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wèi)所制度如何成為王朝隱患：邊防、軍政與明帝國的興衰

作者=尹敏志

來源=2020年7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明代的衛(wèi)所、軍戶，原本是小眾學術題目，宋怡明（Michael Szonyi）《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譯本的出版，才將其帶到大眾讀書界的視野。

有明一代，全國遍設17個都指揮使司、300多衛(wèi)所，五分之一的人被登記為軍戶，在歷代王朝中實屬絕無僅有。與這種彌漫社會的軍事氛圍不相稱的是，正統(tǒng)以降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明軍的整體表現令人失望，給人留下孱弱的刻板印像。

耗費巨大社會資源的衛(wèi)所軍戶制度，為何最后千瘡百孔？學者們很早意識到，僅從《明實錄》《大明會典》《皇明制書》等官方記載入手解答是不夠的。二十世紀初，羅香林最早用族譜研究衛(wèi)所與邊地開發(fā)的關系，張鴻翔則用衛(wèi)選簿檔案研究明代少數民族，經牧野巽、川越泰博、于志嘉、梁志勝等學者的接力，研究成果相當可觀。宋怡明是美國人，但早預其流，上世紀八十年代已跟隨華南學派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在鄉(xiāng)間搜集到不少明代軍戶族譜。

《被統(tǒng)治的藝術》

（加） 宋怡明 /著

鐘逸明 /譯

后浪·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9年12月

這樣的泱泱大勢下，如果有學者不做田野調查，不去搜尋孤本秘籍，主動與各類新史料絕緣，反復咀嚼《明實錄》《大明會典》等幾部書做研究的話，就像手持冷兵器沖進炮彈橫飛的現代戰(zhàn)場。《明代軍政史研究》就是這樣一部著作，此書2003年由汲古書院出版，幾乎沒有引起國內學界重視。作者奧山憲夫窮盡存世典籍的記載，史料學方法和研究路數雖然老派，但核心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不少新意。

奧山1947年出身于日本東北山形縣，畢業(yè)于北海道大學（在日本簡稱“北大”）。學部生時代，他參加菊池英夫的《明史》研究班，從此邁入明代軍政史領域。北大地處偏遠，資料貧乏，院生時代奧山跟隨大阪大學教授濱島敦俊來東京，“內地留學”半年，畢業(yè)后來到埼玉縣高校工作，后轉任東京國士館大學教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山根幸夫主持“明代史研究會”，在東京地區(qū)定期召開研究班，奧山與星斌夫、川越泰博、于志嘉都曾參與。所以奧山不會不知道族譜、選簿的存在，更可能是有意將自己的研究領域限定在中央層面，聚焦衛(wèi)所制度的宏觀演變。

放眼中國歷代王朝，朱元璋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后，第二個以平民出身登大位的開國之君。而且劉邦在位僅12年，朱元璋在位達31年。平民之君的共同特點是知道民間疾苦，但也了解普通人可被國家壓榨到什么程度，為維持生存能接受多低的道德底線。在極端殘忍與脈脈溫情兩面間隨意轉換，善于拿捏人性的陰暗面，是他們的與生俱來的本領。明太祖的性格比漢高祖更強勢，其壽命長，精力又充沛，為明帝國留下了巨大且難以擺脫的遺產。

朱元璋曾自述其崛起過程：“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庇捎诔錾肀拔?，除了在故鄉(xiāng)招募的少量鄉(xiāng)兵外，他主要靠不斷收編其他部隊發(fā)展壯大，其中包括各地土豪、地主的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敵對集團的降軍，以及元朝舊部，整體來源十分復雜。1364年，朱氏對手下部隊做了一次大整編，革除元代的軍事體制殘留，確立指揮帶兵5000、千戶帶兵1000、百戶帶兵100的制度，奠定了衛(wèi)所制度的雛形。

