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的仁政是怎么實現(xiàn)的少私寡欲為國為民

你們知道漢文帝究竟靠什么實現(xiàn)仁政?少私寡欲為國為民，后世帝王無法超越，接下來小編為您講解

縱觀歷史，西漢時期的“文景之治”乃是中國封建時期的第一個盛世，《史記》作者司馬遷曾用動情的筆墨記敘“文景之治”時的生活場景，“百姓無內(nèi)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這一安寧繁華社會的出現(xiàn)，顯然都要歸功于盛世開啟者——漢文帝劉恒。太史公不吝言辭地稱贊漢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若非漢文帝仁德施政，這清明通和的盛世也不會享譽史冊。那么，漢文帝的仁治到底達到了什么樣的程度，他的治國之道又是什么?

據(jù)史書記載，漢文帝劉恒早期曾有諸多享樂縱欲的嗜好，比如喜好游獵，“(帝)日日射獵，擊兔伐狐”，甚至癡迷到了“一日再三出”的程度，大臣賈山曾為此上書勸諫。除喜好游獵之外，文帝還常常縱馬馳騁以尋求刺激，史載“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贝蟪荚灰缘弁醢参ｊP(guān)系國家社稷安定為由進諫文帝，成功讓他放棄了這個危險的嗜好。

另外，曾有不少地方官員進獻千里馬給漢文帝，漢文帝在戒掉騎馬兜風的愛好后，“(帝)于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然，對于宮廷所用御馬，他也下令加以縮減，“省廄馬以賦縣傳”，減少御馬數(shù)量并將其供給普通郵驛，以節(jié)省國家開支。從這些方面都能看出，漢文帝善于虛心聽從諫言，能夠克制自己的欲望，積極改正自己的不足之處，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喜好之前，即“克己欲以厚天下”。

漢文帝在“克己欲”和從善入流的同時，還難能可貴地做到了“抑己惡”。最典型的便是過中渭橋驚輿馬事件，廷尉張釋之判處此案“一人犯蹕，當罰金”，因受到驚嚇而極為惱怒的漢文帝認為此案處罰太輕，張釋之以法為準據(jù)理力爭后，“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很明顯，漢文帝并非圣人，也會惱怒，但他在聽取臣下的判處依據(jù)后，內(nèi)心進行了一番關(guān)于“私我”與“公法”的斗爭，最終國家法理戰(zhàn)勝了帝王的內(nèi)心意志，漢文帝拋卻帝王尊嚴而遵從國法，認同了張釋之此前裁斷，而不像其他帝王那樣將個人意志凌駕于國家之上。漢文帝為人處事奉行“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信條，以“仁”立身，以“仁”治民，將自身仁善推及百姓，從而成為史上第一位真正實踐儒家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封建帝王。

劉恒當初還在封地為王的時候，其實與長安諸臣并無太多瓜葛。高后呂雉死后，長安歷經(jīng)一場血腥政變，身居北地代國的劉恒在倉促間被眾臣選中繼承帝位。啟程趕赴長安之時，劉恒所帶親信只有宋昌、張武等寥寥數(shù)人，史載“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wèi)將軍，領(lǐng)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彪m然為鞏固手中權(quán)力和保住自身性命，漢文帝入主長安后立馬下令宋昌領(lǐng)南北軍，拱衛(wèi)京城與皇宮外圍，張武任郎中令負責宮城治安，但他并沒有將這種非常時期的倚重演化成一種用人傾向——宋張二人只是在恰當?shù)臅r間各盡其才，事后并未成為權(quán)臣，而這也是文帝為國用人的高明之處。

很多皇帝為了樹立自己的權(quán)威，往往會刻意提拔自己的親信心腹，尤其是那些“從龍之臣”更是恨不得個個加官進爵。然而漢文帝卻不然，在合理任用從代國來的親信之外，他也對漢高祖和高后時期留下的老臣頗為器重。說起來，當初正是在以陳平、周勃為首的高祖舊臣擁戴之下，劉恒才能突出重圍登基稱帝，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閱歷廣、資歷久，再加之長年身居要位，文帝即位后，為了國家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前途，必須繼續(xù)重用他們。

史載“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周勃、陳平、灌嬰、張蒼等榮獲軍功的老臣先后被文帝任用為丞相。在張蒼因推算律歷失準與薦人失察而被免相后，漢文帝曾想借此改革“非軍功不能為相”的用人制度，《史記》記載：“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瘡V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余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p>

