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文明殺手天花

歷史的文明殺手天花

3000年前人類就有了天花這種急性傳染病，古代中國、印度和埃及都有相關記錄。比如科學家從木乃伊考證出，公元前1000年統(tǒng)治埃及的法老拉美西斯頭部就有天花疤痕。大約到了6世紀，歐洲也出現了天花，１６世紀初，歐洲殖民者又把它帶到了美洲大陸。１７、１８世紀天花在西半球肆虐，當時歐洲的天花病死率為10％，而美洲高達90％。一些歷史統(tǒng)計認為，天花曾至少造成1億人死亡，另外2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

天花由病毒引起，表現為高燒、渾身乏力、惡心嘔吐和嚴重皮疹，無藥可治。對天花瘟疫造成的可怕結果，一個目睹西班牙殖民者征服阿茲特克帝國（位于墨西哥）過程的傳教士描述：“在一些地方滿門皆絕。死者太多，以至無法全部掩埋；而臭氣漫天，只好推倒死者房屋以作墳墓。”在16世紀初，人口2500萬、創(chuàng)造印第安民族輝煌文明之一的阿茲特克帝國沒有被不足千人的西班牙軍隊擊敗，卻在天花流行過后消失了。

對這種致命疾病的防治，中國古代中醫(yī)邁出了第一步，成為世界免疫學的先驅。據史料記載，早在11世紀的宋朝時中醫(yī)就開始應用“人痘”接種預防天花，其方法是將痊愈后的天花患者身上的痂皮，研成粉末，吹進健康兒童的鼻子里，用來簡單預防天花。

18世紀的英國鄉(xiāng)村醫(yī)生愛德華·琴納可能從古代中國的做法中得到啟發(fā)，他進一步發(fā)現，英國鄉(xiāng)村一些擠奶工的手上常常有牛痘，而有牛痘者全都沒有患上天花。1976年，他為一名8歲男孩接種了牛痘，此后這個男孩再沒有患過天花。這也是人類通過有意識預防接種來控制傳染病的首次科學實驗。在更多成功的試驗后，琴納發(fā)表了題為《接種牛痘的理由和效果探討》的論文。到1801年，接種牛痘的技術已經在歐洲許多國家推廣開來。

20世紀50年代初，每年估計仍有5000萬個病例，到1967年，患天花的人數已經降低到1000多萬，同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發(fā)起了推廣接種、消滅天花的運動。最后一個自然發(fā)生的天花病例發(fā)現于1977年的索馬里，而最后一個天花病例的發(fā)現是在1978年，當時一名婦女在伯明翰大學的實驗室里感染了這種疾病。1980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宣布天花徹底消滅。如今，天花病毒樣本封存在于美國和俄羅斯保留的幾個試管里。

為什么2050年將是人類的關鍵時間點？

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第三種黑猩猩》等作品的賈雷德·戴蒙德，被視為生物和人類學專業(yè)內“大神”級的人物，其作品也因為比爾·蓋茨、楊東等著名投資人推薦，被眾多投資人士奉為經典。在這背后，支撐這一系列宏大主題的，是戴蒙德與眾不同的經歷與視角。

作者 |林夏淅

編輯丨劉肖迎

著有《槍炮、病菌與鋼鐵》《第三種黑猩猩》《劇變》等一系列作品的賈雷德·戴蒙德（以下簡稱戴蒙德），是知名的地理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生理學家和作家，也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會員。

除了在生物和人類學等專業(yè)內被視為“大神”級人物，其著作也因為比爾·蓋茨、楊東等著名投資人推薦，以及獨特的解讀人類社會命運的視角，被奉為投資圈的必讀經典。

讀他的書，容易讓人覺得這是一場漫長的對話。

他喜歡提問，并以此作為一段描述的展開，比如1997年出版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在疫情下重回大眾視線，而全書開頭就是由新幾內亞一位政治人物，同時也是他的朋友亞力提出的問題——“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這么多貨物，再運來這里？為什么我們黑人沒搞出過什么名堂？”

