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古代王朝工資,雍正時期可以達到300萬人民幣

盤點古代王朝工資,雍正時期可以達到300萬人民幣

對古代工資有多少很感興趣的小伙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秦朝工資：

秦朝有二十個等級，最低的是公士，公士的年收入是50石，也就是1475公斤，今天居民生活吃的米價大概是2塊多，就以2.5每斤來計算。1475公斤折合人民幣就是7千多元。等級最高的徹候年收入是1000石，就是29500公斤，折合人民幣147500元，平均每個月1.22萬元。

漢朝工資：

漢承秦制，跟秦朝大同小異。不過 漢朝 建立了工資體系，以官秩作為發(fā)放的標準。最低的是佐史年俸也差不多是1萬多元人民幣。而秩比萬石的官員，年俸折合人民幣大概6-7萬的樣子。當然，除了這些還有官員們的佃租收入，這要遠遠高于工資，尤其是封了爵位的人，百戶、千戶、萬戶，都是富得流油。

隋唐工資：

隋朝官員分九品，也是年薪制，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大概人民幣就是8萬左右，而中央級別的則可達到近百萬的年薪了。唐朝九品官年薪大概是13萬元。而一品官年薪是81.6兩，祿米650石，合起來折合人民幣13萬元，算上其他收入，一年總計170--200萬元。

宋朝工資：

宋朝可不是一般的富庶，我們就以“包青天”包拯的薪水為例來看一下：

包拯“坐南衙開封府”時，頭上戴有三頂帽子，即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事。

總計包拯一年的各項收入：20856貫銅錢、2180石大米、180石小麥、10匹綾、34匹絹、2匹羅、100兩綿、15秤木炭、240捆柴禾、480捆干草。根據(jù)這組物價數(shù)據(jù)，把包拯每一年的各項什物收入都換成錢，加起來大抵是1022貫，加之20856貫貨幣收入，一共是21878貫。這便是包拯任職開封府時的年薪。按其時400文銅錢的購買力和如今250元人民幣的購買力是相仿的，21878貫銅錢總計1367萬元。

明清工資：

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比較摳，發(fā)放的俸祿不多，官吏年薪也就10萬左右，到了后期有所增加，能達到15-20萬的樣子。到了清朝，也是有錢的很，尤其是雍正皇帝還給了養(yǎng)廉銀子，這樣一個中央干部的收入能達到近300萬的年薪。

看了以上歷代的工資收入，您是不是又動心想著穿越回去數(shù)工資了呢?

為什么古代的師爺比封疆大吏的薪酬要高得多

清朝的俸祿制度是分為兩個部分的，一個是基本工資，一個是養(yǎng)廉銀。在京為官的只有基本工資，一律沒有養(yǎng)廉銀，雍正即位時正一品官員俸祿為銀180兩，米180斛，但是雍正年間起，京官支雙倍俸銀。李衛(wèi)是總督，即正二品官員。如果是京官，其俸祿即為155兩銀和155斛米，即使雍正年間起支雙俸也很低。
但李衛(wèi)是地方官，地方官在清朝是有十分優(yōu)厚的養(yǎng)廉銀的?？偠揭患壍墓賳T養(yǎng)廉銀最高。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總督（即為兩江總督）一年俸祿（基本工資＋養(yǎng)廉銀）為30000兩，是總督中最高的。四川總督最少也有13000兩。閩浙總督，直隸總督分別為18000，15000兩。
由此可見，其實李衛(wèi)這個總督的俸祿一點也不少，他所說的俸祿不到200兩可能是發(fā)生在雍正還沒實施雙倍俸銀之前，那時總督基本俸祿確實不到200兩，可如果加上養(yǎng)廉銀，嘿嘿，李衛(wèi)的俸祿其實并不比師爺少哦。
本人所講的這些部分引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著的康乾盛世歷史報告，希望對lz有幫助，^_^