元末社會的全面崩潰，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力量，生存下來軍隊殺人如麻，各有懷抱，雖被朱元璋暫時籠絡在一起，但派系沖突隨時會爆發(fā)。奧山憲夫指出，明王朝建立之后，當務之急是將由大量私人集團軍組成的明軍，改編成官僚制度下統(tǒng)一的軍隊，這首先要打斷各集團軍內部的私人紐帶，納入中央統(tǒng)一控制下。

洪武元年（1368）徐達率軍攻破元大都，將元順帝趕至漠北，元朝滅亡。三年后北伐軍凱旋回到南京，進行大規(guī)模論功行賞。檀上寬指出，此次行賞的目的不僅是犒勞將士，也是對明王朝建立過程中眾人的貢獻值進行全面評價，確立等級秩序。此時基本確立的武臣世襲制度，原本也為加強各集團軍的向心力，但后來連普通士兵也要世襲，為明軍的孱弱化埋下伏筆。

朱元璋選擇在這時強化對軍隊的統(tǒng)制，是因為王朝根基尚不鞏固——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盤踞漠北，大夏政權控制四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zhèn)守云南，遠未到下馬治國之時。宮崎市定注意到，洪武三年論功行賞時重文輕武的傾向嚴重，以武官為班首，大將軍徐達得到歲祿5000石，謀士劉基僅得240石。這種資源傾斜，有助于維持軍隊的戰(zhàn)斗力。

各級官兵的糧餉，包括武官月俸、旗軍月糧、外出執(zhí)行任務時的行糧等，也以明確的數目字確定下來。為避免各地經濟差異造成的影響，糧餉主要以米為計量單位支給，兼給絹、皮革、鹽、胡椒等實物。

只在個別離產糧地遙遠、運輸不便的衛(wèi)所，才將大部分糧米折算成銅錢、鈔或白銀。朱元璋熱衷以各種補充性條例維持國家政策表面上的整齊劃一性，洪武九年限定，北方等地糧米折給比例不得超過五成，南方等地比例不得超過三成。

打斷軍隊內部的私人紐帶，會產生負面效果。軍官與軍士之間相互不熟悉、不信任，上級對下級的榨取和虐待日重，命令無法得到貫徹執(zhí)行，軍隊的戰(zhàn)斗力漸趨下降。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隨著第一、第二代武官的世襲更迭，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考慮到兩淮、中原地區(qū)的將士們勞苦功高，朱元璋給予特別的優(yōu)待，把他們大量留在南京的京衛(wèi)里。南京生活優(yōu)越，軍士家人遂大批從山東、河南等地搬到軍營居住，導致田原荒蕪，明政府不得不規(guī)定，除了軍人的父母妻子外，其他人全部遣返回鄉(xiāng)，這一政策，漸漸衍生出明代“衛(wèi)所軍戶”“衛(wèi)所軍戶”“寄籍軍戶”的復雜區(qū)分。

奧山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在洪武初年的北方戰(zhàn)事上，而著重討論云南之役。這是本書的創(chuàng)新點之一。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藍玉、沐英在南京奉天門接受朱元璋檢閱后出征，明軍勢如破竹，十二月已攻進曲靖，梁王自縊而亡。云南戰(zhàn)事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翌年正月朱元璋已命令將疾病疲弱的軍士遣返，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等機構的設立也提升了議程。

但到十五年（1382）年四月，局勢忽然一變。云南境內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地的啰啰先翻反旗，明軍主力的撤軍計劃被迫擱淺。之后十多年，幾乎每年云南都會發(fā)生大小叛亂，將洪武政權拖入長期戰(zhàn)的泥潭。

