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敏志
來源=2020年7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明代的衛(wèi)所、軍戶,原本是小眾學術題目,宋怡明(Michael Szonyi)《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中譯本的出版,才將其帶到大眾讀書界的視野。
有明一代,全國遍設17個都指揮使司、300多衛(wèi)所,五分之一的人被登記為軍戶,在歷代王朝中實屬絕無僅有。與這種彌漫社會的軍事氛圍不相稱的是,正統(tǒng)以降面臨北虜南倭的威脅,明軍的整體表現令人失望,給人留下孱弱的刻板印像。
耗費巨大社會資源的衛(wèi)所軍戶制度,為何最后千瘡百孔?學者們很早意識到,僅從《明實錄》《大明會典》《皇明制書》等官方記載入手解答是不夠的。二十世紀初,羅香林最早用族譜研究衛(wèi)所與邊地開發(fā)的關系,張鴻翔則用衛(wèi)選簿檔案研究明代少數民族,經牧野巽、川越泰博、于志嘉、梁志勝等學者的接力,研究成果相當可觀。宋怡明是美國人,但早預其流,上世紀八十年代已跟隨華南學派進村找廟、進廟找碑,在鄉(xiāng)間搜集到不少明代軍戶族譜。
《被統(tǒng)治的藝術》
(加) 宋怡明 /著
鐘逸明 /譯
后浪·中國華僑出版社
2019年12月
這樣的泱泱大勢下,如果有學者不做田野調查,不去搜尋孤本秘籍,主動與各類新史料絕緣,反復咀嚼《明實錄》《大明會典》等幾部書做研究的話,就像手持冷兵器沖進炮彈橫飛的現代戰(zhàn)場。《明代軍政史研究》就是這樣一部著作,此書2003年由汲古書院出版,幾乎沒有引起國內學界重視。作者奧山憲夫窮盡存世典籍的記載,史料學方法和研究路數雖然老派,但核心觀點在今天看來仍有不少新意。
奧山1947年出身于日本東北山形縣,畢業(yè)于北海道大學(在日本簡稱“北大”)。學部生時代,他參加菊池英夫的《明史》研究班,從此邁入明代軍政史領域。北大地處偏遠,資料貧乏,院生時代奧山跟隨大阪大學教授濱島敦俊來東京,“內地留學”半年,畢業(yè)后來到埼玉縣高校工作,后轉任東京國士館大學教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山根幸夫主持“明代史研究會”,在東京地區(qū)定期召開研究班,奧山與星斌夫、川越泰博、于志嘉都曾參與。所以奧山不會不知道族譜、選簿的存在,更可能是有意將自己的研究領域限定在中央層面,聚焦衛(wèi)所制度的宏觀演變。
放眼中國歷代王朝,朱元璋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后,第二個以平民出身登大位的開國之君。而且劉邦在位僅12年,朱元璋在位達31年。平民之君的共同特點是知道民間疾苦,但也了解普通人可被國家壓榨到什么程度,為維持生存能接受多低的道德底線。在極端殘忍與脈脈溫情兩面間隨意轉換,善于拿捏人性的陰暗面,是他們的與生俱來的本領。明太祖的性格比漢高祖更強勢,其壽命長,精力又充沛,為明帝國留下了巨大且難以擺脫的遺產。
朱元璋曾自述其崛起過程:“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庇捎诔錾肀拔?,除了在故鄉(xiāng)招募的少量鄉(xiāng)兵外,他主要靠不斷收編其他部隊發(fā)展壯大,其中包括各地土豪、地主的部隊,陳友諒、張士誠等敵對集團的降軍,以及元朝舊部,整體來源十分復雜。1364年,朱氏對手下部隊做了一次大整編,革除元代的軍事體制殘留,確立指揮帶兵5000、千戶帶兵1000、百戶帶兵100的制度,奠定了衛(wèi)所制度的雛形。
元末社會的全面崩潰,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力量,生存下來軍隊殺人如麻,各有懷抱,雖被朱元璋暫時籠絡在一起,但派系沖突隨時會爆發(fā)。奧山憲夫指出,明王朝建立之后,當務之急是將由大量私人集團軍組成的明軍,改編成官僚制度下統(tǒng)一的軍隊,這首先要打斷各集團軍內部的私人紐帶,納入中央統(tǒng)一控制下。
