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政治家的典型——說諸葛亮(二)
文 | 郭英德
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盡人事
知其不可而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說中, 諸葛亮不僅主動選擇“明主”,而且主動選擇了失敗。
小說寫道,徐庶要去許昌之前,專程拜訪諸葛亮,告訴他:“庶臨行時,將公薦與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見之,當展平生之大才,不負夙昔之所學也?!?/p>
諸葛亮“聞之,作色而言”,說:“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你這不是把我當作祭祀時用的牛羊嗎?說罷,“拂袖而入”。(卷八《徐庶走薦諸葛亮》)
可見諸葛亮心里非常明白,徐庶把自己推薦給劉備,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為劉備的殉葬品。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劉備,選擇了明知會失敗的事業(yè)。
諸葛亮選擇的是失敗的事業(yè),小說還通過側(cè)面加以描寫。比如,諸葛亮的朋友司馬徽在他未出山時,就深深地感嘆:“雖臥龍得其主,不得其時!”也是他朋友的博陵崔州平,對劉備說:“將軍欲見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為也?!保ň戆恕秳⑿氯櫭]》)司馬徽、崔州平能預見到的結(jié)果,當然諸葛亮也能預見到。
“得其主,不得其時”,這構(gòu)成了諸葛亮政治選擇內(nèi)在的一種不可解脫的矛盾。他的確找到了一個能夠盡他之才的君主,卻沒有趕上一個好時機。
劉備集團的最終失敗,這是天意注定的,當然也是歷史注定的。除了重新進入時光隧道去改寫歷史,否則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事實。歷史敘事總是由果溯因的,所以這種歷史事實被后人視為“歷史宿命”。
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論語》)諸葛亮無疑是個君子,而且聰明過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應該還高出一般的君子,不可能“不知命”,包括知天命。
在小說中,對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天命,是不是能夠真正地把握住“天時”,具體描寫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說寫諸葛亮是知命、知天時的。
比如華容道故事?;馃啾诤?,諸葛亮調(diào)兵遣將,他算計出,曹操肯定要敗走華容道。這時他選擇關(guān)羽前往華容道堵截曹操。
敗走華容道
這個選擇連劉備都覺得不合適,很荒唐。他說:“吾弟云長,義氣深重,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只恐端的放了?!币驗檎l都知道,關(guān)羽和曹操的關(guān)系過于密切,還欠曹操一份人情,你選擇誰不行,為什么偏要選擇關(guān)羽呢?
但是諸葛亮解釋說:“亮夜觀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雖然沒當皇帝,但還是上應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天意注定曹操還不該死。所以“留這恩念,故意等云長做個人情,亦是美事”,反正曹操不會死,就讓關(guān)云長去做個人情。劉備聽后竟然夸他說:“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這叫什么“神算”?不過是“世所罕及”的傻算罷了。如果諸葛亮不相信天命的話,華容道堵截曹操,可以派張飛去,也可以派趙云去,那么曹操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如果曹操真的命不該死,派張飛、派趙云去堵,他也可能不死;否則,派張飛、派趙云去堵,不就可以殺死曹操了嗎?這不就解決一個大問題了嗎?但是諸葛亮不這么做,他不去和命運抗爭,在命運面前寧愿聽之任之。從這一點來看,好像諸葛亮是知命的,而且不愿意跟命運抗爭。諸葛亮偏偏要讓關(guān)羽“做個人情”,這不是有意為之嗎?
隆中對
另一方面,小說寫諸葛亮雖然知命,卻不惜違抗天命。
諸葛亮明明知道自己出山跟隨劉備,面對的可能是失敗,如果要取得統(tǒng)一天下的大業(yè),他不如跟隨曹操,或者跟隨孫權(quán),取得勝算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偏偏選擇了取得勝算最小的劉備。
在“隆中對策”時,諸葛亮未出茅廬,已經(jīng)對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預知自己選擇了劉備,也就選擇了失敗。實際上,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扶漢興劉的結(jié)局,對自身的悲劇命運,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否則他就不會對徐庶說出“汝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這樣的話了。
既然失敗是天命注定的,那么,假使諸葛亮信從天命,他可以放棄這種選擇,也可以不去“六出祁山”,反正最終是失敗的,還折騰什么呢?但是諸葛亮努力地跟命運抗爭,自愿承擔起演繹悲劇的重任。
所以這說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諸葛亮主動選擇了失??;第二,諸葛亮主動選擇了他早已預知是徒勞無功的事業(yè)。
那么,他為什么要進行這種徒勞無功的事業(yè)呢? 我認為,他是要通過這種事業(yè),去考驗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個人能夠在別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yè),這需要很大的能耐。用古人的話說,是“把死蛇給弄活了”。這明明是一條死蛇,我卻能把它給弄活了,這才是真本事,是最高超的一種本事。誰也不看好,甚至連自己都不看好的一番事業(yè),你卻能搞得轟轟烈烈,能在連續(xù)十幾年的時間里譜寫出一番驚天動地的英雄贊歌來,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事。
《讀三國志法》
火燒新野,舌戰(zhàn)群儒,赤壁大戰(zhàn),三氣周瑜,七擒孟獲,六出祁山……諸葛亮一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表現(xiàn)出經(jīng)天緯地的政治才能、軍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淋漓盡致地施展出“補完天地之手”,展示出過人的才華,建立了蓋世的功勛。
