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的關系變化,司馬光為什么要反對王安石變法

今天小編給大家?guī)硭抉R光和王安石變法，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著小編一起看一看。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并不是為了自身利益。司馬光有著自己一整套治國理政的邏輯，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與王安石有異。下面就簡單聊一聊司馬光與王安石變化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王安石變法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趙宋統(tǒng)治，司馬光的政治目標也是如此

從本質(zhì)上看，王安石變法是宋朝統(tǒng)治階級的一次自我調(diào)整。從王安石以及支持變法的宋神宗的動機，以及變法的實踐來看，本次變法的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鞏固和加強大宋統(tǒng)治。

所以，王安石變法不會考慮或者代表底層民眾的利益。一個比較權威的觀點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先生在《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一書中寫道：“在(王安石)各種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農(nóng)、半自耕農(nóng)以至部分自耕農(nóng)農(nóng)的生活情況，幾乎沒有比變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陸續(xù)爆發(fā)了規(guī)模大小不同的農(nóng)民起義事件，正是各地勞苦大眾對新法做出的最明確的評價和表態(tài)”。

從王安石變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變法不可能維護底層民眾利益。相反，其變法不僅增加了底層民眾的負擔，而且加強了對底層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馬光的政治主張與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馬光也不會考慮底層的利益，他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大宋的統(tǒng)治。雖然，司馬光說過“民疲而不恤，則聚為盜賊”之類的話，但他的出發(fā)點是擔心“國家有壘卵之危”，而并非體恤底層大眾之苦。

在當時，司馬光與王安石對于彼此的評價是“趨向雖殊,大歸則同”。因此，他們兩個人的政治目的大體一致。所以，問題就來了。那么司馬光為什么要反對王安石變法?以及反對變法中的那些內(nèi)容呢?

二、司馬光反對變法，主要是不同意王安石解決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基到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國109年，各種政治弊端都開始顯現(xiàn)。比較公認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費。當時，但凡有抱負的士人官僚，都認為必須解決這三大問題。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續(xù)健康發(fā)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馬光也不例外。

但關鍵的問題在于，司馬光和王安石解決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馬光注重傳統(tǒng)，比較中庸;而王安石則比較激進，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馬光重人治。

司馬光對于大宋的弊端的認知以及解決方案，并沒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認識到了朝局的問題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樣有系統(tǒng)性的解決方案。他只強調(diào)從人治的角度，慢慢改變弊端，加強大宋統(tǒng)治。但具體怎么辦，他并沒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則不同，他從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決方案。雖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決問題，甚至會導致與預期相反的后果。但畢竟，王安石有著自圓其說的邏輯體系。

這也是為什么王安石是主動變法的一方，而司馬光僅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錯誤和不足。具體而言，從三冗的角度看，司馬光對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見。

(一)冗官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上下官員不到1萬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間的變法前夕，統(tǒng)計的官員人數(shù)約2.5萬人，60年間增加了約3倍。如果加上“臺寺之小吏”之類的編外人員，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數(shù)就遠遠不止3倍了。龐大的官僚，給大宋帶來嚴重的后果。

第一是，國家養(yǎng)官吏的成本日漸增加，給財政造成了沉重的負擔。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機構尾大不掉，國家機器運轉(zhuǎn)不靈的窘境。

所以，當時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號，認為整頓官僚機構、澄汰冗官是“當世之務，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馬光都知道這種冗沉的官僚機構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沒有把整頓吏治作為重點，而是持增設機構能減少費用的觀點(“增創(chuàng)官司，所以省費”)。不知道這是否跟現(xiàn)代社會所謂的為了提高效率，而不斷增加信息化部門，進而創(chuàng)設了很多新的崗位是相同的考慮。

王安石的這種做法，司馬光肯定是無法理解的，他指責王安石創(chuàng)設新機構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設官則以冗增冗”)。這大概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確是非?？膳碌囊粋€問題。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養(yǎng)兵政策，國家還需要不斷招募新兵，但舊兵又不退役。于是，國家的軍隊越來越龐大。就拿禁軍來說，宋太祖開國時只有20萬，太宗時增加至66萬，仁宗時增加至125萬。這么龐大的軍隊，對外沒有什么戰(zhàn)斗力，但對內(nèi)卻是尋釁滋事的好角色。國家財政要負擔如此巨額的軍隊開銷，其負擔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時，朝廷內(nèi)外普遍認為，目前冗兵問題已經(jīng)導致國力無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宮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馬光主張“養(yǎng)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但他對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沒有改變的想法。

王安石則不然，他不光想精簡軍隊，更重要的是想改變兵制，將募兵制改為征兵制。在這一點上，司馬光激烈反對。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試圖推行兵農(nóng)和一的制度。但這在當時很難推行下去，其中一個比較實際的問題是，那一百多萬的禁軍怎么處理?弄不好就會發(fā)生兵變。而司馬光批評《保甲法》讓農(nóng)民舍棄耕桑，而專事戰(zhàn)爭，如此會損害國家的財政收入。這是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個分歧點。

(三)冗兵方面：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的“僅開源不節(jié)流”

我們后世人都說大宋繁華，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就能說明。但大宋的冗費也差不多是歷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華，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當時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對奢華之風，呼吁減少國家開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勸說皇帝：“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

而司馬光更是厲行節(jié)儉的擁躉，他強調(diào) “養(yǎng)之有道，用之有節(jié)”，“側(cè)身克己，痛自節(jié)約”。同時提出“節(jié)用之道，必自貴近始”，也就是主張從皇帝及皇親貴戚、士大夫階層帶頭做到躬行節(jié)儉。

但從人性的角度看，司馬光的主張注定是失敗的。因為，人性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在沒有監(jiān)督懲罰機制的約束下，僅僅靠提倡和呼吁，是無法達到效果的。

或許王安石認識到了這部分，他的主張就跟司馬光完全不同。為此，二人還在御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司馬光認為“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蓖醢彩瘏s認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司馬光反駁：“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p>

他們的觀點大意是，司馬光主張厲行節(jié)儉(也就是節(jié)流)，但王安石認為節(jié)儉并非當務之急，如果能增加財政收入，那么國家何愁不富(也就是開源)。但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謂的開源本質(zhì)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眾負擔。

他們兩個人各執(zhí)一詞，但實際上都無法解決冗費的問題。前文已經(jīng)說過，司馬光僅僅提倡節(jié)儉無法有效制約奢靡之風。而王安石所說的增加國家財政，在實踐中也會困難重重。一方面的確存在司馬光所說的加重民眾負擔的嫌疑(增加財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稅，如此一定會加重民眾負擔);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因此，在冗費的解決方案上，司馬光與王安石是南轅北轍，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后，綜合來看，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過自己的執(zhí)政理念來改善國家的種種弊端(冗官、冗兵、冗費)。區(qū)別是司馬光認可溫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則想采取較為激進的變革方式。最終的歷史證明，王安石沒有成功，司馬光也沒有實現(xiàn)自己的目標。有些問題，明明知道，但就是無法解決，這就是歷史，真實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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