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官員們的出行看王朝的氣數(shù)，張居正出行有幾臺轎子

民生四大事：衣食住行?！靶小本褪墙煌ㄟ\輸，雖說排在四大事的末尾，但也絕不是稍可忽視的小事。

中國的古代社會特別重視禮治，在“行”這樣的大事上，也自然處處滲透著“禮”的色彩，人們往往可以通過“行”所憑借的交通工具、規(guī)模、裝飾來評判一個人的尊卑貴賤。

幫助萬歷皇帝開創(chuàng)“萬歷新政”的首輔大臣張居正，在回鄉(xiāng)葬夫的時候，不知道是出于“衣錦還鄉(xiāng)好風光”的需求，還是真是為了便于在車馬行進中“日理萬機”、處置政務，總而言之是乘坐了一個32人抬的大轎。

雖說萬歷皇帝對這位事必躬親、權勢滔天，壓迫得自己毫無存在感的輔政大臣早已心生不滿，但乘坐32抬大轎這件事算得上是讓君臣關系惡化，以致反目成仇的“最后一根稻草”。當萬歷皇帝聽到張居正乘坐32抬大轎的密報之后，惡狠狠地說了句：“朕才乘坐16抬大轎，難道他張居正就比朕還尊貴嗎?”

皇帝可以寬容大臣的貪腐、惰政、昏聵、顢頇，但絕不會允許一個大臣在彰顯身份、榮寵等方面的“排場”上超越自己。在“排場”壓住皇帝的風頭叫僭越，僭越是欺君大罪，是可以直接論罪殺頭乃至株連九族的。

在《三國演義》里，曹操從魏公晉封為魏王，其經濟收益就主要表現(xiàn)為封地擴大、錢糧增多，而最能直接彰顯其政治能量提升的，則是由皇帝親自頒布詔書，賜給曹操的那一套以車馬等交通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儀仗用品“九錫”。這套交通工具原本是天子專屬，授權某個大臣有權使用，也就意味著授予了這個大臣與皇帝大體相當?shù)恼翁貦唷?/p>

車馬也罷，大轎也罷，都是交通工具，與今天的自行車、摩托車、小轎車、火車、飛機一樣，都不過是人腳步的延伸，以便人們可以更快速、更便捷地到達更遠的地方。只要有需要、有條件，任何一個現(xiàn)代人都可以自由選擇出行交通工具。然而在古代社會，想自由選擇交通工具是徹底不可能的。

中國有史料記載，最早、最完整地頒布關于“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guī)范的是西漢時期的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5年)，朝廷頒布詔令明確規(guī)定：不同級別的官員乘坐的馬車用馬匹的數(shù)量來區(qū)分等級，級別越高，可以使用的馬匹就越多。關于這問題，西周時期也有一個規(guī)范，就是天子的馬車用6匹馬拉，其次是諸侯用4匹馬，也就是后來成語里出現(xiàn)的“駟馬”。

但漢景帝頒布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guī)范似乎更精細些。他不僅規(guī)定了拉車的馬匹數(shù)量，還特意規(guī)范了馬車的車棚顏色。例如，平民不論你多么有錢，但乘坐的馬車只能用青布車蓋。估計是古代漢語最具有歧義的色彩。青色是指介于藍色和綠色之間的顏色。

俸祿兩百擔以下的官員乘坐白色車蓋的馬車，三百擔以上的官員使用皂色車蓋，一千擔以上的官員車蓋可以用皂繒覆蓋。皂色就是純黑色，因為古代的布料染色都取材于天然染料，要將布匹染成純黑色技術難度相對高一些，所以純黑色在古代是較為高貴的顏色?？曋傅氖墙z織品，皂繒就是色黑而發(fā)亮的絲綢。這種級別上的差異，不僅僅體現(xiàn)在色彩上，對于布料規(guī)格也有限制。當然，這個規(guī)定里有一個漏洞，那就是對于俸祿在200至300擔之間的車蓋顏色沒有作出規(guī)定，不知道是史料記載有遺漏，還是西漢時期的官員俸祿沒有二百到三百擔之間的設置?