年薪10萬出頭在古代相當于什么水平？在明朝堪比二品大員

近日某機構發(fā)布了國內高凈值家庭財富40城榜單，僅在我所處的這座二線城市，凈資產(chǎn)超過600萬元的家庭數(shù)量就有將近3萬個。

這不禁讓我各種羨慕嫉妒，但恨還不至于。

為啥是600萬元？大概是因為約等于100萬美元，而后者又是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富裕家庭的標準。不過凈資產(chǎn)這個概念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應該不多，大家還是更習慣用收入來比較財富的多寡，比如一年或是一個月能賺多少錢。

聽說在某一線城市的征婚市場里，男方要是沒有百萬年薪根本就不受待見，這就有點太離譜了。這種與現(xiàn)實脫節(jié)的高預期可能與誤導性宣傳有關，就像某國擅出女團，個個膚白貌美大長腿，就給人留下了該國盛產(chǎn)美女的印象?？墒聦嵣夏?？只要真正去走過一圈的人都知道壓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而在我所擅長的歷史領域，因為錯誤引導而導致人們留下離譜印象的事例其實也不少。比如那些紫綬朱衣、大權在握，坐擁華府豪宅、奴仆遍地，揮手之間就能決定升斗小民生死榮辱的古代官員們，工資到底有多高？

其實這個問題挺難回答的，因為歷朝歷代的情況都不一樣。比如先秦時普遍實行封土賜田制，也叫“公食貢”或“士食田”，就是按照官爵的大小給官員分配面積不一的土地，就算是俸祿了。至于官員拿這塊地用作何種用途，又能收獲何種產(chǎn)出和多少產(chǎn)出，天子和國君才懶得管。到了秦漢因為分封制被郡縣制所取代，所以官員們也沒地可分了，就改發(fā)糧食作為替皇帝效命的報酬了。不過官員又不是牛馬，光吃糧食就能活，而拿糧食交換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不但麻煩，還容易滋生腐敗，所以從東漢末期到隋唐的官員工資發(fā)放形式又改成了錢糧并用、以糧為主。直到兩宋以后，給官員開工資才以銀錢為主，祿米等實物為輔。

又是土地，又是糧食，又是銀子或者銅錢，更別提經(jīng)常還會出現(xiàn)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在明朝時有個官員（名字記不住了）有次發(fā)工資時，領到的居然是幾百只竹筐，氣得這位老兄寫詩大發(fā)牢騷。而在歷朝歷代各種錢物的價值又存在很大的差別，那么該如何衡量和比較，而且還能讓讀者老爺們不用費腦子就能看得明白？

反正又不是寫論文，我就采用了一個簡單粗暴的辦法——以糧食為一般等價物，產(chǎn)量統(tǒng)統(tǒng)按照1.5石/畝計算，單價則固定為1.8元人民幣/斤（取去年末稻谷收購價和市售大米均價之和，再取平均值。因為當工資發(fā)放的糧食，有的朝代給磨，有的不給）。而銀錢的價值，則按照當時的購買力折合成人民幣（還是參照糧價）。至于像竹筐之類亂七八糟的東西，為了省事我只好當作沒看見……

所以本文得出的結論肯定經(jīng)不起嚴謹?shù)耐魄煤涂甲C，但起碼能勾勒出一個歷史的大概原貌。所以讀者老爺們也無須爭論開噴了，純當一樂兒不也挺好玩的嗎？

在此可以先揭曉一下本文得出的若干結論之二——比如為啥明朝的官員總跟朱家皇帝不對付、成天嚷嚷著要恢復兩宋時士大夫的待遇？原因之一就是同為三品官，兩宋官員的合法工資收入起碼是明朝同行的73倍！換你你能樂意？再如現(xiàn)在要是誰一年就賺到1萬來塊錢，那基本上可以去領低保了，可同在明朝這個收入水平卻可以跟一個七品縣令相媲美了。

