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朝如何追究法官錯判責任。

揭秘:宋朝如何追究法官錯判責任。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不管是哪個時代的司法系統(tǒng)，都不可能完全、百分之百杜絕錯判。人們能做到的，唯有通過嚴密的司法程序設計，盡最大可能將錯案的發(fā)生率減至最低程度;并在發(fā)現(xiàn)錯判之后，嚴厲追究相關法官的責任。

宋仁宗年間，隴州(今陜西隴縣)發(fā)生了一起錯案——

先是隴安縣產民龐仁義到縣衙檢控馬文千、高文密等五人為殺人越貨的劫盜。隴安縣尉(相當于縣公安局局長)董元亨立即逮捕了馬文千、高文密等人，移交法院審訊。高文密大概受了刑訊逼供，熬不過來，死于獄中。其余四人遂服押認罪。案子經隴州司理院(州法院)復審，判處馬文千等四人死刑。

馬文千之父上訴至隴州，但權領州事的孫濟卻不予受理。經過一系列法定程序之后，馬文千四人被執(zhí)行了死刑。恰好這個時候，鄰近的秦州(今甘肅天水)捕到真盜，司法系統(tǒng)這才發(fā)現(xiàn)馬文千等人原來是冤死的。

對隴州馬文千案司法人員的責任追究立即展開。同時，宋仁宗又下詔給冤死者的家庭“賜錢粟”，免三年差役，相當于今天的“國家賠償”。

為維護司法正義，宋王朝已經建成了一套堪稱歷代最周密、詳備的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今天我們要理解宋朝的這套制度，需先了解兩對概念：“故”和“失”;“入罪”和“出罪”。這兩對概念經過組合，則代表了四種類型的司法犯罪：故入人罪;故出人罪;失入人罪;失出人罪。宋人通常也將四者合稱為“出入人罪”，將追究“出入人罪”法律責任的制度稱為“出入人罪法”。

故入人罪，乃指司法官徇私枉法，故意將無罪之人判有罪，或將輕罪判為重罪;故出人罪則是指司法官故意為罪犯開脫，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者重罪輕判;失入人罪，是指司法官因過失，誤將無罪之人入罪，或將罪輕者重判;失出人罪，則是指司法官因為失誤，將有罪之人判無罪，或將罪輕之人判重罪。宋朝立法對這四種錯案的責任追究，是有著重大差別的。

對“故入人罪”的錯案責任人，按《宋刑統(tǒng)》，懲罰非常嚴厲，分兩種情形：一是“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意思是說，如果司法官故意將完全無罪之人判有罪，那么一旦案發(fā)，受害人所承受的罪刑將還施制造冤案的司法官。譬如一名無辜者被故意判了死刑，以后冤案若被發(fā)現(xiàn)，則故意錯判的法官也將被判死刑。

另一種情形是，“從輕入重者，以所剩論”，意思是說，被告人確實有犯罪情節(jié)，但司法官故意重判，那么法官判決的實際刑罰與犯人所應承受的法定刑罰之間的那個差，就是錯判的法官必須承擔的罪刑，比如法官將一個本應發(fā)配五百里外服役的犯人故意判為發(fā)配一千里外服役，這額外多出來的“五百里”，就由被追究責任的法官承擔，換言之，此法官將被判處發(fā)配五百里外服役。

不過，如果一名犯了笞杖刑輕微罪的犯人被故意錯判為徒流刑以上，或者一名犯了徒流刑罪的犯人被故意錯判了死刑，將不適用“以所剩論”，而是適用“以全罪論”，對冤案負責的法官必須反坐全部罪刑。

在一種情況下，法官故入人罪的刑事責任可獲減等，那就是錯判尚未執(zhí)行的情況下。

《宋刑統(tǒng)》對“故出人罪”的問責，大致跟故入人罪差不多，從重處罰。一名法官不大可能無緣無故為犯人開脫罪行，往往是因為法官接受了犯人親屬的賄賂，因此，故出人罪的徇私枉法通常還伴隨著貪污受賄的司法腐敗。宋朝法制相對寬仁，但對官場腐敗則采取“零容忍”的態(tài)度，趙翼《廿二史札記》說，“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于治贓吏最嚴?！逼渌镄杏錾洗笊?，可以赦免刑罰，惟獨貪污罪不得赦免。

“失入人罪”由于不存在錯判的主觀故意，只是在司法過程中因為失誤而造成錯判，所以盡管也導致無辜者受罪，但法律對失入人罪的責任追究相對要輕于對故入人罪的問責。按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的一項立法，凡司法機關失入人死罪，如果被處死刑的犯人達到三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刺配千里外牢城”;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開除公職)、“編管”(限制人身自由);負次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追官勒停”(追奪職稱、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達到兩名，則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fā)配“遠惡處編管”;負首要責任的法官“除名”;負次要責任的法官“追官勒?！?，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勒?！?勒令停職)。

如果失入死罪的犯人只有一名，負首要責任的獄吏發(fā)配“千里外編管”;負首要責任與次要責任的法官“勒?！?負第三、第四責任的法官“沖替”(調離本職)。

以上對法官的處罰“遇赦不原”，即碰上國家大赦，也不給予赦免。失入人罪的經歷還將成為他們仕途履歷的終身污點，今后的“磨勘、酬獎、轉官”均受影響。不過，如果被錯判死罪的犯人尚未執(zhí)行判決，相關責任人則可以“遞減一等”問責。

另據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的一項立法，“法司人吏失出入徒罪二人以上，及二人以下再犯”，不得“差充法司”。意思是說，如果司法官因過失錯判兩個人徒罪以上，或者因過失兩次錯判一個人徒罪以上，將不準再在司法系統(tǒng)內任職。

相比之下，宋朝對“失出人罪”的責任追究要輕得多，甚至在很長時間內不進行問責。這當然是“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寧可違反現(xiàn)行法律，也不冤枉無辜)之司法傳統(tǒng)的體現(xiàn)。不過，由于對失出人罪的處罰極輕，也可能導致法官在司法過程中傾向于輕縱罪犯，有損司法公正。因此，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有臣僚上書說：“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這位臣僚建議，法官失出人死罪五名，按失入人死罪一名問責;失出人徒流罪三名，按失入人徒流罪一名問責。朝廷同意了這一建議，“著為法”。

但八年后，即元符三年(1100年)，刑部的官員又反映說：“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圣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間，務盡忠恕”。皇帝從之。又恢復了“失出不坐”的慣例。

現(xiàn)在回到隴州“五人冤案”。對造成這一冤案的原審官吏的調查與問責，很快有了結果：隴州判官李謹言、推官李廓、司理參軍嚴九齡(均為隴州的法官)、隴安縣尉董元亨，對五人冤案負直接責任，一并開除公職，發(fā)配到廣州服役;隴州司理院的獄吏被杖脊，刺配沙門島;隴安縣獄吏被刺配廣南牢城;對冤案負有連帶責任的權州事孫濟，被貶到煙瘴之地雷州當一名參軍。

此時正好遇上國家大赦，但宋仁宗還是沒有赦免孫濟等人之罪責，按當時的“失入人罪”問責制度嚴懲了錯案責任人。仁宗皇帝又給諸州縣下了一道詔書，申明自今往以，法官鞫獄，“茍或枉濫，必罰無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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