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門閥士族衰落的過程，也就是寒人興起的過程。寒人，又稱寒族、寒門、寒士，庶族、素族，都是不屬于士族范圍的地主階級中沒有身分、特權的一部分。南朝寒人的興起是有其經(jīng)濟原因的。這時由于江南地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些商人、高利貸者富裕起來，自耕農(nóng)中也有一部分人上升為新的地主，再加上原來的地方豪強，所有這些人就構成了寒人地主的主要成分。南朝的開國皇帝都是出身寒門的。劉?！捌鹱圆家隆?，他的孫子劉駿稱他為“田舍公”。蕭道成臨死前說，“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绷何涞叟c蕭道成同出蘭陵蕭氏。陳霸先“其本甚微”。這些皇帝都需要加強皇權。但是皇帝個人精力有限，不可能處理那么多日常政務，就要有人幫助辦理。世家大族都鄙薄實際事務，也根本沒有能力辦理，于是皇帝就委任給寒人地主。寒人地位低，便于使喚，“皆可鞭仗肅督”;又做官心切，竭力賣命干事。所以南朝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關系上的一個特點，就是皇權與寒門相結合，來鞏固統(tǒng)治。
南朝寒人的興起參與政權主要表現(xiàn)在三方面: 一、寒人擔任中書舍人、中書通事舍人，掌握機要。東漢以來，尚書臺權重。魏晉南北朝，尚書臺是行政執(zhí)行機關，而比它更接近皇帝的中書監(jiān)令專管機密，成為實際的宰相。到南朝宋孝武帝時，中書監(jiān)令的大權又旁落到中書舍人或中書通事舍人手中。中書舍人本是中書省下屬官吏，地位并不高，晉時位居九品，但由于它能遞人奏文，出宣詔命，參與決策，因而權力越來越大，成為重要職務。宋文帝初年，寒人出身的秋當、周糾為中書通事舍人，并管要務，地位開始重要。孝武帝時開始把國家的機密要務轉到了中書舍人手里。戴法興從建康倉部令史起家，做到中書通事舍人，深得孝武帝信任，“專管內(nèi)務，權重當時”。他家門庭若市，資產(chǎn)達千金。孝武帝死后，前廢帝年幼，一切政務都由戴法興專斷。民間傳說:“宮中有兩個皇帝，一真一假，真的是戴法興?！贝送?，巢尚之、戴明寶也是權傾一時。齊明帝時，中書舍人制度進一步發(fā)展，出現(xiàn)了“舍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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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茹法亮、呂文顯等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稱為“四戶”?；实鄣脑t令，從這四個機關發(fā)出，宰相無權過問。茹法亮權勢顯赫，太尉王儉常對人說:“我雖然地位很高，但權力怎及茹公?！绷硪粋€中書舍人茶母珍之，公開賣官，任意霸占民宅。有的官吏說:“寧可拒皇帝詔令，不可違反中書舍人的命令。”梁武帝時中書舍人朱異居權要三十余年，威震內(nèi)外。他宴飲天晚，臺城的城門不敢關閉。他傲視世家大族，說:“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貴人都依靠家中枯骨(祖先官資)來輕視我。倘我對他們謙恭，他們反會更看不起我，所以我要先做出看不起他們的樣子來。”陳時中書舍人建立龐大辦事機構，分為二十一局，作為尚書省二十一曹直接頂頭上司。二、寒人掌握軍事。北府兵一直為世家大族掌握，孫恩起義殺了謝淡后，北府兵大權落到寒人手中。劉裕就是從北府兵出身而后飛黃騰達的。南朝的一些將帥功臣，大多出自寒人。如宋之檀道濟、到彥之、沈慶之;齊之陳顯達、崔慧景;梁之呂僧珍、馮道根;陳之侯安都、吳明徹等都是。
南朝建康城中有一支不小的禁衛(wèi)軍，由制局監(jiān)控制，權力相當大。在謀殺前廢帝的宮廷政變中，制監(jiān)朱幼等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制局監(jiān)往往由寒人掌握，齊呂文度控制制局監(jiān)，掌握殿內(nèi)及外鎮(zhèn)的發(fā)兵權，權勢極重;本來掌管禁衛(wèi)軍的領軍將軍成了虛位。邊鎮(zhèn)是武力集中之處，由于世家大族都不愿去，梁陳時，在外邊做鎮(zhèn)守、領大軍的都是寒人，如陳伯之、鄧元超等。三、用寒人為“典簽”，監(jiān)督地方軍權。宋、齊都普遍設立“典簽”，監(jiān)督出任各鎮(zhèn)的宗室和各州刺史。典簽本來是地方上管理文書的小官，類似后來的文書管理員。宋孝武帝后，這個職務突然重要起來，齊以后被稱為典簽帥、簽帥或主帥，實際上成為君主控制諸王的工具，“威行州部，權重蕃君”。南朝宋多以幼少皇子出任方鎮(zhèn)?；实蹫榭刂浦T王，派親信任典簽到方鎮(zhèn)，從此權重。
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必須得到典簽的副署。有的典簽一年幾次回建康，匯報地方刺史情況?！按淌沸惺轮缾?，系于典簽之口”。因此，刺史及其僚佐都要巴結典簽，希望他們在皇帝面前說好話。一些宗室諸王在典簽的嚴密監(jiān)視下，言行都受到限制。齊南海王蕭子罕想游東堂，典簽姜秀不許，就不敢去。后回京哭著對母親說:“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齊武帝兒子邵陵王蕭子貞做吳郡太守，想吃熊白(熊背上的肉)，問廚子要。廚子說:“典簽不在，我不能給。”齊明帝大殺高帝、武帝子孫，都用典簽，其力量，有時勝過甲兵。對鎮(zhèn)守瑯玡的齊武帝兒子蕭子倫，齊明帝本打算派兵去收捕，典簽華伯茂認為派兵去還不如把事情交給他辦，后來華伯茂只用一杯毒酒，就逼得蕭子倫自殺了。
