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王安石的變法給北宋衰亡埋下了伏筆

為何說王安石的變法給北宋衰亡埋下了伏筆

“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遙望歷史的河流，感受歷史的滄桑，和小編一起走進了解王安石的故事。

“祖宗之法”其實是提供了一些皇帝必須遵守的成制法規(guī)，比如善待柴家后人等等，但這也為士大夫限制皇權、提出批評提供法理依據(jù)。宋朝士大夫一直維系的‘祖宗之法’，從一定程度上讓“官僚知識分子”的士大夫在宋代除享有優(yōu)厚的物質待遇外，還處于較為寬松的思想文化環(huán)境中，這些都為士大夫政治地位提升、共治天下提供了法理依據(jù)，拓展了士大夫參政的空間和手段，促使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產生，更為士大夫階層限制及綁架皇權提供了支持。因此，可以說士大夫階層是“祖宗之法”的最大受益者，

士大夫集團與王安石沖突之一“三不足”

任何時期的改革從根本上來講，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調整，不可避免傷害到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但改革卻往往是以思想文化的改易更革為先導，從思想文化角度為改革提供政治合法性。

任何變法都是要在既有的主流政治文化環(huán)境下進行的，想要變法獲得成功，要獲得合法性必然要搞好主流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為了從政治文化上獲得支持，王安石采取的策略仍是在士大夫政治文化之內進行“托古改制”，但仍然被反對派從政治文化予以攻擊，針對反對派從政治文化層面提出的攻訐，王安石則以“三不足”精神及其理財思想進行破局。

“三不足”精神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柱，從現(xiàn)代來看“三不足”其實就是常識，但在當時敬天法祖的主流文化之下，這就關乎宋王朝整個政治合法性，所以“三不足”無異于對于王朝根基的釜底抽薪，是帶有大逆不道的反叛性的，這在當時士大夫群體中應該是諱言的，更談不上光明正大地獲得士大夫集團的支持，因為要是士大夫支持了，就變相的會削弱士大夫集團的權力。

一、天變不足畏

王安石變法之初，那些反對派的官僚士大夫們便都以“天變”為借口勸說宋神宗放棄新法。如御史中丞呂誨在熙寧二年六月，曾上疏宋神宗，認為“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知，惟在澄清，不宜橈濁?！薄肮虩o遠略，唯務改作”，這樣會使得朝廷不得安寧，富弼也曾因為用人一事上向宋神宗說“所進用者多小人”，導致“諸處地動、災異”，認為應該停止變法，保持“宜且安靜”。

面對反對派借“天變”來反對變法，王安石始終堅持“天變不足變”的觀點。王安石曾在熙寧三年的時候，重新整理了“洪范傳”給宋神宗，希望以此來說服宋神宗取消對“天變”的恐懼，堅定變法的決心。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在寧七年又發(fā)生了旱災，雖然這不是變法導致的，雖然自然災害一直都有，但是只要在王安石主政變法的時候出現(xiàn)，都一樣會被作為攻殲新法的理由。

士大夫及皇帝都堅守“敬天畏天”的原則，“天命觀”是北宋政權來源合法性的重要支持，所以呢，宋神宗為了獲得合法性及士大夫的支持，必須要對此原則堅守不移。王安石為了變法卻提出“天變不足畏”的說法，這樣不緊容易動搖趙家的合法性，更會動搖士大夫集團參政的權力，反對派之所以反對“天變不足畏”，是因為“天變”是士大夫用來限制及綁架皇權的政治資源。

《富弼傳》載，王安石在熙寧二年(1069年)的二月，就曾發(fā)表過災異是天數(shù)，和人事無關的言論，富弼卻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

士大夫集團往往以“天變”來批評皇帝，規(guī)范皇權的使用及皇帝行為。士大夫當然不可能放棄這個讓他們能夠與皇帝“同治天下”的政治支持。因此，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的思想才會招致反對派士大夫激烈的反對。