以此延伸出的問題或近或遠，或大或小，包括“為什么是英國人占領了美洲，而不是其他地方的人？”“病菌在歷史變遷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為什么歐亞的馬兒可以被馴養(yǎng)，非洲的斑馬卻不行？”“為什么微生物演化必須置人于死地？”

戴蒙德以巧妙的方式回答了這些問題，也給了我們一個翻開書就能和他一起思考和了解這些問題的機會。這是我們大多數人僅靠自己的努力，終其一生都難以實現的。

對于成為一名非小說類作家，戴蒙德雙胞胎兒子的出生至關重要，因為他和每一個父母一樣，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2022年10月，博客×火星商業(yè)與戴蒙德進行了對話，85歲的戴蒙德教授依然在強調和平、環(huán)保和改善不平等的重要性，也依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愛，對未來世界的美好期待。

01、從《第三種黑猩猩》到《劇變》

1991年出版的《第三種黑猩猩》，是戴蒙德面向大眾讀者寫下的第一本書，論述的是人類何以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變得如此不同于其他動物。

如果讀過戴蒙德之后寫的其他書，應該也會認同《第三種黑猩猩》是其中最有趣的一本這個結論，這也是戴蒙德的母親最愛讀的一本。

書中讓人回味無窮的小問題包括“為什么女性有更年期？”“男人為什么會出軌？”“人為什么擺脫不了煙、酒和毒品？”“人類會如何選擇自己的配偶？”“為什么螃蟹腳斷了可以長出新的而人類不行？”，凡此種種疑問看似細碎，但大都很好地擊中了我們的“癢點”。

回應這些疑問的過程中，戴蒙德以充分的邏輯和科學依據，引著我們一起深挖人類進化過程中經歷的一系列自然篩選、物種博弈和基因演化。

在與戴蒙德的交流中也包括對人類這個矛盾個體的探討，在戴蒙德看來，文明的發(fā)展并沒有消除我們所有的問題，我們已經克服了“死于天花”這樣的老問題，但我們也依然需要面對諸如大型復雜社會這樣的新問題。

妙就妙在，當我們對諸如此類的演化過程有所了解，再去審視現實生活中的人或事，會不自覺地產生代入感，由衷發(fā)出“原來如此”的感嘆，體會一種精神上的豁然開朗。

疫情當前，戴蒙德在1997年寫下的《槍炮、病菌與鋼鐵》再次回到大眾視線，這也是他面向大眾讀者的第二本書。

相比第一本書，《槍炮、病菌與鋼鐵》描寫的顯然是一個更為宏大的命題，從兩河農業(yè)文明濫觴一直說到現代社會，試圖回答在新幾內亞的亞力提出的那個疑問。它需要作者釋放更為豐富的跨學科知識儲備，也需要讀者有更多的耐心，消化和享受其中的娓娓道來。

以萬年為跨度，以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為重要視角，從“近因”到“遠因”，戴蒙德全書的結論可以被歸結為：人類社會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歷史軌跡，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環(huán)境不同，包括各大洲在適合馴化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方面的差異，以及在大陸軸線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異。

“病菌在人類社會演變過程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這一問題成為該書在疫情后再次走紅的關鍵，書中關于病菌的描述確有許多“意想不到”。

事實上，近代史上包括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等等“人類殺手”，都是由動物的疾病演化而來，也是形成今天全球范圍人類社會格局的一只“無形之手”。

比如1492年哥倫布發(fā)現新大陸，西班牙人占領美洲除了靠槍炮殺人，被一同帶去的病菌，成為讓更多美洲土著死去的原因；比如皮薩羅1531年帶著168人登陸秘魯征服當地百萬人，也不全是因他的機智與果敢，更重要的是早他一步進入印加帝國的天花病毒，讓這里陷入內戰(zhàn)，疏于防守。

與戴蒙德對話的過程中，他再次給出了一個看待病菌的新視角——相比于死亡，此次疫情的重大影響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面臨一個需要全球解決方案的全球性問題。

如果說閱讀《槍炮、病菌與鋼鐵》像一場旅途，那么“人類社會歷史軌跡由自然環(huán)境決定”這樣的結論，顯然只是沿途風景中的最后幾幀畫面而已，更精彩的部分，對每個人而言應該都有所不同。

