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蘇軾關(guān)系到底怎么樣烏臺詩案王安石為什么要幫蘇軾求情

王安石和蘇軾關(guān)系到底怎么樣?烏臺詩案王安石為什么要幫蘇軾求情?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guān)內(nèi)容。

王安石與蘇軾兩個人，在政局上面一直都是政敵，王安石堅持自己的變法，而蘇軾是站在反對變法的一方的，所以兩人很明顯是政敵。然而，當烏臺詩案爆發(fā)之后，蘇軾的結(jié)局是非常慘的，為什么這時候，作為政敵的王安石卻出面為蘇軾求情?政敵難道不是巴不得對方早一點被踩在腳下嗎，王安石這樣做又是為什么呢?

王安石與蘇東坡是一對“政敵”，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貶謫過蘇東坡，也出于道義責任援救過蘇東坡。蘇東坡從生命的谷底黃州屹立成偉大文學家后，到南京拜訪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偉人相會，飄逸瀟灑，友誼超邁，人品風流，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光輝的節(jié)點。

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

通過在基層充分歷練和積累后，王安石三十六歲從地方回到朝廷，擔任掌管全國財政和漕運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綱領(lǐng)——《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稱“萬言書”。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為切入口的教訓(xùn)，換成以“經(jīng)濟改革”為切入口。

此時北宋立國已近百年，國勢陷入“積貧積弱”困局。宋仁宗在啟用范仲淹推行“慶歷新政”時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綱領(lǐng)時，與“慶歷新政”失敗已經(jīng)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邁年高，心灰意冷，當年追隨范仲淹的韓琦和富弼，此時雖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銳氣：他們這一屆中央領(lǐng)導(dǎo)班子，對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綱領(lǐng)采取了“留中不發(fā)”的冷處理。

王安石只有等待機會。直到二十歲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歲的王安石才等來機會。宋神宗還在潁邸的時候，就已經(jīng)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的粉絲。宋神宗繼位后馬上就任命王安石為江寧知府，幾個月后，又任命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并以“越次入對”的殊禮，邀請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國是，最后以“師臣”禮遇入閣拜相，推出了震古鑠今的“王安石變法”。

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滿肚子不合時宜”

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王安石變法”成功，中國的發(fā)展將提前進入快車道。他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和“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的經(jīng)濟思想，已經(jīng)接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原理，然而，歷史的悲劇在于，當時幾乎所有上層士大夫都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變法派領(lǐng)袖王安石與反對派領(lǐng)袖司馬光都是意志堅定、毫不妥協(xié)的政治家，僅從《答司馬諫議書》我們也可以看到，王安石與司馬光是如何地針鋒相對。

林語堂先生有句話說得很到位：蘇東坡是政治上永遠的反對派。用蘇東坡的“紅顏知己”王朝云的話來說，他是“滿肚子不合時宜”。錢穆先生就指出過這一點：蘇東坡的建設(shè)性意見幾無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語言卻才華橫溢，非常富有感染力。

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幾為蘇軾的筆頭所動搖。然而，此時王安石仍能忍耐蘇軾。支持改革的御史謝景溫曾風聞舉報蘇軾葬父途中販運國家專營商品，按照人治社會的潛規(guī)則，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對派急先鋒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馬光也對王安石搞過幾次“政治小動作”，然而在查無實據(jù)之后，王安石卻沒有動蘇軾一根汗毛。直到蘇軾做主考官，出題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獨斷朝綱，越過了政治爭論，屬于離間君臣的“政治陰招”了，王安石才下決心把這面反變法旗幟罷出朝廷。

王安石歸隱鐘山，不計前嫌挺身而出救蘇軾

到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前后八年兩度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驚濤駭浪的風口浪尖，頑強推行自己富國強兵的宏偉改革，直到耗盡最后一滴心血，才急流勇退，歸隱鐘山。

就在王安石辭相歸隱的第四年，也就是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從徐州移知湖州，這位永遠的政治反對派又在《湖州謝上表》中給自己找來政治麻煩。蘇軾在自己的詩文中對朝廷政治一直不斷評論。他在杭州當通判時，后來被李約瑟譽為中國最偉大科學家的沈括，作為欽差大臣到杭州檢查農(nóng)田水利建設(shè)，就曾在“與軾論舊”中抄走許多蘇軾詩文，回朝后又把他認為有“政治問題”的詩文箋注呈報宋神宗。

這次在《湖州謝上表》中，蘇軾又習慣性地發(fā)了幾句牢騷：“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yǎng)小民?！薄@里的“新進”和“生事”兩詞是有明確政治背景的：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曾給王安石寫過三封信，指責王安石變法是“生事”;蘇東坡在《上神宗皇帝書》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輕變法官員稱為“新進”。此時蘇軾已繼歐陽修成為文壇領(lǐng)袖，他的《湖州謝上表》按慣例在朝廷邸報上發(fā)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進”們頓時成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

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變法派“新進”官員輪番上表彈劾蘇軾，給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蘇軾從湖州抓進御史臺監(jiān)獄。因漢代御史臺官署內(nèi)曾遍植柏樹，樹上常有數(shù)百只烏鴉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臺稱為“烏臺”，蘇軾此案也因之被稱為“烏臺詩案”。李定等“新進”還鼓動和挾持時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蘇軾于死地。

在整個“烏臺詩案”過程中，蘇軾所屬反對派政治大佬司馬光等人都鴉雀無聲。據(jù)史料記載，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蘇軾，一位是其弟蘇轍，愿把自己的官職捐出來為兄贖罪，另外兩位卻都是蘇軾的政敵：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非常反感這種“因言獲罪”的政治斗爭手法。蘇軾雖然恃才自傲，但操守嚴明，光明磊落，是個君子?！柏M有盛世殺才士乎?”據(jù)史料和宋人筆記記載，“烏臺詩案，上以公疏入方?jīng)Q”。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勢和慣例，把蘇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

相逢一笑泯恩仇

“黃州四年”后，蘇東坡來到江寧。王安石穿一身與鐘山農(nóng)民沒有多大區(qū)別的衣服，騎著一頭毛驢到江邊迎接蘇東坡。來不及冠帶的蘇東坡慌忙出船長揖而禮：“軾敢以野服拜見大丞相!”王安石則拱手而笑：“禮豈是為我輩設(shè)?!”

這一對原來的“政敵”旋即超越政治藩籬，還原成瀟灑飄逸、風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們民族的精神姿態(tài)與風流人品，就這樣體現(xiàn)在兩位優(yōu)秀才子身上。

王安石和蘇東坡在鐘山游山玩水、談詩論佛將近一月。

他們都出入自如，進退美麗，其精神姿態(tài)與風流人品，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輝煌高度——兩位偉人在鐘山相處的日子，應(yīng)該說代表了西哲海德格爾所向往的那種“詩意的棲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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