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張紞治滇事跡與方略

洪武年間云南左布政使，被朱元璋譽為“治行天下第一”——

明初張紞治滇事跡與方略

朱元璋褒獎張紞的敕諭——《云南機務抄黃》書影

云南邊疆治理史話

明代洪武年間，中央政權在云南的統(tǒng)治逐漸鞏固，經(jīng)濟社會文化得到逐步恢復和較大發(fā)展，民族關系進一步改善，邊疆日益鞏固。取得這些進步，云南地方行政長官的功績不容忽視。明初曾任云南左布政使（云南最高行政長官）、被朱元璋譽為“治行天下第一”的張紞（音dǎn）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張紞在云南17年，任云南左布政使13年，開展政教風化，安撫20多個兄弟民族，發(fā)展兵工農商，在一些邊疆地方擺脫了土酋奴隸統(tǒng)治的桎梏，出現(xiàn)了小農經(jīng)濟自由耕作的初期規(guī)模。此后不久，云南便被正式列為13省的序位。

選派入滇

張紞(?～1403)，字昭季，號鷃庵，耀州富平（今陜西省富平縣）人。張紞之父張敏，號月山，是一名賢能廉謹?shù)暮霉?。張紞承襲家風，洪武年間以貢生身份出任東宮侍書。洪武十五年（1382年）云南平定后，張紞被選派云南，出任左參政。

自古于馬上得天下，不能于馬上治之，隨著云南戰(zhàn)事的推進，朱元璋開始籌劃設置云南地方行政機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命重臣梅思祖、潘原明暫時代理云南布政使司事務，急需一幫年富力強的僚佐，作為骨干力量培養(yǎng)。張紞從地方儒學教授起家，在職掌內外章奏的中央機要部門——通政司已歷練多年。張紞被選中擔任云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協(xié)助梅思祖、潘原明管理云南民事、財政。洪武二十年（1387年）春，張紞入京述職。朱元璋認為張紞“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穩(wěn)定了邊疆，推其“治行為天下第一”，特命吏部免于考核。同年，張紞升任云南左布政使，成為云南最高行政長官。

國家圖書館藏《張鷃庵先生集》上的張紞小像

治滇事跡

張紞完善了云南布政使司職能，奠定一代規(guī)模。當時沐氏家族鎮(zhèn)守云南，總攬一方，但許多具體事務都要靠張紞統(tǒng)籌，舉凡全省貢賦法令、壇祠公署、典儀制度、軍糧營辦等，都是由張紞創(chuàng)設操持。張紞汲汲薦引賢才，協(xié)同沐氏，共同營造了明初云南的穩(wěn)定局面。

促成代納秋糧，紓解民困。云南各地錢糧貢賦，刨除軍需民食，往往不足繳納數(shù)額。并且偏僻之地，山川阻隔，運輸極為不便。洪武十四年（1381年）至十六年（1383年）云南又遭受霜凍災害。張紞體恤民困，上書呈請，洪武十七年（1384年）十二月，朝廷減免云南11萬余石租糧，并破例準許云南以金、銀、錫、貝、布、漆、丹砂、水銀等土特產(chǎn)代納秋租。這些舉措，既解除了民困，又充實了國家府庫，還促進了云南工礦業(yè)的發(fā)展。在折抵納租的諸物中，海貝是當時云南各民族普遍使用的貨幣，通常產(chǎn)自南亞、東南亞沿海。代納秋糧制度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云南與南亞、東南亞的經(jīng)貿往來。

維持鹽法開中，促進商貿。明朝軍隊大批進入云南，時常面臨糧食短缺的局面，屯田政策也難以短期見效。明政府便利用食鹽國家專賣制度，招募商人前往云南邊地“開中納糧”，即以鹽為中介，招募商人輸納軍糧、馬匹等糧食物資的方法。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規(guī)定凡往云南納米6斗者，換給淮鹽200斤，納米5斗者換給浙鹽200斤，納米1石者換給川鹽200斤，獲得相應的食鹽特許運銷權。鹽商往來，促進了商貿，也常會在這些地區(qū)募民屯田。后來，開中納糧的方法一度停止。洪武十九年（1386年）春正月，張紞上奏：“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滇西地區(qū)）者，每斗給鹽一引，因此儲糧充裕；以后朝廷停止中納鹽糧，不許輸谷，商旅少至，糧餉缺乏，請仍其舊?！背⒉杉{了他的建議，于次年八月在楚雄府恢復開中納糧。