比如重現病菌的歷史，讓不少人可以用更開闊和深遠的視角去看待當下疫情給我們帶來的影響；于我而言同樣引人深思的，則是在公元前8500年促使肥沃新月地帶的居民從狩獵-采集轉向務農的那個決定。

因為這其實可以視為今天人類社會一切不平等的來源，而這種生活方式轉變后，從戴蒙德的角度來看，作為農民這一角色的人類，不論健康狀況、壽命還是擁有的閑暇時光，大體上都并不如曾經以狩獵-采集方式生活的居民。

除了充實的知識儲備和潛心深入新幾內亞原始部落生活的珍貴經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之所以受到如此多讀者的推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是一本不帶種族色彩的專著，讓不同膚色不同國別的讀者，都能夠心平氣和地從一個共同的視角去看待和理解這個世界。

在那之后，戴蒙德著于2005年的《崩潰》，探討的是為什么有的社會實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壞，有的社會則可以維持興盛數百年之久。

其中關于瑪雅文明的消亡，維京人的沒落，波利尼西亞社會的崩潰，既讓我們對其曾經創(chuàng)造的文化和遺址發(fā)出由衷感嘆，也提供了災難性決策下最現實的經驗和教訓，給我們以血淋淋的警醒。

再往后的《昨日之前的世界》（著于2012年）、《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著于2014年）和《劇變》（著于2019年），則可看出戴蒙德越來越多地將目光從人類社會的演變歷史，轉移到國家興亡的話題上來。

如何理解這樣的轉變？或許從戴蒙德的經歷中可以尋得答案。

02、轉變

能寫出這樣一系列跨越不同宏大主題的作品，與戴蒙德與眾不同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1937年出生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戴蒙德成長于一個帶給他無限收獲的家庭。

他的父親出生于俄羅斯，后來隨父母移民美國；外祖父母出生于東歐，在19世紀80年代移民美國，之后生下了戴蒙德的母親；他的丈人和丈母娘則在早期從波蘭移居美國，之后生下了他的妻子瑪麗。

家族成員源自不同國家甚至不同大洲的背景，讓戴蒙德有這樣一個最初的契機，意識到人類在地球上的軌跡變遷。因為母親是語言學家，戴蒙德從3歲開始識字，到16歲已經陸續(xù)學習了英語、拉丁語和德語，因為父親是醫(yī)學家，他從小立志成為醫(yī)生，后來考入了哈佛大學。

到此時我們都能清晰地看到家庭給戴蒙德帶來的影響，但后來的人生軌跡中，越來越多個人興趣和經歷似乎對他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影響，其中同樣有許多是忙碌于生活的大多數人，大概率一輩子也不能擁有的體驗。

比如在大四那一年，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真正想從事的其實是科學，便轉而攻讀生理學這門實驗室科學的博士學位，研究人類和其他動物的身體機制，且來到了英國劍橋大學。

在歐洲的生活，讓他有機會接觸到和自己擁有截然不同童年的朋友——他們經歷過二戰(zhàn)期間炸彈從天而降，有的也因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還有的看到過身邊的人就此因戰(zhàn)爭死去。

在這之后，戴蒙德因為愛好觀鳥，和朋友組織了一次前往澳大利亞以北的熱帶大島新幾內亞島研究鳥類的旅行，用他的話說，這是對他的人生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次旅行，而且后來他又陸續(xù)去了新幾內亞31次。

某種程度上，新幾內亞島“打開”了戴蒙德——他在赤道附近海拔5000米的山上看冰川，在島上飽覽史上最迷人的鳥類，穿梭于上千個不同部落和語言之間，體驗世界上為數不多存在的傳統(tǒng)生活方式，過著使用石器、沒有文字、沒有中央政府的日子。

從這里開始，戴蒙德陸續(xù)將精力投向涵蓋生理學、鳥類學、地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等領域的寫作，并且從撰寫學術研究論文逐漸轉變?yōu)樽珜懨嫦虼蟊姷亩涛暮蜁?/p>

