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英德老師講《三國演義》（十九）：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說諸葛亮

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說諸葛亮（二）

文 | 郭英德

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盡人事

知其不可而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 諸葛亮不僅主動選擇“明主”，而且主動選擇了失敗。

小說寫道，徐庶要去許昌之前，專程拜訪諸葛亮，告訴他：“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p>

諸葛亮“聞之，作色而言”，說：“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你這不是把我當作祭祀時用的牛羊嗎？說罷，“拂袖而入”。（卷八《徐庶走薦諸葛亮》）

可見諸葛亮心里非常明白，徐庶把自己推薦給劉備，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為劉備的殉葬品。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劉備，選擇了明知會失敗的事業(yè)。

諸葛亮選擇的是失敗的事業(yè)，小說還通過側(cè)面加以描寫。比如，諸葛亮的朋友司馬徽在他未出山時，就深深地感嘆：“雖臥龍得其主，不得其時！”也是他朋友的博陵崔州平，對劉備說：“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保ň戆恕秳⑿氯櫭]》）司馬徽、崔州平能預見到的結(jié)果，當然諸葛亮也能預見到。

“得其主，不得其時”，這構(gòu)成了諸葛亮政治選擇內(nèi)在的一種不可解脫的矛盾。他的確找到了一個能夠盡他之才的君主，卻沒有趕上一個好時機。

劉備集團的最終失敗，這是天意注定的，當然也是歷史注定的。除了重新進入時光隧道去改寫歷史，否則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歷史敘事總是由果溯因的，所以這種歷史事實被后人視為“歷史宿命”。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諸葛亮無疑是個君子，而且聰明過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應該還高出一般的君子，不可能“不知命”，包括知天命。

在小說中，對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天命，是不是能夠真正地把握住“天時”，具體描寫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說寫諸葛亮是知命、知天時的。

比如華容道故事?；馃啾诤?，諸葛亮調(diào)兵遣將，他算計出，曹操肯定要敗走華容道。這時他選擇關(guān)羽前往華容道堵截曹操。

敗走華容道

這個選擇連劉備都覺得不合適，很荒唐。他說：“吾弟云長，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币驗檎l都知道，關(guān)羽和曹操的關(guān)系過于密切，還欠曹操一份人情，你選擇誰不行，為什么偏要選擇關(guān)羽呢？

但是諸葛亮解釋說：“亮夜觀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雖然沒當皇帝，但還是上應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天意注定曹操還不該死。所以“留這恩念，故意等云長做個人情，亦是美事”，反正曹操不會死，就讓關(guān)云長去做個人情。劉備聽后竟然夸他說：“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這叫什么“神算”？不過是“世所罕及”的傻算罷了。如果諸葛亮不相信天命的話，華容道堵截曹操，可以派張飛去，也可以派趙云去，那么曹操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如果曹操真的命不該死，派張飛、派趙云去堵，他也可能不死；否則，派張飛、派趙云去堵，不就可以殺死曹操了嗎？這不就解決一個大問題了嗎？但是諸葛亮不這么做，他不去和命運抗爭，在命運面前寧愿聽之任之。從這一點來看，好像諸葛亮是知命的，而且不愿意跟命運抗爭。諸葛亮偏偏要讓關(guān)羽“做個人情”，這不是有意為之嗎？

隆中對

另一方面，小說寫諸葛亮雖然知命，卻不惜違抗天命。

諸葛亮明明知道自己出山跟隨劉備，面對的可能是失敗，如果要取得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他不如跟隨曹操，或者跟隨孫權(quán)，取得勝算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偏偏選擇了取得勝算最小的劉備。

在“隆中對策”時，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經(jīng)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預知自己選擇了劉備，也就選擇了失敗。實際上，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扶漢興劉的結(jié)局，對自身的悲劇命運，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否則他就不會對徐庶說出“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這樣的話了。

既然失敗是天命注定的，那么，假使諸葛亮信從天命，他可以放棄這種選擇，也可以不去“六出祁山”，反正最終是失敗的，還折騰什么呢？但是諸葛亮努力地跟命運抗爭，自愿承擔起演繹悲劇的重任。

所以這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諸葛亮主動選擇了失??；第二，諸葛亮主動選擇了他早已預知是徒勞無功的事業(yè)。

那么，他為什么要進行這種徒勞無功的事業(yè)呢？ 我認為，他是要通過這種事業(yè)，去考驗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個人能夠在別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這需要很大的能耐。用古人的話說，是“把死蛇給弄活了”。這明明是一條死蛇，我卻能把它給弄活了，這才是真本事，是最高超的一種本事。誰也不看好，甚至連自己都不看好的一番事業(yè)，你卻能搞得轟轟烈烈，能在連續(xù)十幾年的時間里譜寫出一番驚天動地的英雄贊歌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事。

