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tǒng)。早在西周時期,《太公家教》已有“弟子事師,敬同于父”的記載;春秋時期的孔子更留下了“有教無類”等至理名言。
到哪些學校去上班?
古代具備學校性質(zhì)的教學機構(gòu),只有公學、私塾和義塾三大類。
私塾,最早是因家庭、家族需要而自然誕生。富裕殷實的家庭或家族,意識到了培養(yǎng)下一代的重要性,動用一部分家產(chǎn)或族資,購置教學用具,開辟教學場地,聘請當?shù)鼗蛲獾匾蚨喾N原因在科舉考試中失利閑居家中的落榜考生來做塾師。往往一個家庭的私塾,只要塾師好,直系、旁系親戚的子女都會輾轉(zhuǎn)托情轉(zhuǎn)來。
公學,就是動用國家或地方財政的公辦學堂,公學的實際負責人,大多是當?shù)氐臋?quán)勢掌握者。比如太學、國子監(jiān),相當于今天的官辦大學。
至于義學,就是地方政府或者大家族出資辦學,面向特定對象免費開放。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萌芽于唐代、推行于五代、至宋而大盛的書院,既有官方投資,也有民間籌資,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質(zhì)。
需要什么道德素質(zhì)?
教師不僅是授業(yè)的經(jīng)師,更要做傳道的人師,其道德操守、行為舉止,向來受到嚴格的約束。“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禮記·學記》)這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師道尊嚴”。
“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yè)。”(《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子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梢哉f,“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范的最高追求。
工資收入怎么樣?
古代基層教師,大多是秀才,偶爾也有童生、監(jiān)生、舉人。太學、國子監(jiān)等高校教師,得是舉人、進士。但基層教師也沒誰愿意白干,因為不能吃空氣,要拿錢養(yǎng)家,其工資叫“束修”或“束修”,結(jié)算方式3種:銀錢、谷物、銀錢+谷物。
以明朝為例,落后地區(qū)用60石谷子(粟)支付給老師作為年薪,支付銀錢的年薪一般在16-40多兩。明末有個名醫(yī)陳舜系,說他在黃惟萼家做家教,當年給粟米20石,每月還給錢4800文,算起來年薪達到70兩以上。顯然,基層公辦教師工資與當?shù)卣匾暥?、?jīng)濟水平相關(guān),“民辦”教師則與戶主貧富度、是否大方有關(guān)。
除了工資性收入,基層教師還有就餐和節(jié)禮福利。家塾老師伙食通常比較理想,可以住東家,吃東家。富豪之家,則設(shè)專灶招待老師。比如晚清的陜西太原塾師劉大鵬,在日記里感嘆,找到了一個豪綽的東家:不僅3餐免費,帶孩子吃飯,也免費。想吃啥,書童就安排啥,飯菜可口。
教師怎么就餐,情形不一。一是“自爨公養(yǎng)”。就是東家出錢,或柴米油鹽菜蔬,由教師自行烹調(diào)。若社學塾師自費就餐,學校需支付伙食補貼,按照就讀學生數(shù),年標準在15-20兩銀子。浙江山陰的徐氏宗族宗譜記載,義塾每年支付塾師工資50兩銀子,而米鹽油茶,則由家族基金(“公倉”)撥付。
二是“吃轉(zhuǎn)飯”,就是輪流到學生家吃飯。一般情況,伙食不錯。私立學校里,為使老師吃飽喝足,干活來勁,家長也沒閑著,隔段時間送些米油鹽茶煙。
三是東家概不負責,塾師自行解決。比如河南安陽有個馬氏家族,江蘇蘇州有個彭氏家族,分別明確塾師年薪50兩、72兩銀子,其他任何福利沒有。
大學和公立學校教師,與官員一樣有穩(wěn)定的收入。漢代太學博士的官秩,初為四百石,后升為六百石。四百石級別,每月的工資(俸祿)是50斛谷物,漢代50斛相當于今天1350斤,在當時屬于大縣縣丞的工資水平,即副縣級待遇,相當于今天的副高職稱。而漲工資后的六百石,則為70斛,約等于當時副市級干部郡丞的待遇。
宋代書院一類私立學校,社會捐助多,部分教師收入遠高于公辦編制內(nèi)老師。比如南宋明道書院,山長(院長兼主講老師)的月俸100貫,每天還補助700文伙食費,年薪高達幾千兩銀子。
公辦教師的待遇要算明代最低,而且常被扣罰。洪武二十五年更定的國子監(jiān)教師工資單如下:祭酒,月俸米21石;司業(yè),月俸米10石;監(jiān)丞,6.5石;博士、助教、典簿,6 石;學正,5.5石;學錄、典籍,5石??h學教師(教諭)收入,只有博士的一半,月俸米3石。明代一石米相當于現(xiàn)代120斤,也就是說,博士每月的工資是720斤大米,學正600多斤,教諭360斤,依然是窮儒。
古代沒教師節(jié),政府對教師節(jié)日收禮并不管束。每年特定節(jié)令,比如新學年開始、結(jié)束,學校開辦或關(guān)閉,部分家長為表達敬意,會送錢送禮,慰問老師,稱為節(jié)敬、節(jié)儀。但節(jié)禮不一定人人有,數(shù)目不大,禮物不多,意思意思而已。
正式上崗啥程序?
