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為大家?guī)砹艘黄P(guān)于宋朝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要問哪個朝代的吏治最成功，肯定非宋朝莫屬。宋朝出現(xiàn)了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包拯這樣一些數(shù)不清的彪炳千秋的大政治家。宋朝的官員們大多都敢仗義執(zhí)言，他們的政治人格是最健全的。宋朝官員們的貪腐現(xiàn)象，在歷朝歷代的比較中，也是最少的。宋朝的農(nóng)民起義雖然很多，也有官逼民反的現(xiàn)象，但是這些農(nóng)民起義的規(guī)模都不大，而且很容易就被平定了。之所以規(guī)模不大，又容易被平定，根本的原因，就是官員貪腐造成的社會矛盾沒有那么尖銳。
有一種觀點認為，要想保持良好的吏治，就應該用重典。只有嚴厲懲治，才能保持風清氣正。但是宋朝卻很少用重典，宋朝對官員和知識分子都比較友善，很少像秦朝、明朝那樣嚴酷殺戮。宋太祖立下的“不準殺文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碑，雖然并不完全確定其真實性，但是宋朝確實很少對官員進行殘酷的肉體處罰。沒有進行殘酷的肉體處罰，而宋朝卻能保持一種良好的吏治氛圍，那么宋朝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宋朝沒有極端的中央集權(quán)。
中國古代是皇權(quán)制國家，皇權(quán)是一種極權(quán)。為了加強皇權(quán)制的極權(quán)力量，中國往往會做嚴厲的規(guī)定，極力限制大臣的權(quán)利，提高皇帝的權(quán)力。
限制大臣的權(quán)力，也就是限制大臣發(fā)表觀點的權(quán)利和自己做主的權(quán)力。就算大臣所做的事情是對的，是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但如果皇帝不同意，你也不能實施，而且你還不準反對。更為吊詭的是，你還不能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服務，你要是一心一意為老百姓服務，博取了“賢臣”“賢王”這樣的名聲，就沒有體現(xiàn)出皇帝的“英明神武”“皇恩浩蕩”。這樣，你對皇帝就是一種威脅，皇帝就會猜忌你。
蕭何當宰相的時候，兢兢業(yè)業(yè)地做事情，恪盡職守，不謀私利。結(jié)果他這樣的做法，讓劉邦非常猜忌他。蕭何最后為了減除劉邦對他的猜忌，竟然開始“自污”，收受賄賂，把自己變成一個“貪官”。而當他變成“貪官”以后，劉邦才對他放心了。
這個例子說明，在皇權(quán)制的極端統(tǒng)照下，大臣的人格形象是扭曲而變異的。
宋朝不是這樣的。宋朝皇帝的權(quán)力，相對來說要少得多。
范仲淹向皇帝提建議，皇帝不聽，把范仲淹貶謫，連續(xù)貶謫了三次。但每次貶謫以后，不是討厭他，反而是敬重他的忠心，又重新任用他。最后甚至用他當宰相，領導“慶歷新政”的改革。
包拯仗義執(zhí)言，敢于在皇帝面前直截了當?shù)卣f話，把腦袋都湊進了皇帝懷里，甚至唾沫星子都噴到皇帝臉上，皇帝也沒有治他的罪。
正是因為宋朝限制了皇帝的權(quán)力，張揚大臣的個性，這種追求人格平等的做法，大臣們貪污腐化的情況反而并不多。
二、宋朝大臣有源自內(nèi)心的道德自律。
我們知道，程朱理學產(chǎn)生于宋朝。
由于一直以來，我們把封建倫理視為“洪水猛獸”，因此，對宋朝產(chǎn)生的程朱理學持普遍貶斥的態(tài)度。認為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是對人性的壓制，是封建統(tǒng)治階級束縛老百姓的手段。
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應該看到，程朱理學其實是一場源自于士人階層內(nèi)心的道德自律。它要求士人應該約束自己的言行，克制貪婪的欲望，是士人對道德完善的追求。也就是說，首先是士人的自我要求，最后才延伸到普通老百姓身上，變成一種禮教規(guī)范。
從這個角度來說，程朱理學對于吏治的幫助是非常大的。所有源自于內(nèi)心的力量，都會強于外部的約束。秦朝雖然有嚴苛的法律，明朝的朱元璋雖然對貪腐官員進行嚴厲的肉體懲罰，但是，卻都不能打動官員的內(nèi)心。打動官員內(nèi)心的，只有他們對自己的自我管理。
三、宋朝官員崗位和薪俸普遍高于其它朝代。
宋朝官員的就業(yè)崗位是歷朝歷代最多的，有官、職、差遣三種不同的官位體系，這些體系還可以是相互分離的。這樣，就給了讀書求仕途的讀書人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社會矛盾就沒有其它朝代那么尖銳了。
同時，據(jù)史料統(tǒng)計，宋朝官員的薪俸，也是歷朝歷代最高的，宰相的年薪達到了一年300萬，比當下很多高管的年薪都高。
我們都知道一句“高薪養(yǎng)廉”的話。雖然這個話不一定正確，但是官員的薪俸一旦變高了，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他在當官的時候，就沒有太大的必要想辦法撈錢，用以補貼入不敷出的家用。這樣，貪腐行為自然就減少了，官場風清氣正的局面，自然就形成了。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提出?宋無罰金之刑?的論斷不妥。宋代有罰金之刑，且適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選拔等方面，所罰數(shù)量從6斤、8斤、10斤到100斤不等，適用罪名有失職瀆職罪、擅權(quán)罪及欺詐罪等。而普遍存在于宋代的?罰銅?其實是廣義層面的罰金刑，其處罰等級約有1斤、2斤、120斤等18個等級，適用范圍也很廣。 