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述——寧國第一個女留學生生平紀實（上）

方金鑾

第718期

我于1905年出生在安徽省寧國縣河瀝溪的一個封建家庭。祖籍為安徽旌德縣華坦村，自定居寧國縣后已歷五代。父親方冶秋是獨生子，前清秀才出身。我是家中第三個女兒，祖父方光庭經(jīng)商，尚開明，主張女兒要讀書識字，不準纏足，經(jīng)濟要獨立。曾祖母曾讀過書，祖父請她教我兩個姐姐讀書，如《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女兒經(jīng)》《孟子》等。因我那時只有五歲不好開蒙，但看到姐姐們讀書，也吵著要讀書，于是給我一本《三字經(jīng)》，如同玩具，終日拿在手中，口里像唱歌一樣，其實只字不識。

在封建社會中女子是無地位的，可我母親很賢德。我曾有個弟弟，五歲時患痢疾而死，家中再無男孩。她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舊道德觀念很濃，于是勸父親再娶人。父親曾相繼娶過三個妾，曾生一男孩，五歲時又夭折。對此祖父經(jīng)常勸母親：“你有三個女兒，將來有三個女婿，女婿是半子，哪個女婿好就隨哪個生活；有兒子若不成器，相反還淘氣，我即一例。”所以命我們?nèi)俗x書。

我從小就女扮男裝，經(jīng)常隨祖父外出(因他眼睛有病，視力差，需要我給他引路)。九歲時(1913年)寧國來了一縣長陳某，提倡辦女子學校，由南京聘請一位女教師，每月薪金卅元(銀元)，相當于當時幾個男子的收入。成立縣女子小學后，兩個姐姐進去讀書，我也吵鬧要上學，家中不得已，讓我到河瀝溪一所私塾就讀。讀了兩年，但經(jīng)常生病請假，實際只讀了幾本女子國文教科書而已。

1914年暑假，女小因故停辦，姐姐們鬧著要讀書，于是祖父便送她們到蕪湖求學。當時我們也有一個同族伯父方介五，約九歲時父母皆亡，由我祖父將他養(yǎng)大，二十余歲時始離開我家到蕪湖謀生，后經(jīng)營機器加工糧食行業(yè)而成蕪湖巨賈。因他在蕪湖可以照顧我們， 那時我也吵著要同到蕪湖讀書，但因年齡小，祖父堅決不同意，答應翌年春節(jié)后，命母親送我去蕪湖。

1915年舊歷1月18日，姐妹三人與母親同到蕪湖，在西門鐵鎖巷租賃了兩間房屋居住，就讀于省立第二女師附小(即現(xiàn)在西門小學)。當時我是男裝，校長命我改裝后再來上學，否則放學排隊時夾著個男生很不雅觀云云。一周后我改裝再來時，與我同程度的班級已無空席，遂插入小學四年級第二學期就讀 (當時小學七年制)。兩年后，1917年大姐輟學結(jié)婚。她的婚姻是祖母一人包辦的，祖父及母親知道后異常反對，但已成事實。

1918年，我與二姐小學畢業(yè)。1919年祖父不幸逝世，我倆幾乎要失學，幸我等讀的是師范學校，學費及伙食皆免，前三名書籍費都免，我被免的時候多，否則更是不能讀書了。加上父親尚有吸鴉片的惡習，且又無任何職業(yè)，全靠祖父遺產(chǎn)生活，故不愿我倆再繼續(xù)讀下去。那時交通不便，以人力作交通工具(用轎子兩人抬)，還要人接送，一次川資非數(shù)十銀元不可。我倆終日哭鬧要上學，母親又無力幫助，祖父為她儲蓄千元左右均被父親沒收。祖母同情我們，先向他人借錢給我們動身，以后再要父親歸還。直到1920年母親去世，我們悲傷不已，更是發(fā)奮圖強。

