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四大統(tǒng)治基礎是什么大清滅亡跟四大統(tǒng)治基礎有關!

清王朝為何崩潰的那么突然?四大統(tǒng)治基礎是怎么瓦解的?下面小編為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nèi)容。

清朝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它的滅亡方式與其他朝代相比顯得很新穎。

縱觀中國歷史，一個封建王朝要么亡于外族入侵和農(nóng)民起義，要么死于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斗爭篡權，但清朝是個例外，它是以中央威權下降、地方各省獨立，朝廷大勢已去，皇室退位還政的方式滅亡的。

至于辛亥革命，作為一次激進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的暴力范圍和程度有限，從武昌起義到清帝遜位，只有武漢、上海等地方爆發(fā)了戰(zhàn)爭。清朝身經(jīng)百戰(zhàn)，一般情況下，這種小規(guī)模的戰(zhàn)爭是遠不能對它構成致命威脅的，戰(zhàn)爭沒要清朝的命，戰(zhàn)爭之外的東西卻終結了這個王朝。

打個比方，辛亥革命像一陣風，風過后，清朝這座房子倒塌了，但理論上，這個等級風是吹不垮這座房子的，那房子為什么倒塌呢?因為支撐它的四根柱子——滿漢合作、地方支持、士紳擁護、軍隊效忠四大統(tǒng)治基礎全部瓦解了。

辛亥革命人物述

一

清朝是一個由滿人主導的、以滿蒙漢合作為基礎的政權，在其267年的統(tǒng)治中，滿漢合作是主流，但是作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也一直存在。從吳三桂反清到洪秀全起義，再到清末革命黨人造反，“驅(qū)除韃虜”的民族主義口號經(jīng)久不衰，也最具煽動性，

這很能說明問題。

一個少數(shù)民族駕馭一個龐大的民族，必須隨時保持高度緊張的戒備心態(tài)，處處設防，才能獲得最大的安全感。就像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所說的，滿清的那些制度根本算不上制度，只能算法術，這種法術是出于民族私心對付漢人而設置的。

壓迫之下，必有反抗，猜忌之下，必有異心，當大家生活都過得下去的時候，彼此可以合作，當民不聊生的時候，民族矛盾就會激化。

梁啟超曾說過這么一句話：“滿漢兩族并棲于一族之下，其互相猜忌者二百余年如一日，一旦有人焉刺激其腦蒂，其排滿性之伏于其中者，遂不期而自發(fā)?！币馑际牵瑵M漢兩個民族生活在一個民族的統(tǒng)治之下，相互猜忌防范了兩百多年，一旦有人刺激大腦，潛伏在腦海中的排滿性就會蘇醒發(fā)作。

清朝影視劇照

太平天國運動以來，隨著湘軍淮軍相繼崛起，漢族官僚的勢力有所擴大，引起了滿清的警惕和戒備，只是國內(nèi)外形勢復雜，清廷需要借助有能力的漢族官僚來維護統(tǒng)治，所以一直隱而不發(fā)。

庚子事變后，清廷為應付內(nèi)外危機，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yè)、教育和社會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系統(tǒng)性改革。改革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在這場新政中，滿清希望維護既得利益，擔心漢人借助改革來削弱滿人的權力和地位，而漢人則希望重新分蛋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在國家大事中獲得更大的發(fā)言權。

在官制改革中，清廷宣稱每部設尚書一員，不分滿漢，但結果卻是滿洲親貴占據(jù)了絕大多數(shù)名額，連“滿漢各一”的舊例都拋棄了。清廷還大肆排擠漢族官僚，瞿鴻禨、尚書岑春煊、林紹年、袁世凱等漢族重臣或被罷官免職，或被調(diào)離中樞，張之洞也被明升暗降晾了起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載洵、載濤、鐵良、良弼、蔭昌等滿清少壯派紛紛出任要職。

張之洞

不管上面的那些漢官是因為什么原因被處理的(瞿、岑二人因與奕劻、袁世凱斗爭失敗而罷官)，但在一般人眼里，這些漢族官僚是漢人在朝廷的代表，尤其是聲望日隆的袁世凱和張之洞，他們的背后站著整個漢人官僚集團。滿進漢退的結果是，漢族官僚對此耿耿于懷，對清廷的忠誠度大打折扣。

從希望到失望，從失望到絕望，有個過程。

轉眼到了1911年，清廷搞預備立憲，在欽定的13名內(nèi)閣成員中，9名是滿人，其中7名是皇族。消息一出，全國嘩然，立憲派(士紳和商人階層組成的政治勢力)極為憤慨地聲稱：“君主不負擔責任，皇族不組織內(nèi)閣，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鼻逋s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議論漸進囂張”。

此時大家都明白了：大清的江山是滿人的，漢人連高級打工仔的資格都混不到。

這樣還指望漢人效忠，別逗了。

滿洲貴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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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漢人勢力擴大相伴隨的是地方權力膨脹，這一點也得從太平太國運動說起。

