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猛：淺談《日本國見在書目錄》

［日］藤原佐世所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以下簡稱《見在目》)是日本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敕編漢籍目錄。

這部目錄，自從清代黎庶昌把它刊入《古逸叢書》以后，即為中國學(xué)者所使用。大概因為此目錄屬日本漢籍，撰者又是日本人，國內(nèi)比較詳細評價、研究這部目錄的學(xué)者似乎還不多。近年來，筆者收集了有關(guān)資料，對此目錄以及它的撰者作了一些初步的考察。今不揣谫陋，以部分考察結(jié)果就正于大方，主要是：介紹撰者以及《見在目》的成書、流傳、版本以及有關(guān)研究的現(xiàn)狀，并就其學(xué)術(shù)價值談?wù)効捶ā?/p>

1.藤原佐世其人

國內(nèi)學(xué)人對《見在目》的作者藤原佐世也許還不太熟悉，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他的事跡。

關(guān)于藤原佐世的生平事跡，見成書于江戶時期的源光主修的《大日本史》卷二一五《文學(xué)傳》，矢島玄亮還編過一個年表，見所著《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與研究》。下列的事跡，主要依據(jù)此二書，筆者略加補充；為便于了解其經(jīng)歷，對有關(guān)的歷史、地理及職官制度，加按語作一些說明。

藤原佐世(828-898)，平安中期學(xué)者。式部卿藤原宇合之裔、民部大輔藤原菅雄之子。少時，曾就學(xué)于被尊為日本學(xué)問之神的菅原道真的父親菅原是善。

初為攝政大臣藤原基經(jīng)家司。［按：佐世與基經(jīng)關(guān)系非同一般，詳下。］

清和天皇貞觀(859-876)中，對策及第，舉文章得業(yè)生。補越前大掾從七位下。［按：平安時期，大學(xué)寮學(xué)生，原則上為五位以上或神官、太政官的子弟。學(xué)科有：紀、明經(jīng)、明法、算四道。其中，置文章博士一名，其下有文章得業(yè)生、文章生和擬文章生。又，古日本地方行政區(qū)域稱“國”，治所稱國司、國衙?！皣狈执蟆⑸?、中、下，越前乃大國，屬北陸道，略相當今福井縣，當時是經(jīng)日本海跟海外交流的基地之一。長官有四部官，也稱四等官、四分官，為：守、介、掾、目。大掾，從七位下。］

十四年(872，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奉敕與大學(xué)頭巨勢文雄宴餉渤海國使于鴻臚館。

陽成天皇元慶元年(877，乾符四年)十一月，天皇宴百官，敘位六十四人。時，佐世為民部少丞、正六位上，賜從五位下。［按：平安時期，中央設(shè)八省：中務(wù)、式部、民部、治部、兵部、刑部、大藏及宮內(nèi)。民部省，其名取自于隋制，即唐之戶部，主戶口、田地、租稅、山川、道路等。民部省四部官有：卿(長官)、輔(次官)、丞(判官)、錄(主典)，輔、丞、錄，各分大、少。民部少丞，一般為從六位上。民部丞，被稱為“顯官”，意思是晉升的階梯。］

二年(878，乾符五年)二月，授從五位下彈正少弼，遷民部少輔。

三年(879，乾符六年)四月，天皇初讀唐玄宗注《孝經(jīng)》，博士善淵永貞侍讀，佐世都講。是年，遷守右少辨。［按：平安時期，朝廷中樞為太政官組織，最高為太政大臣，其下，設(shè)左、右大臣、內(nèi)大臣、大納言、中納言、參議以及三局(左辨官局、右辨官局、少納言局)。辨官，又稱“蘭省”，有左右大辨、中辨和少辨，合稱“六座”，職掌草擬詔敕，以儒者或文章生充之。佐世官職高于位階，故曰“守”。］

八年(884，中和四年)三月，轉(zhuǎn)大學(xué)頭，右少辨如故。［按：大學(xué)寮，屬式部省。四部官為：頭、助、允、屬。大學(xué)頭為從五位上。］

光孝天皇仁和二年(886，僖宗光啟二年)正月，為左少辨。

二月，遷式部少輔，左少辨如故。［按：式部省，八省之一，似中國吏部，主朝廷禮儀、文官考課及選敘，大學(xué)寮屬焉。其長官為“卿”，其次，有大輔、少輔各一名，以儒者充之。］

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唐昭宗大順二年)一月十三日以后，除正五位下行陸奧守兼上野權(quán)介。［按：據(jù)《見在目》卷首署銜“正五位下行陸奧守兼上野權(quán)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佐世位階自“從五位上”升為“正五位下”；位階高于官職，故曰“行”。淳和天皇以降，上野、常陸、上三國作為親王封國，長官曰守，次官曰介，多不必赴國；“上野國權(quán)介”，為其兼職。陸奧國，也稱奧州，略相當今福島、宮城、巖手、青森四縣全域和秋田縣一部分。］

