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戰(zhàn)場風云變幻，朝代更迭更是戰(zhàn)爭無數(shù)，俗話說歷史都是由勝利者寫的，成王敗寇的道理，導致很多在歷史上風光無限，戰(zhàn)功顯赫的傳奇人物被抹殺了功績。
今天小編就談到這樣一位曾經(jīng)威震天下的明朝將領，在隆慶4年的時候，蒙古第一勢力，俺答汗率眾來與明朝談判，從此以后邊境休戰(zhàn)，幾千里內(nèi)居民安樂，不動干戈。
大明三朝的名將馬芳，最后結(jié)局是什么.png)
但是好景不長，在萬歷5年的時候，蒙古勢力開始蠢蠢欲動。眼看在邊境上的戰(zhàn)爭就要再次打響，明朝方面也是積極備戰(zhàn)作出回應。他們啟用了一位久經(jīng)沙場的老將，他就是馬芳，說來奇怪，這位老將帶兵來到戰(zhàn)場，當他的軍旗在戰(zhàn)場上樹立飄揚，蒙古軍的首領順義王卻立刻上表表示平息戰(zhàn)爭，不再與明朝為敵。
這就可以看出明將馬芳的傳奇之處。我們都知道明朝的將領戚繼光，戚繼光在抗倭表現(xiàn)中非常神勇，戰(zhàn)績突出。戚繼光的故事至今為人傳誦，但是要說起今天的這位將領，在戰(zhàn)功上可是一點不遜色于戚繼光，但是他成績卻在明史中被一筆抹殺。這也是這位老將十分遺憾的一件事情。
要說起馬芳到底有什么過人之處，其實很簡單，他就是把蒙古軍隊給打服打怕了而已。軍隊紀律嚴明，用兵如神。馬芳作戰(zhàn)身先士卒，勇猛無比，多次重創(chuàng)蒙古軍隊，一提到他的名字確實令蒙古軍聞風喪膽。
馬芳，年幼時家境貧寒，并且遭遇繼母的虐待，他在8歲時便不堪羞辱，離家出走。年幼的他沒有自立能力，被蒙古軍隊中作了一名俘虜，他在軍隊中替敵國軍隊養(yǎng)馬?？梢哉f是一件比較屈辱的事情，但他并沒有從此茍且偷生，而是像勾踐一般臥薪嘗膽，時刻牢記著自己的屈辱，偷偷的練習本領，騎馬射箭都十分的高超，他的心里一直想著有朝一日可以逃回大明。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他21歲的那年，在一次圍獵過程中，他終于得到一次逃生的機會，在夜間偷了一匹馬，便逃回了大明的境內(nèi)，并且正好遇到當時的大同總兵招募士兵，由于出色的騎馬技術和射箭本領，馬芳被提拔為隊長，乃至千總兵。
要說到在當時的明朝軍兵，遇到蒙古軍可以說是非常害怕，還沒有作戰(zhàn)，內(nèi)心慌亂先開始逃命，明兵的懦弱也激起了蒙古軍隊的欲望，經(jīng)常獅子大開口，來侵擾邊境，拿吃拿穿。
但是在馬芳來到邊境之后，事情卻出現(xiàn)了一個180度的大轉(zhuǎn)彎。從隆慶元年到隆慶四年，4年的時間內(nèi)，雖然蒙古軍隊多次侵犯大明的邊境，但是只要馬芳坐鎮(zhèn)都會積極的回擊。曾經(jīng)率軍追殺敵人二百余里，并且大破俺答汗主力，可以說明朝與蒙古邊境上60年的和平，全是馬芳一刀一槍拼殺出來的，當年的蒙古實力還是非常強勁的，曾經(jīng)集結(jié)10萬騎兵向明朝邊境發(fā)動大規(guī)模攻擊，這也是馬芳一生中最兇險的一個戰(zhàn)爭，史稱馬蓮堡會戰(zhàn)，一旦被擊潰，京城將直接暴露在敵軍的面前，十分兇險，馬芳更是率領萬名騎兵增援，但是行軍剛剛一半就被十余萬蒙古騎兵圍困馬蓮堡，馬芳遇到平生最兇險的情形，也是陷入絕境之中，凝神聚力，最終率領1萬騎兵，以少勝多，開始一路大砍大殺，追著蒙古的10萬騎兵打，這場勝利，在當時也是廣為流傳。
后世儒家鼓吹之乎者也，見到軍事將領常常黑的一無是處，導致很多優(yōu)秀的將領都在歷史煙云中被一筆帶過，名聲也逐漸消散，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他們，他們是當時的精神氣象，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
大明朝最后一任黔國公沐天波忠心保衛(wèi)明帝國的江山，誓死追隨南明的永歷帝，最后為了保護永歷帝，被殺于緬甸境內(nèi)。自此以后，盤踞云南二百多年的沐氏就成為了歷史，最終被吳三桂接手了地盤。
英勇先祖?沐英沐英原本出生在一戶貧苦人家，在他八歲的時候，他遇到了朱元璋，朱元璋很喜歡他，就收他為義子，從此他就跟隨朱元璋南征北伐，成為朱元璋帳下的一員猛將。雖說沐英不是朱元璋的親子，但比起朱元璋幾個爭權(quán)奪利不消停的兒子，沐英以忠厚仁孝的性格，頗受朱元璋的信任。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云南成為他心腹之患，歷來云南之地，因為地勢險惡，再加上當?shù)厝吮牒?，都是中央統(tǒng)治者最頭疼的治理之地。而且當時云南還被元朝余孽占據(jù)，盡快攻占云南，成為了朱元璋的當務之急。
于是備受朱元璋信任的沐英，與藍玉，傅友德一同征討云南。這一仗打得很艱難，打了兩年，云南才被攻克，朱元璋調(diào)回了藍玉與傅友德，留下沐英鎮(zhèn)守云南，不想沐英一脈就在云南一待就是二百余年。后來朱元璋就將沐英封為黔國公，沐英家族就世代鎮(zhèn)守云南，成為明朝時期當之無愧的云南王。