洪武元年(1368)徐達率軍攻破元大都,將元順帝趕至漠北,元朝滅亡。三年后北伐軍凱旋回到南京,進行大規(guī)模論功行賞。檀上寬指出,此次行賞的目的不僅是犒勞將士,也是對明王朝建立過程中眾人的貢獻值進行全面評價,確立等級秩序。此時基本確立的武臣世襲制度,原本也為加強各集團軍的向心力,但后來連普通士兵也要世襲,為明軍的孱弱化埋下伏筆。
朱元璋選擇在這時強化對軍隊的統(tǒng)制,是因為王朝根基尚不鞏固——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王保保)盤踞漠北,大夏政權控制四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鎮(zhèn)守云南,遠未到下馬治國之時。宮崎市定注意到,洪武三年論功行賞時重文輕武的傾向嚴重,以武官為班首,大將軍徐達得到歲祿5000石,謀士劉基僅得240石。這種資源傾斜,有助于維持軍隊的戰(zhàn)斗力。
各級官兵的糧餉,包括武官月俸、旗軍月糧、外出執(zhí)行任務時的行糧等,也以明確的數目字確定下來。為避免各地經濟差異造成的影響,糧餉主要以米為計量單位支給,兼給絹、皮革、鹽、胡椒等實物。
只在個別離產糧地遙遠、運輸不便的衛(wèi)所,才將大部分糧米折算成銅錢、鈔或白銀。朱元璋熱衷以各種補充性條例維持國家政策表面上的整齊劃一性,洪武九年限定,北方等地糧米折給比例不得超過五成,南方等地比例不得超過三成。
打斷軍隊內部的私人紐帶,會產生負面效果。軍官與軍士之間相互不熟悉、不信任,上級對下級的榨取和虐待日重,命令無法得到貫徹執(zhí)行,軍隊的戰(zhàn)斗力漸趨下降。洪武二十年(1387)前后,隨著第一、第二代武官的世襲更迭,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考慮到兩淮、中原地區(qū)的將士們勞苦功高,朱元璋給予特別的優(yōu)待,把他們大量留在南京的京衛(wèi)里。南京生活優(yōu)越,軍士家人遂大批從山東、河南等地搬到軍營居住,導致田原荒蕪,明政府不得不規(guī)定,除了軍人的父母妻子外,其他人全部遣返回鄉(xiāng),這一政策,漸漸衍生出明代“衛(wèi)所軍戶”“衛(wèi)所軍戶”“寄籍軍戶”的復雜區(qū)分。
奧山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在洪武初年的北方戰(zhàn)事上,而著重討論云南之役。這是本書的創(chuàng)新點之一。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藍玉、沐英在南京奉天門接受朱元璋檢閱后出征,明軍勢如破竹,十二月已攻進曲靖,梁王自縊而亡。云南戰(zhàn)事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翌年正月朱元璋已命令將疾病疲弱的軍士遣返,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等機構的設立也提升了議程。
但到十五年(1382)年四月,局勢忽然一變。云南境內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地的啰啰先翻反旗,明軍主力的撤軍計劃被迫擱淺。之后十多年,幾乎每年云南都會發(fā)生大小叛亂,將洪武政權拖入長期戰(zhàn)的泥潭。
此役最終耗時十多年,動員的兵力有據可查的就有156萬,實際情況還不止。每隔兩三年,中央就得補充20萬新兵到云南。軍隊來源早期以親軍衛(wèi)、京衛(wèi)最多,即明軍的主力部隊,后主要依賴附近的湖廣、四川。為了平定云南,北平、福建、浙江、四川、廣西,乃至新設的陜西行都司、貴州行都司都曾調軍前往,除遼東以外全國動員,牽動全國。所幸這一時期北方蒙古族陷入內亂,否則后果不堪設想。