也因為漢景帝的這個規(guī)定，給后世留下了一個新的名詞“冠蓋”?！肮凇敝傅氖敲弊雍鸵路?，“蓋”則指的是馬車頂棚。冠蓋二字合起來就成了古代社會那些有官職、爵位、俸祿的人的代稱。人們說“冠蓋云集”，就是指一大批“有身份”的人聚集到了一起。

交通工具不但是封建等級制度的直觀體現(xiàn)，也能側面反映出一個王朝的氣數(shù)和興衰。而且每一個朝代都相應對官用交通工具的使用進行改革或規(guī)范，以便既能彰顯身份，也能適應形勢。

東漢初期，光武帝劉秀認為國家經過一番動蕩，物力維艱，百廢待興，朝廷官員們應該身體力行地節(jié)儉樸素，就規(guī)定以成本低廉的牛車作為官用車輛。直到國家經濟狀況好轉以后，東漢朝廷才重新發(fā)布詔令，用馬車取代牛車。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戰(zhàn)亂頻發(fā)，“城頭變幻大王旗”，牛車又多次成為一些剛剛建國的朝廷的法定官用交通工具。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時期的官用交通工具使用規(guī)范。南北朝時期朝野上下都崇尚率真、通脫、瀟灑、俊逸的“魏晉風度”，所以這個時期的官用交通工具可謂是“異彩紛呈”、花樣繁多。例如宋文帝出行就喜歡乘坐由綿羊拉的“羊車”。盡管羊車載重小、速度慢、行程短，但這種怪異的交通工具卻讓宋文帝倍感有“范”，因為這似乎能彰顯出他的品位高、有個性。

隋唐兩朝的創(chuàng)立者曾經有一個共識，那就是魏晉南北朝的官用車輛使用太過隨意、混亂，助長了從皇帝到大臣的慵懶作風，削弱了國家的凝聚力、戰(zhàn)斗力。所以，他們一旦建國立朝，就一掃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坐而論道”、華而不實、懶散奢靡的社會風氣，在整個社會倡導務實、快捷、高效的做派。反映在官用交通工具上，就是用騎馬代替了馬車、牛車、羊車等交通方式。

到了北宋時期，雖說依然鼓勵官員騎馬，但乘坐大轎已經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到了南宋時期，乘坐大轎已經成為各級官員的“標準配置”。莫要說相比騎馬了，即便是相比起馬車、牛車，由人力抗抬的大轎其行進速度也更慢。一旦朝廷有事，或者發(fā)生緊急情況，從官員的行進速度上就可以預知整個統(tǒng)治機器的運轉速度和執(zhí)行效率。

大轎需要的成本也更高，轎夫的報酬不屬于朝廷財政負擔范疇，要由官員自己負擔。有的官員為了維護冠冕堂皇的威儀和氣派，就不得不在“民脂民膏”上做文章，也就間接助推了官員的腐敗。一頂官轎至少需要兩名健壯男子抬，更高品級的官員需要的轎夫數(shù)量也就越多。倘若官員出行的路程長，則中途還需要“備份”一至多組轎夫，以便替換和接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耗費了許多精壯社會勞動力，使許多本該從事生產的勞動資源不得不轉移到維護官員享樂上。

但大轎更為舒適，更為氣派，這種變化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兩宋時期官員們追求享樂、效率低下、不恤民力的施政風格。兩宋時期經濟高度發(fā)達，但兩宋時期的邊境不安、戰(zhàn)亂頻繁，被后世歷史學家冠之以“弱宋”的標簽，似乎也能從四平八穩(wěn)、儀態(tài)萬方的“官轎”上顯示出端倪。

明朝的朱元璋是草根出身的皇帝，在反對鋪張浪費、奢靡之風上可謂是痛心疾首、手段強硬。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敏銳意識到官員乘坐大轎與吏治腐敗、效率低下、財政負擔過重之間的強相關性，曾經明令規(guī)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婦女、年老有病的，這三種人才允許乘坐轎子。三品以上的文官可以乘坐四人抬的轎子，以示榮寵。其余人員，哪怕是皇親貴胄、功臣舊部，一概騎馬。但凡違例乘轎或者擅自乘坐八抬大轎的，一律嚴厲懲處。

可惜朱元璋的一番苦心沒有被他的后世子孫體悟，到了明中后期，朝綱松弛，皇權衰微，他親自制定的官用交通工具管理辦法被拋諸腦后，官員們逐漸下馬、上轎，貪圖起了安逸享樂，以至于出現(xiàn)了張居正乘坐32抬大轎的嚴重“僭越”行為。當然不能把這件事與明朝的覆亡直接劃等號，但首輔張居正乘坐32抬大轎在江陵至京城的道路上風光無限，到清兵入關、崇禎自戕，期間不過隔了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這似乎也算是一種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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