最后的黔國公?沐天波從沐英之后所有沐氏黔國公，無不例外都對大明朝有著十足的忠心。雖然靖難之役，沐氏沒有救援建文帝，但說到底這都是老朱家的內(nèi)政，而且沐氏鎮(zhèn)守云南，要是貿(mào)然率兵千里迢迢馳援建文帝，云南土司生亂，邊境諸國進犯，那時候就不是老朱家兒子與侄子爭家產(chǎn)的內(nèi)政，有可能大明朝都岌岌可危。所以不管于公于私，沐氏確實不能離開云南救援建文帝，但這并不代表沐氏對明帝國的忠心有所降低。
沐氏一共十二代子孫承襲黔國公爵位，到了最后一代沐天波上位之時，明帝國的大廈早已搖搖欲墜。其實沐天波在邊境頗有威望，且沐氏在云南經(jīng)營二百多年，如果沐氏自立為王，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機會。但沐天波不僅沒有反心，而且人家還是明帝國的鐵桿一個。在京城被李自成攻破之后，沐天波就將自己的兒子入贅到了云南土司家，然后無牽無掛跟隨南明永歷帝。后來他保護永歷帝逃到緬甸，緬甸想捉拿將永歷帝，獻給清朝，于是沐天波為了保護永歷帝被緬甸士兵殺害。
沐天波死后，云南黔國公也就徹底消失，之后清朝委任吳三桂為云南王。從此以后，云南成為吳三桂囊中之物，二百多年的沐氏家族就退出了云南歷史的舞臺。
實際上，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并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低于戚繼光，二人至少應該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嚴格來說，俞大猷的抗倭功績應高于戚繼光。
就戰(zhàn)線而言，俞大猷率師剿倭，足跡遍及浙、直、贛、閩、粵，這在當時的抗倭將領中是獨一無二的。從年限看，俞大猷抗擊倭寇侵擾的時間比戚繼光長。從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開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東南倭患基本平息，這段時間，俞大猷20歲到63歲?？梢哉f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倭患最嚴重的時期度過的。戚繼光比俞大猷遲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線時已是戰(zhàn)爭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紈整頓海防，進剿倭寇，打響第一炮時，就調(diào)任福建備倭都指揮使，始終處在抗倭第一線。每一個抗倭陣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場重要的戰(zhàn)役都有他的參與。
何況，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職位比戚高（俞受貶官奪蔭時除外），戚繼光任參將時，俞大猷已在抗倭戰(zhàn)爭中立下汗馬功勞，榮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衛(wèi)大捷，戚加官進爵，接替俞為福建總兵官，蔭一子千戶，而為此役計定后戰(zhàn)的俞僅受賞銀二十兩耳。自此，戚風頭頗有蓋過俞之勢，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過短短四年時間，而且這最后的勝利是同為總兵的戚繼光將陸兵，俞大猷將水兵，夾擊潮州倭與海盜首領吳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繼光追殲吳平殘部，吳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進右都督。俞卻因種種原因落了個革職閑住的處分。
但不管怎么說，論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次數(shù)，殲敵數(shù)量的多少，這樣的硬指標，俞大猷還是超過戚繼光很多，抗倭功績無人能及。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師，薊北乃邊防重鎮(zhèn)，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總督王和楊選皆因失律戰(zhàn)敗被誅。獨戚繼光在鎮(zhèn)十六年，加固邊墻，筑建墩臺，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積錢谷，制訂車步騎配合作戰(zhàn)戰(zhàn)術，屢敗入侵之敵，所以“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shù)十年得無事?！?