云南之役的最大挑戰(zhàn)還不是兵源,而是后方補給。當時云南大部分地區(qū)還未開化,刀耕火種,加上連年霜旱疾疫,無力供應如此大規(guī)模的軍隊。朱元璋不得不變通主要以糧米支軍餉的制度設計,將大量白銀運到云南,從附近的湖廣和四川糴買糧食。奧山指出“云南平定戰(zhàn)的軍事和經濟負擔,給洪武朝后半段的對外政策和財政套上了一副枷鎖”,長期無法騰出手打擊北方游牧民族,這無疑是明太祖這輩子“最大失誤之一”。
由于京衛(wèi)軍長期在云南征戰(zhàn),官兵私人聯系日趨緊密,引起了明太祖的警覺。《明太祖實錄》記載,行徑最惡劣的將領藍玉收養(yǎng)莊奴、假子上千人,回南京時飛揚跋扈,經過喜峰關時守關者沒有及時開門,直接破門而入。洪武二十六年(1393)藍玉謀反伏誅,牽連被殺者一萬五千多人。藍玉案的審訊記錄后被編纂成《逆臣錄》,書中眾人謀反的情節(jié)十分低級,令人懷疑大部分是肆意羅織的罪名。藍玉案發(fā)生在明后期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非一句“狡兔死、走狗烹”所能簡單歸納。
明代軍事史研究者大多關注明初如何追剿北元殘余勢力,如何經營東北,對云南甚少措意。奧山憲夫糾正了這一偏見,認為云南之役才深刻影響了衛(wèi)所制度的演變。蒙古族的軍事壓力重新成氣候,已是明朝建立近一百年后。1449年的土木之變中,五十萬明軍(包括大部分在靖難之役中崛起的新官)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本人都被俘虜。明朝沒有亡國,實屬僥幸。此后明政府重組全國防御體系,將防御重心移到北方地區(qū),進入我們熟悉的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農耕民族對抗模式。
最早臨時性的糧餉折銀政策,在人口稀少、糧食產量低的北方衛(wèi)所變成常態(tài)。而且越是偏遠、軍事壓力大的衛(wèi)所,糧食價格越貴,折銀比例也越高,士兵最后能買到的糧食就越少。天高皇帝遠,邊疆的武官更加肆無忌憚地盤剝士兵。凡年輕力壯的北方衛(wèi)所軍人,都會千方百計地逃離。為提高軍人待遇,明政府費盡心機,甚至想出“開中法”這種極端的辦法,鼓勵商人運量至邊境換取鹽引,后來也變得有名無實。
衛(wèi)所防衛(wèi)體系的破綻到嘉靖年間完全暴露。正統(tǒng)以降,很多衛(wèi)所武官漸漸放棄老弱的衛(wèi)所軍人,更愿意自己招募雇傭軍,即所謂的家丁?!凹叶∑綍r以哨戒、偵查的名義出塞進行走私貿易,有事則與蒙古人作戰(zhàn),以求獲得升進與恩裳。與蒙古人的貿易不僅是家丁個人的行為,也是那些蓄養(yǎng)家丁將領的財源”,奧山認為,“無論是和是戰(zhàn),家丁的生活皆與蒙古族有極為密切的關系。中央政府十分贊賞的偵探與奇襲,不過是家丁的日常生活罷了?!?/p>
可見北方邊境不完全是劍拔弩張的前線,也是很多人進行制度套利的灰色地帶,他們當然不希望改變現狀。這也是為什么,當政府將這些家丁招募至北京的京營后,他們迅速蛻變成無賴,根本不能發(fā)揮預期中的防衛(wèi)所用。于是萬歷年間,又有“選鋒”之議。頻繁的軍事體制調整背后,反映出武官勢力的退潮,官僚勢力逐漸掌握軍事主導權。明末很多在戰(zhàn)爭中建功立業(yè)的將領是進士出身,如熊廷弼、袁崇煥、盧象升等,這在明初是不可想象的。
與宋怡明在結尾以古觀今,大段敷揚“被統(tǒng)治的藝術”不同,奧山憲夫以日本東洋史研究特有的冷峻風格,結言中僅將各章大意重述一番,將明代軍政的整體演變歸納為三點:(1)兵源從衛(wèi)所制度下的軍戶,變?yōu)閻荷?、無賴等游民,(2)糧餉從米谷變?yōu)殂y兩,(3)軍隊的統(tǒng)治勢力從武臣變?yōu)楣倭?。這令人有些意猶未盡,但卻能感受到其背后社會經濟的變動,以及歷史事件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滴水穿石般的巨大力量。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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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朝代都有它的輝煌和落魄,沒有哪個王朝可以永久的存在。本文整理了幾篇《帝國的興衰》讀后感,歡迎閱讀。