二、祖宗不足法

王安石的改革決心是堅定的，但反對派士大夫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要對“祖宗之法”進行維護，司馬光就指責王安石“盡變祖宗舊法”是“生事”，用漢初蕭何、曹參相繼為丞相所實行的“蕭規(guī)曹隨”的政策，提出“袓宗之法，不可變也”的主張。

而且當時的諫官范純仁、御史劉摯、樞密使文彥博都以王安石變法廢除祖宗成法，使“民心不守”，認為“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特別是因為利益的關系，太皇太后曹氏也向神宗施壓“祖宗法度，不應讓王安石輕加改變”。面對反對派對于祖宗之法的守成之論，王安石予以反駁認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shù)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改變?”

當然了，王安石雖然表示對祖宗之法應該要隨時修改，以應變當下，但也并未否定所有的袓宗之法。因為祖宗之法在北宋相當于憲法地位，是維系王朝、規(guī)范君臣關系和權力劃分的根本準則，所以在宋朝自皇帝至大臣沒有人敢直接否定祖宗之法，這無異于挖掉了北宋的統(tǒng)治根基，作為當朝大員士大夫集團的一員，王安石也只敢修修改改，不會去直接否絕。

王安石之所以要對“祖宗之法”開刀，實際上是從傳統(tǒng)政治文化中尋找能支持他改革的一種支持，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正確性，合法性，這個也是歷來改革者的策略。

三、人言不足恤

人言其實指的是所有人的言論(話語)，不恤人言就會顯得狂妄，有壓制言論、獨行專制之嫌。而“流言”就是沒有過思考就批判別人的言論，人云亦云、不知所謂的粗淺議論，王安石認為這些流俗之語不必去在意什么。

《熙寧奏對日錄》記述：認為人主要治理天下事、操控流俗之人為己所用，應該像運甕一樣，“當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運之”。

諫官范純仁在熙寧二年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就說王安石“鄙老成為無用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當時的參知政事趙忭在熙寧三年彈劾王安石的奏章中，也說“安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御史中丞呂公著在反對青苗法的奏章中說，當今的“賢者”全都以推行青苗法“為非”，而“主議之臣乃以為流俗浮議不足恤”。任監(jiān)察御史里行的劉摯在反對免役法的奏章中說：“今天下有喜為敢為，有樂于無事;比以此為流俗，此以比為亂?！薄?/p>

士大夫集團與王安石沖突之二“利益”

王安石在面對北宋當時積貧積弱、內焦外困的局面，王安石重視實踐精神，王安石多年在地方當官，了解地方貧民因賦役、借貸而失地，土地兼并之事，達官顯貴卻通過蔭庇逃脫稅責的漏洞。因此，提出只有發(fā)展生產，即讓失地農民能夠耕于畎畝，才能達到富民富國的目的，而且王安石很重視國家財政制度的改革，對于理財上不拘于傳統(tǒng)儒家文化規(guī)范中的“重義輕利”，而是重視理性實用的理財思想，這些思想也在變法的具體措施中如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行條貫等等。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蓋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

王安石提出國家借貸于民，使其免受兼并之苦和高利借貸的剝削，而能度過難關，確實正如司馬光所言會“侵奪民利”，但是這里除去少部分民利被侵奪之外，更是對于士大夫政治無異于簽底抽薪，挖掉了士大夫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思想文化上的沖突，都以儒家仁義為標，都認同對民眾施行仁政，但實際上政治文化上有根本不同。

反對派司馬光更認同經調和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更重視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士大夫，以此來維護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定。而王安石則更追從儒家經濟上養(yǎng)民惠民仁政的原典，從下層民眾生存問題出發(fā)。打破了士大夫階層的經濟基礎，也就是破壞了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經濟基礎，當然會引起政治系統(tǒng)內部沖突，使得決策的反對異常激烈，而且決策的壓力往往不是來自外部環(huán)境，而是來自處于決策中心的士大夫內部，也就是說，隨著王安石的變法越發(fā)深入，士大夫集團的反對越強烈，從變法內容的發(fā)布時間及反對聲音就能看出。