諸葛亮看透了天意、天時,但是他還要盡自己的個人努力去做,而且在盡力做的過程中考驗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自己能不能堅持去做,能不能努力做好。正如毛宗崗所說:“在草廬之中,而識三分天下,則達乎天時;承顧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則盡乎人事?!保ā蹲x三國志法》)三分天下,是“達乎天時”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盡乎人事”。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币怀銎钌角?,太史譙周對后主劉禪說:“臣夜觀天象,北方旺氣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圖也?!辈χT葛亮說:“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強為也?”諸葛亮回答說:“天道之理,變易不常,豈可拘執(zhí)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師表》)這就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如果你認準了“成事在天”,而放棄了自己的努力,那么這是消極的,是悲觀的。 如果你認準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放棄自己的努力,繼續(xù)去“謀事”,那才是積極的,是樂觀的。成就一番人生的事業(yè),不是在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結(jié)果,而是在實現(xiàn)事業(yè)的過程。當你能把整個的人生過程,譜寫成一個嶄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鞠躬盡瘁
在“盡乎人事”的過程中,諸葛亮不僅要考驗自己的能力,也要考驗自己的道德,考驗自己能不能忠于一個注定要失敗的王朝,能不能忠心耿耿地輔佐一個根本輔佐不起來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時候(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劉備臨終時把諸葛亮叫到面前來,語重心長地說:“君才勝曹丕十倍,必安國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比绻⒍房梢暂o佐,你就輔佐他;如果他不可輔佐,你自己可以當皇帝。
這句話實在說得太重了,諸葛亮聽了以后,震驚得“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馬上對劉備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說:“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說罷,跪倒在地下,“以頭叩地”,磕到兩只眼睛都冒出血來,真是誠惶誠恐。
當然諸葛亮說到做到,此后一直沒日沒夜地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這件事使我們不免產(chǎn)生疑問:劉備這么說究竟是為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劉備可能早就估計到了,也可能真的沒有估計到,像諸葛亮這樣的士人,是不會也永遠也不會去篡位奪權(quán)的。他們能夠有志于為“帝王師”、登宰相位,卻從來不曾想到、更從來不會去做“帝王夢”。“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為知己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白帝城托孤
我覺得劉備有可能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他沒有估計到這一點,所以才會拿這么重的話來激諸葛亮。他知道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著他在自己臨死的時候,許下“愿效忠貞之節(jié),繼之以死”的諾言。諸葛亮既然說了這話,那么他就一定會身體力行,一定會實踐自己的諾言,而不會有二心。
但是劉備實際上沒有想到,像諸葛亮這樣的政治家,和一般的政治家有極大的不同,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說白了,他們在骨子里,在本質(zhì)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雖然有著“經(jīng)天緯地之才”,有著“補完天地之手”,但是要讓他們篡權(quán),要讓他們當皇帝,他們連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說去做了。
后代很多文人墨客歌頌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這種品格,把他塑造成一個忠臣的形象。其實,如果從現(xiàn)實功利角度來看,諸葛亮忠于劉氏王朝,忠于劉備,甚至忠于劉禪,這只是表面的現(xiàn)象。 更深刻地看,諸葛亮真正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看重的是他自己一生的輝煌事業(yè)——因為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崗說:“能料其事之必敗必鈍而終必踏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廬,已知三分天下。然則伐魏之不成,出師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非逆睹者,何哉?蓋以智而愚者,自盡老臣之責;而仍以愚而智者,上杜幼主之疑。”(毛本《三國演義》第九十七回評語)為報劉備知遇之恩,不惜“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是人們通常對諸葛亮與悲劇命運抗爭的心理動機的評價。
但是我覺得,以此為根據(jù),說“六出祁山”,只是為“盡老臣之責”、“杜幼主之疑”,這種看法太過于膚淺。依我之見, “六出祁山”,這是諸葛亮在挑戰(zhàn)自我的極限,“知其不可而為之”,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為什么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難打贏的。魏延曾經(jīng)給他獻過計,說可以出奇兵。別這樣穩(wěn)扎穩(wěn)打,別總是通過漢中這一帶穩(wěn)扎穩(wěn)打地打過去,這么打是打不贏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軍吸引住,同時出奇兵從西邊包抄過去,給我五千兵馬,我立刻能夠直搗許昌老巢。這樣前后夾攻,就可以取得勝利。司馬懿也明白這是很好的一招,但是他知道諸葛亮絕對不會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時,諸葛亮一直穩(wěn)扎穩(wěn)打,非常辛苦。他也知道這個戰(zhàn)是很難打贏的,但是他堅持一直打下去。