一月三十日，拜陸奧守兼大藏少輔。［按：大藏省，管理貨幣、金銀、珠玉、雜物。其長官為“卿”，其次，設(shè)大輔一名、少輔二名。］

春，貶謫陸奧國。

九年(897，昭宗乾寧四年)秋，遇赦，拜左尚書。

醍醐天皇昌泰元年(898，昭宗乾寧五年)返京途中，卒。年七十一。

佐世歷仕清和、陽成、光孝、宇多四朝，仕至從四位下右大辨。除晚年謫貶陸奧六年余，在朝近二十年，常在君主左右。

佐世諳熟經(jīng)史，尤善《孝經(jīng)》。所著，除《見在目》外，在陸奧嘗撰《古今集注孝經(jīng)》九卷。

子文貞，對策及第，至文章博士、式部大輔正五位上；其子后生，亦獻策為文章博士。子孫相繼業(yè)儒，世稱“式部家”云。

藤原佐世在京時，奉詔修撰《見在目》；奏上此書，蓋在寬平三年赴任陸奧之前。

2.《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成書

因為今本《見在目》沒有撰者的序文，所以，關(guān)于它成書的時間，眾說紛紜。據(jù)筆者所知，關(guān)于《見在目》之成書，發(fā)表過意見的學(xué)者有：狩谷望之(木夜齋)、安井衡(息軒)、島田重禮、狩野直喜、山田孝雄、和田英松、神田喜一郎、山岸德平、長澤規(guī)矩也、太田晶二郎、川口久雄等，可以說，集日本中國學(xué)界之一代俊彥。限于篇幅，挑選、歸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見解，介紹如下。

一、成書于清和天皇貞觀末。持此說者，有近藤正齋和小長谷惠吉。近藤正齋說：“是書本邦貞觀中藤原佐世奉敕撰，繼漢、隋二《志》古書目，唯此書存，且與《隋志》、《唐志》存佚互有出入?！毙￠L谷惠吉進一步發(fā)揮此說，說：“筆者寧信正齋‘貞觀說’，蓋貞觀年間奉敕，寬平三年以后撰進。如認可貞觀十七年正月廿八日冷然院火災(zāi)遂有編目動機，編目自當立即在當年、至遲次年，豈有空隔災(zāi)后至寬平漫漫十幾年之理?”貞觀，凡十八年(859-876)，按小長谷惠吉之說，當在貞觀末。

二、成書于宇多天皇寬平三年后。持此說者有：狩谷望之、安井衡、狩野直喜、山岸德平、山田孝雄等。其中，安井衡說：“據(jù)頭銜，蓋寬平中，佐世在奧所輯，距今九百六十余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十七年，875)，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作，而所以有‘現(xiàn)在’之稱也。”說“寬平中”，看似籠統(tǒng)，但又說“佐世在奧所輯”，實際上是認為寬平三年以后。狩野直喜就說得明確了：“至于此書之編撰，其頭銜作‘正五位下行陸奧守兼上野權(quán)介’，據(jù)此推測，可知成書于寬平三年以后，即相當唐昭宗之世?！?/p>

三、佐世在京時秦敕修書，赴任陸奧前成書。持此說者有：和田英松、太田晶二郎、矢島玄亮等。其中，又分為二說。太田晶二郎認為，成書于光孝天皇仁和、宇多天皇寬平之交?！度毡練v標記‘蜜’之上限》注三曰：“宇多天皇在位期間，未嘗召回佐世。醍醐天皇接位，拜右大辨，死于歸京途中。故佐世在陸奧期間，決無新敕。蓋在阿衡紛爭以后，佐世蒙基經(jīng)庇護奉敕而作。要之，《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實際撰作年代，至遲當在寬平三年正月基經(jīng)去世以前，故謂仁和、寬平之交或近似?！笔笉u玄亮則認為，藤原佐世離京時并未最終完稿，此書乃由后人續(xù)成。

筆者以為，太田晶二郎之說或近是，即成書蓋在寬平三年藤原佐世赴任陸奧之前。

上述諸說，提及“阿衡事件”(或稱“阿衡紛爭”)以及冷泉院、冷然院等，皆與《見在目》的成書有關(guān)，在這里，簡單地介紹一下。

藤原佐世之仕途與太政大臣藤原基經(jīng)關(guān)系密切。藤原基經(jīng)(836-891)，亦稱堀河大臣。清和天皇朝太政大臣藤原良房的養(yǎng)子。歷仕文德、清和、陽成、光孝、宇多五朝。良房死后，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876)，九歲的幼主陽成天皇禪位，下詔由基經(jīng)攝政。元慶四年(880)，拜太政大臣。八年(884)，基經(jīng)廢陽成天皇，擁立五十五歲的仁明天皇之子康親王，是為光孝天皇，仍攝政。仁和三年(887)閏十一月，宇多天皇即位?；?jīng)上表乞歸政。不許。天皇再詔，詔書中有“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之任”一句。藤原佐世乃基經(jīng)家司，以為詔書用“阿衡”之典，貌為禮遇，實不與實權(quán)。基經(jīng)深納佐世之言，拒不上朝視事。阿衡，乃商湯名相伊尹，佐湯伐桀，平定海內(nèi)。湯崩，立湯適長孫太甲。帝太甲暴虐亂德，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事見《尚書·商書》、《史記》卷三《殷本紀》。后人就把輔弼皇帝的賢相、尤其是代帝攝政的宰相，喻為“阿衡”?；?jīng)攝政，廢立天皇，故橘廣相所擬詔書，比之“阿衡”。事態(tài)僵持半年，直至四年(888)六月，天皇下詔請基經(jīng)關(guān)白萬機(按：“關(guān)白”一詞，即出此詔；基經(jīng)乃首任關(guān)白)，并斷罪橘廣相，了結(jié)此事。史稱“阿衡事件”，又稱“阿衡紛爭”，乃平安時期一次權(quán)力爭斗。結(jié)果以藤原氏勝出而告結(jié)束。從此，基經(jīng)職掌關(guān)白權(quán)力，直至寬平三年(891)去世。佐世乃藤原基經(jīng)的親信，故上引太田晶二郎論文，以為佐世蒙基經(jīng)庇護，奉敕編撰此書；其意思是，此書當成書于基經(jīng)攝政之時。