看上去覺得挺荒謬的吧？其實無論是兩宋高薪養(yǎng)士還是明朝苛待官吏，都自有其道理所在。

先秦三代太過久遠，留存的資料更少，當工資發(fā)的土地又太難衡量價值，所以我們就不去管他了，直接從一統(tǒng)天下的秦朝說起。

秦能橫掃六國如卷席，居功至偉的有很多，比如始皇帝、王翦父子、李斯等等，但歸根到底還是得感謝商鞅。

因為老商搞出了個軍功授爵制。教科書告訴我們在這一制度下秦兵只要在戰(zhàn)場上斬首一級，就能獲得“公士”的爵位，朝廷會授予他田一頃、宅一處和仆人一名。但很少有說到其實公士還可以享受固定年薪的待遇，那么有多少呢？不多也不少，年俸50石粟米。

秦朝的1石大約相當于今天的31公斤，也就是3000多斤的糧食——哪怕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這些糧食也足夠在那個生產(chǎn)力低下的年代，讓一個普通家庭遠離饑饉之苦了。

所以為啥秦軍的戰(zhàn)斗力那么強？因為他們解決了“為何而戰(zhàn)”這個困擾歷代軍隊最大的難題。對于秦軍士卒而言，跟他們作戰(zhàn)的根本就不是一個活生生的敵人，而是一座座田宅、一囤囤糧食和一個個的奴婢。只要能剁下一個或是更多的腦袋，這一切就應有盡有，那么他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去玩命：

但商鞅其實也是個大忽悠。按照他設計出的這個全是套路的軍功爵制——光靠砍腦袋的本事在事實上能升到第4級爵位的“不更”就不錯了。因為爵位一高就意味著有了擔任低級軍官的資格，而秦法規(guī)定哪怕是擔任最低級的伍長（指揮一伍，合計5人），也得全伍殺敵數(shù)量超過戰(zhàn)損才記戰(zhàn)功。要是當上了百將，如果不能在戰(zhàn)斗中斬獲首級連自己都得被砍腦袋，要想晉爵不但要取得戰(zhàn)斗的勝利，其指揮的百人隊還得斬首超過33級才算“盈論”，這個難度不說有如登天，但也相差不到哪兒去。

畢竟甭管在哪朝哪代，首級功都是非常難拿到的，也不是殺死個敵人就能拿到那么簡單。

而一般平民出身的秦人，爵位能升到第8級的“公乘”基本就是天花板了。但這個爵位所能帶來的經(jīng)濟待遇，已經(jīng)足夠其家庭終生過上富足的生活了——當然這也就是說說，因為秦朝才過了15年就沒了，再高的爵位也過期作廢了。

但漢朝基本繼承了前秦的20級軍功爵制，所以平民依舊可以靠殺敵賣命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不過秦漢平民相較于以后歷朝倒是更容易出人頭地了，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那些重臣勛貴們能從皇帝那里得到的合法收入，就有點拿不出手了。

比如地位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三公——秦時三公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西漢為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東漢又改為司徒、司空和太尉——來說，在秦朝擔任過丞相、還有個徹侯爵位的李斯，理論上每年能合理合法的往自己家拉回數(shù)量高達160噸的糧食，但按照我這套折價公式，只相當于人民幣57.6萬元。而這種情況到了漢朝就更糟糕了，因為還被“降薪”了，比如官爵比李斯一點不差的蕭何，年收入可能只有33.7萬元。至于中低級官員就更慘了，像是被尊為百里侯的縣令，忙活一年下來可能還賺不到10萬塊錢。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秦漢時還沒有九品十八階的官階制度，官員除了職務以外，主要還是靠俸祿的多少來區(qū)分“大小王”。比如我們常在影視小說中看到的所謂兩千石大員，而比兩千石高的有萬石、中兩千石和真兩千石，低的有比兩千石、千石以及八百石至百石。當然百石并不是待遇最低的，因為還有斗食和佐吏這樣的“少吏”——其工資水平因為太低，所以俸祿往往不是按年或按月發(fā)放，經(jīng)常是發(fā)日薪，生怕一時接濟不上就斷了頓，要是不小心餓死了那就更丟人了……