清朝歷史學家趙翼，寫了一部(二十二史札記)，他從南朝政治歷史中，得出了兩條:“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齊制典簽之權太重”。這兩條反映出南朝政治歷史中的重要變化。雖然南朝寒人興起，但是門閥士族畢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門閥士族的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則是到了唐宋以后。
魏晉南北朝僅僅是過渡時代嗎？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閻步克教授在《波峰與波谷》這本書中將魏晉南北朝稱為專制官僚政治的“波谷”，體制上的“變態(tài)”和“扭曲”。對于魏晉南北朝來講，前有奠定中國兩千多年封建體制的秦漢，后有盛世唐宋，它僅僅是一個過渡時代嗎？這段時代在中國古代帝制政治史上有何獨特性和重要意義？
仇鹿鳴： 傳統(tǒng)史學觀點一般認為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比較黑暗的時期，當時國家分裂，戰(zhàn)亂頻繁，民不聊生。這種說法也沒錯。但在我看來，在中國 歷史 上，統(tǒng)一作為一個主流是要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才能成立的。魏晉南北朝分裂的時間非常長，整整有四個世紀。在這四個世紀當中，除了西晉有20余年的統(tǒng)一之外，基本都是分裂狀態(tài)。
魏晉南北朝之后，中國 歷史 上也有分裂的時候，比如五代十國。但是五代十國也就半個世紀多一點，而且當時北方還是統(tǒng)一的，是五個短命政權相連，只有南方分裂成了所謂十國?？梢哉f，魏晉南北朝之后，國家分裂的時間都不長，也沒有再陷入過碎片化的分裂狀態(tài)。而在魏晉南北朝的400年當中，東晉十六國有100年都是碎片化的分裂狀態(tài)，南方是東晉政權，北方連續(xù)有十六七個小的政權。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一個人生活在公元5、6世紀，他會覺得秦漢以來奠定的制度會持續(xù)兩千年嗎？如果這個人還比較有 歷史 知識，他可能知道在現(xiàn)在的動亂之前，秦和漢都是大一統(tǒng)的非常穩(wěn)定的王朝，但是在此之前春秋戰(zhàn)國還有500年的時間。那么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來講，假設我們穿越到過去，去問一個魏晉人，他對中國 歷史 演變線索的認識，得到的答案可能會和生活在1400年之后的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還可以做一個反事實的假設。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學者，喜歡把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相比較。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秦漢帝國沒有像羅馬帝國一樣，分裂之后就再也沒能重建起來？在真實的 歷史 中，中國經(jīng)歷了魏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代，然后重建了統(tǒng)一的隋唐帝國。 歷史 有很多交錯和偶然。尤其是在十六國時代，北方有五六個主要的少數(shù)民族，每個少數(shù)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互相斗爭，如果這種情況持續(xù)下去，中國會不會變成羅馬帝國分裂后的歐洲一樣，變成一個一個小塊？我們?yōu)槭裁春髞碛謺B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如果要談魏晉南北朝這樣一段長達400年的分裂時期對整個中國 歷史 的意義，我認為，它其實為隋唐帝國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隋唐帝國和漢帝國很不一樣，它融合了大量的少數(shù)民族。宋代人講“唐人大有胡氣”，指的就是這一點。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喜歡講，盛唐是一個開放多元的時代。開放多元作為盛唐的朝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個胡漢交融的 社會 。而胡漢交融，其實是八王之亂后、五胡入華的產(chǎn)物。在魏晉南北朝，胡漢關系主要是沖突和戰(zhàn)爭；到了隋唐帝國，胡漢才真正交融，以此為基礎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大一統(tǒng)的局面，奠定了中國的基本格局。我認為這一點是魏晉南北朝對于整個中國 歷史 最重要的影響。