此役最終耗時十多年，動員的兵力有據可查的就有156萬，實際情況還不止。每隔兩三年，中央就得補充20萬新兵到云南。軍隊來源早期以親軍衛(wèi)、京衛(wèi)最多，即明軍的主力部隊，后主要依賴附近的湖廣、四川。為了平定云南，北平、福建、浙江、四川、廣西，乃至新設的陜西行都司、貴州行都司都曾調軍前往，除遼東以外全國動員，牽動全國。所幸這一時期北方蒙古族陷入內亂，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云南之役的最大挑戰(zhàn)還不是兵源，而是后方補給。當時云南大部分地區(qū)還未開化，刀耕火種，加上連年霜旱疾疫，無力供應如此大規(guī)模的軍隊。朱元璋不得不變通主要以糧米支軍餉的制度設計，將大量白銀運到云南，從附近的湖廣和四川糴買糧食。奧山指出“云南平定戰(zhàn)的軍事和經濟負擔，給洪武朝后半段的對外政策和財政套上了一副枷鎖”，長期無法騰出手打擊北方游牧民族，這無疑是明太祖這輩子“最大失誤之一”。

由于京衛(wèi)軍長期在云南征戰(zhàn)，官兵私人聯系日趨緊密，引起了明太祖的警覺。《明太祖實錄》記載，行徑最惡劣的將領藍玉收養(yǎng)莊奴、假子上千人，回南京時飛揚跋扈，經過喜峰關時守關者沒有及時開門，直接破門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玉謀反伏誅，牽連被殺者一萬五千多人。藍玉案的審訊記錄后被編纂成《逆臣錄》，書中眾人謀反的情節(jié)十分低級，令人懷疑大部分是肆意羅織的罪名。藍玉案發(fā)生在明后期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非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所能簡單歸納。

明代軍事史研究者大多關注明初如何追剿北元殘余勢力，如何經營東北，對云南甚少措意。奧山憲夫糾正了這一偏見，認為云南之役才深刻影響了衛(wèi)所制度的演變。蒙古族的軍事壓力重新成氣候，已是明朝建立近一百年后。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五十萬明軍（包括大部分在靖難之役中崛起的新官）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本人都被俘虜。明朝沒有亡國，實屬僥幸。此后明政府重組全國防御體系，將防御重心移到北方地區(qū)，進入我們熟悉的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對抗模式。

最早臨時性的糧餉折銀政策，在人口稀少、糧食產量低的北方衛(wèi)所變成常態(tài)。而且越是偏遠、軍事壓力大的衛(wèi)所，糧食價格越貴，折銀比例也越高，士兵最后能買到的糧食就越少。天高皇帝遠，邊疆的武官更加肆無忌憚地盤剝士兵。凡年輕力壯的北方衛(wèi)所軍人，都會千方百計地逃離。為提高軍人待遇，明政府費盡心機，甚至想出“開中法”這種極端的辦法，鼓勵商人運量至邊境換取鹽引，后來也變得有名無實。

衛(wèi)所防衛(wèi)體系的破綻到嘉靖年間完全暴露。正統(tǒng)以降，很多衛(wèi)所武官漸漸放棄老弱的衛(wèi)所軍人，更愿意自己招募雇傭軍，即所謂的家丁?！凹叶∑綍r以哨戒、偵查的名義出塞進行走私貿易，有事則與蒙古人作戰(zhàn)，以求獲得升進與恩裳。與蒙古人的貿易不僅是家丁個人的行為，也是那些蓄養(yǎng)家丁將領的財源”，奧山認為，“無論是和是戰(zhàn)，家丁的生活皆與蒙古族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央政府十分贊賞的偵探與奇襲，不過是家丁的日常生活罷了?！?/p>

可見北方邊境不完全是劍拔弩張的前線，也是很多人進行制度套利的灰色地帶，他們當然不希望改變現狀。這也是為什么，當政府將這些家丁招募至北京的京營后，他們迅速蛻變成無賴，根本不能發(fā)揮預期中的防衛(wèi)所用。于是萬歷年間，又有“選鋒”之議。頻繁的軍事體制調整背后，反映出武官勢力的退潮，官僚勢力逐漸掌握軍事主導權。明末很多在戰(zhàn)爭中建功立業(yè)的將領是進士出身，如熊廷弼、袁崇煥、盧象升等，這在明初是不可想象的。