關(guān)鍵詞：宋代刑法；罰金之刑；罰銅之刑 一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之刑法分考十二?罰金?條有如下記載： ?。?） ?北朝魏及齊周并有贖而無罰金，隋唐承之，于是罰金之名無復有用之者。? ?。?） 《宋志》：?仁宗時，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 ?。?） 《哲宗紀》：?元豐八年四月，水部員外郎王諤非職言事，坐罰金。? ?。ㄉ蚣冶荆┌矗?宋無罰金之刑，此所謂罰金，恐即后來之罰俸也。?［1］328331 上述材料給出了兩個信息：一、罰金之名在?北朝魏及齊周?之后不復使用。二、宋無罰金之刑，宋代文獻中的?罰金?可能是指罰俸。細心觀察不難發(fā)現(xiàn)沈家本的語言有前后矛盾之處：既說罰金之?名?早在北朝時就已不存在，后面卻又列舉出宋代的兩條有罰金之名的例子，或許是為自圓其說，他又將宋代的罰金臆測為罰俸。其實，事實并非如此，筆者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宋代不僅有罰金刑，且罰金并不等于罰俸。為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先對?罰金?做一簡單介紹。 《說文》：?罰，罪之小者，從刀，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應罰。?很顯然，?罰?所適用的對象為?犯法之小者?，依此推論，罰金即針對危害較輕的犯罪行為的一種經(jīng)濟懲罰措施。那么?罰金?的?金?究竟指什么呢？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就存在爭議，有人認為是銅，也有人認為是黃金。我們知道，廣義的金是金、銀、銅、鐵等金屬的統(tǒng)稱，狹義的金則指黃金。如果具體到古代刑法中的罰金，則要依據(jù)其所處的時代而論，例如罰金之名始見于《周禮?職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這句話中的?金?指的就是銅，處罰之后交給?司兵?用于冶煉兵器；［1］427429在漢代，罰金的金則指的是黃金，但在具體執(zhí)行時也可以用銅錢抵償。雖然罰金刑萌芽于西周中期的?罰絲?、?罰帷?、?罰幕?［2］1115，秦代的貲刑已經(jīng)具有了罰金刑的性質(zhì)，但?罰金?一詞在漢代才正式且廣泛地被應用于刑罰當中。北朝時封建時代的五刑基本確立，贖刑被系統(tǒng)化并加以確認，以至在此后的刑法史上，罰金刑只是在很少的情況下出現(xiàn)，但是它并沒有徹底消亡，在宋代仍然發(fā)揮著作用。沈家本先生也明明見到了宋代罰金的例證，但他為什么認為那并不是罰金而是罰俸呢？難道是宋代罰金刑徒具其名，已經(jīng)不具備罰金刑的實質(zhì)了嗎？解決這些問題的最好辦法就是用罰金刑的特征來進行衡量，如果不符合，那就證明沈家本先生的論斷是正確的，反之，則說明罰金刑并未在南朝以后消失，它在宋代仍舊發(fā)揮著作用。 罰金刑所具備的基本特征為：（1）相對于贖刑而言，罰金刑所針對的都是危害較輕的犯罪行為，即?罪之最輕者用之?［1］330。（2）?凡言罰金者，不別立罪名，而罰金即其名在五刑之外自為一等?［1］330，即罰金是直接判處的財產(chǎn)刑，而不像贖刑?皆有本刑?，是?以財易其刑?。（3）罪刑相應原則，即要求須在判斷犯罪性質(zhì)的基礎上，加入與犯罪事實密切相關(guān)的其他情況而作出判決，最終達到罪、責、刑三者的平衡。（4）罰金刑既可作為主刑，又可作為附加刑。 在宋代，罰金被廣泛應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選拔、外交、醫(yī)療等方面，所罰數(shù)量從6斤、8斤、10斤、20斤、30斤到100斤不等，適用罪行也較多，如：1） 失職罪。如舉薦人才不當［3］卷199《刑法一》、培育人才不合格［3］卷157《選舉三》、奏報不實［3］卷十七《哲宗本紀》、不時報應人兵工役［4］卷299《元豐二年八月己亥》、勘造匿名文書不當［4］卷493《紹圣四年十一月癸丑》、修日歷差錯重復［4］卷497《元符元年四月丁亥》、疏于防備而致水災損失嚴重等［4］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己酉》。2） 擅權(quán)罪。如非職言事［3］卷17《哲宗本紀一》、擅令人出備夫錢等［4］卷356《元豐八年五月丙午》。3） 與朝廷禁忌之人及事有關(guān)聯(lián)。如蘇軾被竄，他曾經(jīng)向朝廷舉薦過的燕懿王玄孫令?也以?坐交通軾罰金?［3］卷244《宗室一》。此外，受到?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一事牽連，司馬光等人被罰金。4） 妄論朝政。如在廢郭皇后一事上，庠與御史伏合爭論，被處以罰金。［3］卷284《宋庠傳》殿中監(jiān)、御史中丞許敦仁?上章請五日一視朝?；兆谝云溲允М?，乖宵旰圖治之意，命罰金，仍左遷兵部侍郎?［3］卷356《許敦仁傳》。5） 贓罪。如章?以強市昆山民田罰金。［3］卷345《劉安世傳》太常少卿王仲華知蘇州，徙任日冒請?zhí)K州添給，詔罰金，冬十月戊午，移知虔州。［4］卷55《咸平六年十月戊午》前知宿州、朝請大夫盛南仲并妻三泉縣君王氏?在任贓污?，盛南仲除名，免其決流，送永州編管；王氏追封邑，罰金。6） 違反外交禮制。例如遼國賀興龍節(jié)人使于相國寺、集禧觀拈香，不依舊例重行立。其館伴使副安?、向宗良不合依隨，各特罰金30斤。［4］卷519《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寅》館伴官等于觀燈之夕公然廢越法制，辱國誤朝，館伴、押伴官并罰金6斤。［4］卷456《元?六年三月丁亥》以承勘北人入霸州榷場事，不依朝旨，妄有申請故，瀛州通判陸元長罰金20斤［4］卷499《元符元年六月壬辰》。7） 欺詐罪。