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金鑾
第718期
我于1905年出生在安徽省寧國縣河瀝溪的一個封建家庭。祖籍為安徽旌德縣華坦村,自定居寧國縣后已歷五代。父親方冶秋是獨生子,前清秀才出身。我是家中第三個女兒,祖父方光庭經(jīng)商,尚開明,主張女兒要讀書識字,不準纏足,經(jīng)濟要獨立。曾祖母曾讀過書,祖父請她教我兩個姐姐讀書,如《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女兒經(jīng)》《孟子》等。因我那時只有五歲不好開蒙,但看到姐姐們讀書,也吵著要讀書,于是給我一本《三字經(jīng)》,如同玩具,終日拿在手中,口里像唱歌一樣,其實只字不識。
在封建社會中女子是無地位的,可我母親很賢德。我曾有個弟弟,五歲時患痢疾而死,家中再無男孩。她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舊道德觀念很濃,于是勸父親再娶人。父親曾相繼娶過三個妾,曾生一男孩,五歲時又夭折。對此祖父經(jīng)常勸母親:“你有三個女兒,將來有三個女婿,女婿是半子,哪個女婿好就隨哪個生活;有兒子若不成器,相反還淘氣,我即一例。”所以命我們?nèi)俗x書。
我從小就女扮男裝,經(jīng)常隨祖父外出(因他眼睛有病,視力差,需要我給他引路)。九歲時(1913年)寧國來了一縣長陳某,提倡辦女子學校,由南京聘請一位女教師,每月薪金卅元(銀元),相當于當時幾個男子的收入。成立縣女子小學后,兩個姐姐進去讀書,我也吵鬧要上學,家中不得已,讓我到河瀝溪一所私塾就讀。讀了兩年,但經(jīng)常生病請假,實際只讀了幾本女子國文教科書而已。
1914年暑假,女小因故停辦,姐姐們鬧著要讀書,于是祖父便送她們到蕪湖求學。當時我們也有一個同族伯父方介五,約九歲時父母皆亡,由我祖父將他養(yǎng)大,二十余歲時始離開我家到蕪湖謀生,后經(jīng)營機器加工糧食行業(yè)而成蕪湖巨賈。因他在蕪湖可以照顧我們, 那時我也吵著要同到蕪湖讀書,但因年齡小,祖父堅決不同意,答應翌年春節(jié)后,命母親送我去蕪湖。
1915年舊歷1月18日,姐妹三人與母親同到蕪湖,在西門鐵鎖巷租賃了兩間房屋居住,就讀于省立第二女師附小(即現(xiàn)在西門小學)。當時我是男裝,校長命我改裝后再來上學,否則放學排隊時夾著個男生很不雅觀云云。一周后我改裝再來時,與我同程度的班級已無空席,遂插入小學四年級第二學期就讀 (當時小學七年制)。兩年后,1917年大姐輟學結(jié)婚。她的婚姻是祖母一人包辦的,祖父及母親知道后異常反對,但已成事實。
1918年,我與二姐小學畢業(yè)。1919年祖父不幸逝世,我倆幾乎要失學,幸我等讀的是師范學校,學費及伙食皆免,前三名書籍費都免,我被免的時候多,否則更是不能讀書了。加上父親尚有吸鴉片的惡習,且又無任何職業(yè),全靠祖父遺產(chǎn)生活,故不愿我倆再繼續(xù)讀下去。那時交通不便,以人力作交通工具(用轎子兩人抬),還要人接送,一次川資非數(shù)十銀元不可。我倆終日哭鬧要上學,母親又無力幫助,祖父為她儲蓄千元左右均被父親沒收。祖母同情我們,先向他人借錢給我們動身,以后再要父親歸還。直到1920年母親去世,我們悲傷不已,更是發(fā)奮圖強。
1922年暑假師范畢業(yè),規(guī)定要在小學服務兩年,于是在貴池、寧國、合肥、無為等縣女子學校任教。1923年的下半學期,寧國縣女子小學停辦,復校以后,我受當時寧國縣教育局長鄒益軒(其女鄒緒芳曾在該小學讀書)之聘,任縣立女小校長兼教員,記得當時校址在寧國縣城北,舊政府右側(cè)。第二學期擬繼續(xù)聘請我,因故不愿,遂辭去,而到合肥女小任職。服務兩年期滿后,我已做好上北京繼續(xù)求學的準備(如在寧國縣,父親堅決不允許去)。
