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狡詐多疑，為何曹操比司馬懿更受歡迎

曹操與司馬懿都是三國時代有謀略的政治家、軍事家， 其性格中皆有“多疑”的因素， 是二人大智過人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這使他們常常成為政治上、軍事上的勝利者， 成為真正的英雄。

曹操足智多謀， 對謀士提出的意見經(jīng)過深思熟慮后， 能夠消除疑問， 并做出正確的決策， 表現(xiàn)出果斷精明， 可謂“慮無不周”， “得策輒行”。而作為曹操繼任者的司馬懿， 同樣在軍事指揮上秉承了曹操這特性。司馬懿一直實踐著“智者貴于乘時， 時可不失也”這句話， 最終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奠定了三國最后統(tǒng)一的基礎(chǔ)。

盡管曹操與司馬懿“多疑狡詐”的共性使二人均成為勝利者， 但二人的“多疑狡詐”又有個性， 從而表現(xiàn)出自己的愛憎態(tài)度。

曹操的“多疑狡詐”性格中過多的帶有“殘忍”的成分。作為一個弄權(quán)者， 他必須始終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因而時時提防別人加害于己或造反奪權(quán)， 因此他無論對敵人， 還是對自己身邊的人， 都處處設(shè)疑。他雖能廣攬人才， 且“任人唯才”， 卻總是疑其不忠， 殺荀便是例證。

再如曹操為防別人加害自己， 自導(dǎo)自演了一場“夢中殺人”之戲。一個近侍在他午睡時， 拾起掉在地上的被子并給他蓋上， 曹操“躍起拔劍斬之， 復(fù)上床睡”。醒后佯驚， 問何人殺死其近侍， 眾人告訴他實情， 曹操痛哭并厚葬這名近侍。其實這個騙局就是用以惑眾， 懼人危己。正如楊修所言:“丞相非在夢中， 君乃在夢中耳! 即使是對自己有恩的人， 他也不放心。

曹操欲刺董卓， 事敗后逃走， 被呂伯奢收留， 因為聽到屋外有磨刀聲并有人說“縛而殺之”， 就疑心即起， 殺了呂伯奢全家， 并說“寧教我負(fù)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負(fù)我”。一幅極端利己者的嘴臉。曹操這種“多疑”的性格也使他嘗盡了苦頭。正因為疑心重， 不肯輕易相信別人， 怕被欺騙， 以致中了周瑜的反間計， 冒失地殺了蔡瑁、張允二人， 在赤壁之戰(zhàn)中大敗而歸。與上次的官渡之戰(zhàn)相比， 可謂“成也疑， 敗也疑”。

最后， 他已身患重病， 當(dāng)華佗提出用利斧劈開其頭而治頭痛時， 他又懷疑華佗要謀害于己， 終因不肯醫(yī)治而亡。甚至死后還要設(shè)立七十二座疑冢， 以防后人知道其葬處來掘墓。

而司馬懿的“多疑狡詐”性格中主要帶有“謹(jǐn)慎”的成分。他本人說諸葛亮“平生謹(jǐn)慎”， 其實他比諸葛亮更加謹(jǐn)慎， 甚至小心翼翼。因為他的對手諸葛亮神機妙算， 使他屢敗下風(fēng)， 因此， 雖“深明韜略， 善曉兵機”， 也不得不謹(jǐn)小慎微， 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也使他錯失了許多戰(zhàn)機， 最典型的莫過于“武侯彈琴退仲達(dá)”一回。如果不是司馬懿多疑， 認(rèn)為諸葛亮“平生謹(jǐn)慎， 不濁弄險， 今大開城門， 必有埋伏”， 未敢入城， 因而蜀軍才得以脫離險境。正如毛宗崗所言:“仲達(dá)不疑其大膽于一時， 正為信其小心平日耳”， 當(dāng)時如果是其子司馬昭率兵， 可能會直沖進(jìn)去活捉諸葛亮， 但諸葛亮已料到司馬懿必懷疑自己不敢弄險， 故出此計。

再如“死孔明氣走生仲達(dá)”一回， 司馬懿見一將星附落， 猜是孔明已死， 本應(yīng)傳令起兵， 但又疑此是諸葛亮故意詐死誘其出兵而未聚行勸， 從而坐失良機。司馬懿曾說過“智者貴于乘時， 時不可失也。”這幫助他取得了不少勝利， 如克日擒孟達(dá)， 保護(hù)了兩京的安全;誅殺曹爽， 掌握大權(quán)。但他自己卻因為畏懼諸葛亮而喪失了很多打敗蜀軍的機會。諸葛亮的佯裝退兵， 減兵添灶， 他都能預(yù)料到， 但在關(guān)鍵時刻卻患得患失， 貽誤戰(zhàn)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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