1922年暑假師范畢業(yè)，規(guī)定要在小學服務兩年，于是在貴池、寧國、合肥、無為等縣女子學校任教。1923年的下半學期，寧國縣女子小學停辦，復校以后，我受當時寧國縣教育局長鄒益軒(其女鄒緒芳曾在該小學讀書)之聘，任縣立女小校長兼教員，記得當時校址在寧國縣城北，舊政府右側(cè)。第二學期擬繼續(xù)聘請我，因故不愿，遂辭去，而到合肥女小任職。服務兩年期滿后，我已做好上北京繼續(xù)求學的準備(如在寧國縣，父親堅決不允許去)。

當時因有一位較好同學李相玨已在北京女高師就讀，早曾與我聯(lián)系，我乃于舊歷8月中秋后到達北京。不巧該校招生期已過，同時兩年功課未復習，即或考期未過，自己也無把握。故進補習班，一方面補習，一方面工作(給別人抄抄寫寫)，每月可得一二十元補助生活。這時，不幸祖母已去世，父親分文不接濟。幸在兩年小學教師時還積蓄二百余元，除本工資外還給別人代課，增加一點收入，平時生活也極節(jié)約，才積攢了這點錢。

就在這時，遠在日本東京的一位好友同學吳學謙，多次來信一再勸告并鼓勵我去東京求學，并說如能考取公費或官費，學校費用問題即可解決。吳學謙，字六吉，比我高一班，她待我親如姐妹，情同手足。她是原南京金陵大學農(nóng)學院蠶桑系教授，解放后任安徽農(nóng)學院蠶桑系教授、省婦聯(lián)主任。我因恐自己的“海外關(guān)系”影響她，只好痛苦地與她斷絕了友誼關(guān)系，直至她去世止，未曾晤見一面，實乃終身憾事。聽說她還常常念著我，認為我是負心人，至今我仍思過不安而內(nèi)疚。

回想當時還有五位男同學(名字記不清)經(jīng)她介紹，一同去東京，其中一位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青陽人姓程，帶我們五個，女的就是我一人。初去的學生，一句日本話也不懂，由他任翻譯。那時出國很容易，如同在國內(nèi)旅行一樣，既不要護照，又不要證明。在上海外灘日本銀行或臺灣銀行(當時臺灣還歸日本控制)兌換日本貨幣，一元銀元兌日元二元余，去日本輪船公司購買船票即可。

1925年9月某日晨8時，在上海乘“長崎丸”啟錨，翌日上午11時許即抵長崎港，停留數(shù)小時，再啟錨，于第三天下午抵達神戶，改乘火車直達東京。此時吳學謙夫婦接待我，游玩一星期后，我才寫信向家中敘說已來日本就學的經(jīng)過。父親回信申斥我不得他允許即自由行動，鑒于事實，又說，既然去了，就得用心讀書為佳，并說只有兩種自由職業(yè)可以不求人：一是律師，二是醫(yī)生，律師非你能為，盡背著良心做事得黑心錢，傷祖德；醫(yī)生最佳，治病救人積陰德等，并答應每年給我五百元國幣做學費，但僅接濟一二年即停止。

我到東京后，日華學會(以庚子賠款辦的專為留學生的辦事機構(gòu))辦一日文補習班，每天上午四小時課，我另每周一、三、五晚間，在一日本人名讓井夫人家中讀日本小學課本兼學日語，此夫人幼年是旅美舊金山日僑，英語很好，有時日語解釋不通時，即用英語。當時我的英語還有點基礎(chǔ)?；丶液竺咳找獙W十余小時日文、日語。