冷然院，平安時期后宮之一，建于嵯峨天皇弘仁(810-823)年間。嵯峨天皇讓位后，曾在此生活十余年。之后，歷代天皇或太上皇多居于此。貞觀十七年(875)正月，遭遇火災(zāi)，事見《三代實錄》卷二七：“廿八日壬子，夜，冷然院火。延燒舍五十四宇。秘閣收藏圖籍文書為灰燼，自余財寶，無有孑遺。唯御愿書寫《一切經(jīng)》，因緣眾救，僅得全存。”至村上天皇天歷三年(949)，改名“冷泉院”。

至于編撰《見在目》的目的，上述安井衡曾提及，今為通行之說，即貞觀十七年冷然院火災(zāi)，為防止再次遭災(zāi)，遂下敕編目。其實，此說并不見史載，只是安井衡的推測而已。圖書亡失的動機有兵燹、動亂、禁毀、水火等，火災(zāi)乃其一，應(yīng)該此說不無道理。

此外，《見在目》的編者藤原佐世自己還給我們透露了另一個編撰目的。史部正史家著錄《后魏書》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彥深撰。注曰：“右《經(jīng)籍志》所載數(shù)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彥深相雜才六十卷也，其余未知所在。今為待后來，全載本數(shù)?！痹瓉砭幾氨境娫跁蹦夸?，還有“為待后來”的意思。由此看來，《見在目》同時還具有待訪目錄的性質(zh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曰：“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于逐書下?！本褪沁@一類的目錄。

跟編撰目的有關(guān)的另一個問題，是此書的書題?，F(xiàn)在，通行本皆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依據(jù)是影印本的首頁書題。其實，此書題當依此書尾題：《本朝現(xiàn)在書目錄》。這個問題，太田晶二郎已經(jīng)注意到了。他在《日本漢籍史札記·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編纂的精神》一文中指出：今本尾題為《本朝現(xiàn)在書目錄》，其題意應(yīng)為：“對中國(主要指《隋書經(jīng)籍志》)而言、本邦實在存在的漢籍目錄”。此書的編撰精神(目的)，與其說主要在于時間性的“見在(現(xiàn)在)”，不如說是空間性的“本朝”；考慮此書的意義、價值以及功用等，正確地理解它的題目非常重要。

太田晶二郎還提出了今本的內(nèi)證。一，史部正史家著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藤原佐世注曰：“今本朝見在百二卷。”二，史部正史家著錄《后魏書》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彥深撰，注曰：“右《經(jīng)籍志》所載數(shù)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彥深相雜才六十卷也。”三，經(jīng)部小學(xué)家著錄《桂苑珠叢》十卷，注曰：“件本，本一百卷，而見在只第一帙，其余未知在否云云?！薄侗境F(xiàn)在書目錄》的書題正與所云“本朝見在”、“本朝見在書”、“見在”相呼應(yīng)也。其次，他還提出了外證。最早提及《見在目》的平安時期的具平親王撰《弘決外典抄》卷首所列引書目錄《尸子》條，注曰：“《本朝見在書目錄》不見?！庇?，鐮倉中期藤原孝范所撰《明文抄》卷五《文事部》提及此書，曰：“《本朝見在書目錄》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碧锞Ф纱苏f，可謂真知灼見。

此外，此書收錄圖書的下限，本應(yīng)當在寬平三年以前，但今傳室生寺本《見在目》中卻有寬平三年以后的圖書。今本卷末，有“其后渡來數(shù)卷”六字，就是一個證據(jù)。但是，矢島玄亮據(jù)此，認為藤原佐世離京時并未完稿、此書由后人續(xù)成的說法，恐怕也說過了頭。據(jù)筆者考證，藤原佐世不是“并未完稿”，是完成此書書稿的；后人也不是“續(xù)成”，僅僅是補充添加了極少量的圖書。

順便提一下，中國學(xué)者習(xí)慣簡稱此書為《日本目》，如果注明指的就是《日本國見書目錄》，當然無妨，但是，此書的書名當為《本朝見在書目錄》，而且，日本尚有其他各種目錄，日本學(xué)者習(xí)稱《見在目》、《見在目錄》、《現(xiàn)在書目》，所以，以后如果使用簡稱的話，最好還是稱《見在目》為妥。

3.《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流傳及版本

在《見在目》成書約一百年后，其名第一次出現(xiàn)在具平親王的《弘決外典抄》。具平親王(967-1009)，乃村上天皇之子。唐天臺六祖、妙樂大師湛然嘗撰《止觀輔行弘決》一書以釋天臺智《摩訶止觀》，比較難懂，具平親王遂于正歷二年(991)撰《弘決外典抄》解釋其中的漢籍(外典)之出典。其書卷首載有《外典目·年代略記》，羅列了他引用的五十九種漢籍的書名、卷數(shù)和撰者。其中《尸子》條注曰：“《本朝見在書目錄》不見。”《大戴禮記》、《字統(tǒng)》、《七曜圖》三書注“《見在書目錄》不見”，《牟子》注“《見在書目》不見”，《春秋左氏傳》注“《目錄》不見”。無疑，他所說的《見在書目錄》、《見在書目》及《目錄》，就是藤原佐世的《見在目》。

平安、鐮倉至室町時期，記載《見在目》的有關(guān)史料還有：鐮倉中期藤原孝范所撰《明文抄》、室町時期四善成(1329-1402)所撰《河海抄》等?！睹魑某酚涗洿藭頂?shù)為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最值得注意的是《河海抄》。此書大約成書于后村上天皇正平十八年(1362)左右，有點像中國的經(jīng)書的“傳”，是一部“傳”《源氏物語》的書，著重說明《物語》的由來、用語的典故等。其中，摘錄了一段《見在目》經(jīng)部樂家的內(nèi)容，曰：“《日本見目錄》，藤原佐世撰。樂家，二十三部二百七卷?！?/p>