當時因有一位較好同學李相玨已在北京女高師就讀,早曾與我聯(lián)系,我乃于舊歷8月中秋后到達北京。不巧該校招生期已過,同時兩年功課未復習,即或考期未過,自己也無把握。故進補習班,一方面補習,一方面工作(給別人抄抄寫寫),每月可得一二十元補助生活。這時,不幸祖母已去世,父親分文不接濟。幸在兩年小學教師時還積蓄二百余元,除本工資外還給別人代課,增加一點收入,平時生活也極節(jié)約,才積攢了這點錢。
就在這時,遠在日本東京的一位好友同學吳學謙,多次來信一再勸告并鼓勵我去東京求學,并說如能考取公費或官費,學校費用問題即可解決。吳學謙,字六吉,比我高一班,她待我親如姐妹,情同手足。她是原南京金陵大學農(nóng)學院蠶桑系教授,解放后任安徽農(nóng)學院蠶桑系教授、省婦聯(lián)主任。我因恐自己的“海外關(guān)系”影響她,只好痛苦地與她斷絕了友誼關(guān)系,直至她去世止,未曾晤見一面,實乃終身憾事。聽說她還常常念著我,認為我是負心人,至今我仍思過不安而內(nèi)疚。
回想當時還有五位男同學(名字記不清)經(jīng)她介紹,一同去東京,其中一位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青陽人姓程,帶我們五個,女的就是我一人。初去的學生,一句日本話也不懂,由他任翻譯。那時出國很容易,如同在國內(nèi)旅行一樣,既不要護照,又不要證明。在上海外灘日本銀行或臺灣銀行(當時臺灣還歸日本控制)兌換日本貨幣,一元銀元兌日元二元余,去日本輪船公司購買船票即可。
1925年9月某日晨8時,在上海乘“長崎丸”啟錨,翌日上午11時許即抵長崎港,停留數(shù)小時,再啟錨,于第三天下午抵達神戶,改乘火車直達東京。此時吳學謙夫婦接待我,游玩一星期后,我才寫信向家中敘說已來日本就學的經(jīng)過。父親回信申斥我不得他允許即自由行動,鑒于事實,又說,既然去了,就得用心讀書為佳,并說只有兩種自由職業(yè)可以不求人:一是律師,二是醫(yī)生,律師非你能為,盡背著良心做事得黑心錢,傷祖德;醫(yī)生最佳,治病救人積陰德等,并答應每年給我五百元國幣做學費,但僅接濟一二年即停止。
我到東京后,日華學會(以庚子賠款辦的專為留學生的辦事機構(gòu))辦一日文補習班,每天上午四小時課,我另每周一、三、五晚間,在一日本人名讓井夫人家中讀日本小學課本兼學日語,此夫人幼年是旅美舊金山日僑,英語很好,有時日語解釋不通時,即用英語。當時我的英語還有點基礎(chǔ)?;丶液竺咳找獙W十余小時日文、日語。
翌年(1927年)春季(約3月間)入東京女子醫(yī)專特別預科,此科不用考,只要是學生,有監(jiān)督處介紹信即可。該班專收中國包括臺灣、朝鮮等地學生。一年后,1928年升入正式預科,與日本人同班上課。功課很緊張,每周48小時課,無課本,由教師口述及在黑板上寫,學生完全筆記,另看參考書。在國內(nèi)從未學過日文的我,基礎(chǔ)差,學起來異常吃力,每日回宿舍整理講義至半夜以后始能休息(東京有一個男生宿舍,兩個女生宿舍,也是庚子賠款辦的,我住第二女生宿舍),從此以后身體漸漸衰弱,咳嗽,氣管炎,以至肺病。1929年暑假后休學半年,回國休養(yǎng),遂在母校(蕪湖二女師)圖書館謀一工作,維持生活。校長是劉繼宣,也是日本留學生,原是南京金陵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時我并未回家,因恐父親阻止我再出國。到1930年春季仍去東京,我想學一門??疲紤]國內(nèi)正式牙科醫(yī)生很少,很需要,故入東京的東澤女子牙科醫(yī)生專門學校預科。一年后身體仍不行,校方命我休學,等身體恢復健康后再來,學籍保留。當時受經(jīng)濟壓迫,靠同學幫助,連吃飯都成問題。宿舍早餐是牛奶、面包或大米飯,而我僅喝牛奶,米飯就用飯盒裝起來,帶到學校作中餐,只買一角醬菜,或者醬油泡飯,即解決中飯問題。該校上午四節(jié)課,到第三節(jié)課時,胃里餓得難受,不得已下課喝自來水充饑,漸漸成了習慣,也不覺得餓了,直到現(xiàn)在早餐還喜歡吃流汁的東西。不得已于1931年休學回國休養(yǎng),便請劉繼宣代向安徽省政府當局請求津貼,經(jīng)批準每月給國幣四十元。
