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一般是指中華民國成立以后,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tǒng)之后,鑄造的帶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俗稱袁大頭。
1914年,這一年,袁世凱在北京以大總統(tǒng)的名義頒布了《國幣條例》和《國幣條例施行細則》,明文規(guī)定“圓”為一個價格單位,每枚銀元重量為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大洋從1914年開始鑄造發(fā)行,到1923年止,共鑄發(fā)7500萬枚。所以,大洋絕對是當時市場上最為流行的硬通貨。
那么,一枚大洋,相當于今天的多少錢呢?
事實上,一般涉及到這種古今貨幣的換算,我們通常會用兩種方法。一個金銀價格等量換算;一個購買力的換算。
首先所謂的金銀價格等量換算,其實就是以當時大洋所價值的金銀質(zhì)量,來換算咱們今天的金銀價格。而按照袁世凱所頒布的《國幣條例》規(guī)定,鑄造一枚大洋花費,其純銀花費是六錢四分八厘
“以庫平純銀六錢四分八厘為價格之單位,定名為圓”
按照舊制,1錢的質(zhì)量應(yīng)該是3.72克。那么一塊大洋的純銀差不多是24克。如果以今天三塊五每克的銀價去換算。那么一塊大洋差不多是84元。
當然了由于開采力度的加大,白銀流通量越來越大,銀價的波動貶值很大,所以一般換算是用黃金。而換算成黃金則涉及到一個金銀兌換的問題。
民國時期,戰(zhàn)亂頻發(fā),金銀兌換比例波動頻繁而且巨大。
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歐洲的列強都打架去了,沒工夫管中國。所以當時國內(nèi)形勢不錯,工商業(yè)發(fā)展得都比較好。當時白銀價格暴漲,金銀兌換比例大概是一比十五。而一戰(zhàn)結(jié)束后,列強目光紛紛回轉(zhuǎn),而且國內(nèi)軍閥混戰(zhàn),市場形勢惡化,白銀的價值也開始暴跌,金銀兌換比例一度可以達到一比四十。
而且因為沒錢,軍閥們?yōu)榱藸帗尩乇P資源,打得越來越兇,而越打則越?jīng)]錢,因為軍費開銷太大了。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憶》記載,當時北洋政府每月開支兩千萬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萬元。如此入不敷出,自然會形成惡性循環(huán),到了1932年,金銀兌換比例都快達到一比八十了。
如果以平均而論,大多數(shù)和平時期,正常的金銀兌換比例就是在二十到三十之間波動,粗略估算下來也就是一塊大洋可以抵一克黃金。以如今差不多350元一克的金價去換算,一塊大洋也就是相當于三百多塊。
當然,如果以購買力算的話,又是另外一種方法。所謂的購買力,其實反映的就是當時的物價水平。比如說米價。以學者李開周的考證,在1914年的上海,一塊大洋可以買44斤大米。對比現(xiàn)代大米價格的話,換算下來約等于150元人民幣。
當然,這種方法并不是太靠譜。一來是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低下,大米遠比現(xiàn)在之前;而且當時的生活水平較低,大米占據(jù)家庭支出的份額要更大。再者,那是一個戰(zhàn)亂頻發(fā)的時代,米價波動很大,不適合作為購買力水平的對照標準。
總之,當時的總體形勢是軍閥混戰(zhàn),人民還在苦難中掙扎,各種物資都很稀缺,導致物價上漲,像袁大頭、龍洋、鷹洋這樣的貴金屬制成的貨幣就比較值錢,因為那個時代的物價比較畸形,是不能反映正常的商品價值的。
當然,還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辦法,那就是根據(jù)當時人們的收入消費水平來做對比。
比如在收入方面,我這里查到一份1917年圣約翰大學的學生的社會調(diào)查分析筆錄,其調(diào)查對象是曹家渡工人聚居區(qū)的普通工人家庭。里面有許多比較有價值的信息。
比如調(diào)查報告里面寫到:
“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須15元”
意思就是當時的上海,一個五口人的普通工人家庭,一個月的開支15塊大洋。
以此作為對比,咱們現(xiàn)在一線城市,一個五口人的普通家庭,如果僅僅看生活開支,刨去房租、車貸或者房貸等額外開支,一萬塊是足夠的。而這就意味著,一塊大洋大概相當于咱們今天600元。
當然,在圣約翰大學學生的調(diào)查報告里面,還有著關(guān)于收入方面的記錄:
“常見男工謀10 元,女子做絲廠每月所入亦如此”。
也就是說,當時工廠里面的普通工人,月收入也就在10塊大洋左右。如果一塊大洋相當于咱們今天600元,那么他們就是一個月6000元的工資。這個工資水平,在咱們現(xiàn)在的一線城市,自然是比較低的。但你得知道,當時工人們的地位實際是相對較低的,遠不能和現(xiàn)在相比。
所以一塊大洋相當于咱們今天600元是比較合理的。
當然了,這僅限于1917年。作為民國時期的“硬通貨”,“大洋”在民國不同年月,其價值也有差異。一戰(zhàn)過后,隨著金銀比的上升,銀元的價格也隨之下降。比如在1925年,上海一家紡織廠的熟練女工的月薪已經(jīng)達到了30塊大洋。而魯迅先生在北大任教,一個月的津貼是300塊銀元,換算下來都年薪百萬了。
當然了,降得不算厲害。畢竟當時的學者教授們,工資水平普遍都很高。1917年入職的胡適,拿著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激動的給家里寫信報喜:
“適初入大學便得此數(shù),不為不多矣?!?/p>
要知道當時北大新入職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頓都吃“兩碟菜一碗湯”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塊大洋。甚至當時六個人去東來順涮頓火鍋,也就花一塊大洋。
就算是買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門大街買一套有四十間房,且“帶電燈、電話、花房、車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當于大學正教授最多十八個月的薪水。對于北洋時代的精英們來說,就算不賺外快只吃“死工資”,這大洋,也是躺著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著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變成了多少“民國劇”里的風花雪月。民國之所以會有那么多的學者大家們,首先就是有著豐厚的物質(zhì)保障。
當然了,這個就扯得比較遠了。
好了,言歸正傳,事實上,大洋在今天的價值更多的是以收藏品存在。從袁大頭本身的所含的金屬銀的成分來說并值不了多少錢,但是這是個收藏品那就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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