《讀三國志法》

火燒新野，舌戰(zhàn)群儒，赤壁大戰(zhàn)，三氣周瑜，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諸葛亮一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表現(xiàn)出經(jīng)天緯地的政治才能、軍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淋漓盡致地施展出“補完天地之手”，展示出過人的才華，建立了蓋世的功勛。

諸葛亮看透了天意、天時，但是他還要盡自己的個人努力去做，而且在盡力做的過程中考驗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自己能不能堅持去做，能不能努力做好。正如毛宗崗所說：“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保ā蹲x三國志法》）三分天下，是“達乎天時”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盡乎人事”。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币怀銎钌角?，太史譙周對后主劉禪說：“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辈χT葛亮說：“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也？”諸葛亮回答說：“天道之理，變易不常，豈可拘執(zhí)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師表》）這就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如果你認準了“成事在天”，而放棄了自己的努力，那么這是消極的，是悲觀的。 如果你認準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繼續(xù)去“謀事”，那才是積極的，是樂觀的。成就一番人生的事業(yè)，不是在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結(jié)果，而是在實現(xiàn)事業(yè)的過程。當你能把整個的人生過程，譜寫成一個嶄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鞠躬盡瘁

在“盡乎人事”的過程中，諸葛亮不僅要考驗自己的能力，也要考驗自己的道德，考驗自己能不能忠于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王朝，能不能忠心耿耿地輔佐一個根本輔佐不起來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時候（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劉備臨終時把諸葛亮叫到面前來，語重心長地說：“君才勝曹丕十倍，必安國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比绻⒍房梢暂o佐，你就輔佐他；如果他不可輔佐，你自己可以當皇帝。

這句話實在說得太重了，諸葛亮聽了以后，震驚得“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馬上對劉備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說：“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說罷，跪倒在地下，“以頭叩地”，磕到兩只眼睛都冒出血來，真是誠惶誠恐。

當然諸葛亮說到做到，此后一直沒日沒夜地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這件事使我們不免產(chǎn)生疑問：劉備這么說究竟是為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劉備可能早就估計到了，也可能真的沒有估計到，像諸葛亮這樣的士人，是不會也永遠也不會去篡位奪權(quán)的。他們能夠有志于為“帝王師”、登宰相位，卻從來不曾想到、更從來不會去做“帝王夢”。“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為知己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白帝城托孤

我覺得劉備有可能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他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才會拿這么重的話來激諸葛亮。他知道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著他在自己臨死的時候，許下“愿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的諾言。諸葛亮既然說了這話，那么他就一定會身體力行，一定會實踐自己的諾言，而不會有二心。

但是劉備實際上沒有想到，像諸葛亮這樣的政治家，和一般的政治家有極大的不同，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說白了，他們在骨子里，在本質(zhì)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雖然有著“經(jīng)天緯地之才”，有著“補完天地之手”，但是要讓他們篡權(quán)，要讓他們當皇帝，他們連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說去做了。

后代很多文人墨客歌頌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這種品格，把他塑造成一個忠臣的形象。其實，如果從現(xiàn)實功利角度來看，諸葛亮忠于劉氏王朝，忠于劉備，甚至忠于劉禪，這只是表面的現(xiàn)象。 更深刻地看，諸葛亮真正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看重的是他自己一生的輝煌事業(yè)——因為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崗說：“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踏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廬，已知三分天下。然則伐魏之不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非逆睹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盡老臣之責；而仍以愚而智者，上杜幼主之疑。”（毛本《三國演義》第九十七回評語）為報劉備知遇之恩，不惜“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是人們通常對諸葛亮與悲劇命運抗爭的心理動機的評價。

但是我覺得，以此為根據(jù)，說“六出祁山”，只是為“盡老臣之責”、“杜幼主之疑”，這種看法太過于膚淺。依我之見， “六出祁山”，這是諸葛亮在挑戰(zhàn)自我的極限，“知其不可而為之”，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為什么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難打贏的。魏延曾經(jīng)給他獻過計，說可以出奇兵。別這樣穩(wěn)扎穩(wěn)打，別總是通過漢中這一帶穩(wěn)扎穩(wěn)打地打過去，這么打是打不贏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軍吸引住，同時出奇兵從西邊包抄過去，給我五千兵馬，我立刻能夠直搗許昌老巢。這樣前后夾攻，就可以取得勝利。司馬懿也明白這是很好的一招，但是他知道諸葛亮絕對不會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時，諸葛亮一直穩(wěn)扎穩(wěn)打，非常辛苦。他也知道這個戰(zhàn)是很難打贏的，但是他堅持一直打下去。

