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柬之藏在墓穴里的是什么秘密

對張柬之把什么秘密，藏在墓穴之中?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今湖北襄樊)人。年輕時補為大學生，他廣泛地涉獵經(jīng)史書籍，尤其喜歡《三禮》之學。國子祭酒令狐德棻考校課業(yè)，知其有才，非常看重他。張柬之進士及第后，曾任許王府倉曹參軍。許王李素節(jié)的母親蕭淑妃當年與武則天爭斗非常厲害，等到武則天成為皇后，蕭妃終被幽殺，素節(jié)也被出為申州(今河南信陽南)刺史乾封(666-667年)初，高宗又下旨不許素節(jié)入朝。

素節(jié)作《忠孝論》以自明，作為許王府僚的張束之就上書將這篇文章奏明高宗。武則天看后更加不悅，誣稱素節(jié)受贓賄，遂貶之為鄙陽郡王，安置袁州(今江西宜春)。捅了簍子的張束之，大概也不得已地回到了襄陽老家，與幾個弟弟校讎經(jīng)史，自得為樂。張柬之兄弟六人，也都不喜竟躁，專心儒業(yè)以述作為平生追求。然而好景不長。

咸享四年(673年)的七月到十二月，不過半載景之等三個弟弟先后故去，不久只剩下了張柬之與幼弟晦之侍奉孤母這一下，對張柬之打擊不小，而且子侄多人，都要依賴他一個人，生活頗為清苦。就這樣過了二十年，之前的事件漸漸地被人遺忘掉了。垂拱三年(67年)，63歲的張束之才參加了吏部銓選，授為清源縣(今山西徐)丞?？h丞，芝麻大點兒的前程，完全不足以讓張柬之施展才華。

兩年的工夫，他便等不及任滿遷官了，迫不及待地想找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武則天這次大開制舉，可以說是為他打開了方便之門。制舉對應試者并沒有特殊要求，無論是白身士人，還是前資官都可以參加。甚至連現(xiàn)任官，都可以應試，只要確有真才實學。在唐代前期，唯一的要求是要有品官推薦保舉，這是早期察舉制在它身上的一個殘留正好，張束之的父親有一位故友李行廉，在朝為地官郎中(即戶部郎中)，他便請行廉幫忙，推薦他來參加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制舉考試。

這一年應制舉的有千余人，其中既有翩少年，又有張束之這樣的喜年戰(zhàn)士。武則天大為高興，美對左右而說："當年太宗皇帝看見舉人絡繹而出，說道：天下英雄，盡人我假中。想來也不過今日之盛!"誰知考試結束，張束之卻聽說自己竟落入下第，心灰意冷，嘆道："這真是合啊!"于是便收拾行囊，準備回襄陽。

這時又傳出消息，說武則天看到中第人數(shù)很少，認為其中必有遺漏便令鳳閣舍人(即中書舍人)劉允濟重新試策。不想張束之竟借此東風，自下第被判人甲第，天下第一。武則天更加高興，遂授監(jiān)察御史。不過武則天說什么也不會想到，這個六十五歲的老頭，日后竟會與自己有莫大的關系。日后的事，又有誰能預先一一料到呢?不過張束之卻在武則天熱火朝天的、令人眼花繚亂的活動中，隱隱感覺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很快，冬至就到了，武則下詔大赦天下，改用周。

以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夏正月為一月，隨后又造出十二個新字，頒行天下。革唐命，正式稱帝，已按照武則天的設計一步一步地實現(xiàn)著。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武則天正式下制改國號為周，以載初元年為天授元年(690年)，十二日，遂接受了"圣神皇帝的尊號，降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順理成章地將圣母神皇的帽子換成了新的圣神皇帝。

為了完成這個角色的轉換，她花了多少心血，處死了多少人，沒有人能說得清。但是，她知道，會有更多的人反對自己。對付他們，她只有更加強硬;會有更多的官職空缺，會有更多的事情等待她去處理，她只有提拔更多的人才。在這場博奔中，武則天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她永遠不可能知道所有人全部的心思。雖然有告密者、知匭使，也是不可能的。形勢異常的復雜。載初元年七月，許王李素節(jié)也被武則天縊殺而死不過，張柬之仍然在朝中平靜地度過了兩年監(jiān)察御史的生活。

畢竟他已是將近七十之人了，沒有人會太多在意他：他能有什么作為?天授二年(691年)九月，張柬之母親丘氏病故于家，所以他就守制在家。不過在這期間發(fā)生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雖然這件事在當時并沒有被人所知。丘氏既終，張柬之便與其弟弟晦之一起營護母親喪事，將父母合袱而葬，并將諸弟改葬于新置的家族墓地。兄弟二人又請地官郎中李行廉為父母合葬墓撰寫銘文，而志文與幾個弟弟的墓志銘則由張束之自己捉刀。

然而，正是這幾篇志文很值得玩味。張柬之在給父母寫的這篇墓志中，稱母親丘氏"以永昌三年九月三日終于私第",又稱"府君友人司元大夫李行廉撰銘，張柬之等不敢改易，謹刊李銘。"司元大夫，即戶部郎中，高宗龍朔二年(662年)改易官名時所改，到咸享元年(670年)即復舊，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則又改之為地官郎中。為何張束之不直書武則天所定的新官名?當然唐人確有這種沿用舊有官名的習慣，我們不可以過分地闡釋發(fā)揮。但更讓人起疑的是"永昌三年"這個紀年。

如前所述，永昌僅用不及一年，便已改元，永昌三年實是天授二年。為何不書天授而沿用永昌年號?大概就是因為永昌是最后一個行用唐朝正朔的年號。奉行正朔，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大問題，張束之竟然如此大膽表明心跡，可能是因為墓志銘很快就會被埋入墓中，外人無從得知。不過，他在次年正月為諸弟所作的志銘卻又清一色地書作："大周天投之三年正月大日"改葬。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變化。至于李行廉的態(tài)度我們不得知。張束之只是表示他對銘文"不敢改易，道刊李銘，以存不朽"。

當時，張柬之立即就將那塊墓志石埋在父母墓中，因而沒有被別人知道，逃過一劫。只是千余年后，襄樊張氏家族墓地被發(fā)掘，這幾塊墓志才又重見天日。我們這才隱隱約約感受到了張柬之的思想變化，他已張明白了自己的使命，但似乎又在竭力掩蓋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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