如何上場,如何下場 歷史是一個舞臺,這個舞臺上有無數個演員,有動物有植物,但既然是舞臺,就有人承包,億億萬萬個人都在臺上出演過,有的人被歷史記住,他的光榮事跡也唄刻在了歷史長流的隧道上;然而更多的人只是這急流漫無目的漂浮著的無根草,被沖刷掉,被無情的忘記,但他們也是歷史洪流中的一滴水,人生舞臺上的一個演員,歷史的參與者,他們上場時,可能會博得滿堂彩,或者被人唏噓,但是下場后,被大家在茶余飯后談論起,可能會有另一番意味了。
帝國的職能之一是維護社會秩序,緩和社會矛盾,從而維護整個社會集團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帝國本身也成為了特殊的利益集團,他們依托帝國的權利可以很容易實現對于社會的掠奪。
在帝國發(fā)展的末期,帝國利益集團的超量掠奪開始導致社會的崩潰。在自由發(fā)展經濟過程中,土地的私有買賣是另一個導致王朝覆滅的原因之一。土地是社會最重要的財富,土地收為國有,以帝國的力量平均財富。帝國需要建立官僚體系管理帝國,但是無法防止官僚作為利益集團掠奪帝國的社會的財富,腐敗由此產生,古今道理皆同。
但是,如果帝國放開資本,鼓勵競爭,就會造成社會兩極分化,從而導致帝國的不穩(wěn)定和人民的苦難;苦難早就匪民,匪民又會造成動亂,動亂締造新的帝國,因此大多數帝國為了保證國家穩(wěn)定,至少在前期都會注意國家整體的穩(wěn)定,根據情況進行土地的分配和回收。掌權者不會允許土地一直流落在某個姓氏下,因為這會激起他們的野心,同時也不會允許土地平均流散在民間,因為少數人掌握多數土地,會視為是帝王的賞賜,從而更加維護帝國的統(tǒng)治,也能替帝國進行地方管理。這是政治智慧,但是擁有這種智慧的帝王畢竟是少數,當大勢已去,也就是朝代變換的時候了。
政治智慧決定帝國興衰。其中的政治智慧,一是變法圖強,重士興邦,二是治國方略。
任人唯賢,英才治國。像秦孝公與商鞅,這是兩千多年歷史里最偉大的君臣組合、最和諧的君臣關系。所以他們能夠奠定和推廣強有力的法治路線,一直延續(xù)幾代君主,直至秦統(tǒng)一六國。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主要政治智慧也在于重視士人,他不僅與文武君臣有良好的信任與效忠關系,而且其用人的眼光、氣度和手段不同一般,遠高于漢唐宋明其他君主。秦始皇用人的眼光、膽識和手段都非同尋常。用人不疑,只考察結果,不干預過程,給手下以極大自主權。
在治國方略上,中國在各種制度變遷中,出現了一種讓所有平民都跪向圣都的制度——中央集權制。自從中央集權政體出世,各種文明形態(tài)不斷構建了中華文明之根,有了統(tǒng)一的文明,可確保中華民族歷經坎坷而帝國大廈堅不可摧。在平民管制上,中國古代在發(fā)展到末端時,已經開始使用“禮法合治”。通過家族和官府的雙層管制,平民只能依附于所規(guī)定的框框內,按照禮法行使微薄的權力,從而實現圣主至上的權力集中。
漢期的經濟政治讓人值得思考,政府對于帝國經濟的參與程度很低,并且開放全國的自然資源,在逐利的驅動上,民間追求財富的力量迅速崛起。市場經濟得到較好的發(fā)展??墒?,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有其弊端,市場的優(yōu)勝汰劣使得社會的貧富差距懸殊。巨大的發(fā)展差距,也引發(fā)了社會的動蕩,政府也開始介入,一系列抑商政策的出臺,很大程度的打擊了社會的中產階段。可是,雖平復社會貧富差距的矛盾,可是卻也打擊了生產的積極性,損害了市場經濟。此外,政府也作為一個利益集團,政府對經濟的參與也徒增社會的不公平競爭力量。于是,民間資本開始消亡。