翌年(1927年)春季(約3月間)入東京女子醫(yī)專特別預科，此科不用考，只要是學生，有監(jiān)督處介紹信即可。該班專收中國包括臺灣、朝鮮等地學生。一年后，1928年升入正式預科，與日本人同班上課。功課很緊張，每周48小時課，無課本，由教師口述及在黑板上寫，學生完全筆記，另看參考書。在國內(nèi)從未學過日文的我，基礎(chǔ)差，學起來異常吃力，每日回宿舍整理講義至半夜以后始能休息(東京有一個男生宿舍，兩個女生宿舍，也是庚子賠款辦的，我住第二女生宿舍)，從此以后身體漸漸衰弱，咳嗽，氣管炎，以至肺病。1929年暑假后休學半年，回國休養(yǎng)，遂在母校(蕪湖二女師)圖書館謀一工作，維持生活。校長是劉繼宣，也是日本留學生，原是南京金陵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時我并未回家，因恐父親阻止我再出國。到1930年春季仍去東京，我想學一門?？疲紤]國內(nèi)正式牙科醫(yī)生很少，很需要，故入東京的東澤女子牙科醫(yī)生專門學校預科。一年后身體仍不行，校方命我休學，等身體恢復健康后再來，學籍保留。當時受經(jīng)濟壓迫，靠同學幫助，連吃飯都成問題。宿舍早餐是牛奶、面包或大米飯，而我僅喝牛奶，米飯就用飯盒裝起來，帶到學校作中餐，只買一角醬菜，或者醬油泡飯，即解決中飯問題。該校上午四節(jié)課，到第三節(jié)課時，胃里餓得難受，不得已下課喝自來水充饑，漸漸成了習慣，也不覺得餓了，直到現(xiàn)在早餐還喜歡吃流汁的東西。不得已于1931年休學回國休養(yǎng)，便請劉繼宣代向安徽省政府當局請求津貼，經(jīng)批準每月給國幣四十元。

身體稍恢復健康后，同年底，又再度去日本繼續(xù)學習，還是未回家，這樣一直九年未回寧國，至1932年1月間，不幸父親逝世，大姐給我來信，遂請假回寧國奔喪，到家中已是“三七”矣，當時悲傷不已。

喪事辦畢后又赴日本，繼續(xù)學習，直至1933年牙專學校畢業(yè)后，又在本校附屬醫(yī)院實習一年左右，專攻牙科矯正。因當時此門功課還是新課題，是專對八九歲至十三四歲兒童的，如有生長不齊者可以矯正。青年人未嘗不可，不過矯正時間較長，效果差。

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國內(nèi)軍國主義勢力抬頭，虎視眈眈進犯我國?！熬?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在日本的華僑、留學生的處境更為艱難。我們走在街上，常常聽到日本人(一些市民階層的)辱罵我們“亡國奴”“八嘎”.....只要我們留學生一有聚合，日本的外事警察(他們在東北呆過，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就會竄來竄去地盤問，稍有懷疑即被拘捕拷問。我的老伴馬鴻勛在明治大學學經(jīng)濟，就是因為參加一次同學的學術(shù)會議，被警察帶往警視廳拷問，被打得口吐鮮血，最后托保就醫(yī)。東京的十二個警察署，他曾被八個警察署拘捕嚴刑拷打過。有些同學如安師大的江去疾先生就被外事警察押送回國，還有一東北籍同學劉某被押送回東北后竟無下落，十有八九是在東北被害了。

我們留學生公寓中的下女或貸間(租用日本人的房屋)的主人，他們負有監(jiān)視我們留學生活動之責。因此只要我們留學生一有聚會，外事警察就來，而逢年節(jié)的聚餐，他們則不來，消息特別靈通。

那時的情況在電影《玉色蝴蝶》中就有描寫，不過那位留學生的境況要比我的老伴他們好些。在此情形下，許多旅日華僑及留學生均紛紛歸國，我在學業(yè)結(jié)束后，亦不得不放棄了學習條件較好的牙專附院工作，于1934年9月歸國。

回國后受聘于南京市衛(wèi)生局衛(wèi)生所任牙科醫(yī)師。1935年又調(diào)往社會局(民政局)健康教育委員會，專門從事全市中小學生的口腔衛(wèi)生保健工作。調(diào)此單位不久，某日與兩位在日本的同學王蘭芬和鄭推先等，到在衛(wèi)生署工作的日本和十醫(yī)科大學畢業(yè)生楊永年技正家玩(其妻是日本人，抗戰(zhàn)爆發(fā)后回日本)，我們幾個女的在房內(nèi)談話，豈知客廳內(nèi)也有客人，系新到任的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大平君(名字記不清了)，經(jīng)介紹后大家談了不久(都是用日語交談)，他即問我是否生在日本，我說不是；又問父親是否日本留學生亦或母親是日本人，我答均不是。當時我覺得很奇怪，問這些作什么？不數(shù)日大平即請楊永年的妻子轉(zhuǎn)達，他意欲請我教他中文，并允給以報酬，我立即拒絕。后他再三要求，我不得已才應允每周二、五下午四時教一小時，因每星期二、五我要去下關(guān)的學校檢查口腔衛(wèi)生，順路去陰陽營大平家。