如兩浙提點刑獄、太常博士皇甫選以部內(nèi)系囚悉寓禁他所，妄奏獄空，罰金30斤，徙江南路。［4］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己未》 除上述內(nèi)容之外，宋代?罰金?還有幾點需要交代：其一，可以被作為侮辱刑使用?！端问贰肪?57：?其犯降舍殿試者，薄罰金以示辱?。當時，也有大臣對這種處罰形式提出了質(zhì)疑，《宋史》卷328：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3］卷328《黃履傳》其二，既可以作為主刑獨立使用，例如重修熙寧日歷官周?所進熙寧夏季日歷差錯重復，罰金8斤。［4］卷497《元符元年四月丁亥》也可以作為附加刑，如吏部郎中方澤等坐私謁后族宴聚，罰金、補外。［3］卷18《哲宗本紀二》有時還被用作替代刑，這種情況大多出現(xiàn)在朝廷法外開恩對罪犯從輕發(fā)落時或由于權(quán)勢的左右導致重罪輕罰，這時的罰金經(jīng)常被作為象征性的處罰。例如右千牛衛(wèi)將軍世獎等5人坐私接賓客，罪至徒二年，但由于?上特寬之?，所以免追官勒停，聽罰金。［4］卷285《熙寧十年十一月己酉》中官裴彥臣建慈云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jié)之，強毀人居室，本應重為降責，但由于章?力保，僅處以罰金。［3］卷346《常安民傳》 通過對比，我們發(fā)現(xiàn)宋代的?罰金?完全符合罰金刑的四個基本特征，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宋無罰金之刑?這句論斷是不正確的，換句話說就是?宋代有罰金之刑?。問題到這一步似乎已經(jīng)解決了，其實不然，因為在宋代還有一種酷似罰金的刑罰即?罰銅?，它與罰金并行于宋代并且也完全具備罰金刑的基本特征，這又是怎么回事呢？由于?金?在古代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因此罰金自從在漢代被正式且廣泛運用之后，一般而言就包括兩種含義，但像宋代這樣?罰金?與?罰銅?分別以獨立的名稱并行于同一朝代且非常相似的情況則極少見，二者究竟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呢？對此再做探討。 二 宋代的各種文獻中有大量關(guān)于罰銅的記載，但是以往的宋代法制史研究大多著眼于肉刑、勞役刑、死刑等刑罰，對?罰銅?則缺乏必要的關(guān)注。筆者通過綜觀各類文獻記載，歸納出宋代罰銅約有1斤、2斤、4斤、5斤、6斤、7斤、8斤、9斤、10斤、20斤、30斤、30余斤［4］卷505《元符二年正月甲子》（注： 《長編》卷505：?詔涇原路經(jīng)略使章?擅違朝旨，前后奏報異同，特罰銅三十余斤。?按：罰銅30余斤僅見此一例，此處罰等級明顯缺乏操作性，?余?字疑衍。）、40斤、60斤、80斤、90斤、100斤、120斤等18個等級。［5］卷161《紹興二十年正月庚子》（注：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61：?監(jiān)察御史湯允恭面對言：?古有金作罰刑，蓋先王不忍之心，民知有誤，稗出金以當其罪。后世著在律文，有罰銅之條，自一斤至百有二十斤而止。按：罰銅120斤僅限于文獻記載。（另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七七），筆者尚未發(fā)現(xiàn)此類案例。）根據(jù)所犯罪行的輕重適用相應數(shù)量的罰銅，適用對象主要是官吏，針對平民百姓的非常少。罰銅的適用范圍很廣，在司法、財經(jīng)、軍事、科舉、外交以及醫(yī)療等方面均有大量的例證。罰銅的適用罪名主要有七大類：一是失職罪。這一類事件最多，如舉薦不當、斷獄稽違、受命勘察河事而不親往、斷案定刑不當、失入人死罪、考校不當、預算不準、勘察不實、邊界守衛(wèi)不嚴、失察致費官錢過限等。二是擅權(quán)罪。如擅阻查案、擅自借兵、擅役保甲等。三是違紀罪。如泄露機密［6］33，私赴妓樂宴會等。四是贓罪?！端涡探y(tǒng)?名例律?以贓入罪》將涉及錢財?shù)姆缸镄袨闅w為六類，統(tǒng)稱為?六贓?，六贓為一切贓罪量刑的標準，六贓之外涉及錢物的犯罪，皆歸附于六贓論罪。如閉訾家口不當、鑄錢怯薄、以病篤私易官馬、侵占民田等。五是欺詐罪，如妄奏獄空、隱瞞案情、官司糾舉不實、故草制詞不中本情等。 罰銅既可以作為主刑獨立使用，例如祠部郎中趙令鑠以道遇叔祖宗晟不致敬，罰銅4斤。［4］卷331《元豐五年十二月戊辰》也可以作為附加刑，如濰州防御使克諶、饒州防御使克懼?以遇慈圣光獻皇后虞主，坐道旁不起?，各追一官，罰銅9斤，停朝參、俸給。［4］卷303《元豐三年四月甲寅》有時還作為替代刑，這種情況大多出現(xiàn)于?會赦?或?該德音?之時，如?坐擅役保甲? ，大名府王拱辰罰銅10斤，館陶尉姜子厚、寇氏尉桑嘉之、知縣鄭僅各罰銅8斤。會赦，特責之［4］卷347《元豐七年七月乙卯》。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坐以待衛(wèi)司雜役兵給球使令?，當私罪流，該德音，罰銅30斤，追罷其子球除合門祗候指揮［4］卷244《熙寧六年四月庚辰》。罰銅的具體數(shù)量依據(jù)所犯罪行的性質(zhì)、造成危害的程度以及罪犯的職責而定，其中，以罰10斤、20斤、30斤最常見。 在宋代，罰銅大多被用于罪行較輕、危害較小的情況，經(jīng)常是象征性的處罰，即《長編》卷367所記載：?小有罪犯，輒罰銅謝過?。這種處罰辦法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容易導致部分官員惰于職守、罰銅以求自保，例如在懲治賊寇一事上，罰銅就起到了消極的作用，正如右正言余靖所說：?以常情言之，若與賊斗，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于罰銅及罰俸。