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jù)的

萬歷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jù)的

自張居正死后，朱翊鈞開始通過向各地征收礦稅銀的方式，增加內(nèi)庫的內(nèi)帑。在此以前，內(nèi)庫主要收入為金花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區(qū)的田賦。不過，內(nèi)庫所有收支最終仍由戶部負責，并對皇帝的使用進行嚴格的干預和管理。礦稅銀除補貼內(nèi)帑用于宮廷膳食以外，更多則用于國家開支，尤其是邊鎮(zhèn)用錢。

萬歷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肅巡撫田樂上疏，因河西地區(qū)邊疆用兵，需數(shù)十萬錢糧，請撥內(nèi)帑，朱翊鈞批復同意。

萬歷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戶部因京師庫銀減少，邊餉告急，奏請撥內(nèi)帑，朱翊鈞雖然責怪戶部未提前做好庫銀儲備，并且不要因為有內(nèi)帑而有恃無恐，但是，仍迅速撥發(fā)內(nèi)府庫銀救急。

萬歷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四月，戶部更是因北部邊疆兵餉告急，請撥內(nèi)帑百萬兩，朱翊鈞最顧及邊情，所以，同意照數(shù)撥用。

另外，含礦稅銀的內(nèi)帑也用于國家救災，如萬歷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饑荒，撥內(nèi)帑三萬三千兩用于賑災。

學校為養(yǎng)士基地，“人才所系”。為了培養(yǎng)新的人才，萬歷二年（公元1574年），朱翊鈞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朱翊鈞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并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shù)。

在明代，“科舉必由學?！?。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shù)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fā)展大勢背道而馳，對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朱翊鈞還根據(jù)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zhí)行。

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成為后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朱翊鈞是明代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歷史中以萬歷紀元的時間，持續(xù)將近四十八年之久。朱翊鈞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fā)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后近三十年“萬事不理”。

他的主要特征：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但是，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于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于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于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jīng)發(fā)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chǎn)關系開始萌芽，生產(chǎn)力有了巨大發(fā)展，也同樣處于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

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于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癥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tài)，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里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

《明史》評論：“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于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jié)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豈不諒歟。”

而當時的朝鮮使臣卻對神宗評價頗高，許篈這樣稱贊神宗皇帝：“今日臣等望見天威甚邇，龍顏壯大，語聲鏗鏘?！背r使臣對萬歷皇帝執(zhí)政前期的勤政，是極為稱道的：“因聞皇上講學之勤，三六九日，則無不視朝，其余日則雖寒暑之極，不輟經(jīng)筵。四書則方講孟子，綱目至于唐紀，日出坐殿，則講官立講。講迄，各陳時務。又書額字，書敬畏二字以賜閣老，又以責難陳善四字，賜經(jīng)筵官，以正己率屬四字，賜六部尚書，虛心好問，而圣學日進于高明。下懷盡達，而庶政無不修，至午乃罷，仍賜宴于講臣，寵禮優(yōu)渥云。嗚呼！圣年才至十二，而君德已著如此。若于后日長進不已，則四海萬姓之得受其福者?！?

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評價：“神宗親政以后，獨攬大權，怠于政事而耽于享樂，日益揮霍侈靡，不知遏止。”

崔瑞德《劍橋中國明代史》評論：“萬歷皇帝聰明而敏銳；他自稱早慧似乎是有根據(jù)的。他博覽群書；甚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他已深居宮廷幾十年，并已完全和他的官吏們疏遠了時，按照他時代的標準，他仍然博聞廣識?！?/strong>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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