《明文抄》所記此書卷數(shù)多于今本一千多卷。又，《河海抄》所鈔樂家體例，既記部數(shù)，又記卷數(shù)。所以，學(xué)者們以為，直到鐮倉、室町時期，世間尚流傳著《見在目》的兩種本子，即：原本和略鈔本［按：參見下文］。

到了江戶時期，今行世的影印本《見在目》的底本室生寺本才重見天壤。

有關(guān)記錄，最早見于橋本經(jīng)亮(1760-1806)的《梅窗筆記》。他說：在書肆看到古本粘葉一冊，題《日本見在書目錄》，署“正五位下行陸奧守兼上野權(quán)介藤原朝臣佐世奉敕撰”，有“室生寺”印。此書雖見于《河海抄》，但從未見到過全書。此本乃五、六百年前古寫本，極為可貴。他當時沒有抄錄，感到十分遺憾。

到了仁孝天皇文政年間(1818-1829)，狩谷望之(木夜齋，1775-1835)在京都買到此書，并為之作校注。狩谷去世后，此書復(fù)流入書肆。三十余年后，明治二年(1869)，歸森立之(楫園，1807-1885)所有。明治十三年91880)四月，森立之贈高木五郎兵衛(wèi)(壽穎)。同年五月，高木把書獻給了帝國博物館。森立之曾四跋此書，見室生寺本內(nèi)盒背上及濱野知三郎藏《續(xù)群書類從》本卷末，借此可以窺見此書自江戶至明治間流傳情況，跋稱此書“實是天下無二之寶典”。

室生寺本，凡四十六頁，兩面書寫。一面六行，書名、卷數(shù)大字，撰者、注文雙行小字。封面正中題“外典書籍目錄”，左下有“室生寺”三字。正文首頁右上題“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題上有“宮內(nèi)省圖書印”，題下有“森氏開萬卷冊府之記”方印，又有兩處削除印章的痕跡，末頁背面第四行邊也有同樣痕跡。第七頁背面有“大和室生寺”朱印，山田孝雄以為首頁所削除的印記蓋即此印。第十八頁正面有“森氏”朱印，正文末頁末行用“木夜齋”黑印，封底內(nèi)有“高木壽穎藏書之記”朱印。卷尾左上題：《本朝現(xiàn)在書目錄》。

“外典書籍目錄”，不是《見在目》原書的題目，收藏者蓋寺院，為區(qū)別佛家經(jīng)典之“內(nèi)典”，僧侶加了此題?！叭毡緡娫跁夸洝笨峙乱膊皇翘僭羰涝瓡臅}。

此本今藏宮內(nèi)廳書陵部。書陵部曾于昭和四十九年(1974)裝裱修補，今世行古典保存會本及名著刊行會本皆為修補前面目。

室生寺本乃舊鈔本之一。此本不載題跋，故抄寫時代不詳。和田英松以為鈔于平安朝。山田孝雄則以為“從書體紙質(zhì)看，似不晚于平安末期?！碧锞Ф蓮恼橙~裝及書體判斷，以為“不晚于鐮倉初期”。

《明文抄》所記此書卷數(shù)為一萬八千六百十八卷，多于今本一千多卷。室町時期的四善成所撰的《河海抄》摘錄了《見在目》經(jīng)部樂家部分著錄書，并說：“《日本見目錄》，藤原佐世撰。樂家，二十三部二百七卷。”室生寺本作“二百七卷，如本”，略去了“二十三部”四字。又，室生寺本有九家注曰“私略之”。所以，研究者以為，室生寺本不是一個照錄原本的鈔本，而是一個略鈔本。

室生寺，山號宀一山，在奈良縣宇陀郡室生村。奈良時期興福寺大僧都賢憬奉敕創(chuàng)建。平安初，賢憬弟子修圓入山造五重塔及伽藍等。天長元年(824)，空海獻納三國相承寶器，為真言、天臺密教道場?，F(xiàn)為真言宗豐山派。今流傳于世的，有刊本、影印本各兩種，其祖本皆為室生寺本。

此書初次刊刻，在孝明天皇嘉永四年(1851)。保己一之子忠寶模寫刊印，收入《續(xù)群書類從》第八百八十四卷雜部三四。其后，方稍為人知。忠寶跋曰：“右《現(xiàn)在書目》一卷，縮臨大和國室生寺所傳之本入雕，蓋亦七八百年前之物。蟲蝕數(shù)字，余亦多可疑者，然一從原文，不敢妄改，從以疑傳疑之義也?！逼浜螅桨簿饧斡佬梁?四年，1851)所撰《書現(xiàn)在書目后》曰：“右《目》中所收，為部千五百七十九，為卷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分為四十家，七緯不著卷數(shù)。又在此外，據(jù)頭銜，蓋寬平中佐世在奧所輯，距今九百六十余年。按史，先是，貞觀乙未，冷泉院火，圖書蕩然。蓋此目所因而作，而所以‘現(xiàn)在’之稱也。后復(fù)數(shù)經(jīng)兵火，著錄者十不存一，良可惜也。然其亡于漢而存于我，若《玉燭寶典》、《玉篇》原本之屬，予亦嘗一睹之，皆大楷濃墨，裝為橫軸，非今日板本所得而仿佛。激賞之余，欲博搜遺逸，以次梓行之，而力未能焉。忠寶與予同好者也，近得此書，縮臨授梓。亡者雖不可得而追，然當時文物之盛，宛然在目，寶藝林一快事也。若有感焉而和者，海內(nèi)遺逸之書，庶乎可得而旁羅矣，是忠寶之志也。嘉永辛亥臘月十日，飫肥安井衡?！贝吮倦m仿原本手書模寫，然仍不免錯訛。