因為斗食和佐吏這樣的小吏要是發(fā)日薪的話，差不多就是1天1斗米的樣子，所以后來人們才把這些不起眼的基層小官稱作“斗食小吏”。

另外漢朝官員的品秩，比如兩千石，并不代表著其實際俸祿的額度就是兩千石粟米，往往會按照品秩的高低有所浮動。而浮動的原則，就是“貴減賤增”——像萬石大員每月發(fā)米350石，折合一年4200石，遠少于萬石標準；像兩千石的封疆大吏年俸折米1440石，比實際品秩低了560石，但折減的幅度就遠低于萬石重臣；而從千石的中級官員開始，實發(fā)工資就比應發(fā)的高，像千石年實發(fā)1080石，六百石實發(fā)840石，百石官更是實發(fā)192石，增幅接近百分之百。

這確實是種更公平也更人性化的薪酬制度，也讓劉家皇帝花出的每一顆糧食都發(fā)揮出了最大的價值。

但哪怕一年3、50萬元的最高收入，也就相當于今天某些大廠普通員工的薪資水平。那么秦漢時的官員的工資為啥會這么低？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應該就是我的計算方法不科學。畢竟秦漢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很低，社會財富總量很低，所以糧食的實際價值很高，是絕對的硬通貨。但你要問我當時的糧價到底是個什么水平，說實話我也查不到相關資料，只能這么湊合了。

再一個就是能在秦漢、尤其是漢朝當官的，絕大多數(shù)都是出身勛貴世家，最次的也得是個土豪。所以人家壓根就不差錢，更用不著靠工資來養(yǎng)家糊口，出仕圖的是權位、是名聲或者是理想，誰還差了那兩個小錢錢？所以漢朝立國以后給官員大幅降薪，也沒見掀起啥波瀾，更沒見誰跳出來哭窮，因為不在乎嘛。

另一個事實說出來可能令人匪夷所思，那就是哪怕秦漢兩朝的皇帝給大臣們開出堪比兩宋的高薪，后者除了買地買奴婢外，還真沒什么花錢的地方。就拿娛樂項目來說，在那個年頭除了喝酒和泡妞外，幾乎就沒啥可玩的，以至于西漢14帝中有12個無聊到了男女通吃的地步：

事實上在秦漢時達官貴人們想吃口好的都是種奢望，畢竟大吃貨帝國要到唐宋時期才初見雛形。以當時匱乏的食材和調味品、簡陋的烹調技術以及時人古怪的口味，一個現(xiàn)代吃貨要是穿越過去估計會絕望得活活把自己餓死。

所以無論秦皇還是漢帝壓根就用不著給官員們開高薪，開了也沒啥用，還不如省了干點正經(jīng)事。

從漢末到南北朝是個持續(xù)了近400年的大亂世，朝興國滅如家常便飯，史料記載也很混亂且多有缺失。因此要想搞清楚在此期間冒過頭的40多個政權都給官員們開多少工資，那可真是個無法完成的任務。

所以我就繞開麻煩，從兩漢一桿子直接支到隋唐。

根據(jù)史料記載，隋文帝楊堅立國后曾考慮過給官員發(fā)工資只發(fā)糧食弊端太多，決定錢糧并舉?？蓡栴}是我查了一大堆資料，也沒查到隋朝的公務員有領錢的記錄，自然也無從統(tǒng)計。所以老楊要是真的發(fā)過錢，那么隋朝官員的工資水平肯定比上表中數(shù)字要高，而且要高得多。

