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樂《最后的忽必烈時代大都路造至元三十一年四體銘文銅權》

最后的忽必烈時代

大都路造至元三十一年四體銘文銅權

找樂

找樂，本名陳光，“興安北族”公眾號主人，北方游牧漁獵藝術品收藏者。

四體銘文銅權在中國衡器史上是一種獨特的型號，就像元代的歷史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一樣，它呈現出一種奇姿異態(tài)，與前后時代的秤權相比，他多了幾個棱角，多了不少線條。

——黃時鑒

年代：元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

尺寸：高9.75CM、最寬5.25CM、厚2.8CM

重量：615克

質地：青銅

來源：河北北部

銅權大體呈扁六面體形，上寬下窄，可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上為倒梯形鈕，用于系掛并有明顯的系掛痕跡；中為權的腹部，兩面寬而四面窄，六面有四種刻銘文字，分別為八思巴蒙文、漢文、回鶻式蒙文、波斯文?，這也是四體銘文銅權命名之緣起；下為素腰座，座之六面刻有忍冬卷枝紋。銅權橫截面邊緣、右側鈕梁中部均有明顯的范痕，為合模鑄造而成。

四體銘文銅權腹部銘文展開圖 以銘文正面及識度次序排列

這件銅權的銘文，圖1為一列八思巴文和一列漢文，八思巴文為“一斤錘”之意，即此銅權自重一斤，漢文為“一十六斤秤”，表明銅權的最大稱重為一十六斤；圖2&3為回鶻式蒙文，圖5&6為波斯文，圖2&5均意為“一十六斤”，圖3&6均可意為“秤”?，即圖2&3與圖5&6組詞均為“一十六斤秤”之意；圖4為漢文“大都路造”和“至元三十一年”銘文，記錄了該權的制造地和制造年代。故綜上我們可以知道，該銅權銘文含有權重、最大稱重、制造地、制造年代四種信息。

已知的四體銘文銅權體例固定，均為如上樣式，其銘文可分為固定與變動兩部分，固定部分包括圖1之制造地（均為大都路）、圖3&6之”秤“銘文。變動部分包括年號、權重與最大稱重。元代沿襲宋制，如遇帝位更迭，年號變更，重鑄新權?，故各權年號或有不同。四體銘文銅權權重包括一斤錘、斤半錘、兩斤錘，最大稱重包括一十五斤秤、一十六斤秤、二十五斤秤和五十五斤秤，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對應關系，即一斤錘對應一十五斤秤、一十六斤秤和二十五斤秤，斤半錘對應二十五斤秤和三十五斤秤，兩斤錘對應五十五斤秤?，本文論及的銅權，部分漫漶銹蝕的銘文就是根據如上信息校對的。

元代一斤折合于現在之克數已多有學者關注，意見多集中于610克左右?，本文銅權為615克，與此看法較為一致，但遼寧省博物館藏有一枚同為至元三十一年大都路造的四體銘文銅權，其一斤卻折合630克?，故元代一斤折合于現在之克數仍尚有探討余地。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世祖文武皇帝忽必烈像

四體銘文銅權腹部六面共記錄了八列文字，其中含一列八思巴蒙文，三列漢文和各兩列回鶻式蒙文和波斯文。

八思巴文為忽必烈時代國師八思巴根據當時的吐蕃文字所創(chuàng)，意欲取代標音不夠準確的回鶻式蒙文，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下詔頒行八思巴蒙文，后稱之為元朝的”國字“，值得玩味的是，四體銘文中僅以”國字“記權重，且銘于一個寬面左列，黃時鑒先生認為其表現了蒙元的大一統(tǒng)意識，該寬面也應為四體銘文銅權之正面?，據此可進一步推斷八思巴文為銅權全部銘文讀序之始，銘文自左向右讀起。

漢文三列，一列內容與回鶻式蒙文和波斯文相同，均指明權之最大稱重，其余兩列記錄了權的制造地和制造年代，盡管漢人和南人位于元朝族群等級之三、四位，但忽必烈不得不承認，漢人和南人為其統(tǒng)治區(qū)域內的最大族群，其統(tǒng)治地位的建立與輔佐也主要依賴南北漢人，故將漢文位于正面第二列和另一個寬面。

位于銘文讀序第三位的是回鶻式蒙文，蒙古人為元朝的一等族群，回鶻式蒙文為成吉思汗時代所創(chuàng)，相對于八思巴蒙文僅通行于元帝國境內，回鶻式蒙文通行于整個原大蒙古國地區(qū)，忽必烈將回鶻式蒙文列在第三位，意欲強調八思巴蒙文在原大蒙古國地區(qū)的宗主文字地位。

波斯文為元代官方行用文字?，元代社會中活躍的大量色目人多使用波斯文字，色目人在元朝“亦商亦官、以商為官”?，元代銅權上銘刻波斯文主要為了方便在元朝的眾多中亞、西亞人。

山西洪洞廣勝寺壁畫《賣魚圖》局部及元權特寫，該壁畫繪于元泰定元年（1314年）

四體銘文銅權在已知出土元代銅權中數量占比很小而銘文最多、體例固定，且多出土元代大都路管轄區(qū)域內，臨近地區(qū)如遼寧、內蒙古?也偶有發(fā)現，故其很可能僅行用于京師管轄的大都路及其周邊的專用銅權，這里無疑是元帝國經濟最為繁榮、政治文化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色目人也多積聚于此，四體銘文銅權行用于大都路，也是忽必烈在向金帳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利汗國宣告——元大都才是大蒙古地區(qū)的中心、可汗之城，元帝國才是各蒙古汗國的宗主國，雖然大蒙古帝國已經因他的自行即位而分裂了。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二十二日，忽必烈駕崩于大都紫檀殿，至元三十一年四體銘文銅權的存在，恰好見證了忽必烈時代的最后時光，以及忽必烈時代的結束。

注：

?? 黃時鑒：《元代四體銘文銅權的考釋——以識讀波斯文銘文為主》

?董永強：《元代銅權上的回鶻式蒙古文銘文考》

??都惜青：《遼寧省博物館藏元代紀年銅權考析》

??蔡明：《元代銅權的初步研究》

?黃時鑒 ：《波斯語在元代中國》

?明宋濂等撰：《元史》

?劉東瑞：《鑄有四種不同文字的元代二斤銅秤錘》

圖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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