誰惜數(shù)斤之銅，數(shù)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4］卷141《慶歷三年六月甲子》事實上，盡管罰銅被廣泛使用，但處罰后的交納工作進行的并不順利，王安石就曾說：?自熙寧五年至今罰銅者，凡千數(shù)百人，開封府不能催納了當，又不依條矜放，極為擾人。?［4］卷251《熙寧七年三月戊午》 三 在上文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對宋代的罰銅與罰金做了一番比較，如下所示： 1。 二者的適用范圍及適用罪名都較廣，涉及到教育、人才舉薦、外交、醫(yī)療、財政等領域的官吏失職罪、擅權(quán)罪、贓罪等類型的犯罪行為，且相對而言危害都較小。 2。 二者性質(zhì)相似，均可被作為主刑及附加刑；均符合罪刑相應原則，當然，由于外來因素如?大赦天下?及權(quán)勢的干擾，有時也會出現(xiàn)重罪輕罰的不合理現(xiàn)象，但這種情況不占主流。 3。 與罰金一樣，罰銅也是直接判處的財產(chǎn)刑，且在所罰?銅?、?金?等級中，二者均以10斤、20斤及30斤最常見。 根據(jù)上述分析，筆者以為可以認定宋代的罰銅屬于廣義的罰金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罰金刑，這就又為證明?宋無罰金之刑?的錯誤論斷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但是，既然罰金刑的?金?本來就包括銅和黃金，那為什么在宋代還會有?罰銅?一說呢？最后實際交納的到底是?銅?還是?金?？這要從宋代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金屬貨幣的使用以及金屬冶煉技術(shù)來進行考察。我們知道，罰金在具體執(zhí)行時所實際征收的?金?并非一定就是黃金，而大多是根據(jù)當時的社會狀況而定，例如漢初也有罰錢、谷、縑的，但以罰黃金為主［11］910，因為漢代尤其是西漢黃金的儲量非常大，甚至是?黃金泛濫?。［7］14宋代采用膽銅法冶煉銅，從而使銅產(chǎn)量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而黃金的儲量相對較少，?為難得之貨?［3］卷296《杜鎬傳》，因此極少被用于刑罰當中，即便是用于代表皇帝權(quán)威的賞賜所用的黃金，數(shù)量也很少，例如30兩［3］卷325《王?傳》、100兩［3］卷266《王舉正傳》、200兩［4］卷196《嘉?七年三月辛亥》、300兩［3］卷324《石普傳》、400兩［3］卷278《雷有終傳》、3 000兩等等［3］卷246《魏王?傳》，不像漢代時?動輒五百斤、千斤、萬斤及幾十萬斤?［7］14。由于黃金難得而銅易得，罰金刑在宋代所最終征收的實物絕大多數(shù)是銅，所以在許多情況下，罰金徑直被具體化為罰銅就不難理解了，換言之，罰銅是罰金在宋代這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但作為一種刑罰，罰金一詞并未退出刑罰體系，在一些地方還有交互出現(xiàn)的情況。為更進一步說明問題，下面我們再來看幾組史料： 第一組： 1） 《長編》卷401：?詔姚麟罰銅八斤，以殿前司言，步軍司擅勾抽捧日指揮人救父故也。?小注有?若朝廷止令罰金?句。 2） 《長編》卷427記載朝廷對蒲宗孟等人處以罰銅十斤，安燾不滿于這種處罰，他認為：?蒲宗孟不遵詔條，政事慘酷，監(jiān)司坐視，無所按舉，薄責罰金，未足懲戒。? 3） 《宋史》卷464：?瑋，選尚兗國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樸陋與主不協(xié)，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入訴禁中，瑋皇恐自劾，坐罰金。?《長編》卷192：?瑋惶恐自劾，免降官，止罰銅三十斤，留京師。? 4） 《宋史》卷355記載李南公與范子奇因在?開迎陽埽舊河，于孫村置約回水東注?一事上前后意見矛盾，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堕L編》卷374也記載了此事，對范、李二人的處罰是?各罰銅十斤，展二年磨勘?。 第二組： 1）《長編》卷102：?判刑部石宗道罰金八斤，詳覆官梁如圭罰銅十斤。? 2） 《長編》卷500記載曾布和皇帝在討論?祖宗以來，宰輔未有放罪者?這個話題時，上曰：?元豐中曾罰銅?，布曰：?唯元豐曾罰金?。 第一組四則材料有一個共同點，即?罰金?往往是?罰銅斤?的省稱，如材料1）罰金即罰銅8斤，材料2）罰金即罰銅10斤。且《宋史》多采用?罰金?一詞，而《長編》多采用具體的罰銅數(shù)量。這種語言表述上的差異正可以說明二者的密切關(guān)系，但到底在什么情況下征收?銅?或?金?，僅從文獻中我們無法明確判定，不過，依據(jù)上文對于宋代銅與黃金儲量的分析，我們可以推定：在大多數(shù)案例中，?銅?為?罰金?在宋代的最終體現(xiàn)物。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我們才可以肯定的確交納的是?金?，如第二組材料的1）。此外，在特定的語境中，二者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是有差別的，罰金有?罰以示辱?的功能，如第二組材料的2）。 四 最后，還須特作說明者主要有： 第一，及至宋代，各種金屬的稱謂已趨成熟，如見諸文獻的就有黃金、白金（銀的古稱，鉑的俗稱）、銀、銅、鐵、鉛、錫等，所以，雖然?金?從廣義而言是金屬的統(tǒng)稱，但在宋代，如果說?罰金?，其?金?就確指黃金，至于實際征收的實物是什么，則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金?在宋代多全稱為?黃金?，也有省稱?金?的，但多是承上文而省。［3］卷296《杜鎬傳》之所以稱?罰金?而非?罰黃金?，是因為?罰金?