《明史》載：當其時，“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zhuǎn)而之遼，故成梁擅戰(zhàn)功。
及戚繼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為戚繼光撰寫了墓志銘，其中寫道：“蠟日，雞三號，將星殞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泵澜迦A人黃仁宇甚至在其《萬歷十五年》一書中說：“……軍備的張馳，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瓕⑿俏鳉屩H，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業(yè)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時機。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戚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zhàn)術和強調(diào)的組織紀律，結(jié)果是眾不敵寡。茲后八旗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而俞大猷雖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風頭終究比戚繼光略遜一籌。嘉靖三十九年，在眾人解救之下被奪世蔭，逮捕詔獄的俞大猷無罪釋放，發(fā)大同立功贖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撫李文進信任，謀劃抵御俺答之策，俞審度地勢，匠心獨創(chuàng)，獻兵車法，制造獨輪戰(zhàn)車以拒敵騎。嘗以戰(zhàn)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俺答二十萬眾于安銀堡，獲“土木之變”百年以來最大戰(zhàn)績。許除罪錄用，詔還世蔭。文進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俞因發(fā)明獨輪車、雙輪車被譽為“世界原始坦克發(fā)明者”。
后戚繼光也發(fā)明了“偏箱車”，設立混成旅，有騎兵、步兵、重戰(zhàn)車、輕戰(zhàn)車。俞發(fā)明的獨輪車、雙輪車以攻為主，利于戰(zhàn);戚發(fā)明的“偏廂車”以防御為主，利于守。而戚繼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zhàn)術，由于不久以后與蒙古人和解，沒有經(jīng)過實戰(zhàn)的考驗。
隆慶初，薊門多警，給事中請召大猷、繼光。譚綸上疏朝廷“能盡車戰(zhàn)之法，實惟俞大猷一人，即臣與戚繼光皆自以為不及?！庇岽箝嘁埠芟肴ミ叿溃f：“丈夫生世欲與一代豪杰爭品色，宜安于東南;欲與千古之豪杰爭品色，宜在于西北?！钡珒蓮V總督張瀚極力留俞在粵滅閩廣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豈敢以此嶺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將，以妨大計？但此時諸路將士，既已傾心服其指揮，海洋桀驁亦皆憚威，屢乞招撫。……誠不可遽令其去也?！粫r將領，信無能出其右者?！焙蟛孔h獨用繼光。俞大猷終于沒去成，失去了一次機會，成就了戚繼光的薊門功勛。
萬歷三年（1575年），年過古稀的俞大猷邊關之志并不隨歲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動上書時任兵部尚書的譚綸：“某平生志大征（胡），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S我大受，今其時也?！苯?jīng)得譚綸上疏，得以在后軍都督府僉事任上，提調(diào)京營兵車。友人李杜勸其退休，大猷則慷慨言道：“沖歲夷（胡）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后已！”
三年后大猷在與李杜書中道：“戰(zhàn)車教成一軍，共六萬人，京營改觀矣。三相公及諸老俱親閱視，咸謂：‘奠社稷，威夷狄之法，無出乎此?！推缴拘幸?，明年決圖歸計?！贝箝嗳杵驓w，以老致仕，臨走還多次寫信給戚繼光“……蒼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遠人之憂?！比?，可見一斑。歸家未幾竟即病逝?！睹魇贰分^之：“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勛。”實為公允。