塾師應聘,在明朝稱為“覓館”,有關(guān)系可算王道,比如親屬與宗族,師徒與朋友,鄉(xiāng)緣與地緣等,沒關(guān)系則非易事。
應聘的關(guān)鍵,根本上還是取決于學識和能力。不過接觸時間太短,難以讓陌生東家認可,于是名士、名師的薦書,提供了信用擔保,在明末大為流行。
應聘成功后,先確定工資、聘儀和開學時間,然后下聘書。聘書套話連天,相當客氣。社學聘師的基本儀式比較搞笑:送聘書,教師扭捏推辭,“萬般無奈”地接受。開學那天,地方小官帶著一大批學生家長,前呼后擁,再次拜請,塾師當然還得幾經(jīng)推辭,家長還得繼續(xù)拜請,直到教師不好意思了,終于答應。之后,家長們先行,到社學門口,盛裝迎接。塾師進門,學生行拜師禮。家塾、義塾聘師情形大體相同,但程式可能簡化。
聘期多長?一般家塾和義塾,聘期一年。期滿續(xù)聘與否,由東家決定。至于社學塾師,因政府參與,聘期分兩種,一是“期聘”,多為一年。二是“考核”,即根據(jù)定期考核結(jié)果,決定續(xù)聘與否??己藭r間,各地不一,有每月兩考或一考,有每季一考,考核主持人多為鄉(xiāng)約、州縣官、學官,教學成績好,獎;教學成績差,不說二話,辭退。若塾師學識淺薄,教學成績一塌糊涂,那就集合里排(明朝110戶為一里,某年輪值的里長稱為里排)、本鄉(xiāng)秀才等,當面“糾舉而斥之”,毫不客氣。但每月一考、兩考,煩瑣,也不符合教學規(guī)律。因此,每季一考更常見。
為保障教育的有效性和連續(xù)性,對塾師的實際聘期往往較長,三、五年,十年八年,三五十年,都有。在每個朝代中前期,人才缺乏,“易師”較少。
古代“教師”從業(yè)也得通過考試
《登科記考》記載:“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痹谖鳚h以前,教師多是推薦,并不需要從業(yè)考試。但到東漢時期,中國出現(xiàn)了教師“資格考試”——要想成為太學博士,得通過太常主持的考試(有點類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試)。當時,經(jīng)學名流才有任職資格,而且,對教師個人的教學經(jīng)歷和年齡都有相應的規(guī)定,要求曾教過學生50名以上,年齡不小于50歲。
隋唐時期,中國形成了完備的官學制度。官學,相當于今天的公辦學校,既有小學,也有大學;既有綜合性學校,也有??茖W校。當然,教學管理和要求也更規(guī)范、更嚴格了,對教師從業(yè)資格和教學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辦法。
唐代對包括教育行政官員和教師在內(nèi)的學官,同其他官員一樣,均要定期“考課”,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己藘?nèi)容分業(yè)務(wù)、品德及教學效果等,考核結(jié)果分為九等。其中,授課數(shù)量是考核定級的重要標準之一。此即《登科記考》中所說的:“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p>
宋代是民辦學校開始興起和繁榮的時代,私立書院流行,但朝廷對官學同樣抓得很緊,要當上“公辦教師”同樣得考試。宋熙寧八年(公元1076年)實施的“教官試”制度,大概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難通過的教育主管和教師資格考試?!段墨I通考·學校七》稱,由于考試過嚴,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全國州、縣的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shè)故也?!?/p>
古代教學成績與“升學率”掛鉤
《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xiāng)試中舉”方可升職。在唐宋及以前,對教師業(yè)務(wù)的考核主要在“教學量”上,明代則開始與教學質(zhì)量和“升學率”掛鉤。明朝對教育主管和教師的考核,除了和其他行業(yè)官吏相同的“考滿”“考察”外,還單設(shè)有“學官考課法”。
“學官考課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師考核制度,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頒行。該考核辦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內(nèi)科舉取中生員名數(shù)為則,定擬升降”。據(jù)《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xiāng)試中舉,州學學正有6名學生中舉,縣學教諭有3名學生中舉,方算稱職,可獲升遷資格。
平時對教師也有考核。如在月考中,學生三月無長進,教師要被扣工資。當時教師工資由現(xiàn)鈔和米兩部分組成,扣工資的形式主要是“罰米”。如果學生在學年末舉行的“歲考”中仍不進步,問題就大了——凡府學12人、州學8人、縣學6人以上無長進,府州縣地方官及所屬學校教師除被“罰俸”外,還要被“訓導”。
如果“歲考”中,府學24人、州學16人、縣學12人以上無長進,要取消教師資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權(quán)直接開除(罷黜)教師。不僅教師被處理,府州、縣的地方官員也跟著受罰,要被處以“笞刑”。
對國子監(jiān)教師的考核更加嚴厲。曾任明代南京國子監(jiān)祭酒(相當于大學校長)的黃佐,在其《南雍記》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國子監(jiān)學生唐謙等想出來做官,吏部安排考試,結(jié)果成績很差,“不通經(jīng)書”。按規(guī)定應該將主管教學的司業(yè)(相當于副校長)趙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聽說后,放過了他,但就此向全國下發(fā)“紅頭文件”,規(guī)定“凡弟子員再試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師,發(fā)煙瘴地面安置?!?/p>
學生學不好,教師要被發(fā)配到環(huán)境惡劣的地方去,這大概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考核教師最狠的一項規(gu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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