是源起較早的一種正式刑罰名稱，易名則不妥，故沿用之。那么?罰金?之?金?會不會是?白金?的省稱呢？這一疑問完全可以排除，（歷史論文 ）一則?罰金?的?金?從來就只在銅與黃金之間跳轉(zhuǎn)，筆者目前尚未發(fā)現(xiàn)代指白金的例證。二則黃金、白金在宋代絕無混淆之例，區(qū)分地很清楚，如?賜黃金三千兩、白金一萬兩?［3］卷246《魏王愷傳》，?今用上下庫黃金、白金、銅錢九百萬?［3］卷384《?衡傳》。此外，罰銅不等同于罰銅錢，理由是：（1）前者以?斤?論，而后者以?緡?為單位。（2）在宋代，罰銅與罰錢并行不悖，《慶元條法事類》記載?贖銅?的銅1斤可折算成120文銅錢交納［8］卷76《當贖門?罰贖?斷獄格》（注：按：也可折合成一定的鐵錢，《長編》卷19《太平興國三年正月辛亥》：太宗令川、峽諸州犯罪可贖者，?每銅一斤，輸鐵錢四百八十?。），據(jù)此推知罰銅也可以折合成一定數(shù)量的銅鐵錢交納，但具體的換算比例尚缺乏文獻支持。至于罰銅與贖銅的關(guān)系，有學者認為二者是一回事，筆者不敢茍同，擬另具文討論，此不贅述。［12］86 第二，罰金與贖金關(guān)系密切。例如后軍統(tǒng)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笛裕?世忠無赫赫功，祗緣捕盜微勞，遂亞節(jié)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后？?詔降世忠一官。［3］卷375《滕康傳》在這條材料里，罰金和贖金是一回事。還有兩例表明二者還是有區(qū)別的，例如南宋紹興十三年（1143），大理寺丞李穎士奏論?州縣斷獄蔽訟，贖金之弊，變成罰金，多至數(shù)百緡，人為破產(chǎn)?。再如?以本路將官宋整實病而攝入禁，致觸階而死?， 河東路經(jīng)略使、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曾布特降一官，管勾麟府軍馬趙宗本特追兩官勒停，知麟州王景仁、通判魏緡罰金有差，并沖替，同簽軍馬司事折克行贖金。［4］卷437《元?五年正月己丑》戴建國認為：對朝廷官員來講，罰金就是贖金，二者可以換稱；對平民百姓而言，二者是不能等同的；少數(shù)民族犯人用來抵消刑罰的錢財稱?罰金?，不叫?贖金?。［12］86 第三，宋代的罰金并不像沈家本所說的?恐即后來之罰俸也?。二者所適用的對象、處罰的方式等都不同：罰金既適用于官吏也適用于百姓，而罰俸只適用于有經(jīng)濟收入的朝廷官吏，是通過扣除俸祿來懲罰官吏犯罪行為的刑罰；罰金處罰時以?斤?、? 兩?論，而罰俸者以半月為一等［8］卷76《當贖門?罰贖?名例敕》，依官品高低定其數(shù)額。如太宗端拱元年大臣徐鉉和張?議定廣安軍安崇緒一案失誤，各被罰一月俸。［9］卷170《刑九》宋律規(guī)定：凡給予罰俸處罰的官吏，?不在官蔭減等之列?。［8］卷76《當贖門?罰贖?名例敕》罰俸與罰金相比顯然不同，此外，它與罰銅也不同，例如右正言余靖言：?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斗，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于罰銅及罰俸。誰惜數(shù)斤之銅，數(shù)月之俸，以冒死傷之患哉？?［4］卷141《慶歷三年六月甲子》再如?甲辰，前權(quán)三司使李咨落樞密直學士，前領計置司劉筠、周文質(zhì)各罰銅三十斤，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各罰一月俸。?［4］卷104《天圣四年三月甲辰》 第四，據(jù)筆者所見，除罰金、罰銅、罰錢之外，宋代還有罰直、罰直食錢、罰俸、奪俸、贖銅、贖金等處罰形式，他們之間關(guān)系如何，筆者擬另撰文辨析。 ?。?參 考 文 獻 ］ ?。?］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M］。北京：中華書局，l985。 ?。?］ 邵維國。中西方社會罰金刑起源比較研究［J］。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1115。 ?。?］ 脫脫，等。宋史［M］。 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1992。 ?。?］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趙鐵寒。宋史資料萃編。第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 李心傳。舊聞證誤［M］∥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 ［7］ 唐任伍。西漢巨量黃金消失之謎考［J］。史學月刊，1989（5）：1420。 ［8］ 謝深甫。慶元條法事類［M］。北京：中國書店，1981。 ?。?］ 馬端臨。文獻通考［M］。 北京：中華書局，1986。 ?。?0］ 徐松。宋會要輯稿［M］。北京：中華書局，1957。 ?。?1］ 高葉青。漢代的罰金和贖刑《二年律令》研讀札記［J］。南都學壇，2004（6）：113。 ?。?2］ 戴建國。宋代贖刑制度述略［J］。法學研究，1994（1）：8388。
宋初的最高司法機構(gòu)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趙光義時，設置有“審刑院”，其長官稱知審刑院事，官屬有 詳議官。各地奏案先經(jīng)大理寺裁決,報告審刑院復查,寫出奏稿，上呈中書。中書申奏皇帝論決，宋神宗改革官制，審刑院并入刑部。
