師，以表示他對漢地佛教的推崇(《普濟玉林國師語錄年譜》卷下)。

其次圣祖出巡南北，常住名山巨剎，賦詩題字，撰制碑文，對佛教也表示接近。世宗常與禪僧往來，自號圓明居士，輯古德參禪語要，成《御選語錄》十九卷，以禪門宗匠自居。又從章嘉國師參學。

清朝對于西藏地區(qū)的政教事務非常重視，于雍正六年(1728)設駐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務。乾隆五十八年(1793)制定章程二十九條(即《欽定章程》)，確定了西藏地區(qū)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區(qū)寺廟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蕃院管理。

中國佛學的發(fā)展和起源？＞

佛教距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羅衛(wèi)國（今尼泊爾境內(nèi)）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chuàng)（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圣地”形象。

佛教創(chuàng)建時，印度已經(jīng)進入了封建領主統(tǒng)治的農(nóng)奴社會。當時印度傳統(tǒng)的吠陀天啟、祭祀萬能和婆羅門至上三種信仰，以及婆羅門作為一切智的壟斷者和神權統(tǒng)治的代表的地位開始動搖，成為眾矢之的。自由思想家中出現(xiàn)了種種反傳統(tǒng)信仰的沙門思潮。

創(chuàng)始人釋迦牟尼生于今尼泊爾境內(nèi)的迦毗羅衛(wèi)，是釋迦族的一個王子。關于他的生卒年月，在南、北傳佛教中，至今仍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但一般認為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紀。他在青少年時即感到人世變幻無常，深思解脫人生苦難之道。

29歲出家修行。得道成佛（佛陀，意譯覺者）后，在印度恒河流域中部地區(qū)向大眾宣傳自己證悟的真理，擁有越來越多的信徒，從而組織教團，形成佛教。80歲時在拘尸那迦逝世。

佛教原來只流行于中印度恒河流域一帶。孔雀王朝時期，阿育王奉佛教為國教，廣建佛塔，刻敕令和教諭于摩崖和石柱，從此遍傳南亞次大陸的很多地區(qū)。同時又派傳教師到周圍國家傳教，東至緬甸，南至斯里蘭卡，西到敘利亞、埃及等地，使佛教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

佛教向亞洲各地傳播，大致可分為兩條路線：南向最先傳入斯里蘭卡，又由斯里蘭卡傳入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等國。北傳經(jīng)帕米爾高原傳入中國，再由中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等國。

中國佛教派系

有漢語系、藏語系和巴利語系三大系統(tǒng)。它們在發(fā)展過程中各自形成一些學派和宗派。漢語系佛教主要有天臺宗、三論宗、法相宗、律宗、凈土宗、禪宗、華嚴宗、密宗等；藏語系佛教主要有寧瑪派、噶當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

此外還有希解、覺宇、覺囊、夏魯?shù)葞讉€小派。其中格魯派的規(guī)模最大。巴利語系佛教主要有潤（又分擺罷、擺孫二個支派）、擺莊、多列（又分達拱旦、蘇特曼、瑞竟、緬坐四個支派）、左抵四派。

佛教是如何興盛的？

東漢晚期黑暗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使許多人轉而信奉佛教，以求精神的解脫。三國時，下層佛教信徒明顯增多。此時翻譯佛經(jīng)，也獲得可觀的成績，出現(xiàn)安世高與支婁迦讖兩大譯師。安息國僧人安世高系統(tǒng)譯介小乘經(jīng)典與禪法，月氏僧人支婁迦讖則譯介大乘般若學經(jīng)典與思想。這種大小乘經(jīng)典兼?zhèn)鞑⒆g的局面，為中國佛教最終形成融大小乘于一體的體系奠定了基礎。三國與西晉時期，由于玄學興盛，佛教以研究《般若經(jīng)》而形成的專門學問——般若學開始盛行，同時譯經(jīng)規(guī)模益大，涌現(xiàn)出支謙、康僧會、竺法護等著名的譯經(jīng)大師。他們譯經(jīng)的特點是慣于用道家的術語來表達佛教思想，表現(xiàn)了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相結合的趨勢。除般若學經(jīng)典外，佛教戒律與僧人受羯磨法也在此時傳入。中國僧人朱士行依此登壇受戒，是為中國和尚正式出家之始。他還于魏甘露五年（260）首次到于闐尋求佛典，這也成為漢地和尚西游的先導。