王莽改制的失敗,終究是其自身沒有認清楚自身的處境。正如國內學者所說的,革命,首先要認清楚革命的對象、革命的目標、依靠的群體。當時的社會現狀是土地兼并大量的存在,流民滿山遍野。于是,革命的對象是土地兼并的地主;革命的目標是實現社會經濟的正常運作;依靠的群體:廣大勞動人民和王族。
任何社會的發(fā)展,歸根到底都要保護好生產階層。當社會的生產停止了,社會的進步也停步了,甚至社會也將結束。
帝國的政治智慧給我們的啟示,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勢、變、容、借。勢,既指時勢,又指趨勢,還指強勢。它啟發(fā)我們,既要看到形(當前現狀),又要看到勢(發(fā)展趨勢)。變,就是不斷地變法圖存。它揭示了帝國時代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動力。容,就是包容、寬容、容允。有容才有異,有異才有較,有較才有擇,有擇才有進,這是人類政治進步的奧秘所在。世界文明的發(fā)展,熱切呼喚這種有容精神。借,就是借勢、借力、借才。善借外智外才,為我所用,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勇立潮頭。
歷史終會過去,大地則將永存,走下去,看盡臺上浮華,或許對做人也有所幫助吧。
興與衰 帝國的興衰主要講的是秦漢兩朝的興亡之路,其中以漢朝為主。漢朝分為東漢和西漢,西漢的終結的標志是王莽篡政,而東漢結束的標志是曹丕廢漢獻帝自立。
從夏朝以來,中國先后經歷了67個王朝。大部分來說,每個王朝的出生都是從尸山血海中誕生的 每個王朝的覆滅都是一代或幾代君主昏庸無能,不務正業(yè),驕奢淫欲積累的結果。
中國各代王朝興衰敗亡的歷史事實展示了中國皇朝發(fā)展的周期律。
建業(yè)初期,皇帝和大臣兢兢業(yè)業(yè),勤奮理政,知人善任,海納百川,勵精圖治 導致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國力強盛,步入盛世。
亡國后期,君主怠政享樂,官吏貪污腐敗,官府橫征暴斂,民不聊生,皇朝衰落,農民起義,推翻皇朝;或權臣篡位,江山易主。
這個過程揭示了:事物盛極而衰,物極必反的規(guī)律。
造成皇朝這種發(fā)展規(guī)律,有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中國封建君主國家在立太子的時候一直遵循“立嫡立長”的規(guī)矩 這就意味著,每幾代國君中,必有一個相對昏庸的君主。
但是,如果不遵循“立嫡立長”的原則,又易造成國家政局不穩(wěn),內患叢生的風險。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我認為,從根本上說,這是制度的問題,什么樣的制度,決定了該體制內存在什么樣的弊端。
國家這樣,人也一樣,一個人在一生難免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人在逆境中奮發(fā)向上,勤奮做事,等功成名就之后,志得意滿,忘乎所以,驕奢淫逸,貪圖享受導致事業(yè)停滯不前,甚至事業(yè)由盛轉衰,鬧得人財兩失。以上情況,對于一個公司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國家、公司或其他團體,都是由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因素--人組成的。而作為人,其本身所擁有的各種弱點,也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我們在一些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虎頭蛇尾,無論人生在低谷,還是在頂峰,一定要做到寵辱不驚,一往無前地去堅持自己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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