營建基礎工程，愛惜民力。明代布政司公廨在今天昆明威遠街西口，沿用大理國東府、元代行中書省房舍，規(guī)模狹小，而且年久失修。張紞進入云南，內憂外患、百廢待興，忙于應付兵戈饑疫，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才得以儲備材料，重修堂舍。張紞先讓官吏統(tǒng)計所需木材的數(shù)量，按民戶財力分配賦役，轉送運輸不立期限。民夫從4州11縣選調，每一州縣均排作三四番，每番工作10日。張紞顧念云南民眾賦役繁重，不敢妨礙農務、損害民力，故而修修停停，拖延許久。另外，張紞治下，云南民間婚喪嫁娶均有定制，風俗為之一變，大抵也有愛惜物力、崇尚簡樸的考慮。

知人善任，興文重教。張紞優(yōu)待謫戍云南的士人，“流徙云南者，無問識與不識，皆厚恤之”，朝士董倫、王景常、韓宜可等至云南，都受到張紞禮遇。浙江崇德人程本立，洪武二十年（1387年）被貶謫為云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位于今玉溪市新平縣）吏目。當時云南局勢不穩(wěn)，程本立受到張紞與沐英賞識，被委以統(tǒng)領守御之任。程本立感激自誓，“欲以死救此一方”，不畏艱險，深入楚雄、姚安、大理、麗江等地招撫各族民眾，使這些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心悅誠服，社會安定。后來，程本立被選為翰林，成長為一代名臣。此外，張紞還興設廟學，促進了云南的文化教育事業(yè)。

清簡自守，順俗施化。張紞在滇素有“風操清純、纖塵不淄”的美名。偶有閑暇，張紞還注重了解昆明四周的山川形勝，留下《登太華寺》等詩篇。其中“從今愿買游山屐，野客無妨屢見招”，反映了他平易近人的作風。云南土官、僧人、儒士慕名而來，求賜碑記、序文，張紞也欣然揮毫，行文真摯平和，沒有官架子。對土官董賜，張紞熱情勸勉、褒獎其盡忠明朝的善行；酬答名僧無極，撰寫《感通寺碑》，用誠心感化大理僧俗；應昆明儒醫(yī)李添爵之請，闡釋敬慎之道。這些都是張紞善于溝通云南各階層人士、順俗施化的例子。

在張紞的努力下，云南行政事務走上正軌，邊疆局勢趨于穩(wěn)定，民族關系逐步緩和，經(jīng)濟生產(chǎn)恢復發(fā)展，文化教育得到推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建文帝繼位，張紞以其治滇功績，被擢升為吏部尚書。滇人思慕張紞德政，為其建立祠廟，常常把他和元代賽典赤相提并論。

張紞七言絕句《華亭寺》 耿嘉 攝影

治滇方略

正如后世所言，張紞在滇為官“靡不仰契圣衷、俯順時俗”。張紞善于領會中央戰(zhàn)略布局，認真體察云南省情，這為他治民理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張紞歸納的“德、威、廉、信”四點治滇方略，啟迪著明清封疆大吏，在今日也不失其借鑒意義。

編纂《云南機務抄黃》，歸納治滇方略。劉紞升任云南左布政使后，特意把朱元璋針對云南軍政事務下達的敕諭，匯編為《云南機務抄黃》，留訓后世。劉紞在此基礎上提煉出“德、威、廉、信”四點治滇方略。他在《布政司公廨記》中強調，治理云南必須德威并用、攻心為上。無事之時，宜“寬小過，守大綱”；有叛亂，必須盡早剿滅，以懲其余；德懷百姓，必然推己及人，要求官員廉潔奉公，不得作威作福，“得其理則能感，不得其理則不能感”；要取信于民，不是一廂情愿、做做樣子，而是讓各族人民都能安居樂業(yè)，這樣才能誠信相孚。

張紞將促進生產(chǎn)、改善民生作為治滇的關鍵，提出云南跨越式發(fā)展的可能。張紞認為云南生產(chǎn)力水平長期落后，自然資源無法有效利用，人民“無宮室服用富厚之資”，無法適應苛刻的政令賦稅制度。“生理既不足系其心”，施政稍有不當，便會產(chǎn)生動蕩。另一方面，在歷史上，只要具備一定條件，發(fā)達地區(qū)與發(fā)展不足地區(qū)的地位也是會發(fā)生變化的。比如冀北中原之地古稱繁華，唐宋之后風采不再；閩、浙也曾是邊疆欠發(fā)達地區(qū)，宋元以來卻一直富庶殷實。張紞認為，通過立學興教，云南“鼓刀之習可以漸革”，經(jīng)濟生產(chǎn)又何嘗不是呢？

研究張紞在云南17年的治理實踐及方略，總結其利弊得失，對當代云南建設發(fā)展，應該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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