與宋怡明在結尾以古觀今，大段敷揚“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不同，奧山憲夫以日本東洋史研究特有的冷峻風格，結言中僅將各章大意重述一番，將明代軍政的整體演變歸納為三點：（1）兵源從衛(wèi)所制度下的軍戶，變?yōu)閻荷?、無賴等游民，（2）糧餉從米谷變?yōu)殂y兩，（3）軍隊的統(tǒng)治勢力從武臣變?yōu)楣倭?。這令人有些意猶未盡，但卻能感受到其背后社會經濟的變動，以及歷史事件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滴水穿石般的巨大力量。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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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興衰讀后感

任何一個朝代都有它的輝煌和落魄，沒有哪個王朝可以永久的存在。本文整理了幾篇《帝國的興衰》讀后感，歡迎閱讀。

如何上場，如何下場 歷史是一個舞臺，這個舞臺上有無數個演員，有動物有植物，但既然是舞臺，就有人承包，億億萬萬個人都在臺上出演過，有的人被歷史記住，他的光榮事跡也唄刻在了歷史長流的隧道上；然而更多的人只是這急流漫無目的漂浮著的無根草，被沖刷掉，被無情的忘記，但他們也是歷史洪流中的一滴水，人生舞臺上的一個演員，歷史的參與者，他們上場時，可能會博得滿堂彩，或者被人唏噓，但是下場后，被大家在茶余飯后談論起，可能會有另一番意味了。

帝國的職能之一是維護社會秩序，緩和社會矛盾，從而維護整個社會集團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帝國本身也成為了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依托帝國的權利可以很容易實現對于社會的掠奪。

在帝國發(fā)展的末期，帝國利益集團的超量掠奪開始導致社會的崩潰。在自由發(fā)展經濟過程中，土地的私有買賣是另一個導致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土地是社會最重要的財富，土地收為國有，以帝國的力量平均財富。帝國需要建立官僚體系管理帝國，但是無法防止官僚作為利益集團掠奪帝國的社會的財富，腐敗由此產生，古今道理皆同。

但是，如果帝國放開資本，鼓勵競爭，就會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從而導致帝國的不穩(wěn)定和人民的苦難；苦難早就匪民，匪民又會造成動亂，動亂締造新的帝國，因此大多數帝國為了保證國家穩(wěn)定，至少在前期都會注意國家整體的穩(wěn)定，根據情況進行土地的分配和回收。掌權者不會允許土地一直流落在某個姓氏下，因為這會激起他們的野心，同時也不會允許土地平均流散在民間，因為少數人掌握多數土地，會視為是帝王的賞賜，從而更加維護帝國的統(tǒng)治，也能替帝國進行地方管理。這是政治智慧，但是擁有這種智慧的帝王畢竟是少數，當大勢已去，也就是朝代變換的時候了。

政治智慧決定帝國興衰。其中的政治智慧，一是變法圖強，重士興邦，二是治國方略。

任人唯賢，英才治國。像秦孝公與商鞅，這是兩千多年歷史里最偉大的君臣組合、最和諧的君臣關系。所以他們能夠奠定和推廣強有力的法治路線，一直延續(xù)幾代君主，直至秦統(tǒng)一六國。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主要政治智慧也在于重視士人，他不僅與文武君臣有良好的信任與效忠關系，而且其用人的眼光、氣度和手段不同一般，遠高于漢唐宋明其他君主。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膽識和手段都非同尋常。用人不疑，只考察結果，不干預過程，給手下以極大自主權。

在治國方略上，中國在各種制度變遷中，出現了一種讓所有平民都跪向圣都的制度——中央集權制。自從中央集權政體出世，各種文明形態(tài)不斷構建了中華文明之根，有了統(tǒng)一的文明，可確保中華民族歷經坎坷而帝國大廈堅不可摧。在平民管制上，中國古代在發(fā)展到末端時，已經開始使用“禮法合治”。通過家族和官府的雙層管制，平民只能依附于所規(guī)定的框框內，按照禮法行使微薄的權力，從而實現圣主至上的權力集中。