宋朝的司法機構(gòu) 宋朝的司法機構(gòu)，也是按照中央集權(quán)建立起來的。 宋朝把全國分為諸路，每路都設有轉(zhuǎn)運判官，是朝廷特命的路一級常設官員，其主要任務是協(xié)助轉(zhuǎn)運使管理刑事和民事審判事官。宋制地方原則上只分兩級，一般由各級行政長官即地方政府首腦兼理司法。 縣級司法審判事務由縣長官知縣事全權(quán)職掌，并且以親自參與審判案件為原則?？h以下的鎮(zhèn)巖官員，無權(quán)審理案件；其社首、甲首也只能在州縣官員的監(jiān)督下，處理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梢?，縣為宋朝司法機構(gòu)的基層單位。 州級（與州同級的機構(gòu)還有府、軍）司法審判事務由州的長官即知州事、知府事和軍監(jiān)掌管。進行為了控制司法和監(jiān)督地方官吏，在各州特設通判，作為州的副長官。全州的行政公事都須經(jīng)過通判，才得施行。同時，朝廷還選派幕職官員，如判官、推官等，以佐理知州，處理全州的行政和司法事務。其掌管檢法議罪的，有司法參軍；掌管調(diào)查審訊的，有司理參軍。 因開封府在京師，在司法官員的設置上有些特殊的規(guī)定，實際上不同于其他州、府。開封府除設府尹一人外，還設有判官、推官四人，分日輪流審判案件。另設左右軍巡使判官二人，分掌京城地方一切案件的審訊；左右?guī)赂僧敼偎娜?，分管檢查偵訊和處理輕微事件。此外還設有司錄參軍一人，處理戶口婚姻等糾紛。（原來開封府有這么多官，可憐的包、策、昭三個人要干這么多活，累也累死了?。? 宋初，在其中央主要設立刑部和大理寺分別共掌司法。大理寺長官不設專職，以判寺一人為首，兼少卿事一人為副，均由其他官員兼任。下設詳斷官和法直官等，辦理具體司法事務。寺不設監(jiān)獄，所有人犯都寄禁在開封府獄（怪不得開封府的監(jiān)獄很擁擠）。真到神宗時改革官制，大理寺正副長官，才開始設置專職官吏，并恢復大理寺獄。（這就是后話了） 此外，宋朝的中央司法機構(gòu)中，還設有御史臺。以御史中丞一人為臺長，往往由其他官員兼任；以知雜待御史一人為副，主持臺務。下設殿中侍御史、監(jiān)察御史、檢法、主薄等官，辦理對違法失職官吏的偵訊，參與重大刑事案件的審理，行使監(jiān)察職務。與大理寺不同的是，御使臺有拘禁犯人的監(jiān)所，稱為臺獄，監(jiān)禁它所主辦的案犯。 宋朝的司法制度，實際上是三級三審制。 宋朝的基層司法審判機關(guān)設在縣一級，由其知縣負責。但縣級司法機關(guān)只能處理杖刑以下的刑事案件；徒以上的，知縣搜集證據(jù)，并對案件審理明白，然后上送州里，這稱叫“結(jié)解”?？h知事對于刑事案件，原則上應親自審理?？h屬鎮(zhèn)巖官員，只能處理輕微刑事案件，以笞為限，應處杖以上的案犯，即送縣訊辦，不得自行決斷。杖以下的刑事案件，由縣判決執(zhí)行，知縣署名。縣獄只羈押未決犯，已決犯笞、杖罪的行刑后即釋放，徒以上的犯均要上解州里，故不羈押已決犯。（想起很多單元里的縣令，都在法場監(jiān)斬呢，真可怕?。? 州一級司法機構(gòu)，包括府、軍，在宋朝司法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埋廷也特別重視。除知州事外還特設有通判作為各州的副長官。全州行政、司法公事都須經(jīng)過通判簽署（當時叫簽議連書），方得施行；否則，無效。同時，朝廷又直接選派幕職官，比如判官、推官等佐理知州，處理全州行政、司法事務。 凡屬處徒以上的案件，均需送到州里處理，州可以判決執(zhí)行徒以上直至死刑的案件。 州的審判程序，大致分為推鞫，檢斷和勘結(jié)三個階段： 所謂推鞫，就是巡檢、捕獲犯人，或者由縣衙解送人犯到州后，先由司理參軍審訊，傳集人證，搜集證據(jù)。（昭的活兒） 所謂檢斷，即檢法議罪的簡稱，就是由司法參軍，根據(jù)已經(jīng)得到和查證落實的犯罪事實，檢出適當適用的相應法規(guī)，評議確定應當判處的罪名和刑罰。（策的活兒） 所謂勘結(jié)，就是由朝廷選派的幕職官，即判官或推官，根據(jù)審理所得到的案情事實際和檢出備齊的有關(guān)法規(guī)，進一步分析研究案情，或者視需重新直接審訊犯人，就定罪量刑作成判稿，報請行政長官知州簽發(fā)。 最后，由知州根據(jù)判稿決定判詞，并簽署判決，對外發(fā)布公告周知，有所趨避。（包的活兒） 案件的判決雖然是以知州的名議發(fā)布的，但是參與判決的判官或者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參軍，要負邊帶責任。因此，上述有關(guān)官員對判決如果有異議，應當及時申請知州更正；如果知州不采納此議，可另寫反對意見的文書呈送路的提刑司，保留意見，這稱作議狀。倘若以后發(fā)現(xiàn)判決有重大錯誤時，有議狀在先的官員，可以得到免除連事處罰；或者路的提刑司就是因議狀而發(fā)現(xiàn)原判決的重大錯誤，并借以得到及時糾正者，而持有議狀在先者，還可以得到慶有的獎賞。宋朝最高統(tǒng)治者，以此獎懲辦法來提高司法官吏責任心，保證辦案質(zhì)量。（要照這么說，包包每懲辦一次貪官污吏、每平一次冤案就要跟著連帶一批官員才是呀！看來和包包同一時期做地方官，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死刑案件，事關(guān)人命，宋朝在司法制度上的作有特殊規(guī)定。因而，知州在審判死刑案件的過程中，如果認為某案有“法重情輕，情重法輕，事有可疑，理有可憫”等特殊情事時，知州就應將全部案卷送請朝廷裁判，這叫奏讞。凡奏讞的案件，都要由大理寺詳斷。當然，犯罪事實明白，證據(jù)充分，定案準確，適用法律也沒有疑義，罪犯本人又已經(jīng)認罪的，當然就沒有奏讞的必要了。（審不清楚的案件沒看幾件上交大理寺的，倒是有不少上交到包青天這里來呀?。端螘贰靶谭ㄋ摹钡囊?guī)定：凡應奏讞而不奏讞，或者不應奏讞而奏讞的，知州都要受一定的處分。這樣就可以防止地方官吏在辦案上的專斷或者推諉。 宋朝對死刑案件還規(guī)定有“翻異”制度，即準許呼冤。凡已經(jīng)判決尚未執(zhí)行的死刑案件，罪犯本人和他的家屬都可以鳴冤，這在當時稱作“翻異”。刑律規(guī)定，案件一經(jīng)翻異，司法機關(guān)便需再審理一次，這稱為“復推”。