本來，漢文帝是打算任命小舅子竇廣國為相，但經(jīng)過一番深思熟慮，還是決定任命以勇健材力見長的高祖舊臣申屠嘉為丞相。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先后任季布為河東太守、欒布為將軍，派遣陸賈出使南越，召田叔詢天下賢人、復(fù)孟舒為云中太守。上述眾人治理地方與完成任務(wù)，無不政績出色，文帝對高祖舊臣一派確實是做到了人盡其才、量才任用，不論文武均同等視之。

當然，漢文帝的用人觀還體現(xiàn)在他通過舉賢良征辟、直接咨詢和間接考察等途徑，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劉恒召賈誼為博士后，又下詔舉薦賢良方正能言極諫者，潁陰侯隨騎賈山依詔上《至言》，博士賈誼上《積貯疏》，升遷為太中大夫;晁錯則在數(shù)年之內(nèi)由太常掌故，升遷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再為博士，拜太子家令，后又因?qū)Σ呔偕秊橹写蠓?張釋之則由謁者遷仆射、再拜公車令，期間又因彈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馬門，拜中大夫，最后官至廷尉，史載“文帝由是奇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其后，拜釋之為廷尉”。

馮唐則因論將有味，帝令其持節(jié)云中復(fù)魏尚之職，“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文帝起用的這些新人，無不身懷才干，他們就任后對朝中政治、經(jīng)濟、邊防和軍事發(fā)展變革有著極大貢獻。文帝一朝，老臣“少文多質(zhì)”以持重，可穩(wěn)定社會，使吏治寬厚，與民休息;新臣則銳意革新，明鏡高懸，變革天下。文帝兼兩者而參之，使眾臣人盡其言、各盡其才，有條不紊地處理軍國大事。

漢文帝雖然知人善任，有著一顆仁厚之心，但也應(yīng)注意到，就是因為自身太過仁義，才導致文景兩朝的諸侯藩王問題日益嚴峻。漢文帝在位時期，驕縱淮南王劉長、吳王劉濞等諸侯王，賈誼及晁錯等人力勸其削藩，文帝未能全數(shù)采納，最終釀成了景帝時的“吳楚七王之亂”。

不過漢文帝之所以放縱各地諸侯王，也并非全因仁義，乃是由其在位時的國情決定。彼時匈奴強盛，文帝若是不顧邊境安危，對各地諸侯痛下殺手，匈奴勢必南下掠境，國家內(nèi)憂外困相交則必定風雨飄搖。匈奴問題高懸于頂，促使文帝對待各地諸侯只能采取懷柔政策。再者，長安一眾高祖舊臣在崤山以東與巴蜀等地也有封邑存在，漢文帝的一封詔書中曾寫明“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wèi)尉足等十人四百戶。”

陳平、周勃、灌嬰、夏侯嬰、陸賈等身居高位的老臣，早在漢初就被授予侯爵，也是他們聯(lián)手推翻了呂氏外戚集團，迎代王劉恒入長安為帝，功勞最大的周勃事后被文帝加封為萬戶侯，掌百官丞相之職，史載“(周勃)朝罷趨出，意得甚”。若是貿(mào)然削藩，這些與山東諸侯王關(guān)系密切的老臣會不會功高得意而僭越謀反?文帝不知道也不敢嘗試，當年呂后剛死之時，呂產(chǎn)、呂祿等人不敢立刻進行逆謀，就是因為內(nèi)懼高帝老臣、外懼山東諸侯勢力。能夠制衡這些德高望重且勢力強大的高祖舊臣，恐怕也只有山東的諸侯王們。出于多方面考慮，漢文帝最終沒有驟然削藩。

當然，漢文帝對于削弱諸侯強國勢力也并非沒有部署。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賈誼上疏：“今淮南地遠者或數(shù)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愿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后，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p>

這封奏疏的大意就是建議漢文帝冊封皇子到梁、代等軍事要地就藩，并擴大兩國領(lǐng)地，以拱衛(wèi)長安。文帝采納了賈誼的建議，將最寵愛的嫡次子劉武派到梁國，監(jiān)督防御吳楚等諸侯強國。景帝七國之亂時，這一部署發(fā)揮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劉武率眾力抗反軍，周亞夫很難在三個月的時間里徹底平定叛亂。

漢文帝仁德修身、治民安境，其長時間地推行仁政既是百姓社稷之福，也為他本人贏得千古美譽，成為歷代贊頌的圣明天子?！案挥傻屡d”、“德者得也”，仁德施政才能開創(chuàng)盛世，漢文帝以其成功的治國實踐，讓世人清楚地看到了統(tǒng)治者的仁德人格會對國家政治造成什么樣的有利影響。從這一點而言，后世想要締造盛世的帝王，幾乎無不效仿，但卻再沒有一人能夠超過漢文帝劉恒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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