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隋唐、起碼在中唐以前市面上的行情是“糧賤錢貴”。不僅是初唐盛世時，哪怕是國祚僅有37年還亂了至少一半時間的隋朝，糧食也不是啥稀罕物兒。否則敗家子楊廣哪有資本發(fā)動500多萬軍民遠征高句麗？早就統(tǒng)統(tǒng)原地餓死了。事實上僅是隋朝存放在洛陽府庫里的存糧，直到唐貞觀十一年（公元737年）還沒吃完。而唐朝立國后的130年間，除了偶爾發(fā)生饑荒外糧價一直穩(wěn)定在20文錢/斗以內，貞觀年間甚至有過低至3文/斗的時候，讓唐太宗李世民成天頭疼谷賤傷農(nóng)的難題——這幾乎是中國歷史上糧價最低的時期，也導致了要是皇帝老兒繼續(xù)光給他的大臣們發(fā)糧食的話，那些家底兒薄的官員除了能塞滿一肚子白飯外，想扯幾尺布做件新衣裳都費勁。

所以唐朝的皇帝只好給官員們發(fā)錢，雖然發(fā)得不多，但架不住那會兒的錢值錢??！比如一品大員的年俸中以貨幣形式發(fā)放的只有322貫錢（1貫等于1000文錢），最低的九品官年薪只有21貫，但初唐時1貫錢的購買力相當于今天的人民幣約4000元，又是一個史上最高，所以這就不是一筆小錢了。

也正是拜工資發(fā)“現(xiàn)金”所賜，唐朝的三品官（初唐一二品常為空銜，正三品官包括侍中、中書令、十六衛(wèi)大將軍、六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上護軍等）年薪一躍突破了百萬大關。哪怕中晚唐時幣制大亂、銅錢的實際價值光速貶值也不要緊，因為糧價的升值速度更是堪稱超光速，錢糧兼收的唐朝官員工資非但沒有縮水，貌似還比開國盛世時的同行們賺得更多了。

唐亡后的五代十國我們不去管他。再之后的兩宋，僅在薪資待遇上堪稱是官員的天堂。

與漢唐等外向型王朝截然不同，經(jīng)歷過五代十國那個“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舊五代史·卷九十八（晉書）·列傳第十三》）亂世的宋太祖趙匡胤打一立國起，心思就在內不在外。對他及其子孫而言，開疆拓土、揚威域外的榮耀，遠遠比不上讓老趙家安坐江山重要。所以兩宋319年間的18位皇帝最大的特點就是特別能茍、特別能“忍辱負重”，不被外族逼上絕路了，基本上連會咬人的兔子都不如。

不過趙家皇帝雖然外事無能，但在內治上卻絕對有一套，壓箱底的絕招除了崇文抑武外，就是花錢買平安——別人是高薪養(yǎng)廉，但在兩宋貪污腐敗從來算不上什么大事。趙家皇帝花大價錢要買的，不過是一顆不造反的忠心而已。

比如宋真宗趙恒就曾親作《勸學詩》一首，告訴天下賢才只要肯乖乖聽話，那么房子、票子、妹子什么的就應有盡有：

別以為趙恒是在開空頭支票，人家老趙家的皇帝可大都是講究人：

宰相一級每個月基本工資就是300貫，吃穿住行皇帝全包（包括但不限于公屋、車馬、仆役、米、絹、柴薪甚至油鹽醬醋）。就算是司天監(jiān)這種清水衙門中品級最低的小官（保章正），基本月薪也有兩貫，宰相有的福利也基本都有，只不過減等而已，收入遠高于民間的小康之家。

所以在兩宋，只要通過科舉入了仕，哪怕是最萌新的九品官不計入各種津貼和實物收入，僅現(xiàn)金收入就能達到近40萬元/年。這可是個能讓秦漢三公都目瞪口呆的數(shù)字，就算是到了今天，又是哪個級別的公務員才比得上？

更別提那些高官了。比如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啥的——只要在朝廷中樞擺上一張屬于自己的辦公桌，年收入放在今天就是妥妥在千萬之上。像范仲淹、包拯、王安石之類比較清廉的宋朝高官，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好像應該是挺窮的，但事實上人家可是領過好幾十年高薪的主兒，哪怕光靠死工資也能攢出好幾個小目標，那還窮個毛線？

更何況兩宋不禁土地兼并，對官員經(jīng)商也是睜只眼閉只眼，所以工資只是官員收入來源的一小部分。所以說在兩宋只要當上官，那就意味著成了人上人，要是當上高官，那絕對過的是神仙日子。