另一復(fù)刻本是光緒十年(1884)清黎庶昌輯刊遵義黎氏日本東京使署本，即中國學(xué)者常用的《古逸叢書》本。此本后來在臺灣有兩次影?。骸栋俨繀矔伞罚粐漓`峰編《書目類編》。此本所用底本有“丁丑五月九日寫竟，中島勝延”識語，所據(jù)底本與《續(xù)群書類從》本不同，乃室生寺本的一個傳鈔本。

室生寺本最好的復(fù)制本，是大正十四年(1925)日本古典保存會的影印本。此本忠實于原本，只是為經(jīng)費所限，比原本稍微縮小了一點。遺憾的是，當時此本乃“非賣品”，只配布給古典保存會會員，不容易見到。直至一九九六年一月再次影印古典保存會本，此本才較容易見到。

一九七九年，日本又影印了另一明治舊鈔本，也出室生寺本，收入了長澤規(guī)矩也、阿部隆一編的《日本書目大成》第一卷。

此外，據(jù)《國書總目錄》，《見在目》尚有二十余種鈔本，分藏在日本各地。室生寺本之外，還有沒有屬于其他系統(tǒng)的傳鈔本，目前還不太清楚，筆者正在調(diào)查。

4.《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的學(xué)術(shù)價值

研究古典中國學(xué)，離不開文獻目錄。目錄的功用在于“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所以，王鳴盛說：“目錄之學(xué)，學(xué)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薄兑娫谀俊返膶W(xué)術(shù)價值也表現(xiàn)在這方面。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四點。

一、成書時間較早。

現(xiàn)在，研究唐代及唐代以前中國學(xué)的學(xué)者案頭必備的，有三部史志目錄：《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端逯尽烦蓵诟咦陲@慶元年(656)，《舊唐志》成書于后晉出帝開運二年(945)，《新唐志》則成書于宋仁宗嘉五年(1060)。如上所述，《見在目》撰成于在日本宇多天皇寬平三年(891)，相當于中國唐代僖宗末、昭宗初，所以，其成書雖晚于《隋志》二百三十五年，但早于《舊唐志》五十四年，早于《新唐志》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為此書成書比《兩唐志》還早，所以，現(xiàn)在考察唐代的著述，就目錄而言，許多圖書都首見于《見在目》。如查檢唐代及唐以前圖書，凡不見《兩唐志》的，應(yīng)該查檢一下《見在目》；凡《兩唐志》著錄的，也必須對核一下《見在目》的著錄。比如，西晉道士王浮所撰《老子化胡經(jīng)》，是中國道教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早在東漢佛教初入中國時，已有老子西入夷狄、化為佛陀之說。自王浮造此經(jīng)、貶斥佛法始，此說成為佛道兩家爭訟焦點之一。其人其書，見《高僧傳》卷一《帛遠傳》、劉義慶《幽明錄》、唐釋法琳《辨正論》卷五《佛道先后論》引《晉世雜錄》及陳子良注引裴子野《高僧傳》等。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九《破邪篇》“妄傳邪教”：“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jīng)》?！薄缎绿浦尽返兰翌惣啊冻缥目偰俊返罆愑小蹲h化胡經(jīng)狀》一類，劉知等撰?！缎绿茣纷⒃唬骸叭f歲通天元年(696)，僧惠澄上言乞毀《老子化胡經(jīng)》，敕秋官侍郎劉知等議狀?！薄杜f唐書》卷七《中宗紀》也說到：“神龍元年(705)九月壬午，……禁《化胡經(jīng)》及婚娶之家父母親亡停喪成禮?！敝型凉侥夸涀钤缰洿藭氖恰端灞娊?jīng)目錄》，卷二著錄《正化內(nèi)外經(jīng)》二卷，注云：“一作《老子化胡經(jīng)》?！笨墒?，六朝至唐代，道士所作宣揚化胡經(jīng)書不止一種，二卷的《正化內(nèi)外經(jīng)》乃其中一種，而唐代流行的卻不是此種，而是十卷本的《化胡經(jīng)》，《見在目》著錄的正是此種。此書到南宋紹興初年才出現(xiàn)于《秘書省續(xù)編到四庫闕書目》。元至元(1264-1294)年間，世祖詔令焚毀道經(jīng)，此經(jīng)全部佚失，今賴敦煌文獻窺其面目。敦煌文獻存有數(shù)種，S.1857及P.2007為卷一，S.2081及S.6963為卷二，P.3404為卷八，P.2004為卷十；此外尚有P.2360。《見在目》著錄卷數(shù)正跟敦煌殘卷相符合，為研究《化胡經(jīng)》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二、著錄書的數(shù)量比較多。

衡量一部目錄的價值，還要看它著錄的圖書的數(shù)量。對《見在目》著錄書的部數(shù)和卷數(shù)所作的統(tǒng)計，各家不同。據(jù)筆者統(tǒng)計，《見在目》著錄圖書部數(shù)為一千五百七十九；其卷數(shù)據(jù)小長谷惠吉依今本實數(shù)計算，為一萬七千一百零六卷，依矢島玄亮的計算，則為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五卷。最值得重視的是，《見在目》著錄而《隋志》、《舊唐志》和《新唐志》未著錄的圖書的數(shù)量。據(jù)筆者統(tǒng)計，經(jīng)部有一百九十六種，史部有八十九種，子部有七十九種，集部有一百零三種；凡四百六十七種。這些還不包括卷數(shù)不同、版本相異者。也就是說，《見在目》其中竟有三分之一弱不見于中國三大史志目錄，僅這一點就可知其價值之高。