東晉十六國時期，大一統(tǒng)局面瓦解，民眾陷人黑暗的深淵。社會上下出于共同的需要，都大力支持佛教的傳播，推動佛教得到快速的發(fā)展。突出的表現(xiàn)是，帝王及門閥貴族奉佛，寺院、僧尼數(shù)量激增，廣設譯場，加強佛經(jīng)翻譯與佛典研究。此時，北方的佛圖澄、道安和鳩摩羅什，南方的慧遠，以其譯經(jīng)、傳教和研習佛典而成為最有影響的人物。

南北朝時期，佛教信仰仍然持續(xù)高漲。南朝諸帝皆敬信佛法，而梁武帝佞佛之甚，無以復加。北方各少數(shù)民族政權仍同十六國一樣，大力支持佛教。由于地域的限隔，南北方在崇佛的方式上略有不同。南方承東晉的余緒，重視佛教義學的傳統(tǒng)，在佛教理論上多所發(fā)明。北方缺乏討論義學的深厚傳統(tǒng)，偏重于建造石窟和禪行修習方面。著名的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即為北魏開鑿。此外，中國僧人向西求法成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在南北諸多的求法者中，法顯最為著名。他曾撰《佛國記》詳細記述了自己曲折的行程和豐富的見聞，也為后人認識和研究南亞史地文化，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由于佛典的系統(tǒng)翻譯及佛教思想與儒道思想的進一步融會，南北朝時期開始涌現(xiàn)出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為中心的各種學派。他們各尊一經(jīng)一論，彼此爭鳴，獻疑送難，呈現(xiàn)出繁榮的局面，為隋唐佛教宗派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隋唐五代時期，在南北朝諸學派的基礎上發(fā)展成大型的佛教宗派。隋朝出現(xiàn)的宗派有：天臺宗、三論宗、三階教；唐朝出現(xiàn)的宗派有：華嚴宗、法相宗、禪宗、律宗、凈土宗、密宗和藏傳佛教。宗派的出現(xiàn)是佛教長期發(fā)展的結果，而統(tǒng)一的社會條件與日益繁榮興旺的寺院經(jīng)濟則是有力的催化劑。各宗派常以某些大寺院為據(jù)點，都有嚴格的教義、不同的教規(guī)，并與財產(chǎn)繼承權相聯(lián)系而強調(diào)傳法世系，具有強烈的宗法性與排他性。由于各宗派所建構的理論體系代表了當時哲學思維的最高水平，因而深刻影響了廣大士人的思想、精神，左右了整個時代的思潮。以后，由于佛教的進一步普及，各派的教義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容鑄為普通民眾思想觀念的一部分。

五代以后，佛教雖然仍舊延續(xù)流傳，但基本方向則是由盛轉衰。以禪宗為代表的漢地佛教進一步儒家化，無論是外部功能還是內(nèi)在精神，都同儒道漸趨一致，呈現(xiàn)出三教會同的面貌。宋代佛教的重大事件之一是雕印漢文《大藏經(jīng)》。先后開雕了《開寶藏》、《崇寧藏》、《開元藏》、《思溪藏》、《禎砂藏》等，對保存佛教文獻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遼代采取護佛的政策，所以境內(nèi)的刻經(jīng)、建寺活動頗為興盛。元朝與清朝皆重喇嘛教，主流佛教無大起色；明代朝廷對佛教多加限制，但一些士人對佛學產(chǎn)生了興趣，出現(xiàn)了許多佛學深湛的居士。

歷史上哪個朝代對佛教發(fā)展采取限制措施

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曾有崇道毀佛運動
中興唐室的唐玄宗開始限制佛教的發(fā)展，但并未放棄對佛教的利用
然而由于寺院經(jīng)濟的過度發(fā)展，與國家經(jīng)濟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銳化，終于導致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運動
北宋徽宗曾強令佛教與道教合流，改寺院為道觀，給佛教沉重的打擊。
元世祖忽必烈篤信喇嘛教，奉西藏名僧為帝師。但對佛教的發(fā)展來說，可以算是有害無益。
明太祖原系僧侶，對佛教的護持應該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由于他出身秘密宗教之“明教”（白蓮教之前身，與摩尼教和彌勒教有關），深悉宗教力量龐大，乃再度以“既利用又限制”的兩面手法來對待佛教。
清朝基本上繼承了明朝的佛教政策。歷代皇帝對佛教既有保護和扶植，但也有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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