我們現(xiàn)在經(jīng)常講，“中國 歷史 上統(tǒng)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盡管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學術上沒什么意義，但這也是個事實，這個事實實際上要到隋唐帝國成立之后才成立。假設有一個人活在公元618年前后，這時隋朝還沒建立多少年就結束了，人們會不會覺得國家將再次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去？當時大家誰也不會想到，唐會重新建立一個300多年的穩(wěn)定帝國。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您的意思是，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各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共存的局面，為后來一統(tǒng)天下的唐帝國提供了一種彈性。
仇鹿鳴： 確實提供了一種彈性。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胡漢之間的民族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直到北魏六鎮(zhèn)之亂，這個問題仍沒有解決好。后來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爭沖突和文化的交融，胡漢問題才在北朝末期得到基本解決。到了隋唐，這個問題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核心問題了。隋末，天下群雄相爭。雖然有些人具有胡人血統(tǒng)，但大家不是民族之間的斗爭，只是政權之間的斗爭，沒有人想要代表某一個民族集團壓迫另一個民族——這種統(tǒng)治是不會穩(wěn)定的。正因如此，唐統(tǒng)一全國后，政權可以很快地穩(wěn)定下來。
五胡入華其實是中國 歷史 上一個非常巨大的變量。他們能否融匯于中國原有的政治體制和 社會 ？還是從此一直胡漢分治？其實 歷史 有很多偶然，也許當時過了幾百年還是解決不了民族問題，只不過出于偶然，經(jīng)過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風雨之后，北方解決了這個問題。隋唐帝國本質上繼承的是北朝，消弭胡漢界線。對于目前生活在現(xiàn)有中國這個版圖上的人來講，隋唐帝國的意義，就是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漫長的分裂時期，找到了一個重新統(tǒng)一中國的方法，而統(tǒng)一的基礎是消弭胡漢界線。唐代很多一流的文人都是胡人出身，比如白居易、元稹；但是你完全感覺不到他們有胡人的特點，當時的人們對于是胡人還是漢人并不在乎。我想，如果沒有這種消弭胡漢界線的意識，中國可能永遠都統(tǒng)一不起來，至少不會維持長久的統(tǒng)一。我還曾經(jīng)設想過，如果在淝水之戰(zhàn)中，前秦即使取得了勝利，它也不會維持很久；伴隨著新的民族矛盾和沖突，前秦政權會迅速瓦解。
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何獨特性？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東漢末年至魏晉之際，作為士族政治形成的初始階段有何獨特性？
仇鹿鳴： 一般來說，東晉南朝是典型的士族時代，我們將其稱為“門閥的時代”，或者說“五朝門第”。既然東晉南朝被認為是士族達到全盛的時代，那么在研究上就有一個溯其源流的任務。如何理解從東漢末年到西晉這段時期，政治和官僚階層的構成和凝固這樣一個 歷史 的變化，是問題的核心。
魏晉之際的這個 歷史 變化，其實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偶然的面向上來講，曹魏代漢和司馬氏代魏這兩次王朝轉換，出于主客觀的原因，沒有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從主觀上來說，曹操和司馬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都寄生于前一個王朝。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20多年，司馬氏代魏也準備了長達16年的時間。魏晉兩朝的更替沒有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后一個王朝的官僚階層和前一個王朝的官僚階層有相當大的重合性和延續(xù)性。從客觀的外部形勢來講，曹氏和司馬氏在當時都面臨著外界軍事壓力，當時還處在一個分裂的時期，不具備進行大規(guī)模政治清洗的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官僚階層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中保持穩(wěn)定和延續(xù)。西晉初年，政治已經(jīng)有了相當強的世襲特征。其實，在東漢已經(jīng)有四世三公的現(xiàn)象，比如汝南袁氏和弘農(nóng)楊氏，但是這樣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而到了西晉前期，一個家族中三代甚至四代人仕宦的現(xiàn)象是很常見的。