數(shù)星期后，聞我的鄰居李樹森師長 (湖南人，黃埔一期，后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隨程潛同志在湖南起義)說：“現(xiàn)在少與日本人往來為好，他們都有間諜活動，日本使館及日本人住處附近都有便衣警察監(jiān)視。”我聽了非常怕，因此不敢再去大平家。后他仍不甘心，多次令仆人來我家相請，并數(shù)次打電話到我家，均被我回避拒絕，遂斷絕了往來。

調(diào)往社會局健康教育委員會工作，我原以為有機會可以做矯正工作，以圖報效國家，豈知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我的計劃未能實現(xiàn)，實屬憾事。當時國民黨政府內(nèi)遷，所屬機關(guān)職員均停薪留職解散，我們單位亦不例外。于是我攜家輾轉(zhuǎn)流亡各地，如湖北、湖南、貴州、四川、陜西、甘肅、河南等地。1939年冬流亡甘肅，任甘肅省立醫(yī)院牙科主治醫(yī)生，后因人事關(guān)系到洛陽河南省牙科醫(yī)院任牙科醫(yī)師，院長黃子濂，廣東人，系旅美華僑，在南京時認識的。由甘肅到洛陽途經(jīng)西安逗留之際，曾發(fā)生一小插曲終生難忘。

在西安小住的日子里，老伴馬鴻勛經(jīng)常外出至深夜而歸， 我因一人在旅館心中害怕，問起他這陣干什么，他笑而不答。離開西安以后他才告訴我，在西安時他通過八戰(zhàn)區(qū)運輸處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金某關(guān)系，曾數(shù)次赴八路軍辦事處安排與董必武同志聯(lián)系奔赴延安事宜。后考慮在后方的家小(母親及妹妹) 的生活無人負擔，只得放棄此行。這件事本應是我們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奈何為家庭所累，不能及早投身革命事業(yè)，確是我們夫婦倆一生中最大憾事。

我在河南省立牙科醫(yī)院工作，馬鴻勛原來由他中學時代的老師介紹到河南省政府任機要秘書，因此職專司中共方面情報，他不愿到職，就賦閑在家從事家務。不久他由在日本時的好友周新民(彼時在五戰(zhàn)區(qū)經(jīng)濟委員會任科長，中共黨員)、周范文(亦在經(jīng)濟委員會任職，中共黨員)介紹，到設(shè)在湖北老河口的五戰(zhàn)區(qū)經(jīng)濟委員會，任周新民的秘書。

隨著戰(zhàn)局的惡化，河南省政府擬撤退到西安，我遂辭職到老河口。豈知老河口受日機轟炸甚烈，于是又攜婆母、小姑及剛出世的長子，一家老小撤至金寨縣，受任安徽省立醫(yī)院牙科醫(yī)師，工作了一年半。在金寨期間，我們常受日軍騷擾，生活很不安定。記得1943年元旦，日軍突然襲擊掃蕩金寨，我們只顧逃命，一家老小衣物全被燒毀，損失慘重。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我們?nèi)也胚w回老伴的故鄉(xiāng)巢縣居住。在未到巢縣以前，南京方面曾有信來，命即起程到職(即南京市健康教育委員會)，彼時因又添了兩個孩子，身體虛弱，不能立刻啟程。不久解放戰(zhàn)爭又起，南京國民黨政府已處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我也無意到南京就職。