不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及《兩唐志》的圖書太多，無法一一列舉。單說《切韻》及其注釋書，《見在目》就著錄了十六家：陸法言、王仁煦、釋弘演、麻杲、孫忄面、孫亻由、長孫訥言、祝尚丘、王在藝、裴務(wù)齊、陳道固、沙門清澈、盧自始、蔣魴、郭知玄、韓知十。其中，只有陸法言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孫忄面見于《新唐書藝文志》。周祖謨考輯諸家《切韻》，撰《唐五代韻書集存》，就得力于《見在目》。又如，張固也曾撰《新唐書藝文志補》，補《新唐書藝文志》所闕一千六百余種，大約有一百五十余種采自此書。

怪不得，太田晶二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解說》說：“此書著錄《隋志》以外圖書，可謂珠玉。”

三、《見在目》是一部記錄實存圖書的目錄，可信性很高。其書名曰“見(現(xiàn))在”，就是寬平三年“見在”所存圖書的意思。這種目錄之價值，不是如鄭樵《通志藝文略》那種抄錄摭拾前代書目而成的目錄所能比擬的。

《見在目》史部正史家著錄《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藤原佐世注曰：“今本朝見在百二卷?！笔凡空芳抑洝逗笪簳芬话倬?，隋著作郎魏彥深撰。注曰：“右《經(jīng)籍志》所載數(shù)也。而本朝見在書收魏彥深相雜才六十卷也?！庇郑?jīng)部小學(xué)類著錄《桂苑珠叢》十卷，曰：“李思博撰。第一帙。件文本一百卷，而見在只第一帙，其余未知在否云云。”看看這幾段注文，就不難窺見藤原佐世的工作是很實在的。

不妨就《桂苑珠叢》再多說幾句。此書為一百卷，可是“見在”僅存和一帙十卷，藤原佐世據(jù)實著錄。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隋書經(jīng)籍志》失收，最早著錄它的就是《見在目》，藤原佐世無所依傍。以后，《兩唐志》著錄，曰：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其事不見諸葛穎本傳，卻見《舊唐書》卷一八九上《曹憲傳》：“(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杜林、衛(wèi)宏以后，古文泯絕，由憲此學(xué)復(fù)興。大業(yè)中，煬帝令與諸學(xué)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币嘁姟缎绿茣肪硪痪虐恕恫軕梻鳌罚唬骸?憲)于小學(xué)尤邃，自漢杜林、衛(wèi)宏以后，古文亡絕，至憲復(fù)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guī)正文字。”可見，此書是隋大業(yè)中煬帝令曹憲與諸學(xué)者撰修的。唐道宣《釋迦氏譜·序》：“……所以《三蒼》、《三雅》總會《說文》，字本九千，字源極矣?！蹲至帧?、《字統(tǒng)》、《桂苑》，世增二萬，澆流漸繁?！彼侮愃肌稌∈贰肪砭拧秱鳌钒恕疤啤保骸啊豆鹪分閰病芬话俣?按：卷數(shù)有誤)，體制擬顧野王《玉篇》，以小篆、八分、隸書三體正，御本甚精?！笔谴藭w例仿顧野王《玉篇》，旨在“規(guī)正文字”，故用小篆、八分、隸書三體，在中國文字學(xué)史上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秲商浦尽肥鹬T葛穎之名，以前或以為蓋諸葛穎居預(yù)修者之首，可是，據(jù)《見在目》此條注，主要的撰者實際上恐怕是李思博。李思博此人，名不見經(jīng)傳，但絕對可信。因為藤原佐世“見在”所見的恰恰是第一帙，前十卷，卷首當有序文和編撰者署名，他之所以知道原書為一百卷，也就是讀了序文；同樣，他著錄撰者為李思博，其依據(jù)也應(yīng)該是序文和署名。《見在目》為研究文字學(xué)史提供了一條有意義的資料。

《見在目》的可信性，還可以得到日本今存的漢籍、敦煌等出土文獻以及其他目錄文獻記載的印證。

《見在目》著錄的圖書，至今有不少留存于日本，影印復(fù)制后，嘉惠學(xué)林，成了研究古典中國學(xué)的重要材料。黎庶昌的《古逸叢書》和林述齋的《佚存叢書》，都是刊刻珍貴的中土佚籍的叢書?！豆乓輩矔肥珍浀姆秾帯洞呵稔毫簜鳌贰ⅰ短崎_元御注孝經(jīng)》、許敬宗等《文館詞林》殘卷、佚名《雕玉集》殘卷、顧野王《玉篇》殘卷、楊亻京注《荀子》、郭象注成玄英疏《南華真經(jīng)注疏》、陸德明《尚書釋音》、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徐靈府《天臺山記》、杜臺卿《玉燭寶典》等，都見于《見在目》，唯有陳丘公明《碣石調(diào)幽蘭》一書，不見記載。《佚存叢書》所收錄的蕭古《五行大義》、武后《臣軌》、《樂書要錄》、韋述《兩京新記》殘卷、李嶠《雜詠》等，也都是《見在目》著錄的圖書。此外，還有不見這兩部叢書的。單以經(jīng)部為例：禮家著錄梁皇侃《禮記子本疏義》百卷，今存奈良鈔本，藏早稻田大學(xué)；孝經(jīng)家著錄漢孔安國傳《古文孝經(jīng)》，今存三千院等鈔本，有古典保存會影印本等；論語家皇侃《論語義疏》，存室町鈔本，有懷德堂刊本，也收入了《知不足齋叢書》；小學(xué)家著錄南齊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京都山科毗沙門堂存鐮倉鈔本，古典保存會有影印本；梁李暹《千字文注》，存日本南北朝鈔本，有古活字本。這些著述，都可以在《見在目》里找到它們的“源頭”，而《見在目》又能為研究這些著述提供有益的材料。