畢竟歷朝歷代官員收入之豐，無出兩宋之右。

當然兩宋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著名的“三冗”，使得這個以富庶程度能冠絕歷代的王朝，始終尷尬的被財政赤字所困擾，不得不一次次的改制、變法，結果還鬧得朋黨相爭，最終與其說是亡于外患，不如說是死于內訌。

也不知道設計出這套“高薪養(yǎng)忠狗”制度的趙家先祖要是泉下有知，該作何感想。

同樣亂糟糟的元朝我們繼續(xù)不管他，直接說明清。

明太祖朱元璋可是根紅苗正的貧下中農(nóng)出身，從小受盡了貪官污吏的迫害，所以最恨這幫人間渣滓。等到稱帝立國以后，老朱雖然不得不養(yǎng)著幾萬個官兒替他打理江山，但該不待見照樣不待見他們，而且逮著機會就往死里整他們。僅洪武四大案，朱元璋就摘掉了將近10萬顆腦袋，其中大部分都是當官的，等于差不多將大明朝的官場換了兩茬兒人。

就算僥幸逃過一刀的，老朱也不想讓他們好過。

比如在經(jīng)濟收入上，朱元璋對于官員的苛刻簡直達到了空前絕后的程度——不但不發(fā)錢只發(fā)糧食（這到后來還成了個隱形福利，因為大明寶鈔的貶值速度簡直堪稱可怕），而且哪怕是朝中的一品大員，一年也只能領到1044石糧食，至于七品的縣令就只剩下90石了，不入流的小吏更是只有36石。

這個工資水平低到了什么程度？連1500多年前以待遇低著稱的秦漢官員，合法收入也至少是大明同行的5倍以上。更不用提享受超級高薪的兩宋了，直接差了將近百倍。

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即便官員的俸祿低到這個份兒上了，還不能足額發(fā)放，其中40%的糧食還要被折算成其他實物強行攤派給倒霉的大明公務員。至于發(fā)什么，主要看朝廷收實物稅收上來了什么，或者官庫里啥玩意滯銷了，比如前文中提過的竹筐。反正皇帝就說這玩意值40%的工資，誰反對都無效。

那么一個老老實實的單純靠工資收入養(yǎng)家糊口，能過上啥樣的日子：

洪武年間的宏文館學士（品秩應該在六品左右）羅復仁人品非常好，人送外號“老實羅”。一天朱元璋閑著沒事滿南京城溜達，正好走到羅家，就打算去串個門。沒想到進門后簡直沒處落腳——兩三間歪歪扭扭的破房子，家里連個能坐的椅子都沒有，而老羅當時正在親自修理房頂?shù)钠贫?，看見皇帝陛下駕到還嚇得從梯子上掉了下來。自家的大臣窮酸到這種程度，老朱也覺得面上無光，就趕緊賞給老羅一座豪宅。

更典型的例子則是海瑞，那可是個連親朋好友的禮物都不收、公家發(fā)餉多發(fā)了七錢銀子都得退回去的主兒，百分之二百的純靠那點死工資度日的主兒。而這位最高做過正四品的右僉都御史的大明第一清官，一輩子過得窮困潦倒，還得靠老母和妻女織布種地才能維持生計。臨死時家徒四壁，連喪事都辦不起：

可大明朝只有一個海瑞，而且這樣的人物哪怕是千百年來也找不出幾個。所以絕大多數(shù)的明朝官員，哪怕僅是想少遭點罪，也得想些歪點子搞點外快。

這樣一來，吏治還能有個好？

有了對官員如此苛刻的皇帝，君臣關系也注定沒個好。終明一朝，士大夫的“崇宋”之聲不絕于耳，除了要求朱家皇帝恢復宋朝文官的政治特權外，經(jīng)濟待遇也是個重要的話題。畢竟都干著同樣的活兒，俸祿卻相差數(shù)十甚至近百倍，換誰心里都沒法平衡。