身體稍恢復健康后,同年底,又再度去日本繼續(xù)學習,還是未回家,這樣一直九年未回寧國,至1932年1月間,不幸父親逝世,大姐給我來信,遂請假回寧國奔喪,到家中已是“三七”矣,當時悲傷不已。
喪事辦畢后又赴日本,繼續(xù)學習,直至1933年牙專學校畢業(yè)后,又在本校附屬醫(yī)院實習一年左右,專攻牙科矯正。因當時此門功課還是新課題,是專對八九歲至十三四歲兒童的,如有生長不齊者可以矯正。青年人未嘗不可,不過矯正時間較長,效果差。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國內(nèi)軍國主義勢力抬頭,虎視眈眈進犯我國?!熬?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在日本的華僑、留學生的處境更為艱難。我們走在街上,常常聽到日本人(一些市民階層的)辱罵我們“亡國奴”“八嘎”.....只要我們留學生一有聚合,日本的外事警察(他們在東北呆過,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就會竄來竄去地盤問,稍有懷疑即被拘捕拷問。我的老伴馬鴻勛在明治大學學經(jīng)濟,就是因為參加一次同學的學術(shù)會議,被警察帶往警視廳拷問,被打得口吐鮮血,最后托保就醫(yī)。東京的十二個警察署,他曾被八個警察署拘捕嚴刑拷打過。有些同學如安師大的江去疾先生就被外事警察押送回國,還有一東北籍同學劉某被押送回東北后竟無下落,十有八九是在東北被害了。
我們留學生公寓中的下女或貸間(租用日本人的房屋)的主人,他們負有監(jiān)視我們留學生活動之責。因此只要我們留學生一有聚會,外事警察就來,而逢年節(jié)的聚餐,他們則不來,消息特別靈通。
那時的情況在電影《玉色蝴蝶》中就有描寫,不過那位留學生的境況要比我的老伴他們好些。在此情形下,許多旅日華僑及留學生均紛紛歸國,我在學業(yè)結(jié)束后,亦不得不放棄了學習條件較好的牙專附院工作,于1934年9月歸國。
回國后受聘于南京市衛(wèi)生局衛(wèi)生所任牙科醫(yī)師。1935年又調(diào)往社會局(民政局)健康教育委員會,專門從事全市中小學生的口腔衛(wèi)生保健工作。調(diào)此單位不久,某日與兩位在日本的同學王蘭芬和鄭推先等,到在衛(wèi)生署工作的日本和十醫(yī)科大學畢業(yè)生楊永年技正家玩(其妻是日本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日本),我們幾個女的在房內(nèi)談話,豈知客廳內(nèi)也有客人,系新到任的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大平君(名字記不清了),經(jīng)介紹后大家談了不久(都是用日語交談),他即問我是否生在日本,我說不是;又問父親是否日本留學生亦或母親是日本人,我答均不是。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問這些作什么?不數(shù)日大平即請楊永年的妻子轉(zhuǎn)達,他意欲請我教他中文,并允給以報酬,我立即拒絕。后他再三要求,我不得已才應允每周二、五下午四時教一小時,因每星期二、五我要去下關(guān)的學校檢查口腔衛(wèi)生,順路去陰陽營大平家。