“六出祁山”這場戰(zhàn)爭的目的是什么？諸葛亮提出的政治目標是“恢復中原”，這只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 諸葛亮雖然以“相父”身份輔佐阿斗，但他在蜀漢的地位并不是特別穩(wěn)固的。大家可以看出來，諸葛亮幾次出師，幾次后方都有人獻讒言，在他打得最熱鬧的時候，還被逼不得不回師，因為朝中有人掣肘。

咱們知道，在一般的情況下， 為了消解內(nèi)部的矛盾，有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外面，一致對敵，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外面戰(zhàn)場上，那么內(nèi)部的矛盾就可以相對緩和些。這大概也是諸葛亮治蜀的一種特殊的方法，很別致的一種方法。

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雖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計策，但在整個打法上是比較笨拙的，并沒有更多招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碰上司馬懿的軟磨硬抗，他更沒辦法了。他想打勝仗，但是沒有更多的招數(shù)可打勝仗。

對諸葛亮來說，在出祁山的整個過程當中，最困難的是糧草問題，糧草跟不上。因為他的戰(zhàn)術(shù)是進攻型的，糧草要一直跟上，不像防守型的，守在那兒不動，糧草可以源源不斷地運來。你是進攻型的，一直往前打，糧草的保證就非常重要。而對糧草的保證，諸葛亮一直拿不出很好的辦法。

有人說諸葛亮有個很大的失誤，就是用李嚴。李嚴是個貪賄之人，作為管糧草的后勤部長，最容易貪賄。因為他的貪賄，致使糧草不能及時，有好幾次使諸葛亮有后顧之憂，無法繼續(xù)進攻。甚至有一次，李嚴明明知道自己貽誤糧草了，為了瞞住諸葛亮，他向后主獻讒言，愣是把諸葛亮的軍隊從前線招回來。

從這里可以看出，諸葛亮不打是不行的，打仗至少可以確立他在蜀國的政治地位，這是很重要的。當然他知道魏國是很難打贏，即使不說肯定打不贏，至少是不易打贏的。很難打贏，但是又不得不打，這是諸葛亮的一種行為方式，一種特殊的人生選擇。

即使面對宿命般的失敗，諸葛亮依然在內(nèi)心存有一份信念，與命運甚至與歷史進行不屈的抗爭。雖然面對的是注定的失敗，但他仍然以一種履險如夷、視死如歸的眼光看待這一切，并不因此而對生命和前途產(chǎn)生畏懼和絕望，充分表現(xiàn)出從孔子以來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風范。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諸葛亮死在戰(zhàn)場上。他臨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壯，他深深地感嘆：“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攸攸蒼天，曷我其極！”（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

諸葛亮為了自己的事業(yè)，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一年他五十四歲。 諸葛一生叱咤風云，罕逢敵手，臨終卻有如此凄涼悲苦之嘆，這不正是對挑戰(zhàn)自我卻難違天意的悲嘆嗎？

在讀《三國志演義》的時候，我們都會深深地感受到，諸葛亮的一生的確是悲劇的一生；同時也感受到，諸葛亮自己也在品味這種人生悲劇，在咀嚼人生悲劇，在體會當中，他實現(xiàn)了自己人生的升華，實現(xiàn)了生命的升華。我覺得這是諸葛亮作為一位獨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的地方。

當然，諸葛亮的一生雖是悲劇，但是輝煌的；他的功業(yè)雖然失敗，但是不朽的。諸葛亮正是在悲劇的一生、失敗的功業(yè)中，證明了自身的能力，錘煉了自身的意志，實現(xiàn)了自身的價值，發(fā)揚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歌頌諸葛亮，把他這一生的輝煌事業(yè)和他所表現(xiàn)的道德品質(zhì)結(jié)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種極完美的道德人格，這就是毛宗崗所謂“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而這種“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恰恰不是一種官僚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種士人政治家。 所以，成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典范，是諸葛亮形象的一個顯著特點。

歷代以來，人們不以成敗論英雄。在《三國志演義》問世之前，已經(jīng)有無數(shù)的仁人志士借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國救民的懷抱。陳壽著《三國志》，稱諸葛亮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杜甫熱情地歌頌：“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jù)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保ā对亼压袍E五首》）“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陸游感嘆：“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保ā稌鴳崱罚?/p>

杜甫《蜀相》

無論是杜甫還是陸游，他們都把自己比作諸葛亮，或者以諸葛亮作為自己的精神典范。很顯然，這種精神典范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中國古代的士人，能夠像諸葛亮這樣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yè)，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們敬仰諸葛亮，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像諸葛亮有所建樹，但也感慨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最后歸于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三國志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國古代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文章轉(zhuǎn)載自公眾號：京師文會

全文完

文章作者

郭英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在戲曲小說、散文史、古典文獻、學術(shù)史等方面卓有建樹。著有《中國四大名著講演錄》《讀三國 說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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