太平運動爆發(fā)后，八旗和綠營都不堪一戰(zhàn)，清廷只能依靠地方招募勇營作戰(zhàn)，比如湘軍、淮軍等。勇營不屬于朝廷正規(guī)軍，朝廷不給編制和經(jīng)費，一切都由地方自理，地方也沒錢，只能向朝廷要政策搞錢，這個政策就是厘金制度。

厘金制度是對過往商人和境內(nèi)的商戶收取通過稅和交易稅，數(shù)額很大，遠超過地丁銀(農(nóng)業(yè)稅)，是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厘金除少部分上交中央外，大部分都留作地方開支，這意味著地方擁有了財政權。

此外，受戰(zhàn)爭影響，原來戶部實行的解款協(xié)款制度(統(tǒng)一征收，統(tǒng)一核銷，有結余的省份補充入不敷出的省份)也名存實亡，戶部對地方財政控制力度大減，地方財政權愈發(fā)獨立。

地方擁有了財權和軍權，就有了抵制甚至抗衡朝廷的資本。清廷對此一清二楚，也曾嘗試改變這種狀況，比如裁汰勇營，廢除厘金等，但均遭到了地方督撫們不同程度的抵制，最終只得作罷。

此時，清廷還掌控著地方督撫的人事任命權，而地方勢力也還不足以正面抗衡朝廷，所以清王朝還維持著統(tǒng)一的局面。但是，地方勢力逐漸坐大的趨勢已無法逆轉。

清朝地方厘金局

庚子事變爆發(fā)后，清廷向各省下發(fā)宣戰(zhàn)詔書，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并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命令。李鴻章帶頭抗命，南方各省督撫們公開不理會朝廷宣戰(zhàn)詔書，私下與列強達成了“兩不相擾”的協(xié)議，事后清廷不敢處理參與東南互保的督撫們，反而好言撫慰。

經(jīng)過這一事件，清廷顏面盡失，中央權威驟然下降，地方勢力急劇膨脹。

慈禧活著時候，能夠用靈活的手腕和巨大的威望壓住陣腳，使中央與地方表面上過得去，慈禧一死，攝政王載灃沒經(jīng)驗，沒能力，沒聲望，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就是二百五。

“督撫大權，無過兵、財兩政，將事裁抑，此為最先”。載灃上臺后，為加強中央集權，決定收回地方督撫們手中的財權、軍權。

軍事上，清廷下令近畿各省新軍均歸陸軍部統(tǒng)轄，成立軍諮府以執(zhí)掌軍事行政，成立海軍部以建設海軍，設立貴胄學堂，專收滿人，培養(yǎng)高級軍事人才。

清朝陸軍貴胄學堂

財政上，頒布了《清理財政章程》，中央設清理財政處，各省設立清理財政局，由度支部派專任監(jiān)理官赴各省清理財政，規(guī)定各省清理財政局必須按季度詳報本省財政收支數(shù)字。

經(jīng)濟上，清廷也將手伸到了地方，打算將地方鹽政、礦務、鐵路等大權盡數(shù)收歸中央。

下個命令就能把事辦成?政治有這么理想化就好了。載灃風風火火發(fā)布命令，地方督撫陽奉陰違，中央各部和地方為爭奪權力而摩擦不斷，甚至有地方官員暗中煽動民眾鬧事，向清廷施加壓力。

當時社會輿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朝廷“無非是聚集各省之財權，歸于政府而已，無非欲收集各省之兵權，屬諸政府而已”。

載灃本想中央集權，沒想到激起地方的反彈，地方和清廷矛盾日益尖銳，離心離德，最后的表面和平相處都不能維持。

攝政王載灃

三

士、農(nóng)、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包括入仕前的士(有功名的人)、入仕后的官，以及退休后的紳。在傳統(tǒng)中國，士紳掌握著社會上的絕大部分政治、經(jīng)濟、文化資源，他們是朝廷的堅定擁護者，能幫助朝廷進行統(tǒng)治，作為回報，朝廷會給予士紳一定的特權和地位，為他們提供上升渠道，二者屬相互依存的共生關系。

士紳與朝廷的聯(lián)系紐帶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是一個單純的選官制度，它也是清廷掌控士紳階層的工具，士紳階層是基層社會的真正控制者，掌控士紳階層也就掌控了延續(xù)統(tǒng)治的核心力量。

但是到了清末，一切都變了。1905年，清廷廢除了科舉制度。

按照梁啟超的說法，停罷科舉“使數(shù)百萬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進登之路，恐未免傷其急激”，意思就是廢除科舉讓幾百萬老舉人、秀才失去當官的門路，未免太急切了。

清朝讀書人

毀人前途，如殺人父母。廢除科舉制度損害了士紳階層的根本利益，使清廷失去了對士紳階層的掌控權和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權，大大消解了士紳階層對清廷的忠誠度。

科舉的路子被封了，但新式學堂的門打開了，興辦實業(yè)的春風也吹起來了。于是一部分年輕的士紳走進了新式學堂，接受近代新式教育，另一部分士紳放棄了功名思想，下海創(chuàng)辦實業(yè)。