數(shù)星期后,聞我的鄰居李樹森師長 (湖南人,黃埔一期,后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隨程潛同志在湖南起義)說:“現(xiàn)在少與日本人往來為好,他們都有間諜活動,日本使館及日本人住處附近都有便衣警察監(jiān)視。”我聽了非常怕,因此不敢再去大平家。后他仍不甘心,多次令仆人來我家相請,并數(shù)次打電話到我家,均被我回避拒絕,遂斷絕了往來。
調(diào)往社會局健康教育委員會工作,我原以為有機會可以做矯正工作,以圖報效國家,豈知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我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實屬憾事。當時國民黨政府內(nèi)遷,所屬機關(guān)職員均停薪留職解散,我們單位亦不例外。于是我攜家輾轉(zhuǎn)流亡各地,如湖北、湖南、貴州、四川、陜西、甘肅、河南等地。1939年冬流亡甘肅,任甘肅省立醫(yī)院牙科主治醫(yī)生,后因人事關(guān)系到洛陽河南省牙科醫(yī)院任牙科醫(yī)師,院長黃子濂,廣東人,系旅美華僑,在南京時認識的。由甘肅到洛陽途經(jīng)西安逗留之際,曾發(fā)生一小插曲終生難忘。
在西安小住的日子里,老伴馬鴻勛經(jīng)常外出至深夜而歸, 我因一人在旅館心中害怕,問起他這陣干什么,他笑而不答。離開西安以后他才告訴我,在西安時他通過八戰(zhàn)區(qū)運輸處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金某關(guān)系,曾數(shù)次赴八路軍辦事處安排與董必武同志聯(lián)系奔赴延安事宜。后考慮在后方的家小(母親及妹妹) 的生活無人負擔,只得放棄此行。這件事本應是我們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奈何為家庭所累,不能及早投身革命事業(yè),確是我們夫婦倆一生中最大憾事。
我在河南省立牙科醫(yī)院工作,馬鴻勛原來由他中學時代的老師介紹到河南省政府任機要秘書,因此職專司中共方面情報,他不愿到職,就賦閑在家從事家務。不久他由在日本時的好友周新民(彼時在五戰(zhàn)區(qū)經(jīng)濟委員會任科長,中共黨員)、周范文(亦在經(jīng)濟委員會任職,中共黨員)介紹,到設(shè)在湖北老河口的五戰(zhàn)區(qū)經(jīng)濟委員會,任周新民的秘書。
隨著戰(zhàn)局的惡化,河南省政府擬撤退到西安,我遂辭職到老河口。豈知老河口受日機轟炸甚烈,于是又攜婆母、小姑及剛出世的長子,一家老小撤至金寨縣,受任安徽省立醫(yī)院牙科醫(yī)師,工作了一年半。在金寨期間,我們常受日軍騷擾,生活很不安定。記得1943年元旦,日軍突然襲擊掃蕩金寨,我們只顧逃命,一家老小衣物全被燒毀,損失慘重。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我們?nèi)也胚w回老伴的故鄉(xiāng)巢縣居住。在未到巢縣以前,南京方面曾有信來,命即起程到職(即南京市健康教育委員會),彼時因又添了兩個孩子,身體虛弱,不能立刻啟程。不久解放戰(zhàn)爭又起,南京國民黨政府已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我也無意到南京就職。
艱苦的九年日本留學生活及八年抗戰(zhàn)的苦難,我備嘗日本人的苦果。因此通過這十七年與日本人的交往接觸,使我對日本人不抱好感。旅日九年受到他們的歧視,精神上遭受凌辱??箲?zhàn)八年我們物質(zhì)損失極大,抗戰(zhàn)爆發(fā)后由南京撤退時,我曾將當初由日本歸國時購得的一套齒科器械、書籍,以及在日本時的紀念冊等珍貴物品存放于金陵大學,豈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將我存放于金大的物品付之一炬;1943年金寨亡命,只逃出一家老小,財物損失殆盡。