（這種情況“包青天”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凡在提刑司錄問時，即因復核而審訊時翻異的，提刑司應當差遣原審官以外的法官審理，稱叫“別推”。這在宋時叫不干礙官司，類似現(xiàn)代的回避制度。如果案件是在提刑司詳復后核準執(zhí)行時翻異的，則應由該路其他監(jiān)司審理。假如本路監(jiān)司都有干礙，比如同犯人有親友關(guān)系等，那就應當由鄰路提刑司審理，以免枉法裁判，（想起《狄青》單元里的大理寺官員，他的女兒就是被懷疑被狄青所殺，老人家一點也不避嫌）再審后，仍有鳴冤的，那就要直接請示朝廷，這稱為奏裁，由皇帝決定。 宋朝還規(guī)定，凡天下大辟罪（即死罪）案件，都要送朝廷刑部復審，同時朝廷也經(jīng)常派出使臣到各地審理案件。就是說，一切死罪案犯都須先經(jīng)過刑部詳細復核。（那為蝦米包包可以在公堂上直接鍘人呢？？答：因為包包的鍘刀是御鍘?。┒筛髦葑嘧椀男淌率掳讣?，大理寺復審后，最終還要交到刑部詳復，然后自送審刑院詳議。由此可見，大理寺的職權(quán)是相當有限的。 大理寺的審判事務，具體分工還是嚴格的，其左部負責斷刑，掌管全國官員、將校被檢舉犯罪的事件，和死罪案件以及其他報請復審的案件；其右部負責治獄，即掌管京師各機關(guān)職官的犯罪案件。案件在大理寺經(jīng)過詳斷作出定判，經(jīng)刑部詳復后，還須經(jīng)門下省復核，門下省如果認為案件處理不當，則得依法駁斥，退回大理寺再行詳斷；刑部還須再行詳復，或者由門下省直接予以糾正。門下省通過，中書省仍得評議，如果評議結(jié)果認為原判不當，中書省可以直接向皇帝陳述異議。假如皇帝也認為案件有疑義時，則發(fā)交兩制（即指翰林學士和知制誥的中書舍人）、大臣（即指同平章事——宰相、參知政事——副相）、臺諫（即指御史——御史中丞、諫官——知諫院）共同評議（這當時稱雜議），再行決定。（麻煩死了，還不如直接交給包包方便些！最可氣的是，刑事案件這樣層層把關(guān)，可還是冤獄叢生。） 總之，審刑院、大理寺、刑部和御史臺，為宋朝的司法機關(guān)，分工制約統(tǒng)統(tǒng)對皇帝負責；其司法制度也體現(xiàn)著這一高度中央集權(quán)的精神。
（一）中央司法體制 宋朝沿襲唐制，中央仍以大理寺、刑部、御史臺為三大司法機關(guān)，各機構(gòu)職責相沿未改。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為加強對司法審判權(quán)的控制，朝廷于宮禁中增設審刑院，置知院事一人、詳議官六人。全國上奏案件，須先經(jīng)審刑院備案，再發(fā)交大理寺審理和刑部復核，然后由審刑院詳議，并奏請皇帝裁決。這實際是在刑部之上又增加了一級復審機構(gòu)，剝奪了大理寺和刑部的部分權(quán)力，使審判和復核程序復雜化。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改革官制，裁撤審刑院，將其職權(quán)歸還刑部。此后，凡奉皇帝詔命所立案件，由朝官臨時組成制勘院審斷；由中書省下令所立案件，由諸路監(jiān)司及州軍等派官臨時組成推勘院審斷，從而保證了皇帝對重大案件的直接控制。 此外，樞密院有權(quán)參與軍政案件的審判監(jiān)督，三司及戶部有權(quán)參與財政賦稅案件的司法審判。 （二）地方司法體制 宋朝地方實行州（府）、縣兩級制，仍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各縣有權(quán)審判杖刑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須將審理意見報送州府判決。各州有權(quán)審判徒刑以上案件，但死刑案件須上報提刑司復核，重大疑難案件要上報刑部，由大理寺審議，或經(jīng)皇帝裁決。在京畿地區(qū)，由開封府和臨安府負責司法審判活動。 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在州縣之上增設路一級提點刑獄司，作為中央派出機構(gòu)，主要監(jiān)督本路司法審判活動，復核州縣重大案件，監(jiān)察劾奏州縣長官違法行為，以加強中央對地方司法審判權(quán)的控制。 二、訴訟審判制度 （一）訴訟時效與審判時限 宋朝對民事和刑事訴訟案件的審理已有明確區(qū)分，并分別規(guī)定了具體的訴訟時限。 1．民事訴訟時限與時效 為了保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正常進行，宋朝制定了關(guān)于民事訴訟時限的“務限法”。所謂“務”，即指農(nóng)務；入務指農(nóng)忙時期，務開指農(nóng)閑時期。根據(jù)《宋刑統(tǒng)》“婚田入務”條規(guī)定，每年農(nóng)歷二月初一至九月卅日為務限期，州縣官府不得受理民間田宅、婚姻、債負等民事訴訟案件；如有民事糾紛，應在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卅日遞交訴狀，官府須于三月卅日之前審理結(jié)案；逾期不能結(jié)案，必須上報原因。為防止有人趁入務之限阻攔業(yè)主贖回出典土地，宋朝法律補充規(guī)定：侵奪財產(chǎn)案件，雖在入務期限，“亦許官司受理”。 對于判決不服，可逐級上訴，直至中央戶部。為防止訴訟久拖不決，宋朝規(guī)定了審理民事案件的詞訴結(jié)絕時限。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規(guī)定，州縣半年內(nèi)未結(jié)絕者，即可上訴。寧宗慶元年間規(guī)定，簡單民事訴訟，當日結(jié)絕；需要證人證言的，縣衙限五日審結(jié)，州限十日，監(jiān)司限半月。[14] 關(guān)于民事訴訟時效，太祖時規(guī)定，因戰(zhàn)亂出走而返回認領田宅者，超過十五年，官府不再受理?！端涡探y(tǒng)》規(guī)定，田地房屋糾紛，事后家長、見證人死亡，契書毀亂超過二十年，不再受理；債務糾紛，債務人、保人逃亡過超三十年，不再受理。