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xué)五年級,剛接觸文言文時,那叫一個頭疼。雖然句子文章看起來確實簡潔,省了不少篇幅,但是那幾十個字,實在拗口,讀都不容易,更別說背下來,比白話文難太多了。后面接觸到《過秦論》《曹劌論戰(zhàn)》等幾乎崩潰,心里不知道把古人埋怨了多少次。
于是,一個問題就出現(xiàn)了:難道古人說話也都是用文言文嗎?
當(dāng)然不是。實際上,古人說話和記錄是兩回事,所用的語言文字是不同的兩套,文言文就是用于記錄的,尤其是修史。為何要用文言文記錄呢?
早在先秦時期,還沒有紙,所以大都是用竹簡記錄事情,或刻或?qū)?。竹簡所用的竹子并不是隨手可取,而且需要烤、削、刻、編等手段處理,再加上古人敬畏自然,所以需要盡量用最少的竹簡記錄最多的事情。
還有一點,記錄的歷史是為了讓后人看到、看懂。
文言文言簡意賅,三五個字就能記錄一件事,而且自有一套系統(tǒng),意思不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能夠滿足這些要求,所以用文言文來記錄,再合適不過。
《左傳》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晉景公做了個夢,找人算命。算命的來了之后,認為他活不到今年吃新麥子的時候。到了新麥成熟的時候,晉景公特意把算命的喊來,要當(dāng)著他面吃新麥粥,然后殺了他。結(jié)果,剛要吃,就覺得肚子不舒服,上廁所居然掉茅坑里死了,真是窩囊。
歷史記載就八個字:將食,漲,如廁,陷而卒。
這八個字,稍微有點文言文基礎(chǔ)的人都能懂。要知道,那可是兩千多年前記錄的事啊,為什么今天的人還能看懂?這就是文言文的功勞。
但是,說話和記錄是完全不一樣的,要是你以為古人說話也是這樣,那就大錯特錯了!
以皇帝為例,他們說話辦事都代表著國家顏面,看看他們怎么說話的。
據(jù)《齊東野語》記載,趙匡胤的寢宮梁柱壞了,需要換一根大木頭。有關(guān)人員知道后,就說其他木頭可能不行,必須要截斷一根巨木用。趙匡胤一聽,頓時大怒:截你爺頭,截你娘頭。這是原話,可不是翻譯。
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以模枋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于是止。
或許你會說:這是皇帝著急,一時口不擇言,所以顧不上許多。那再來看看雍正批閱奏折的批語,你就懂了,皇帝也是人,不會費工夫想著文言文的,都是用大白話,跟今天毫無區(qū)別。
雍正時期,曾打算從北方搞點小米賣到南方。田文鏡認為不可行,畢竟南方人不吃小米,換成小麥還差不多。張廷玉說試試才知道,結(jié)果果然沒賣掉。后來雍正認為田文鏡不錯,就大大表揚了一番。
田文鏡聽了之后,寫了個折子感謝雍正,雍正批語頗為有趣: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爾等大臣若不負朕,朕再不負爾等也。勉之!
實際上,雍正批語有很多,大多都是類似,比如“知道了”,至于他爸爸和兒子,那也是差不多,康熙還經(jīng)常寫錯別字。
你好。當(dāng)然不是的。
不然文言文又怎么叫“文言文”呢?從名字就可以看出,這是寫成“文字”以后的一種格式,區(qū)別于“口語”。
如今的“白話文”,也就是用“口語”來寫文字,但口語這個東西是口口相傳的,在流傳的過程中,口語的樣子會發(fā)生又大又快的變化。而古人將“口語”和“書面語”分開成兩個系統(tǒng),這么做的好處說來話長,但可以肯定的是,古人說出來的用“口語”,寫下來的用“文言”。
當(dāng)然,這還要看你所謂的“古人”有多古了。因為文言文基本相當(dāng)于春秋時期的口語。
墨香俠士淺見
文言指在“五四”之前通行的以古漢語為規(guī)范的漢語書面語。很明顯,文言是別于白話的古漢語書面語。這里強調(diào)的是書面語,只用于寫作,不用于口語交流。
中國古代自文字產(chǎn)生,“書面語”就自成一套系統(tǒng)。在古人的生活中,閱讀,是文言文,說話,是口語與方言。古人的口語(白話)另成系統(tǒng),與文言不盡相同,倒和我們今天所通行的口語有相似之處。
文言文的最大特點,是異常簡潔,概括力非常強;缺點是表達上容易概念化,不容易寫出豐富的層次和細膩飽滿的細節(jié)。所以古書長于約略記事,而十分缺乏場景及人物心理的詳細描寫,更沒有出現(xiàn)像《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那樣的史學(xué)巨著,古書讀來,并不那么夠味。明清時期,小說創(chuàng)作主要使用白話文,才在藝術(shù)上達到新的高峰,如果沿用文言,那就很難了,而且不大會出現(xiàn)長篇小說。
但由于文言簡潔,規(guī)范性強,是一種易于推廣的標(biāo)準(zhǔn)化文字,這對于我們這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的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與維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國方言太多了,俗話說“三里不同音”,然而不論走到哪里,文字都是相同的,大家讀的書是一樣的,而且這些書一讀幾千年,先秦時人寫的書,明清時代的人照樣認得,這是異常神奇的!而中國統(tǒng)一的共同文化及心理基礎(chǔ),由此而形成。
