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爭中,在武器裝備旗鼓相當?shù)那闆r下,想要取得勝利,思想就成為了其決定性因素。
而思想的傳播方式,除了言傳身教之外,就是閱讀書籍。
有一個中國人,他如同黃昏時刻的貓頭鷹,通過自己敏銳的感官,察覺并預告了天黑后的昏暗和悲涼,然而卻喚不醒一個裝睡的大清王朝。
這個人就是魏源。
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江海夾角沖擊地的虎門,銷毀了一千多噸鴉片,這讓包括道光皇帝在內(nèi)的禁煙派欣喜萬分,皇帝甚至批閱這次銷煙“可稱大快人心事”。
皇帝欣喜之余也不免嘉獎林公,在林公55歲壽誕之際,親筆御提“福、壽”二字的匾額贈與林公。
然而這份喜悅之情還維持不到1年的時間,英國就派出軍艦攻打廣州,被林公擊潰后,英軍又北上攻打天津。
天津一直被視為大清朝的門戶,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設(shè)想,于是,皇帝連忙派出議和使團和英國談判,希望化解這次危機。
圖:林則徐蠟像
道光皇帝很清楚,英國軍艦就是為了燒絕鴉片,斷毀貿(mào)易之事而來,正所謂“槍打出頭鳥”,林公就成為了這次事件的“替罪羊”,而皇帝也是有意無意的想把事情的“鍋”丟給林公,這也使得許多人跟風而至,紛紛參奏。
求和心切的皇帝顯然已經(jīng)分不清好壞,隨后就把林公降職處分。
1841年,林公再遭陷害,而皇帝似乎是下了狠心,把做了“大快人心事”的林公革職,并發(fā)配伊犁充軍效力。
林公帶著悲痛的心情前往伊犁接受懲罰,在流放的途中,他見到了一位老友:魏源。
身受重托,以救國之危局
之后林公,把之前收集到的洋人書報都交給了魏源,并請求魏源可以寫出一本大清朝自己的世界性書籍。
本來魏源在林公的建議下投筆從戎,但對朝廷畏首畏尾的行事作風十分不滿,憤慨之下就辭職回家,碰巧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被流放新疆的林公。
看到老友受難,魏源的心里不是滋味,百感交集之時聽到老友的請求,魏源也是當仁不讓,馬上就接過了這個艱巨的任務。
回家之后,魏源馬上開始編寫,并在半年的時間里,就寫成了《圣武記》以及著名的《海國圖志》。
《圣武記》是一部軍事歷史著作,從清朝成立之初一直寫到當朝,詳細的分析了清朝歷史上的各大戰(zhàn)役。
但魏源的目的不是為歌功頌德,而是在這個基礎(chǔ)之上,激發(fā)清朝統(tǒng)治者的“尚武”決心,讓王朝可以重視軍修,實行強兵政策,以抵御外敵使用武力干預清朝的內(nèi)政,和侵害國家主權(quán)的行為。
此外,他還希望借助此書,找到泱泱大國繁榮與失敗的原因,然后揪出病根徹底“治愈”,特別是:
“故先王不患財用而為亟人材,不憂不逞志于四夷而憂不逞志于四鏡?!?/p>
這句話也是犀利的指出了國家興亡的關(guān)鍵。
開眼第一書
如果說林公是開眼第一人,那么魏源的另一部書《海國圖志》,就是“中國開眼第一書”,書中涉及了西方科學、軍事、地理等各個方面內(nèi)容。
也正是這本書,讓日本視為珍寶,促進以及加速了日本的變革,致使日本快速發(fā)展,最終在52年后發(fā)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zhàn)爭”。
然而魏源在創(chuàng)作這本書時,苦于資料的缺乏,不得已四處求人,他的一些好友也是積極幫助,從全國各地郵寄各種西洋資料給他,甚至有的資料還是被俘的英國士兵所提供。
在朋友的幫助下,魏源用了6個月的時間就發(fā)行出版了50卷,此后他又用了4年的時間擴充到了100卷。
書中提出,西方之所以強大,就在于“夷之長技”的戰(zhàn)船和火炮,如果我們能夠?qū)W習他們,打造出自己的堅船利炮,就可以達到制衡甚至趕超的目的,為此魏源甚至在書中注入了大量西方船炮的圖紙,以供國人的參考和學習。
此外,他還對清朝如何建造自己的強大海軍,給出了方式方法,比如前期購買,后期自制等。
當時的大清王朝有300多萬的讀書人,魏源想通過自己的這套書,讓這些讀書人可以認識全新的世界,可以學習研究西方文明,可以轉(zhuǎn)變思想,從而尋找出抵抗西方國家的方法,也就是這套書的核心理念“師夷長技以制夷”。
然而當書本發(fā)行到1000多冊的時候,魏源遭到了士大夫們的猛烈攻擊,他們認為魏源“鼓吹蠻夷之長,剪滅天國之威”,是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責。
甚至有些極端主義的士大夫們認為,上國怎可“知夷”,又何必“知夷”。
在這些猛烈的攻擊之下,圖書的發(fā)行也就止步不前,甚至還差點被全部焚毀。
“神書”問世,卻“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
就在中國人惡意抨擊《海國圖志》的時候,日本人卻把此書視為珍寶,因為他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
眾所周知,他們和中國一樣,也曾遭受列強的侵害,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因此他們一度非常仇視西方,也一直尋找解救國家的辦法。
1851年,中國商船給日本帶來了《海國圖志》,當日本人看到這本書后,從這本書的精髓“師夷長技以制夷”中,找到了救國之法,與其坐以待斃任人宰割,不如取其精華,讓自己變的強大。
特別是書中還給出了西洋船炮的各種圖紙,這簡直就是上天賜給日本最為救命的“禮物”。
在中國沒有讀者的“神書”,卻在日本炸開了花,被日本維新人士所追捧,因此圖書的價格一路走高,甚至是原來價格的兩倍。
在這些維新人士中,著名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和其愛徒吉田松陰,依靠這本書不僅自制出西洋炮,還提出了“維新”這個主張,這在日本思想界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而“維新”的思想被當時的太子,也就是后來的明治天皇所支持,可以說,后來“明治維新”的發(fā)起,和這本“神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此后日本逐步從仇視西方轉(zhuǎn)變?yōu)橛H和西方,在這個背景之下,吉田松陰的愛徒伊藤博文于1863年出國留學。
反觀清朝,第一次出國留學,還是在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強烈推薦下,才于1872年派出,可見大清王朝已經(jīng)愚昧迂腐到了什么程度,即便是再來十次鴉片戰(zhàn)爭,也許大清朝依舊還在做著自己的“天朝大夢”。
當伊藤博文回國后,積極活躍在維新之路上,此后更是四次擔任日本首相,并一手策劃實施了“甲午戰(zhàn)爭”。
甲午的慘敗,讓日本收獲了喜悅,而這份喜悅原本應該屬于大清,日本維新的成功,也本該是大清的成功,因為這其中的所有觀點,都是大清國的子民率先提出。
然而這些新潮的理論在面大清這潭迂腐的渾水時,卻絲毫激不起任何的漣漪。
對于這本“神書”,大清國甚至連看都不想看一眼,卻被日本人拿去當做珍寶來研習,可謂諷刺之極,可悲可嘆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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