可惜按照朱元璋設計出的那一套經(jīng)濟制度，他的子孫哪怕有心替官員們加薪，也掏不出那么多錢來，最多也只能對他們大撈外快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

清朝因為開國時的文明程度太低，所以基本照搬了前明的典章制度，官員的薪俸制度也大體如此。不過在康雍乾三代時對財政制度進行過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得在“我大清”當官的收入水平扶搖直上，幾乎達到了僅次于兩宋的水平。

當然在其中居功至偉的是雍正皇帝胤禛發(fā)明的養(yǎng)廉銀，這玩意也成了清朝官員合法收入的主要來源。不過關于這個話題別人說過很多，也不生僻，所以我也不想浪費筆墨，直接說點新鮮的。

因為清朝原本的那套官俸制度，對于漢官是非常不公平的。而養(yǎng)廉銀的出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有著胤禛平衡滿漢關系的考慮。

舉個例子——乾隆皇帝弘歷執(zhí)政前期的滿人第一寵臣非其小舅子富察·傅恒莫屬，爵授一等忠勇公（還曾要封倆一等公，被傅恒婉拒），官職更是一大堆，僅位列正一品的就有保和殿大學士（位居諸殿閣大學士之首）、領侍衛(wèi)內大臣和太保；橫跨康雍乾三朝的漢官第一人當然是張廷玉，爵封三等伯，官職也當過保和殿大學士；最后一位是曾被弘歷倚重為“真宰相”的劉統(tǒng)勛，曾擔任過領班軍機大臣和正一品的東閣大學士，但未獲封爵。

因此在未實行養(yǎng)廉銀制度前，傅恒憑一等公爵（異姓公爵比照宗室鎮(zhèn)國公）可領年俸銀700兩、祿米700石，憑正一品官職領年俸180兩、祿米180石，折計年收入約47萬元；張廷玉憑三等伯爵可領年俸460兩、祿米460石，官品收入與傅恒相同，折計年收入約25萬元；劉統(tǒng)勛則只有正一品官職的俸祿可領，折計年收入不到10萬元。

要知道清朝可不像明朝那樣對于宗室、外戚參政有著各種各樣的忌憚和限制，對于本族人當官更是有著各種優(yōu)待和扶持政策，弄到個爵位不能說輕而易舉，也不能什么太難的事情。相反漢官就不同了，終清一朝獲封公侯的才區(qū)區(qū)29人而已，還大多是像吳三桂、孫可望、年羹堯這種不得好死的貨色。所以同樣是一品大員，滿官的合法收入可能比漢官高出數(shù)倍——哪怕是像張廷玉這樣的三朝元老，也只能拿到相當于傅恒一半的俸祿。

本來就被區(qū)別對待，要是連經(jīng)濟待遇都差得如此懸殊，試問漢官心里能沒有怨氣？

尤其是早在康熙年間，滿洲旗人就已經(jīng)腐化墮落，大清朝廷越來越離不開漢官。所以康雍乾三帝一直都在試圖平衡滿漢關系，胤禛推出養(yǎng)廉銀制度的初衷固然是出于吏治日趨敗壞這個痼疾，但他顯然也有趁機提高漢官待遇、平衡滿漢關系的考量。

還是那三位——有了養(yǎng)廉銀之后，傅恒年收入就變成了327.5萬元，張廷玉和劉統(tǒng)勛則分別為314.6萬元和290萬元。這樣一來不但收入大大提高了，降低了貪腐風險，同時干一樣的活滿官的收入仍稍高一籌，可體現(xiàn)其尊貴地位；而漢官與滿官的收入差距被大大縮小了，總不至于再滿腹怨氣了吧？

可能會有很多朋友對這篇文章不以為然——自古以來有幾個官兒是靠那點俸祿過日子的？

這話說得一點毛病沒有。在帝制這個前提不變的情況下，要說十官九貪可能是過了，但要說十個官兒里有九個半在工資以外都有別的賺錢路子，這個比例肯定還是偏低了。畢竟在大多數(shù)的朝代，皇帝更關心臣子們是不是忠心，至于經(jīng)濟問題還真沒幾個在乎的。