例如，其中《古今篆隸文體》一卷，《見在目》注曰：“蕭子良撰?！贝藭摺端鍟?jīng)籍志》作蕭子政，《兩唐志》又作蕭子云?！冻鯇W(xué)記》卷二一《文部》“文字”引作“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封氏聞見記》卷二《文學(xué)》云：“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并見施用，余多不行?！苯耒爞}鈔本為卷子本，凡斐紙二十四頁。內(nèi)題：“《篆隸文體》中右侍從竟陵王蕭子良序”。序文凡二十三行。次舉六文(六書)，列二字為例加以說明。其次，列書體四十三篇，附以作者年代。鈔本《序》所題“蕭子良”，與《見在目》著錄相符。《兩唐志》著錄蕭子云《五十二體書》一卷，《封氏聞見記》所言“五十二種”與《兩唐志》“五十二體書”相符，是《兩唐志》著錄《五十二體書》非子云撰，乃子良撰也。南唐徐鍇亦謂子良撰?！墩f文系傳》卷二九《敘目》上“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條，徐鍇注曰：“按齊蕭子良所撰《五十二家書》，又好奇者，隨意增之，致遠則泥，皆妄穿鑿，臣不敢言也。”今存鐮倉鈔本，與《見在目》相印證，應(yīng)該就是《見在目》著錄書的傳鈔本，說明其淵源有自，撰者當從《見在目》，作蕭子良。至于《見在目》的著錄，得到敦煌等出土文獻以及其他目錄文獻記載支持的例子，就更多了，不下一百余例。比如，經(jīng)部小學(xué)家著錄的《開蒙要訓(xùn)》一卷，曰：“馬氏撰”。敦煌本《雜抄》P.2721a：“《開蒙要訓(xùn)》，馬仁壽撰之?！笔侵恕榜R氏”乃馬仁壽也。敦煌文獻題《開蒙要訓(xùn)》者，有三十五件，一卷，與《見在目》此條相符。此外，經(jīng)部小學(xué)家著錄的《筆札華梁》二卷，與《秘書省續(xù)編到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的上官儀《筆札(九)花梁》二卷相符，又跟日本僧空海(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征引《筆札》相應(yīng)；史部雜史家著錄范陽盧藏用注《春秋后語》十卷，跟日本平安時期具平親王《弘決外典抄》呼應(yīng)；史部土地家著錄韋述撰《兩京新記》四卷，得到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圣教目錄》的支持；等等。

所以，川口久雄提及敦煌文獻《王梵志詩》、《老子化胡經(jīng)》、《楚辭音》、《兔園策府》以及日本現(xiàn)存的《文館詞林》、《雕玉集》、《王勃集》、《游仙窟》等書時，說：“且不論，這些書，當時的日本人讀到什么程度，但它們同見于唐末鳴沙石室的遺書和王朝秘府藏書，這點令人尋味?！?/p>

四、以上主要從文獻學(xué)的角度，闡述了《見在目》的價值，另一方面，它的價值還體現(xiàn)在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文化史提供依據(jù)。

因為這部目錄所著錄的圖書大都來自中國，所以，它還具有“輸入”目錄的性質(zhì)。日語有“將來目錄”的說法，即指某人某時從外國攜歸日本的圖書目錄。最早的當數(shù)天平三年(731)的《寫經(jīng)目錄》；其次，有成書于天平五年(733)的吉備真?zhèn)涞摹墩垇砟夸洝贰Ｔ俅?，則有天平十四年(742)的《闕經(jīng)目錄》?！秾懡?jīng)目錄》和《闕經(jīng)目錄》，是佛教文獻目錄，日本最早的漢籍(外典)的“將來目錄”目錄，當為吉備真?zhèn)涞摹秾砟夸洝罚涗浟怂麖闹袊鴶y歸日本的圖書，可惜已佚，唯存片斷。此外，尚有天平二十年(748)的《寫章疏目錄》，主要著錄佛典，其中記錄了漢籍四十三部?？蘸５摹缎造`集》以及日本僧人的“將來目錄”目錄也記載了一些漢籍。著錄漢籍數(shù)量達一千五百種以上、而且流傳至今的目錄，最早的就是這部《見在目》了?！兑娫谀俊?，可以說是奈良、平安時期的“將來目錄”的集大成。

有了這部“將來目錄”的集成，才可能從總體上知道日本從中國輸入了多少圖書，主要是些什么圖書，從而，宏觀地考察中日文化交流史以及日本奈良、平安時期的日本思想史、文化史、學(xué)術(shù)史。從《見在目》所著錄的各別的圖書，聯(lián)系有關(guān)該圖書歷代的文獻記載和留存的實物，則可以微觀地窺見一本本具體的圖書流傳的源頭和軌跡，這無疑在研究日本漢學(xué)史、日本漢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田英松說：“實際上，此目錄乃考究我國學(xué)藝淵源的唯一根據(jù)。”說“唯 一”，也許有點太過分，其意在強調(diào)《見在目》的這方面的價值，則是不難理解的。