例如《孔雀東南飛》是南北朝廣泛傳頌的民歌,因此其中的語言也就和當(dāng)時的口語極為接近,請看第一句:“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這句比較淺顯,雖和今天的口語雖有差異,但不大。這就能反映出但是口語的特點。
另外,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之外,其它三部都是在民間故事或說書藝人說書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作的,其語言特點也帶有一定的口語性質(zhì),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半文半白”。
五四之后直接用口語進行創(chuàng)作,其書面語與口語是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我們可以從今天,或者是解放前的書面語去判斷我國近現(xiàn)代的口語和我們今天的口語是相近的。
舉一個誤解的例子,好比“朕”。不少人會說,朕當(dāng)然是口語,皇帝都是自稱為“朕”的,其實,“朕”是書面語,而且是歷史非常悠久的文言。這個詞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最先用于一般人,從秦始皇起,才為皇帝的專用詞——是書面的專用詞。
好比朝廷發(fā)詔令,都是以皇帝的名義發(fā)布,通篇文言,怎么可以夾雜一個口語“我”?皇帝在詔書中就自稱“朕”。古代的詔誥敕諭都不是皇帝本人寫的,而是由大臣代筆,不過他們需用皇帝的口吻,所以歸了包齊,“朕”是皇帝本人和大臣都可以用的字眼,但它只在具有法律地位的朝廷文書中使用。為了凸顯皇帝的金口玉言,多數(shù)古書在引述皇帝之言時,也用“朕”這個字。
可見古人主要用書面語寫作、記事時,給今人造成很大的困惑。
談詩論道的時候可能會用較文言的話,但平時和人交談肯定不會。古代文人平時對話雖然用的文辭比較優(yōu)雅,但也是平常人能聽懂的古白話。所謂古白話,也不過是大白話中夾雜一些我們現(xiàn)在看不太懂的幾個字詞而已。我們看明代的許多圣旨甚至都用的最通俗易懂的白話。
即使是文人,日常使用的語言也不會過于文言化。譬如宋代朱熹,是典型的儒者,平日里和學(xué)生們講話是這樣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這也不太用翻譯,如果非要翻譯,就是說“底”是現(xiàn)在的“滴(的)”:
圣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滴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
因此古代人日常交流時使用與我們現(xiàn)在的口語相近的語言,只是寫文章時才用那些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以示很有學(xué)問,區(qū)別于普通的、沒讀過書的老百姓。
以上來自百度知道
不是的,這個概念是錯誤的
古人說話,正常的老百姓對話,和我們今天相差不大。
文言文是古代文人為了將普通的話寫出來比較文雅,特意改變了原來的用詞和句子?;蛘哒f是為了文人和官府而改變的。
比如:古代老百姓問吃了沒有,也是一樣的。
只是這樣的寫在文章中,或者記錄給別人看的時候,就太直白,好像沒文化一樣。所以寫在書上就成了:飯否?
在古代,歷史越久遠就越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不讓老百姓多讀書,以便統(tǒng)治。都像今天這樣的得到教育是不可能的。焚書坑儒就是怕老百姓知道的太多,不好統(tǒng)治,所以才做出了這樣的事。至于以后的歷朝歷代雖然從文獻記載好像是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教育,但實際上教育的還是那些統(tǒng)治者認為不影響統(tǒng)治的東西。在統(tǒng)治者眼里,老百姓是越?jīng)]有文化越好的。正是這樣的原因,造成一些文人和有文化的人及統(tǒng)治者是不屑與老百姓用同樣的語言的。他們認為那樣就影響自己的尊嚴(yán)、地位、面子。
所以,即使在家里自己和老婆孩子說話也要和老百姓不一樣,顯得自己有文化,有地位。高人一等。造成了他們將普通老百姓的話改變成所謂的”“文言”。這是一種原因。
還有就是為了說出的話好聽,好記,有含義,有韻味,創(chuàng)作了一些。
總之古人說話不一定都是文言文。
完全個人觀點,僅供參考,有不同意見的認為都是文言的,本人不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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