“六出祁山”這場戰(zhàn)爭的目的是什么?諸葛亮提出的政治目標是“恢復中原”,這只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是, 諸葛亮雖然以“相父”身份輔佐阿斗,但他在蜀漢的地位并不是特別穩(wěn)固的。大家可以看出來,諸葛亮幾次出師,幾次后方都有人獻讒言,在他打得最熱鬧的時候,還被逼不得不回師,因為朝中有人掣肘。
咱們知道,在一般的情況下, 為了消解內(nèi)部的矛盾,有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外面,一致對敵,這樣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外面戰(zhàn)場上,那么內(nèi)部的矛盾就可以相對緩和些。這大概也是諸葛亮治蜀的一種特殊的方法,很別致的一種方法。
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雖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計策,但在整個打法上是比較笨拙的,并沒有更多招數(shù)。在這種情況下,碰上司馬懿的軟磨硬抗,他更沒辦法了。他想打勝仗,但是沒有更多的招數(shù)可打勝仗。
對諸葛亮來說,在出祁山的整個過程當中,最困難的是糧草問題,糧草跟不上。因為他的戰(zhàn)術(shù)是進攻型的,糧草要一直跟上,不像防守型的,守在那兒不動,糧草可以源源不斷地運來。你是進攻型的,一直往前打,糧草的保證就非常重要。而對糧草的保證,諸葛亮一直拿不出很好的辦法。
有人說諸葛亮有個很大的失誤,就是用李嚴。李嚴是個貪賄之人,作為管糧草的后勤部長,最容易貪賄。因為他的貪賄,致使糧草不能及時,有好幾次使諸葛亮有后顧之憂,無法繼續(xù)進攻。甚至有一次,李嚴明明知道自己貽誤糧草了,為了瞞住諸葛亮,他向后主獻讒言,愣是把諸葛亮的軍隊從前線招回來。
從這里可以看出,諸葛亮不打是不行的,打仗至少可以確立他在蜀國的政治地位,這是很重要的。當然他知道魏國是很難打贏,即使不說肯定打不贏,至少是不易打贏的。很難打贏,但是又不得不打,這是諸葛亮的一種行為方式,一種特殊的人生選擇。
即使面對宿命般的失敗,諸葛亮依然在內(nèi)心存有一份信念,與命運甚至與歷史進行不屈的抗爭。雖然面對的是注定的失敗,但他仍然以一種履險如夷、視死如歸的眼光看待這一切,并不因此而對生命和前途產(chǎn)生畏懼和絕望,充分表現(xiàn)出從孔子以來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風范。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諸葛亮死在戰(zhàn)場上。他臨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壯,他深深地感嘆:“吾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攸攸蒼天,曷我其極!”(卷二十一《孔明秋風五丈原》)
諸葛亮為了自己的事業(yè),為了自己的理想,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一年他五十四歲。 諸葛一生叱咤風云,罕逢敵手,臨終卻有如此凄涼悲苦之嘆,這不正是對挑戰(zhàn)自我卻難違天意的悲嘆嗎?
在讀《三國志演義》的時候,我們都會深深地感受到,諸葛亮的一生的確是悲劇的一生;同時也感受到,諸葛亮自己也在品味這種人生悲劇,在咀嚼人生悲劇,在體會當中,他實現(xiàn)了自己人生的升華,實現(xiàn)了生命的升華。我覺得這是諸葛亮作為一位獨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的地方。
當然,諸葛亮的一生雖是悲劇,但是輝煌的;他的功業(yè)雖然失敗,但是不朽的。諸葛亮正是在悲劇的一生、失敗的功業(yè)中,證明了自身的能力,錘煉了自身的意志,實現(xiàn)了自身的價值,發(fā)揚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歌頌諸葛亮,把他這一生的輝煌事業(yè)和他所表現(xiàn)的道德品質(zhì)結(jié)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種極完美的道德人格,這就是毛宗崗所謂“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而這種“古今來賢相中第一奇人”,恰恰不是一種官僚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種士人政治家。 所以,成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典范,是諸葛亮形象的一個顯著特點。
歷代以來,人們不以成敗論英雄。在《三國志演義》問世之前,已經(jīng)有無數(shù)的仁人志士借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國救民的懷抱。陳壽著《三國志》,稱諸葛亮為“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杜甫熱情地歌頌:“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jù)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保ā对亼压袍E五首》)“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陸游感嘆:“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保ā稌鴳崱罚?/p>
杜甫《蜀相》
無論是杜甫還是陸游,他們都把自己比作諸葛亮,或者以諸葛亮作為自己的精神典范。很顯然,這種精神典范具有濃重的悲劇色彩。中國古代的士人,能夠像諸葛亮這樣轟轟烈烈地做一番事業(yè),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們敬仰諸葛亮,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像諸葛亮有所建樹,但也感慨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最后歸于失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三國志演義》中的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國古代無數(shù)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文章轉(zhuǎn)載自公眾號:京師文會
全文完
文章作者
郭英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在戲曲小說、散文史、古典文獻、學術(shù)史等方面卓有建樹。著有《中國四大名著講演錄》《讀三國 說英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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