日本《大寶令·學(xué)令》規(guī)定：凡教授正業(yè)，所用經(jīng)注為：《周易》鄭玄、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yù)注，《論語》鄭玄、何晏注，“謂非是一人兼習(xí)二家，或鄭或王，習(xí)其一注；若有兼通者，既是為博達也?！笨梢?，日本飛鳥時期及奈良時期，學(xué)習(xí)中國經(jīng)書，其指定的注釋書是漢魏注家，但是，考慮到這些書不容易讀，所以，并不要求兼習(xí)，只要學(xué)習(xí)其中之一就可以了；如能兼通二家，那就稱得上博學(xué)了。《見在目》經(jīng)部著錄了不少這些漢魏各家經(jīng)注，如《易》、《尚書》、《論語》有鄭玄注，《春秋》有賈逵、服虔注等。這就反映了奈良到平安前期的日本人學(xué)習(xí)中國經(jīng)學(xué)的這個特點?？墒牵搅似桨埠笃?，在藤原通憲(1106-1159)編撰的另一部著錄了不少漢籍的目錄《信西入道藏書目錄》里，這些漢魏經(jīng)注書大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唐朝編撰的各經(jīng)的《正義》。又如，藤原賴長(1120-1156)的《臺記》，雖然記錄了不少這位當時以博學(xué)稱名的儒學(xué)家所讀的書籍，但仔細看看的話，它們也幾乎都不出《正義》的范圍?？梢?，平安時期中期以后，由于這些經(jīng)注畢竟過于艱深，不如《正義》好讀，于是被《正義》所代替，漸漸無人問徑，以至消亡。

5.研究現(xiàn)狀與展望

最后，介紹一下《見在目》的研究現(xiàn)狀，并談?wù)劰P者的看法。

古典保存會本面世后，對此目錄的研究才算真正開始。研究、介紹過這部目錄的學(xué)者，集中了許多日本漢文獻學(xué)界的著名學(xué)者?？上У氖?，他們似乎都偏重于對目錄的撰者藤原佐世其人以及此書的流傳感興趣，真正涉及研究此書本身內(nèi)容［按：指書名、卷數(shù)、編撰者以及藤原氏所加附注等］的，據(jù)筆者所知，僅四位：狩谷望之、森立之、小長谷惠吉和矢島玄亮。

狩谷望之曾校此書，校本藏靜嘉堂文庫。狩谷尚撰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證注稿》，未能完稿，原稿毀于大正十二年(1923)大地震，復(fù)寫本有數(shù)本，藏圖書寮、京都大學(xué)圖書館等處。今容易見到的《日本古典全集》本，是據(jù)圖書寮本刊印的。

森立之也曾校注此書。據(jù)其《跋》，森立之得狩谷望之校本，錄其校語于《續(xù)群書類從》本，自己又復(fù)加校注。其校本后歸濱野知三郎收藏。森立之曾四跋此書，一跋在室生寺本，三跋在《續(xù)群書類從》本。

之后，上世紀三十年代，小長谷惠吉撰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解說稿》；八十年代，矢島玄亮撰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與研究》。

此外，有些學(xué)者對此書的一部分著錄書或編撰者，作了極有見地的考證。如和田英松、小長谷惠吉指出了混入此書的一些日本漢籍。

這些先輩的研究，篳路藍縷，其功匪淺，直到今天，仍使后人受益無窮。

但是，對《見在目》的研究似乎還存有不少余地。

狩谷、森和小長谷三位只使用了《隋志》、《舊唐志》、《新唐志》、正史有關(guān)傳記以及日本所存部分殘卷，對《見在目》中見于以上三《志》的著錄書以及見于正史的編撰者的事跡，作了簡明的注解和校勘。小長谷除作了這項工作外，還對藤原氏的家世、生平事跡、目錄的成書年代、版本的流傳等，作了一些考證。矢島玄亮的研究則比較詳細，查閱并利用了不少中國和日本兩方面的史料。遺憾的是，他遺漏了一些極為重要的史料。比如，研究唐以前古籍必須查檢的《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重要公私目錄以及已經(jīng)為學(xué)界廣泛使用的敦煌文獻等，對羅列的史料似乎還缺少必要的甄別和論斷。

此外，近年來，中日學(xué)界的研究日新月異，成果層出不窮，也為《見在目》的研究創(chuàng)造了新天地。不妨舉個例子?！兑娫谀俊纷硬酷t(yī)方家著錄了陳延之《小品方》十二卷。此書唐代頗為流行，于飛鳥時期已傳入日本。但在中土，《崇文總目》已不見著錄，故宋林億等在《備急千金要方·后序》里曾嘆曰：“以類推之，則《小品》亦仲景之比也，常痛其遺逸無余?！辈涣?，一九八四年，小曾戶洋在前田育德會尊經(jīng)閣文庫發(fā)現(xiàn)了鐮倉末期鈔本殘卷。殘卷所存內(nèi)容有《序》、《全十二卷總目錄》等，不避唐太宗諱，蓋高向玄理歸回日本之時(640)、或此以前已傳入日本。又，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還發(fā)表了新出土的木簡“漏盧湯方”。小曾戶洋、真柳誠以及中國的醫(yī)學(xué)史研究者憑此對《小品方》作了深入的研究。類似這樣的成果，對《見在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應(yīng)該加以充分利用。

總之，《見在目》是一部學(xué)術(shù)價值很高的目錄。筆者愿借此機會呼吁中國學(xué)研究者重視并充分地利用這部并不難得的目錄。同時，為了使利用者比較準確地了解這個時期中日文化交流和漢籍的流傳情況，更充分地體現(xiàn)出它的價值，有必要利用中日兩國的各種史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對這部目錄進行全面的必要的?？闭恚M一步考察、研究這部目錄的內(nèi)容，特別是那些不見于中國目錄的、已經(jīng)佚失的圖書，以及失名的或生平事跡隱晦不彰的撰者。這項工作，不太容易，但如果做好了，無疑將對中日文獻學(xué)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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