俞大猷長于水戰(zhàn)，常在水上殲滅敵人，戚繼光精于陸戰(zhàn)，慣在陸路追剿對手;俞“老成持重，功收萬全”，戚則“飆發(fā)電舉，屢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戰(zhàn)只有普陀山因天時，金山衛(wèi)因人少受挫，卻屢受掣肘，有功少賞不賞甚至受貶問罪，戚繼光則經(jīng)乎百戰(zhàn)，除岑港進攻經(jīng)年不下受罰以外，幾乎未聞敗績，故仕途順利，扶搖直上。從當時看，戚百戰(zhàn)百勝，屢摧大寇，是為功高，從后世看，俞首倡水戰(zhàn)，提出一整套海防戰(zhàn)略，發(fā)明樓船，被譽為“中國海軍創(chuàng)始人”，影響更為深遠。
俞大猷一生的戎馬生涯，比戚繼光更有傳奇性。他曾在廣西反擊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戰(zhàn)數(shù)日，生擒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只身平定過海南島的叛亂，“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他又擊退過山西邊境的游牧強敵，平伏過廣西山賊，使“百年積寇盡除也”。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jīng)百戰(zhàn)，經(jīng)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余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
竊冒昧揣測，大猷治軍“為將廉，馭下有恩?！被蛘吲c他所受的教育有關，俞“少好讀書，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權(quán)，復從受其業(yè)。”俞學的是《易》，是正宗閩學。蔡清者“盡心正學，蔚為一代儒者之宗?！蓖跎髦兄^：“自明興以來，盡心于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倍w本學乃趙太祖第十八代嫡孫，不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傳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閉門六十年，考編的《韜鈐內(nèi)外篇》不傳于子，而贈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經(jīng)世致用，關心國計民生，用于戰(zhàn)爭，他持重用兵，深謀遠慮，功收萬全，謀劃長治久安之策，用于治軍自然重節(jié)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訓練。“節(jié)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薄敖瘫?，技藝為先，節(jié)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節(jié)以化導之，使心知乎親上死長之義?！彼裁髻p罰，認為賞罰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賞在先，罰在后”，“茍不知各兵勞苦，全無鼓舞之恩，惟以威驅(qū)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
大明王朝齊大柱結(jié)局是當了錦衣衛(wèi)。裕王妃入宮獻上張三豐真人的血書，并謊稱說齊大柱是張三豐送來輔佐嘉靖的，嘉靖是修道的，張三豐的話當然聽，嘉靖因此赦免了齊大柱，后來齊大柱還當了錦衣衛(wèi)，成了朱七之下的十三太保。
大明王朝劇情簡述
嘉靖帝第一位皇孫的誕生，使朝局的平衡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呂芳敏銳到裕王遲早將入主大內(nèi)，借機以嘉靖帝的名義將馮保派到裕王府做皇孫的大伴，為日后做好打算，身為朝廷正義一派的代表，裕王的師傅和侍讀徐階高拱張居正也感覺到倒嚴的時機到了。
同時為了抵制嚴黨借改稻為桑之名行土地兼并之實給浙江百姓帶來災難的所謂國策，和裕王商議，將裕王府詹事譚綸派往浙江，爭取浙直總督兼浙江巡撫胡宗憲穩(wěn)定大局，他們的分析被不幸言中了，嚴黨提出的國策一開始在浙江推行，就給百姓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淳安大堤上，浙江布政使鄭泌昌和浙江按察使何茂才不顧百姓缺糧的事實，唆使杭州知府馬寧遠帶兵與淳安知縣常伯熙，建德知縣張知良不惜斷水，踏苗毀田，逼迫百姓改稻為桑，浙江總兵戚繼光奉胡宗憲之命撤回軍隊，但終因事態(tài)發(fā)展嚴重，以桑農(nóng)齊大柱為首的百姓還是圍住了總督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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