另外，魏晉時期還出現(xiàn)了一個變化。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中，生發(fā)出了一個概念，叫做“清”，對后來的魏晉南北朝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在“清”這個概念下，士大夫形成了一套自己標舉的方式。從傳統(tǒng)意義上講，官員身份的高低其實并不取決于他的道德品質，而取決于他在國家官僚階層中的地位：大家大多尊敬的不是他這個人，而是他的位置。中國傳統(tǒng)官僚制度也是一樣——無論是魏晉發(fā)展出來的官分九品，還是秦漢的爵秩制度，都是如此。但是在黨錮之禍中形成的這個“清”的概念，使得士大夫能夠以此來抗衡官品的高低。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所謂“清流”的人物，哪怕官品不高，甚至沒有做過官，但是依然能夠得到極大的尊重。而如果你是因為賣官鬻爵、行賄受賄，或者依附于宦官外戚的手段取得官職，哪怕你位居高位，也會受到士大夫的鄙視。魏晉時期，“清議”慢慢地轉變?yōu)椤扒逭劇?。“清議”就是議論政治，抨擊時政、品評人物，這被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統(tǒng)治者所厭惡；慢慢地，士大夫對政治直接的批評變成了更具哲學和技巧性的“清談”?！扒逭劇鄙瞄L談辯，以漂亮的、具有哲理的表述作為自己的文化特征。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在西晉初年，這兩個因素已經(jīng)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個是累世為官的官僚階層的形成，第二個是在這些官僚階層中，存在著共同的對于清談，以及后來玄學文化的認同。這些變化如何在西晉末年的戰(zhàn)亂之后得以延續(xù)和加強？
仇鹿鳴： 八王之亂后，五胡入華，整個中原處于戰(zhàn)亂狀態(tài)，東晉政權被迫南遷到建康（今南京），形成了東晉南朝的政治局面。其實一開始，司馬氏并沒有想到此后政權會一直退居南方。留守在南方、后來成為晉元帝的司馬睿，在當時其實只是一個人望比較低的宗室親王。真正有機會逃到南方的司馬氏宗室甚至都不多。當時人稱“五馬渡江”，其實就是說五個宗室王逃到了南方，司馬氏剩下的宗室基本都在北方的戰(zhàn)亂中覆滅了。因此，皇權在這個過程中大大衰弱。
戰(zhàn)亂也使得西晉時期大量重要的官僚家族被清洗掉。不過也有一些家族，如瑯琊王氏，在與東晉政權一同過江之后，地位大大上升。這些官僚階層在西晉就存在文化認同，而到了東晉，在皇權衰弱的背景下，地位更加強勢。士族，作為一個官僚文化階層，就這樣出現(xiàn)了。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您在您的書中提到，西晉滅亡的原因之一是官僚階層的不流動。為什么源源不斷地有寒族的力量被任用、參與到政治事務中，但是最后還是形成了一種封閉的官僚體系？
仇鹿鳴： 西晉初年的官僚階層大都經(jīng)歷了從東漢到曹魏這100多年的時間。這一批人其實已經(jīng)通過世宦、婚姻等方式形成了一張龐大的網(wǎng)絡。此時也有一些出身平凡但有才能的人崛起，但這些人主要是因個人功勞而進入到西晉政權當中的。這種個人力量與其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之間構成的網(wǎng)絡相比，還是很微小。這些崛起的寒人多立下的是軍功，文化水平較差，融不進當時的清談圈子中去。鄧艾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在軍事上很有才能，地位很高，但他有點口吃，融不進當時的圈子。也有一些人成功地融入進去了，比如石苞就是寒士出身，由于軍功顯赫，受到司馬氏的重用，地位很高。到了他的兒子石崇，已經(jīng)可以對當時的文人階層產(chǎn)生重要影響了。寒人與士族并非截然對立，存在著轉化的情況。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在魏晉南北朝中，寒人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仇鹿鳴： 在整個魏晉南北朝，寒人扮演的是配角。在大部分士大夫、士族的眼中，寒人的形象是不怎么光彩的。當時有一個詞經(jīng)常和寒人連用在一起，叫做“躁進”，意思是非常積極進取，想要做官，是一種帶有貶義的描述。這也說明了當時的官僚階層非常封閉。在西晉初期，人們已經(jīng)非常明顯地感覺到，一個人如果 社會 身份比較卑微，哪怕他很有才華，也很難在政治上獲得高位。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左思所說的“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這個現(xiàn)象在東漢末年還不明顯，但到了西晉初年，態(tài)勢已比較明顯；到了東晉南朝，士族政治就穩(wěn)定下來了。
