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開元盛世時期的政治改革

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機構(gòu)對吏治進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機構(gòu)的辦事效率，重用賢臣，修訂律法。

改革機構(gòu)

唐玄宗對吏治進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機構(gòu)的辦事效率。

第一，精簡機構(gòu)，裁減多余官員，把武則天以來的許多無用的官員一律裁撤，限制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shù)，以減少冗官的出現(xiàn)，提高官吏整體的素質(zhì)。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節(jié)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確立嚴格的考核制度，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糾舉違法官吏，嚴懲不怠。

第三，重新將諫官和史官參加宰相會議的制度予以恢復。這本是唐太宗時期的一種制度，讓諫官和史官參與討論國家大事，監(jiān)督朝政。到了武則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許敬宗和李義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開，因此將這種制度也就廢除了。

第四，重視縣令的任免。唐玄宗認為郡縣的官員是國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國家形象。所以，玄宗經(jīng)常對縣官親自出題考核他們，確切地了解這些縣官是不是真正地稱職。如果考試優(yōu)秀，可以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實，也會馬上遭到罷黜。

重用賢臣

唐玄宗不僅極有膽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國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國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為相，其后又用張嘉貞、張說、李元纮、杜邏、韓休、張九齡為相。他們各有所長，通曉治國方略，并且盡忠職守，使得朝政充滿朝氣。而且玄宗在此時亦能虛懷納諫，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穩(wěn)定。

正是由于開元初期君臣一體，上下同心，全國經(jīng)濟迅速繁榮，迎來了“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的開元盛世。

修訂律法

開元八年（720年）以前一段時期進行的行政改革的內(nèi)容幾乎完全是恢復和貫徹武后建立統(tǒng)治前奠定的行政準則。這些改革體現(xiàn)在垂拱元年（685年）前定期修訂和重新頒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進一步的修訂，雖然編成了體現(xiàn)修訂法典的立法《格后長行敕》。武后垮臺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在唐休璟、韋安石和蘇瓌的主持下，徹底修訂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進行。唐景龍四年（710）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訂，同時指定一個包括許多法律專家在內(nèi)的編纂組織負責。新法典在先天元年（712）陰歷二月編成并頒行。

先天二年（713年）末，姚崇和盧懷慎領(lǐng)導一個被指定修訂令、格和式的組織，這部分法令與行政事務(wù)有關(guān)。修訂的法令于開元三年（715年）陰歷三月完成，然后被頒布執(zhí)行，后來被稱作《開元前令》。如太子賓客在舊時作為兼職無品，《開元前令》時被正式定入官品。

在宋璟和蘇颋擔任宰相時，詔令又命再作修訂，這一次包括刑法在內(nèi)。有些曾協(xié)助姚崇的法律專家也參加了這一工作，編纂工作成于開元七年（719年），陰歷三月呈送唐玄宗御覽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稱作《開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其大部分內(nèi)容收入《唐六典》，此書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詳細內(nèi)容。

因此，從唐景龍四年（710年）至開元七年（719年）的十年是制訂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時期，這種法律旨在把中國再度置于一個精心制訂的統(tǒng)一行政規(guī)定和實踐的體制之下，所以這十年對恢復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quán)的帝國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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