一、青苗法

“青苗法”是由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施行，其主要內容是：諸路以見存常平、廣惠倉的一千五百萬石錢各為本，如是糧谷，即與轉運司兌換成現(xiàn)錢，以現(xiàn)錢貸給廣大鄉(xiāng)村民戶，有剩余也可以貸給城市坊郭戶。民戶貸請時，須五戶或十戶結為一保，由上三等戶作保，每年正月三十日以前貸請夏料，五月三十日以前貸請秋料，夏料和秋料分別于五月和十月隨二稅償還，各收息二分。

雖然宋朝鼓勵大家多讀書，但是讀書在古代卻是一個奢侈的事情，能上的起私塾都是官宦人家，就算是有錢的商人，在古代的時候因為地位低下，就算有錢，也是很難找到老師來教自己孩子的，所以當時整個官場，上至宰相下到地方縣令都是由勛貴們把持著。

上有政策下就有對策，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特別是在古代交通極度不便的時候，中央政策是收兩分利，州府就敢收三分利，縣衙就敢收四分利，五分利，這樣一來還是豐厚了官員的錢包。而且宋太祖趙匡胤并不仰止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之下，世家豪門土地越來越多，那么“青苗法”實施起來，這些錢都會落入這些世家豪門手里，因為田地都在他們這群人手里，他們有著各種政治資源，這些人群可以真正的獲得二分的利息，眾所周知，宋朝商業(yè)發(fā)達，這群人就會拿這筆錢做生意，或者再次放貸出去，貧富差距只會越來越大，明面上國家收入是增加了，但世家豪門收入更多，所以“青苗法”實施之后，士大夫集團反對之聲算是較小，更多是在蒙頭發(fā)財。

二、免行條貫

王安石推行“免行條貫”之前，大宋皇宮和權貴們的一切采購，尤其是在開封城的采購都是不花錢的，各商行必須為官府和權貴們無條件地奉上他們所需要的商品，這些采辦所需的東西，均由京師諸行供應，這些供應基本上所有的行業(yè)只能保本，甚至有的會虧損，但這樣一來，官吏們就有機會上下其手，索取財物，各行所費錢財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資的十倍以上，多出來的供應就被各個皇族、后族、勛貴瓜分，歷朝歷代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

王安石主持的“免行條貫”在開封商行中實行之后，各行按照收利多少交納免行錢，免除行戶對官府的供應。也就是說，商戶們繳納免行稅之后不再向官府和權貴免費供應任何商品，官府那怕是皇宮之中買商品，都要由當時的市易司估定物價高低，按價購買，這樣一來就損害了既得利益者所原本的利益。

“免行法”確實為朝廷增加一批收入，同時對商人也較為有利，但是皇族，后族，以及其余勛貴們不這樣看，因為他們這一群人是被打擊的對象。從恣意勒索和從中漁利局面變成要花錢了，“免行法”實行之后，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最后連皇族后族都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之下，作為皇帝的宋神宗也只能罷免王安石，停止一切的新法。

士大夫集團與王安石沖突之下“黨爭”愈演愈烈

王安石開始變法，士大夫集團與皇帝是達成了共識的，認同和通過改革來解決但是北宋時期的各項弊端，士大夫集團內部在同意進行改革除弊之下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如關于改革的具體方案以及政策施行的規(guī)模及緩急等，使得士大夫內部出現(xiàn)分化。這種分化在涉及基本體制的大規(guī)模變法中日益激化，并最終形成變法派和反對派的新舊黨爭。