對于當時的士族來講，“平流進取，坐至公卿”，意思是，只要你按部就班地做官升遷，要做到三公九卿這樣的高位并不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不愿意處理煩瑣的事務。當時士族口中的“清”的概念，和現(xiàn)代人的觀念很不同。士族認為，“清官”，首先是要 社會 聲望高；這是我們現(xiàn)在也能接受的。但是“清”的第二點可能是我們現(xiàn)在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要事情少才稱得上是“清”。但在士族時代，他反而不看重財政、國防這種最有權勢、最有油水的部門，因為這些部門都要處理很多日常的事務。士族比較喜歡擔任的是那種相對來說比較清閑、具有美望的官員，像著作郎、秘書郎等等。但是我們知道，財政部、軍事部等需要處理大量事務的部門，其實才是一個政權、一個國家能夠維持運作的根本原因，更何況東晉南朝還經(jīng)常面臨著北方政權的威脅。在當時，皇帝往往會用自己親信的、具有行政才能的寒人，也就是在士大夫看來比較“躁進”的人。南朝時期存在一種現(xiàn)象，叫做“寒人掌機要”——這不是后來的 歷史 學家的觀察，而是當時的人就能觀察到的現(xiàn)象。比如，中書舍人，相當于皇帝的秘書，負責詔令的撰寫和傳達，是當時最繁忙、也最有權力的官職。在南朝，這一類位置往往都由寒人所擔任。這是南朝相對于東晉的一個很大變化。東晉中期，比如淝水之戰(zhàn)的時候，北府兵是由謝氏家族統(tǒng)領的，那時士族還能承擔實際的帶兵打仗的任務；但是慢慢地，士族越來越?jīng)]有處理實際政務的才能，實際任務就落到了皇帝所親信的寒人手里。
魏晉之“士”有何特點？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士”與每一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 社會 、文化、思想各方面的變化都密相呼應。與唐宋乃至明清相比，魏晉之“士”有何特點？
仇鹿鳴： 魏晉之外的其他時代，士更多是一個個體。宋代士大夫的代表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是他只代表了他個人，不代表范氏家族。在 歷史 上絕大部分時間，士是一個個體，強調的是因為有政治才能或德行而為官，或者被人尊敬的個人。
而在魏晉，士是一個家族。不是說個人才能不重要，但是在大的層面上來講，一個人在政治上有地位，往往與他的家族地位有關。一些學者喜歡把士族比附為貴族，我認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也有一定道理。魏晉政治中，門第能夠取代個人因素，所謂“平流進取，坐至公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是與“族”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一點與其他時代很不一樣。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這種轉變是怎么發(fā)生的呢？
仇鹿鳴： 這種轉變在西晉時出現(xiàn)端倪，在東晉逐漸凝固。東漢末年時期的“清議”講的就是品評人物，這時還是以人物為中心。魏晉被稱為“人的覺醒”的時代，很多研究文學和哲學的學者對這個時代有很高的評價。出現(xiàn)了“竹林七賢”等一批非常有個性的人，這些人完全是因為他們特立獨行的表現(xiàn)和才能而被人所看重。這個時候還是“竹林七賢”，而不是“竹林七族”，他們是作為個體而出現(xiàn)的。但幾乎在同時， 社會 階層也在凝固，官僚階層累世為宦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西晉時還有一些出身不太高或者說家道中落的人為人所看重，但到了東晉，門第因素已經(jīng)變得至關重要。我們談王謝的時候，談的其實不是王導和謝安兩個人，而是兩大家族。
三聯(lián)生活周刊： 魏晉之后，士從家族向個體的轉化又是怎么發(fā)生的？
仇鹿鳴： 一直到唐代，門第都非常重要。學界一般認為，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都是士族時代，只不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權比較衰弱，士族的力量強一些，而到了唐代，士族開始走下坡路，在黃巢起義中基本全都覆滅。后來的宋代基本上是一個庶民時代，很多官僚都出身平平，是靠科舉考試，而不是家族步入仕途的。這種變化也是唐宋變革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減小權利
同時為維護政權的穩(wěn)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承平日久，相安無事。
士族在江南地區(qū)長期掌握中樞權力，形成了一個獨特階層。早期由于士族人物的出色表現(xiàn)，使他們得到了相應的支持。作為一個長期把持朝政的既得利益階層，后來的士族出仕為官，則顯得十分“外行”，表現(xiàn)得差強人心。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后來被譽為書圣的王羲之，他本人因為藝術水平青史留名，然而在政治上的態(tài)度相對務虛，沒有實際作為，使國家的統(tǒng)治危機逐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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