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父攝政王多爾袞，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跟著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多爾袞。

明崇禎十六年，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馬爾蒂諾·馬爾蒂尼，歷經(jīng)千辛萬苦從海上來到達中國杭州，開始系統(tǒng)學(xué)習(xí)中文，并給自己起了一個中文名字：衛(wèi)匡國，弄了一個號“濟泰”，意在衛(wèi)護、匡救明國，幫助中國康泰。

他信心滿滿地來到這一片遼闊的土地，滿以為可以很快把西方福音帶入這個東方大國。

但是，這個上帝的使者很不幸。

他來到北京，卻遭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甲申巨變。

草莽英雄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威武了兩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沒了。

幾十天后，多爾袞的八旗軍與吳三桂的前明軍聯(lián)手，又趕跑曾勢不可擋的大順軍。

但是，衛(wèi)匡國又是幸運的，曾覲見順治帝，參加過順治帝的大婚，得到了攝政王多爾袞主持的朝廷的善待。

他對多爾袞也有很好的印象，認為：“他具有超人的謀略和精明，并以勇武和忠實著稱。他的聰明才智使最有學(xué)識的中國人都欽佩不已，他的公正仁慈贏得平民百姓的愛戴。”而對其身后榮辱巨變很是同情：“阿瑪王使韃靼獲得了中國，由于他的賢明公正仁慈和軍事才能，韃靼人和中國人都對他很敬畏。這個當(dāng)權(quán)者的死給朝廷帶來很大的麻煩?！?《韃靼戰(zhàn)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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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多爾袞傳》所載濟爾哈朗等給多爾袞弄的罪狀，有：“昔太宗文皇帝龍馭上賓，諸王大臣共矢忠誠，翊戴皇上。方在沖年，令臣濟爾哈朗與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逮后多爾袞獨擅威權(quán)，不令濟爾哈朗預(yù)政，遂以母弟多鐸為輔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稱皇父攝政王?！?/p>

多爾袞“自稱皇父攝政王”，應(yīng)該不是已有的“報功”或“瀆倫”之說，而是為了高居在諸和碩親王甚至兩位輔政叔王濟爾哈朗、多鐸之上，弄出的“清初親貴之爵秩”(鄭天挺《多爾袞稱皇父之由來》)。

順治即位之初，并未立攝政王之議，攝政之名源自多鐸的勸進工作奏效。蔣良騏《東華錄》卷六稱，順治八年二月，鄭親王濟爾哈朗、巽親王滿達海等聯(lián)合清算多爾袞時，其中有一條：“太宗皇帝賓天時，臣等扶立皇上并無欲立攝政王之議，惟伊弟豫郡王唆使勸進?！?/p>

康熙朝編纂的《清世祖實錄》記載，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即順治即位后的第四月里，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才首次冠以“攝政”之銜：“罷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wù)。攝政、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定議，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公大臣，令諸王貝勒各分坐，謂諸大臣曰：‘前者眾議公誓，凡國家大政，必眾議僉同，然后結(jié)案。今思盈廷，聚訟紛紜，不決反誤國家政務(wù)，我二人當(dāng)皇上幼沖時，身任國政所行善。惟我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責(zé)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于六部時，曾諭國家開創(chuàng)之初，故令爾子弟輩，暫理部務(wù)俟大勛既集。既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攝政，不便兼理部務(wù)?！?《清世祖實錄》卷二，崇德八年十二月乙亥)

崇德、順治皇權(quán)過渡，內(nèi)部矛盾并未消弭，宗室成員對小皇帝有抵觸、不恭情緒者不少。從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順治即位，到十二月十五日濟爾哈朗與多爾袞首稱“攝政”，可見滿洲權(quán)貴內(nèi)部爭持未定。為了平息滿洲統(tǒng)治集團一觸即發(fā)的沖突，濟爾哈朗與多爾袞終止諸王貝勒辦理部院事務(wù)的舊例，將權(quán)力集中到“攝政二王”手中，代行皇權(quán)，統(tǒng)攝大政。

據(j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文內(nèi)國史院檔，順治元年四月，濟爾哈朗還稱“攝政和碩鄭親王”，多爾袞則稱“攝政和碩睿親王”。

濟爾哈朗自知他只是皇帝的堂叔，而多爾袞為皇帝的親叔叔，親疏有別。他也知道多爾袞的能力遠在自己之上，明清易鼎需要多爾袞這樣的大才，所以他這個第一攝政王主動避讓。他主動提出，群臣奏事以多爾袞領(lǐng)銜，而且奏事需首先報告多爾袞。

此后，多爾袞統(tǒng)兵入關(guān)，才有了大將軍攝政和碩睿親王、攝政王奉命大將軍的稱謂。而濟爾哈朗選擇了留守盛京，陪同關(guān)外的小皇帝。

多爾袞統(tǒng)兵進京，采取追吊崇禎、任用漢官、招撫地方、免除三餉加派等措施，基本穩(wěn)定畿輔，遷都關(guān)內(nèi)，順治元年十月，濟爾哈朗與多爾袞的職銜發(fā)生了明確的變化，即濟爾哈朗為輔政叔王，多爾袞則為叔父攝政王，并賜予冊寶、冊文。