北宋時期的新舊黨爭和其他朝代的黨爭又有著極大的差別，如東漢黨錮、明末黨爭及唐代牛、李黨爭都有宦官勢力的影子，其他朝代的黨爭“宦官操縱黨爭”都不一樣，

一、理念的分歧導致黨爭的形成

王安石變法之前士大夫階層都能認識到當時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三冗”問題便是弊政的集中體現(xiàn)，“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都懷著高度的責任感都通過上書來批評時政、指出問題所在。面對這些社會問題，士大夫都主張通過改革來匡救時弊，實現(xiàn)富國強兵，不管主張變法的新黨還是反對變法的舊黨對社會問題的存在及改革的必要性并無分歧。

新舊黨爭主要政治分歧集中在如何改革，改革的重點以及施行的緩急等方面，在王安石變法中，面對“三冗”造成的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的相同問題，變法派與反對派卻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王安石主張通過“理財”，就是發(fā)展生產以增加財政收入，其實質是以“開源”為主，司馬光等反對派則主張通過減少皇帝曰用開支及對大臣的俸祿、賞賜來“節(jié)流”。

蘇軾的《嘉佑制策》中，對于“三冗”問題建議從皇帝開始節(jié)用，精簡官制，以減少冗費。在經濟財政方面，主張輕徭薄賦，發(fā)展生產，反對擴大稅收，為促使民間經濟的正常運行主張廢除國營專賣。司馬光則主張在經濟財政上，主張“摒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庫”。有這種分歧其背后有政治文化差異的影響，不管是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在國家危機時刻都抱持著匡扶濟世的政治責任感，這無疑是北宋士大夫共同特征。

北宋財政不足除卻“三冗”及對外賠款的支出巨大之外，從財政收入上也由于兼并之家及官宦之家的偷逃賦役而有所減損。所以從蘇軾、司馬光較為保守穩(wěn)健的改革措施來看，他們并未觸及這部分人的利益。那所謂的輕徭薄賦其實對于失地農民并沒有什么意義，同時也不會改變小地主被豪族地主吞并的命運。

我們都知道，北宋當時決策中的士大夫大多是大地主階層，因此對于政治系統(tǒng)的支持及需求的壓力來源大地主階層和富商豪族，這里就能看出蘇試、司馬光的建議雖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當時積貧積弱的問題，但是也不會影響社會各階層對于政治系統(tǒng)的支持，處于一種保守的政策。

王安石的變法派在理財上不同于蘇軾、司馬光的傳統(tǒng)的節(jié)流看法，而是偏向于開源，即是通過促進民力、發(fā)展生產來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即是他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實這個并沒有問題，在現(xiàn)代常識里就知道生產發(fā)展是增加財政收入的根本途徑。

但反對派則認為王安石所說的國富民強之論，只不過是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管桑之術，是盤剝民利的暴政之術，黨爭開始慢慢形成。

二、“共治天下”一事激化黨爭

北宋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形成了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士大夫對于國事決策及參與就更無所顧忌、甚至設有專門機構專職批評諫議皇帝，雖然這樣容易出臺較好的國策，但同時士大夫之間的政見分歧也容易造成黨爭。初期這種分歧最終決定權仍由皇權掌握，王安石變法之前的宋朝皇帝對待黨爭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默許和作壁上觀，以達到使臣下相互牽制的目的。

“共治天下”是北宋士大夫集團與皇帝共治天下演生出的一大政治特征，但是隨著王安石的變法，宋神宗從裁判變成了參與者，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的前期是得到了宋神宗強有力的支持，正是因為有了宋神宗的強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許多政策才能來的又快又兇，雖然士大夫集團是同意了王安石變法的要求，甚至是支持的態(tài)度，卻也打了士大夫集團一個措手不及，這樣一來導致士大夫集團其實是站到了宋神宗的對立面了，因為宋神宗此時已經是參與者，對于黨爭，王安石起了很大的作用。

為什么這么說呢?可以從宋神宗和司馬光的對話可以看出，上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為天下耶?