最終促使他撰寫下這一系列書籍的重要關鍵點有兩個，一是20世紀80年代麥克阿瑟基金會給戴蒙德打了個電話，表示將為其提供一份為期5年的獎金，資助他做任何想做的事。

這通電話之后戴蒙德既開心又低落，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此前的人生并未充分發(fā)揮潛能，帶給這個世界更重要的東西。

另一個原因就是，戴蒙德和妻子瑪麗的雙胞胎兒子，在1987年出生了。

在此之前，作為一個出生于1937年的人，戴蒙德并不太在意2050年地球上會發(fā)生的事，就像我們可能不會太關心100年后腳下這片土地會如何。但孩子的出生改變了戴蒙德對未來世界的關注，因為他和每一個父母一樣，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這或許就是為什么，戴蒙德并未滿足于單純的呈現過去，而是在通過《第三種黑猩猩》《槍炮、病菌與鋼鐵》《性趣何來？》展現人類和社會變遷的奇妙后，開始更多著眼于未來，在《崩潰》中細數歷史上有名的社會崩潰案例，自《昨日之前的世界》中汲取被忽略的傳統(tǒng)社會的力量，用《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和《劇變》深入國家興衰和國家危機話題的討論。

已經85歲的戴蒙德，依然活躍于公眾視線內，并在多次公開采訪和對話中表示，“相比槍炮、病菌和鋼鐵，全球氣候變化、資源枯竭以及核武器，正在成為人類面臨的更為嚴重的幾個危機”。

他呼吁環(huán)保，呼吁和平，也呼吁改善社會不平等，這是一位智者在持續(xù)不斷地用自己的方式向外界傳遞自己的經驗與智慧。在與我們的交流中，戴蒙德表示：“如果我們能盡快采取可持續(xù)的政策，人類社會將能夠在無限的未來繁榮發(fā)展，我們將不需要把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送上火星”。

這讓人聯(lián)想到戴蒙德在《第三種黑猩猩》里寫下的一段關于“老人”的描述——“1976年，我造訪所羅門群島的倫內爾島，許多島民告訴我哪些野果好吃，但是只有一位老人能告訴我如果遇到緊急情況，還有哪些野果可以食用。在他小的時候（1905年左右），有一次颶風來襲，島上農園全毀，島民差點餓死，那位老人還記得當年讓他們幸存下來的野果。在文字發(fā)明以前，他這樣一個人就能影響整個社會的存亡。”

宏大的話題之外，他同樣是一個對生活充滿熱情的老人。戴蒙德告訴我們，對于85歲的他而言，剩下的時間已經不足以滿足他包括交朋友、欣賞偉大的音樂、看鳥、了解歷史和練習說多種語言在內的興趣了。

正如新幾內亞島曾經“打開”戴蒙德的一片精神領域，戴蒙德也在通過筆下的文字，為那些未曾謀面的讀者，創(chuàng)造一個又一個“被打開”的機會，而我們只需要翻開書即可。

03、對話戴蒙德

在戴蒙德書中游歷之余，我們有機會獲得了一次與戴蒙德教授越洋對話的機會，以下為問答實錄。

Q1：雖然您不久前表示過，當下全球最大的危機是核威脅、氣候變化、資源枯竭和社會不平等，但很明顯《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描述的戰(zhàn)爭、疾病和先進工具，依然是我們今天面對的重要課題。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似乎并未隨文明發(fā)展而消除，反而在不斷堆積，您如何看待人類社會發(fā)展過程中這種“不知反省”的特質？這是否與《第三種黑猩猩》中描述的“抽煙、喝酒和濫用藥物”這類自我毀壞的行為有某種共性？

戴蒙德：的確如此，文明的發(fā)展并沒有消除我們所有的問題。我們已經克服了一些老問題，比如死于天花的風險，但我們也遇到了新的問題：不僅僅是當前疫情這樣的新疾病，還有大型復雜社會的問題。人類總是有問題。尼安德特人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被其他尼安德特人殺死和同類相食的風險。我們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今天，當我走在街道上，我不擔心被殺死、烤熟和被吃掉的風險。相反，我擔心被車撞的風險。