由于這種經(jīng)歷,因此我一直要求孩子們自強自立,不辱做一個中國人,牢記國恥家辱。
1949年全國解放后,我即參加了蕪湖市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先后在市紅十字會醫(yī)院和第一、第二人民醫(yī)院,直至市牙病防治所任主治醫(yī)師。1962年秋,因身體健康關(guān)系,請求并經(jīng)組織同意,始于當年十月正式退休,在家中頤享天年。我膝下有二子一女,他們分別受到高等和中等教育,且都各自成家立業(yè),為四化大業(yè)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貢獻。
1957年在蕪湖牙病防治所工作時,市農(nóng)工民主黨副主任朱立全(已故)同志介紹我參加該黨。退休后我還經(jīng)常參加黨的組織活動。1979年我在長子馬方策單位(蕪湖鍋爐廠),擔任義務日語學習班教學工作,我雖四十多年未接觸過日文和日語,但為了使這些工程技術(shù)人員能多掌握一門外語,竭盡綿力教完一個學程?;謴臀氖饭ぷ骱?,我受蕪湖市歷史學會之聘任特邀顧問,為發(fā)揚五四精神,推動青年運動,我應聘任共青團蕪湖市委青年運動顧問。1982年11月間,日本東京等五城市市長訪問,市政府安排來我家訪問。為增進中日友誼,我用日語對答,引起外賓們的興趣,他們對一位白發(fā)年邁老太太能講一口流利的東京話很驚奇。交談后他們始知我青年時代曾留學東京,恰好他們的團長在任市長前也是一位醫(yī)師,故而氣氛倍加親切。臨別時特邀與我合影留念,并饋贈紀念品。
通過這次接待活動,使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國家強盛才有我們國民的國際地位。不正是由于祖國的日益昌盛,才使得這些有著狹隘民族意識的人,才懂得尊重我們嗎?1983年老伴由馬來西亞回來省親時也談到這點?,F(xiàn)在的年青人缺少這方面的體驗,只有我們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并且有著海外生活經(jīng)歷的老人才會有這樣切身的感受?,F(xiàn)在的青年人太幸福了,應該珍惜這種幸福生活,熱愛自己的祖國,并為她的昌盛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在二十年代的一個在舊社會的封建禮教家庭出生的我,一個青年女子,并無親故,且在優(yōu)裕環(huán)境中成長,能有這樣的勇氣膽量,跋涉數(shù)千里到北京、到海外求學,主要是受“五四”運動影響。通過這次運動才知道當時那樣的社會中,我們女子無地位、無權(quán),三座大山(族權(quán)、神權(quán)、夫權(quán))壓在我們頭上,就是因為我們經(jīng)濟不能獨立。我母親即是一典型例子。她是封建社會中典型的賢妻良母,父親有惡習,祖母還愛他,自己又無兒子。所以她常對我們說:好好讀書、識字,經(jīng)濟要獨立,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是靠祖父他老人家,一旦他去世,要不了三年時間,你父親會將所有家產(chǎn)敗光,我們就要餓飯,云云。她尤其羨慕那位南京來寧國的女教師,每月收入有男子數(shù)倍。俗話說:娘有爺有不如自己有,丈夫有還要伸伸手。因此,我只能發(fā)奮圖強,非要自立不可。(未完待續(xù))
(本圖文由方金鑾女士之子馬方略先生提供,特此鳴謝?。?/p>
制作:童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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