漢期的經濟政治讓人值得思考，政府對于帝國經濟的參與程度很低，并且開放全國的自然資源，在逐利的驅動上，民間追求財富的力量迅速崛起。市場經濟得到較好的發(fā)展?？墒?，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有其弊端，市場的優(yōu)勝汰劣使得社會的貧富差距懸殊。巨大的發(fā)展差距，也引發(fā)了社會的動蕩，政府也開始介入，一系列抑商政策的出臺，很大程度的打擊了社會的中產階段。可是，雖平復社會貧富差距的矛盾，可是卻也打擊了生產的積極性，損害了市場經濟。此外，政府也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政府對經濟的參與也徒增社會的不公平競爭力量。于是，民間資本開始消亡。

王莽改制的失敗，終究是其自身沒有認清楚自身的處境。正如國內學者所說的，革命，首先要認清楚革命的對象、革命的目標、依靠的群體。當時的社會現狀是土地兼并大量的存在，流民滿山遍野。于是，革命的對象是土地兼并的地主；革命的目標是實現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依靠的群體：廣大勞動人民和王族。

任何社會的發(fā)展，歸根到底都要保護好生產階層。當社會的生產停止了，社會的進步也停步了，甚至社會也將結束。

帝國的政治智慧給我們的啟示，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勢、變、容、借。勢，既指時勢，又指趨勢，還指強勢。它啟發(fā)我們，既要看到形（當前現狀），又要看到勢（發(fā)展趨勢）。變，就是不斷地變法圖存。它揭示了帝國時代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容，就是包容、寬容、容允。有容才有異，有異才有較，有較才有擇，有擇才有進，這是人類政治進步的奧秘所在。世界文明的發(fā)展，熱切呼喚這種有容精神。借，就是借勢、借力、借才。善借外智外才，為我所用，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勇立潮頭。

歷史終會過去，大地則將永存，走下去，看盡臺上浮華，或許對做人也有所幫助吧。

興與衰 帝國的興衰主要講的是秦漢兩朝的興亡之路，其中以漢朝為主。漢朝分為東漢和西漢，西漢的終結的標志是王莽篡政，而東漢結束的標志是曹丕廢漢獻帝自立。

從夏朝以來，中國先后經歷了67個王朝。大部分來說，每個王朝的出生都是從尸山血海中誕生的 每個王朝的覆滅都是一代或幾代君主昏庸無能，不務正業(yè)，驕奢淫欲積累的結果。

中國各代王朝興衰敗亡的歷史事實展示了中國皇朝發(fā)展的周期律。

建業(yè)初期，皇帝和大臣兢兢業(yè)業(yè)，勤奮理政，知人善任，海納百川，勵精圖治 導致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國力強盛，步入盛世。

亡國后期，君主怠政享樂，官吏貪污腐敗，官府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皇朝衰落，農民起義，推翻皇朝；或權臣篡位，江山易主。

這個過程揭示了：事物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規(guī)律。

造成皇朝這種發(fā)展規(guī)律，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封建君主國家在立太子的時候一直遵循“立嫡立長”的規(guī)矩 這就意味著，每幾代國君中，必有一個相對昏庸的君主。

但是，如果不遵循“立嫡立長”的原則，又易造成國家政局不穩(wěn)，內患叢生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是制度的問題，什么樣的制度，決定了該體制內存在什么樣的弊端。

國家這樣，人也一樣，一個人在一生難免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人在逆境中奮發(fā)向上，勤奮做事，等功成名就之后，志得意滿，忘乎所以，驕奢淫逸，貪圖享受導致事業(yè)停滯不前，甚至事業(yè)由盛轉衰，鬧得人財兩失。以上情況，對于一個公司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國家、公司或其他團體，都是由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因素--人組成的。而作為人，其本身所擁有的各種弱點，也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我們在一些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虎頭蛇尾，無論人生在低谷，還是在頂峰，一定要做到寵辱不驚，一往無前地去堅持自己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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