Q2：2050年似乎是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您認為熱帶雨林可能在2050年消失，世界面臨的很多問題會在那時候到達一個臨界點，霍金預言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在2050年爆發(fā)，馬斯克甚至也說要在2050年之前將100萬人送上火星。想請教您2050年這個時間點是怎么算出來的？以及您認為如今我們正在努力的環(huán)保事業(yè)進程，是否能夠將這個時間點延后？

戴蒙德：在我的《崩潰》一書中，我討論了當今所有人類面臨的問題，例如漁業(yè)、森林和其他我們賴以生存的基本資源的枯竭。按照我們目前消耗世界漁業(yè)和森林的速度，資源的消耗將在未來幾十年——即到2050年左右——變得不可逆轉。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未來幾十年內解決資源管理的問題，這是壞消息。好消息是，如果我們能盡快采取可持續(xù)的政策，人類社會將能夠在無限的未來繁榮發(fā)展，我們不需要把埃隆·馬斯克(Elon Musk)送上火星。

Q3：您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曾說過，近代史上的人類殺手有天花、流感、肺結核、瘧疾、麻疹和霍亂等，都是由動物的疾病演變而來的疾病。這些疾病都是有較高致死率和傳染性的“殺手”，相比之下，目前仍在全球范圍內傳播的疫情，有同樣很強的傳播性和相對較弱的致死率，那么您認為此次疫情給人類帶來的挑戰(zhàn)和影響更多體現在哪些方面？

戴蒙德：當下疫情的最大影響并非直接導致人口死亡，相反，疫情的重大影響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面臨一個需要全球解決方案的全球性問題。不久前，在噴氣式飛機出現之前，世界還不是全球化的：問題可能仍然局限于局部?，F在，情況不再是這樣了。只有每個國家都能安全應對新冠病毒，世界才會不受該病毒困擾。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疫情是如此，其他全球性問題也同樣如此，它們都需要全球解決方案。這是當下的疫情給我們上的重要一課。

Q4：在環(huán)境改善、核武器戰(zhàn)爭這些話題中，您始終強調全球合作。但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和落后國家的既有差距，顯然是一個很難回避的現實，要在各方發(fā)展現狀不平衡的前提下進行全球合作，您認為有什么樣的認知前提嗎？

戴蒙德：促進發(fā)達國家與落后國家、富國與窮國之間全球合作的認知前提很簡單：自利！發(fā)達國家不再對落后國家產生的問題免疫。在公共衛(wèi)生服務資金不足的落后國家，埃博拉、猴痘和艾滋病等危險疾病不斷發(fā)展，登革熱和脊髓灰質炎等其他危險疾病持續(xù)存在。人們乘坐噴氣式飛機出行使得疾病可以從一個國家傳播到任何其他國家，包括從窮國傳播到富國。因此，發(fā)達國家?guī)椭浜髧业睦碛刹粌H有慷慨的高尚理由，也有富國通過幫助窮國來幫助自己的自利理由。

Q5：現在這個社會很多人對于年齡是有一種焦慮感的，但上個月您剛剛度過85歲生日，現在依然活躍在寫作領域，努力讓這個世界的未來變得更好，您是如何擁有這樣持久的動力的？對于年齡焦慮的讀者們您有什么建議嗎？

戴蒙德：我有持久的動力，是因為生活是如此有趣，現在我85歲了，剩下的時間不足以滿足我所有的興趣。這些興趣包括交朋友，欣賞偉大的音樂，看鳥，了解歷史，練習說多種語言。這給了我持久的動力。

Q6：從您的書中可以看出，橫跨鳥類研究、生理學研究以及地理學研究等領域的專業(yè)能力和經驗積累，是您擁有更多視角去看待這個世界并進行創(chuàng)作的基礎，但大多數人即使要在一個領域內有所沉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更推崇深耕一個領域的專注，還是嘗試不同領域的勇氣？