走進學堂的人，成了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下海創(chuàng)業(yè)的人，成了民族資產(chǎn)階級，經(jīng)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力量逐漸壯大，對現(xiàn)狀越來越不滿，他們組織了各種學會、商會等團體，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政治主張，于是，一股新的政治勢力——立憲派形成了。

立憲派是從傳統(tǒng)士紳階層中分化而來的，他們主張發(fā)展新式教育、創(chuàng)辦近代企業(yè)，倡導君主立憲和地方自治，其著名代表有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闿等。憑借強大的經(jīng)濟基礎和廣泛的影響力，立憲派逐漸在地方經(jīng)濟和政治事務中發(fā)揮了主導地位，在清末各種政治力量中居于中堅地位。

張謇

立憲派的政治主張是：改良專制政體，實行君主立憲，分享政治權力，發(fā)展資本主義。但這些政治主張與清廷維護滿洲權貴利益的目的完全相悖，圍繞立憲問題，雙方?jīng)_突不斷升級。

從1910年起，張謇倡導江蘇咨議局(省級民意機構，多為立憲派掌握)，帶頭發(fā)起了三次全國范圍的進京請愿速開國會運動，雪片般的請愿書，蜂擁至京的請愿代表，數(shù)百萬的民眾簽名，聲勢浩大，地方督撫也受其感染，聯(lián)名上奏，請求立即組織責任內(nèi)閣，召開國會，以免人心沸騰。

在強大的壓力下，清廷承諾五年立憲，然而第二年清廷卻搞出了“皇族內(nèi)閣”，立憲派覺得自己被耍了，認為清廷已經(jīng)無藥可救，紛紛站到了清廷的對立面。

武昌首義后，立憲派領袖、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發(fā)表通電，號召各省響應，之后全國有十幾個省以咨議局為中心宣布獨立，由此可見立憲派的實力。

1909年10月廣東咨議局開幕紀念照

四

繼八旗、綠營、防軍、練軍、勇營相繼墮落后，清廷在新政中開始大規(guī)模編練新軍，其中以袁世凱的北洋軍和張之洞的湖北自強軍最為成功，其他各省新軍規(guī)模都不大。

新軍，即新式軍隊，士兵、軍官、思想、武器、制度都是新的，新事物與舊統(tǒng)治有著根本性矛盾，指望新軍死忠維護舊朝廷，有點天真了。

新軍士兵的選拔標準比較嚴格，入伍者都是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青年，家庭成分多是破產(chǎn)農(nóng)家子弟、手工業(yè)者以及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也有因科舉被廢轉而投筆從戎的秀才、生員等。

相比之前的舊軍隊，新軍士兵的文化程度整體更高，知識越多想法越多，這些有文化的青年士兵，本身是很容易被革命思想感染，加之社會地位低下和家庭經(jīng)濟情況不好，對社會現(xiàn)狀多有不滿，一旦被革命者滲透宣傳，立馬上道。

清末新軍

以湖北新軍為例，武昌起義前夕，湖北新軍大部分已經(jīng)革命化了，官兵們組織了很多社團，宣傳革命思想，發(fā)展革命官兵。據(jù)統(tǒng)計，當時湖北新軍一萬五千官兵中，純革命黨人將近兩千人，同情革命的有四千人，反對革命的只有一千余人，剩下的是中間派。

士兵如此，軍官亦然。清朝末年有一股留學日本的風潮，其中有不少人是學習軍事的，這些人到了日本后，見了世面，開闊了眼界，對比日本的興盛和清國的衰敗，正常人都會對清廷感到失望，萌生救國救民的擔當精神。

日本是中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的主要活動地之一，孫中山、黃興等人就長期在日本領導革命工作，而富有激情的留學生自然是革命派重點發(fā)展的對象，尤其是軍事專業(yè)的留學生，更是革命的火種。

軍官學校畢業(yè)的留學生回國后，正值各省編練、擴大新軍之時，清廷希望借助他們爭奪督撫們的軍權，地方督撫也希望利用他們組建自己的勢力，雙方爭相拉攏他們，所以這批人很容易地走上了新軍的領導崗位，如協(xié)統(tǒng)(旅長)、標統(tǒng)(團長)、管帶(營長)，督練公所(編練新軍的機構)督辦、總教習，講武堂和陸軍小學的教官等。

年輕時期的閻錫山

北洋的吳祿貞、湖北的藍天蔚、江西的李烈鈞、山西的閻錫山、云南的唐繼堯等，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辛亥革命中，這些新軍領袖發(fā)揮的巨大作用，有的甚至直接主導了一省的獨立。

以上說的都是普通新軍，至于北洋新軍，都唯袁世凱馬首是瞻，而袁世凱被載灃一擼到底，差點被這些滿洲權貴搞死，雙方早已勢同水火，指望袁世凱和北洋新軍效忠清朝，無異于癡人說夢。

辛亥革命(劇照)

五

一個政權的存在，必須獲得若干勢力集團的支持，清朝末年的情況是漢人不合作，地方離心離德，士紳階層反目，軍隊倒戈相向，清廷把不該得罪的勢力全得罪了，統(tǒng)治基也全部瓦解，大清帝國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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