多爾袞原為叔父攝政王，順治二年五月“于叔父上加一皇字，庶上下辨而體統(tǒng)尊”(《清世祖實錄》卷十六，順治二年五月乙未)，成為皇叔父攝政王，改變了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趙開心所奏報的必須給多爾袞正名的問題：“夫叔父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稱之。若臣庶皆呼，則尊卑無異矣?！?/p>

但，按順治帝的稱呼，多爾袞與濟爾哈朗、多鐸皆為皇叔父，同等稱呼，并無區(qū)別。只是他們的叔王，就如同后來雍正即位之初為了崇隆隆科多的“舅舅”殊榮，要求寫進正式的官方文書。

順治四年七月，多爾袞將信義輔政叔王濟爾哈朗排擠出局，另擇胞弟多鐸晉輔政叔德豫親王，但他自知多鐸對他不是順承，而多有挖坑、拆臺之舉，自然要以壓多鐸一頭，高多鐸一等。

如何表示高一等，出掉“叔父”或“皇叔父”那是不可能的，在除自己親率的正白旗外，其他七旗環(huán)伺之下，他唯有改加法為減法，厚著臉去掉“叔”字。成為獨一無二也至高無上的“皇父攝政王”，才是唯一解決的辦法。

《朝鮮仁祖實錄》中有記載：順治六年二月，仁祖“曰：‘清國咨文中有皇父攝政王之語，此何舉措?’金自點曰：‘臣問于來使，則答曰：今則去叔字，朝賀之事，與皇帝一體也?！?/p>

這樣的去法，未必不是一種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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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不是他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滿洲(女真)人有稱尊長為父的習(xí)俗?！杜f滿洲檔》及其抄本《滿文老檔》中，多次記載不但努爾哈赤的子女稱其為父，就是侄輩、大臣近侍，亦稱其為“父貝勒”“父汗”“汗父”之類。

努爾哈赤還是建州女真貝勒時，古勒山一役失敗后被豢養(yǎng)了三年的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想與努爾哈赤政治聯(lián)姻，主動稱其為“父汗”：“我違盟約，凡四五次，獲罪父汗，誠無顏面也。若以父汗親生一女與我為妻，則我永賴父汗以生。”(《滿文老檔》“太祖皇帝”第一冊《丁未年至庚戌年·與明修好及烏拉布占泰覲見》)

甚至蒙古王公如厄魯特貝勒在誓詞中，再三強調(diào)努爾哈赤待他“如子如嗣”(《滿文老檔》“太祖皇帝”第五十七冊《天命八年七月·蒙古兀魯特諸貝勒之誓言》)，日本滿文老檔研究會譯注的《滿文老檔》直接寫作：“英明汗仁愛我等，有如親子。若背逆汗父而行，乞上蒼明鑒。”

《舊滿洲檔》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努爾哈赤“命近身侍衛(wèi)及眾大臣稱父貝勒，乃為識別其厚愛也”。就是到了康熙、雍正朝，大臣侍衛(wèi)還是經(jīng)常稱皇帝為主子父親。就連康熙的叔岳父、首輔索額圖，也敬稱侄女婿皇帝為主子父親。當(dāng)然，這也是皇帝所謂的君父。

多爾袞想做皇帝，也在精心謀劃，但在機遇不得的情勢下，想到了做皇帝的“君父”。

多爾袞明白，他不是皇帝，也需要對皇帝行跪拜之禮。只有做了皇帝的父親，就是做了天下臣民的皇父，就能徹底免除跪拜之禮(順治四年十二月，免多爾袞跪拜之禮，那是皇帝給的特殊照顧，如過去加九錫、入朝不趨，而不是朝廷制度規(guī)定的天下共識)，與皇帝一同分享臣民的跪拜之禮。

多爾袞自然想效乃父仁愛，與小皇帝以父子相稱，拉近“如子如嗣”的關(guān)系。多爾袞正式稱“皇父攝政王”，是在順治五年十一月，但根據(jù)滿文檔案記載，早在順治元年十月，為多爾袞崇隆首功、建碑紀績時，就有“攝政父王多爾袞”的明確字眼。只是漢文筆記的《清世祖實錄》為了嚴格區(qū)分“阿瑪王”的血緣關(guān)系，而在順治元年十月初三日丁巳條記錄此事時，還是寫作“攝政王多爾袞”，也不按兩天前即初一日，順治帝赴南郊天壇告祭天地時祝文中滿文所書的“叔父睿親王”，也不是七天后即初十日正式加封的“叔父攝政王”。

于是，他成了皇帝與天下臣民公認的“皇父攝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攝政王行之。儀仗、音樂、侍從、府第，僣擬至尊”(《清史稿·多爾袞傳》)，故強迫順治帝下旨，承認他是皇父攝政王，儼然以“二帝”之一自居，而不是做太上皇。

多爾袞何其聰明，難道不知道太上皇只是虛榮，而未必是皇帝?

漢高祖稱帝后，就曾封了其父太公一頂太上皇的帽子。就是唐高祖李淵、唐玄宗李隆基一旦禪位做了太上皇，也只有被兒子皇帝欺辱的份。

精通權(quán)謀的多爾袞，定鼎中原獨攬大權(quán)后，要的是諸王與天下臣民對他的臣服，而非象征性的尊崇。

這也與他到皇宮內(nèi)院散播太宗繼位不正的事情吻合，他對帝位還是有熱熱的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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