戴蒙德：

有些人，像我一樣喜歡投身于許多領域而獲得的視角，另一些人則喜歡專注于一個領域而獲得的視角。我有一個朋友是生物化學家，他是研究β-半乳糖苷酶的世界級專家。他從24歲開始就在研究β-半乳糖苷酶。我在大學里的另一位老師是一位偉大的有機化學家，只對有機化學感興趣。他把家里的客廳改成了有機化學圖書館，給女兒取名克里斯托（Crystal, 意為“水晶”），這樣他看到女兒就能想起有機化學。他從不去健身房鍛煉，因為那會占用研究有機化學的時間。他在60多歲時去世，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從不去健身房。但到他去世時，他已經獲得了兩次諾貝爾獎，并在有機化學領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瘧疾,天花,鼠疫,肺結核等疾病曾奪去數百人的生命,為什么現代人對它們不再如此恐慌?

數百萬？？？？呵呵，這個數據未免太小了。

就說說天花吧，我對其他兩個不適很了解。

在古代，中醫(yī)是唯一對天花有一定抵御效果的醫(yī)療手段，其他的國家只能把天花歸結為神對人類的懲罰，只會束手無策。中醫(yī)對于天花有一套完整的應對手段，掩埋死者，隔離患者，消毒等。早在宋朝，中醫(yī)就有了種痘理論了，只不過那時候用的是人痘，人痘活性比較高，用的少了無效，多了卻會讓人死亡，而人是有個體差異的，每個人量多量少太難控制了。歷史有記載，宋朝就有一位非常牛的人物，我記不清是誰了，就是因為種了痘才活下來的。直到近代西方發(fā)明了適用牛痘來種痘，天花才得到了根本解決（牛痘性溫和，即使發(fā)病也不會死亡），所以大家要注意，種痘并不是西醫(yī)發(fā)明的，而是中國的中醫(yī)，而且早在宋朝。

但是天花仍然是中國歷史上最恐怖的殺手，即使以皇家這么好的條件（太醫(yī)可以說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醫(yī)生了），都有很多子弟因此夭折，而且死亡比例極為恐怖。大家都看過康熙大帝這部片子吧，康熙小時候就得過天花，只不過他運氣比較好，挺過來了而已。宋朝有位皇帝，好像是宋仁宗，他一生只有三個兒子，全部死于天花。還珠格格這部片里也有對天花的描述，好像是那個紫薇的孩子，你只看他們當時對天花的緊張就知道天花在當時人的心理是多么恐怖了。還有一個例子，蘇軾有三個哥哥或者姐姐，他們全部死于天花。蘇洵生蘇軾的時候大概是30歲左右，他那三個哥哥姐姐，就算是10年時間里出生的好了，全部死于天花，也就是說，這大概10年的時間里，蘇洵所住的那個地方，暴發(fā)了三次天花疫情，你想一想，死了多少人。

中醫(yī)雖然對天花有一套完整的防備手段，但是往往卻很難實施，不是因為中醫(yī)不行，而是因為當地的官員。如果當地官員是能吏，在天花暴發(fā)初期能即時掩埋，隔離的話，天花自然不會產生很大的危害，但是事實卻是，有太多的貪官污吏，天花一出現，他們就先跑掉了。沒有人主持局面，尸體沒人掩埋，露天暴露的尸體是很危險的，看看現在為什么患禽流感的家禽需要火燒再深埋就知道了，患者也沒人隔離，更沒有人去消毒，天花的大規(guī)模暴發(fā)也就是必然的了。

天花一旦暴發(fā)，因為恐懼，人們自然想盡快遠離險地(中國人對故土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只要有一條活路，沒人愿意背井離鄉(xiāng))，于是就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人員遷徙（主要是青壯年，老人孩子是逃不了多遠的），這些人，自然就將天花病毒帶了出去，于是，天花疫情就輻射開了。天花一旦暴發(fā)，說十室九空，絕對不適夸張?？梢哉f普通民眾對于天花是沒有任何的抵抗能力的，大家相像一下皇家的超高死亡率就知道了，他們是什么醫(yī)療條件？普通民眾又是什么醫(yī)療條件？？

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中華上下幾千年，有多少地方，多少次暴發(fā)天花，又會死多少人。這個數據簡直太恐怖了，幾百萬實在是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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