王安石的外號大家都知道是“拗相公”，認為自己是對的，聽不進別人的建議以及意見，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一手包辦，特別是變法的具體內容，從制定到實施都是由自己一手操辦，這樣一來，就和宋朝的政治文化想悖論，本來都是由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王安石一來就變成了王安石和皇帝共治天下了，其他人就得一邊聽從吩咐就可以了。

王安石在變法中所做的這些事情，已經嚴重威脅到整個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了，這就造成了反對派對變法的愈加阻燒，對新政的施行產生更大的影響，宋神宗為使變法順利進行，只好更加堅定不移的站在王安石背后，但是反對派在面對權力的失去愈發(fā)不滿，使得變法中的黨爭呈現(xiàn)出一些新特點，就是宋神宗也置身黨爭之中，讓整個黨爭漸趨激烈，直到宋神宗無力抵抗整個士大夫階層，只好投降認輸，罷免王安石，啟用司馬光。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一次變法，這次變法的范圍之廣，影響之大，爭議之大都是世間少有的，王安石變法從思想基礎上，雖是托古改制，但仍是對當時主流士大夫集團治國政策所偏離，因此也受到士大夫集團的反對，整個變法的過程都是由于政治理念上的沖突，最終導致政治分裂形成黨爭，隨著宋神宗無奈之下罷免了王安石之后，士大夫集團部分人因此嘗到了甜頭，導致黨爭愈演愈烈從而形成為反對而反對的局面，降低了整個北宋政治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為以后北宋迅速衰亡埋下了伏筆。

韓安為什么北宋在王安石變法后依然衰弱？這就是癥結所在

按照我們現(xiàn)在的看法，王安石變法無疑是失敗的，但當時人們的看法正好相反，大家都認為變法已經成功了。當時王安石變法力度很大，做了很多事情，改了很多法律，國家財政足以支撐與西夏的連年戰(zhàn)爭。幾十萬冗員也被裁撤，實行《將兵法》，很多將領被封殺。


這樣看來，大宋的盛世應該是指日可待了，可是最后，這個盛世為什么沒有出現(xiàn)？其實很簡單。這項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軍隊的戰(zhàn)斗力?！秾⒈ā分患訌娏宋骶€軍隊，沒有解決開封皇軍和河北皇軍的問題。


這次變法的實施，可以說是西夏立國所致。西夏之所以能夠建立，說到底是因為袁譚聯(lián)盟后的宋朝皇軍沒有經歷多年的戰(zhàn)爭洗禮，戰(zhàn)斗力較弱，多次被李元昊領導下剛剛崛起的黨項打敗。要解決兵弱的問題，其改革的重點無疑應該是軍隊，而軍隊改革的重點自然應該是選將、招兵、練兵、制造裝備這些事情。


其中，選將、招兵、練兵最為重要。但是王安石的新政不是以這些為中心，而是以理財為中心。在通過各種開源節(jié)流的改革措施改善了財政狀況后，他并沒有把大量的財力投入到新軍的組建中，原來的皇軍和廂軍也只整理了一半。裁掉了一些多余的部隊，設置了一些人數(shù)較多的“將軍”，裁撤了折騰的《更戍法》將軍。


但對禁軍除西方軍隊外并沒有真正有效的安排和訓練，在“走中道”和“出兵、統(tǒng)兵、調兵、督兵”等諸多方面的管理也沒有改變，削弱了將領的指揮體系。這種外強中干的軍事布局，絕對不利于任何一個朝廷的統(tǒng)治。


的實施帶來的結果之一就是如何消除西軍作亂的隱患。方法只有兩個：瓦解西方軍隊；在開封府練新軍。


哪個更合理？自然是第二種，因為這樣一來，朝廷就有了兩支可以打仗的軍隊，形成東西線的支援呼應。但是北宋愚蠢的選擇了第一種。


其實從一開始，北宋就選擇了第一種。當時因為對抗西夏的需要，他們在西涼軍中稍作切口，形成了“特別軍事區(qū)”，也就有了后來對抗西夏的“新政成果”。即便如此，皇帝也沒有放松控制，削弱西部軍隊。