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情況還是有所不同的。

從秦漢到隋唐的千余年間，想當官的前提基本都是看家世出身，所以官場幾乎被勛貴和士族所壟斷。這個群體本身就不差錢，他們更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生息和對社會資源的全盤控制，因此需要權力和名聲來保駕護航。在這種情況下，錢財雖然也很重要，但優(yōu)先級顯然沒那么高。

這也是在那個時期官員俸祿相對較低，但世家豪門出身的官員在經(jīng)濟問題上栽跟頭的卻較少的原因。當然這不是因為他們的道德水平高，個個清如水、廉如鏡，而是分工不同——那時候的一個大家族就像是個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的企業(yè)，內部自然也要分出成本中心、利潤中心和投資中心。那些被推出去代表家族當官的子弟，應該是屬于干投資的活計，想要獲取的是權力和名聲，賺錢反倒跟他們沒什么關系。要是有人借機大撈特撈，其實敗壞的是家族的整體利益，往往不用皇帝動手，族長就要收拾他。

因此當時的貪官污吏，大多數(shù)外戚和宦官這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群體。反正他們名聲也不好，權力往往也無法傳承，所以只能在賺錢上花心思。

而從兩宋開始，隨著士族門閥的徹底滅亡，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因科舉大興而崛起，成了官場的主流力量，從此貪官污吏橫行才成了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

為啥？因為士大夫和世家子弟出身的官員最大的差別，就是權力再也無法世襲了。在科舉時代，哪怕某人做官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只要子孫不爭氣考不上進士，那么家族的前途就得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對于士大夫而言，“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就是絕對的真理。尤其是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出身寒微，也沒有家族可以指望，所以只能親自上陣大撈特撈，而且還得趕緊撈——要是哪天下臺了，還撈個毛線？

這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要是攤上個“臟知府”呢，又得撈成什么樣子？

所以不管是兩宋高薪養(yǎng)士，還是明朝往死里摳搜那點俸祿，都無法改變貪官污吏橫行這個現(xiàn)實。

畢竟問題是出在了制度上。所以才出現(xiàn)了兩宋之前的官兒們?yōu)榱藱嗔Σ挪荒敲簇?，而兩宋之后的官兒們?yōu)榱藱嗔Σ牌疵呢潯?br>
明崇禎末年，面對大兵壓境的闖逆，朱由檢試圖用文明的方法向大臣們借錢以籌措軍費，結果只借到了區(qū)區(qū)20萬兩銀子。就連他的老丈人周奎都貪污了周皇后變賣嫁妝湊出的那點銀子，還能指望那些跟朱由檢沒親沒故，唯有口頭上的那點“忠心”的大臣們什么？

要知道周奎能過上人上人的日子、能撈到大把的銀子，全靠有個當皇帝的女婿。要是女婿完蛋了，他會是個什么下場連傻子都不會想不到，難道周奎會想不到？之所以如此，除了貪欲和僥幸心，大概就是朱由檢太跟他講道理了。

李自成進京后，據(jù)說制作了5000副夾棍。在大刑之下，不但周奎乖乖交出了全部家產(chǎn)（《明季北略》說有70萬兩），更是從滿朝文武手中搜刮出了7000萬兩之巨。

以明朝官俸之低，這7000萬兩恐怕統(tǒng)統(tǒng)都是贓款?？墒俏拿鞯闹旒一实蹖Υ撕翢o辦法，只能靠闖逆來替他們清掃蛀蟲，順便收了大明江山。

但哪怕沒有滿洲人，干了這種事情出來的李自成也注定坐不住江山。沒看即便是對官員最狠的朱元璋，想收拾這幫蛀蟲也得找個辦案的招牌。

畢竟在那個唯有士大夫才能代表“民心”的時代，吏治永遠是個無解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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