南宋高宗時規(guī)定，買賣田宅滿三年后發(fā)生糾紛，不得受理。民事訴訟時效的規(guī)定，有利于維護依法形成的民事關(guān)系和社會的穩(wěn)定。 2．刑事案件的聽獄之限 對于刑事訴訟案件，宋朝按大、中、小事分三類規(guī)定了“聽獄之限”，要求司法官在限內(nèi)結(jié)案。如太宗時規(guī)定，大理寺分別限二十五日、二十日和十日，審刑院分別限十五日、十日和五日，各州分別限四十日、二十日和十日。哲宗時，按案卷紙張多少，明確劃分大、中、小事的三類標準：二十緡以上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同時規(guī)定：大理寺、刑部復審案件，大、中、小事分別為十二日、九日和四日；京師及八路地區(qū)復審案件，分別為十日、五日和三日。[15] 對一些不能按正常程序?qū)徟械奶厥獍讣?，兩宋?guī)定有特殊的斷獄時限，體現(xiàn)了靈活變通的特點。 （二）皇帝躬親獄訟 宋朝皇帝對司法權(quán)的控制，首先表現(xiàn)為直接介入司法審判活動。太祖、太宗等都曾親自決斷案件，徽宗也常以“御筆手詔”斷罪。凡御筆斷罪案件，不準向尚書省陳訴冤抑，否則以違御筆罪論處；承受此類案件的官府，也不得以常法“阻攔延誤”執(zhí)行；否則，延誤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三日以上以大不恭罪論處，罪止流三千里。[16] 其次，皇帝還經(jīng)常親自錄囚。開寶二年（969年），太祖曾下令兩京和諸州長吏督促獄掾，每五日一錄囚。太宗重申此制，并要求每十日向皇帝奏聞一次，后又將十日一錄囚定為常制。太祖、太宗還親錄開封在押囚犯，使數(shù)十人獲得赦免。南宋孝宗、理宗不僅每年大暑審錄決遣，而且實行“大寒慮囚”[17]。 （三）重視勘驗證據(jù) 在司法審判活動中，宋朝重視使用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等各種證據(jù)，尤其注重法醫(yī)檢驗和司法鑒定等調(diào)查取證。官府設有專門檢驗官，并制定勘驗法規(guī)，以規(guī)范檢驗的范圍、內(nèi)容、程序、規(guī)則，檢驗人員的責任及勘驗筆錄的文書程式等?！端涡探y(tǒng)·詐偽律》有“檢驗病死傷不實”門，《慶元條法事類》也有“檢驗”門及“檢驗格目”、“驗尸格目”等敕令格式，具體規(guī)定了檢查勘驗制度。 宋朝法醫(yī)學的發(fā)展達到新的水平。南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湖南提點刑獄宋慈（1186—1249年）總結(jié)歷代法醫(yī)檢驗技術(shù)，結(jié)合自己的法醫(yī)實踐經(jīng)驗，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較系統(tǒng)的法醫(yī)學專著《洗冤集錄》，獲準頒行全國，成為官員司法檢驗活動的指南。該書選定官府歷年頒定的條例格目，吸取民間醫(yī)藥學知識，編成檢復總說、驗尸、四季尸體變化、自縊、溺死、殺傷、服毒等53項內(nèi)容。明朝以后，它還被譯成朝鮮、日本、法、英、德、荷蘭等國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圍內(nèi)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四）鞫讞分司制度 鞫指審理，讞指判案，鞫讞分司就是將審與判二者分離，由不同官員分別執(zhí)掌。宋朝中央和地方都實行鞫讞分司制度。中央的大理寺、刑部由詳斷官（斷司）負責審訊，詳議官（議司）負責檢法用律，最后由主管長官審定決斷。各州府設司理院，由司理參軍（鞫司）負責審訊及調(diào)查事實等，司法參軍（讞司）依據(jù)事實檢法用條，最后由知州、知府親自決斷。鞫讞分司強調(diào)兩司獨立行使職權(quán)，不得互通信息或協(xié)商辦案，有利于互相制約，防止舞弊行為。另一方面，宋朝法律形式復雜多樣，條文內(nèi)容繁多，設立專職官員檢詳法條，也有利于正確適用法律。但是，鞫讞分司制度并不是解決司法腐敗的根本辦法，而且這種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審判方式，也不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 （五）翻異別勘制度 翻異別勘源于唐末五代，是指犯人在錄問或行刑時推翻口供（翻異）提出申訴，案件必須重新審理。宋朝錄問是對徒刑以上案件判決前的例行程序，受審者可借此獲得申訴機會。在行刑前的“過堂”或行刑時，被執(zhí)行人也可提出申訴。對于這種申訴稱冤案件，官府必須重新審理，稱為翻異別勘。 宋朝的翻異別勘制度，分為原審機關(guān)內(nèi)的“移司別勘”和上級機關(guān)指定重審的“差官別推”兩種形式。前者是在原審機關(guān)內(nèi)將案件移交另一司法部門重審，又稱“別推”。宋朝中央及地方司法機構(gòu)中，都設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審判部門，如刑部左、右廳，大理寺獄左、右推；案犯不服判決提出申訴，即移交另一部門重審別推。后者是對移司別推后仍翻異者，由上級機關(guān)差派司法官員前往原審機關(guān)主持重審，或指定另一司法機構(gòu)重審。哲宗以后，翻異別勘制度有所變化。凡在錄問前或錄問時翻異者，應移司別推；在錄問后翻異，則要申報上級機關(guān)差官別推。 為了防止囚犯反復翻異，《宋刑統(tǒng)·斷獄律》規(guī)定，翻異別推以三次為限，超過三次仍翻異者，便不再別推。南宋以后，將其放寬到五推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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