事實上，西方軍隊的軍事力量已經分散。文官帥，有權調兵。西軍掌握軍權，有宮中派來代表皇帝的宦官，如李習安、秦漢、李舜舉，以及后來的童貫等人，互相監(jiān)督，互相爭吵。反正是絕對不可能上臺拜將軍，把西線軍隊的權力集中在誰的手里。


但與一個國家——西夏作戰(zhàn)，需要暫時集中力量，才能在一定時期內取得較好的效果。另外，就算要派人監(jiān)督，這個人起碼要懂軍務，但是你看大宋派過去的這些文人有幾個懂軍務的？


當然，要想消除西線軍隊一家獨大的隱患，最根本的還是中央軍足夠強大，所以要編練新軍。


同樣，為了有效，大臣們必須被賦予很重的權力，比如選拔將軍、招募士兵、制造武器和訓練。什么事情都是一個人或者一個部門在管，事情就能成功。


結果北宋皇帝，不懂也不想學，交給別人也不放心，只好無所事事，繼續(xù)得過且過。但問題是，你在瞎折騰，野蠻人也不消停，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搶劫，因為搶劫和殖民是最快的致富方式。


那么，怎樣才能不敗呢？怎么才能活下來？

王安石的變法是否真的導致了北宋的滅亡？

不是。

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受到史書的全盤否定，是因為王安石出動了大地主階級和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變法，主要目的是富國強兵，擺脫北宋積貧積弱，冗官冗兵冗費的現(xiàn)狀。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是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保甲法、募役法、保馬法，其中很多都是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扶植農業(yè)、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以利為主要目的。另外，王安石，實行了大量的軍隊改革，大大提高了北宋軍隊的戰(zhàn)斗力。
王安石主政期間，興修水利，數(shù)百年后，百姓仍被其澤。王安石實施的募役法效果最為顯著，過去農民既要承擔賦稅，又要在農閑時節(jié)承擔徭役，負擔即重。王安石改變了這種做法，農民可以免去徭役，繳納少量的助役錢，由國家雇傭專門人員從事徭役，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也提高了工作質量。保甲法實質上是藏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政策?？傊?，王安石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極大地提升了北宋的綜合國力，這都是連宋史這樣扭曲事實、記在大量虛假信息的齷齪史書都不得不承認的。
王安石主政期間，北宋對吐蕃、對越南、對少數(shù)民族的反叛勢力都取得了輝煌的戰(zhàn)果，這都是北宋前所未有的功績。即便王安石之后，北宋已然保持了強大的軍力，對西夏的作戰(zhàn)取得一系列重大戰(zhàn)果，若北宋不亡，滅夏指日可待。對北宋滅亡負責的應當是保守派的司馬光，司馬光一上臺，無論好壞廢棄了王安石的所有新法，甚至差一點放棄王安石收復的失地。由于司馬光的保守和腐朽的路線，北宋勢力有所削弱。
蔡京等人上臺后又清洗了保守派的官員，重新啟用變法派，但此時的變法已成為蔡京等人謀求私利的工具，喪失了王安石時期的性質。因而，有人借此誣陷是王安石的新法致使北宋滅亡。其實，盡管蔡京是變法派，還是王安石的親戚，但王安石生前并未重用蔡京，而真正重用蔡京的是司馬光。司馬光主政后，要求盡廢新法。導致天下混亂不堪，但蔡京的地盤上卻在三天之內徹底廢棄新法，迅速倒向司馬光，深受司馬光賞識，從此平步青云。最終導致了北宋的滅亡。因此，北宋滅亡的直接罪魁禍首是蔡京等人，幕后黑手則是廢棄新法而又重用蔡京的司馬光。
王安石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盡管在變法過程中存在失誤，也有些新法受到地方官的阻撓或曲解以謀私利，但是王安石的變法確實大大改善了北宋的各方面。亡北宋的不是王安石變法，而是王安石的新法沒有得到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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