艱苦的九年日本留學生活及八年抗戰(zhàn)的苦難，我備嘗日本人的苦果。因此通過這十七年與日本人的交往接觸，使我對日本人不抱好感。旅日九年受到他們的歧視，精神上遭受凌辱?？箲?zhàn)八年我們物質(zhì)損失極大，抗戰(zhàn)爆發(fā)后由南京撤退時，我曾將當初由日本歸國時購得的一套齒科器械、書籍，以及在日本時的紀念冊等珍貴物品存放于金陵大學，豈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將我存放于金大的物品付之一炬；1943年金寨亡命，只逃出一家老小，財物損失殆盡。

由于這種經(jīng)歷，因此我一直要求孩子們自強自立，不辱做一個中國人，牢記國恥家辱。

1949年全國解放后，我即參加了蕪湖市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先后在市紅十字會醫(yī)院和第一、第二人民醫(yī)院，直至市牙病防治所任主治醫(yī)師。1962年秋，因身體健康關(guān)系，請求并經(jīng)組織同意，始于當年十月正式退休，在家中頤享天年。我膝下有二子一女，他們分別受到高等和中等教育，且都各自成家立業(yè)，為四化大業(yè)作出各自的努力和貢獻。

1957年在蕪湖牙病防治所工作時，市農(nóng)工民主黨副主任朱立全(已故)同志介紹我參加該黨。退休后我還經(jīng)常參加黨的組織活動。1979年我在長子馬方策單位(蕪湖鍋爐廠)，擔任義務日語學習班教學工作，我雖四十多年未接觸過日文和日語，但為了使這些工程技術(shù)人員能多掌握一門外語，竭盡綿力教完一個學程?；謴臀氖饭ぷ骱?，我受蕪湖市歷史學會之聘任特邀顧問，為發(fā)揚五四精神，推動青年運動，我應聘任共青團蕪湖市委青年運動顧問。1982年11月間，日本東京等五城市市長訪問，市政府安排來我家訪問。為增進中日友誼，我用日語對答，引起外賓們的興趣，他們對一位白發(fā)年邁老太太能講一口流利的東京話很驚奇。交談后他們始知我青年時代曾留學東京，恰好他們的團長在任市長前也是一位醫(yī)師，故而氣氛倍加親切。臨別時特邀與我合影留念，并饋贈紀念品。

通過這次接待活動，使我明白了這樣一個道理：國家強盛才有我們國民的國際地位。不正是由于祖國的日益昌盛，才使得這些有著狹隘民族意識的人，才懂得尊重我們嗎？1983年老伴由馬來西亞回來省親時也談到這點?，F(xiàn)在的年青人缺少這方面的體驗，只有我們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并且有著海外生活經(jīng)歷的老人才會有這樣切身的感受?，F(xiàn)在的青年人太幸福了，應該珍惜這種幸福生活，熱愛自己的祖國，并為她的昌盛貢獻出自己的一切。

在二十年代的一個在舊社會的封建禮教家庭出生的我，一個青年女子，并無親故，且在優(yōu)裕環(huán)境中成長，能有這樣的勇氣膽量，跋涉數(shù)千里到北京、到海外求學，主要是受“五四”運動影響。通過這次運動才知道當時那樣的社會中，我們女子無地位、無權(quán)，三座大山(族權(quán)、神權(quán)、夫權(quán))壓在我們頭上，就是因為我們經(jīng)濟不能獨立。我母親即是一典型例子。她是封建社會中典型的賢妻良母，父親有惡習，祖母還愛他，自己又無兒子。所以她常對我們說：好好讀書、識字，經(jīng)濟要獨立，現(xiàn)在我們的生活是靠祖父他老人家，一旦他去世，要不了三年時間，你父親會將所有家產(chǎn)敗光，我們就要餓飯，云云。她尤其羨慕那位南京來寧國的女教師，每月收入有男子數(shù)倍。俗話說：娘有爺有不如自己有，丈夫有還要伸伸手。因此，我只能發(fā)奮圖強，非要自立不可。（未完待續(xù)）

（本圖文由方金鑾女士之子馬方略先生提供，特此鳴謝?。?/p>

制作：童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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