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國龍教授講道德經(jīng)第九章

盧國龍教授講《道德經(jīng)》第九章

原文：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注解：《道德經(jīng)》的第九章，可以作為由淺入深的一篇范文來閱讀。

淺會淺成什么樣？深能深到哪里去？這取決于我們自己的態(tài)度。如果將《道德經(jīng)》當做朋友之間的聊天，那么從淺到深的空間就可以很大，但不妨礙其內(nèi)在思想邏輯的一致性；如果將《道德經(jīng)》當做古奧的圣典，像冬天里拿著一塊冷饅頭那樣去啃，那么不管有多么強烈的知識饑渴，都會在情緒上感覺很生硬，哪章哪句都佶屈聱牙，字字晦澀。

例如第一句“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就既可以照著生澀的套路去研究，也可以放到生活中來體會。生澀的套路留給別人，我們講生活化的層面。在這個層面，“持而盈之”差不多是人人都曾有的切身經(jīng)驗，例如一盤盛得滿滿的菜湯，要從灶臺端上餐桌，不緊張才怪。如何“其已”，化解這種緊張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辦法，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盈之”，湯滿則溢，所以不要弄得太滿了。如果已經(jīng)太滿了，那就不要試圖去“持”，放下比端著更明智。

“金玉滿堂”的經(jīng)驗，大概僅限于極少數(shù)人才有，對于我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如果不是為了某種道義責任，那么就算能守得住“金玉滿堂”，又有什么意義呢？受些審美疲勞的煎熬而已，用時間和生命為金玉服勞役而已，“守”終歸是相互捆綁，被動的“守”是身體捆綁，而主動的“守”則是心靈捆綁。至于“富貴而驕”會有什么結(jié)果，是否一定會“自遺其咎”？我們不清楚，反正我們是很有耐性的看客。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一句，則盡可以往深處思索。一名劍客，身懷利刃，要么沒用，而一旦用起來，注定就要玩命，這類“不可長?！钡墓适?，我們在武俠小說里見的多了，倒也不足為奇。不管怎么說，利刃太貼近自己的身體了，生命就隨時都憑臨危險。

同樣的利刃貼身，也可能不是個人的，而是家國天下的。中國歷史經(jīng)歷了無數(shù)次的改朝換代，每次新朝開國，都必然擁有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如漢高祖劉邦，就自稱是居馬上而得天下（詳《史記·酈生陸賈列傳》）。確實，沒有強悍的軍隊這把利刃，所謂“天下”就很難更換新主人。而建國之后，軍隊與新朝政權(quán)是貼得最近的，如何安置強兵悍將這把利刃，就成了考驗政治智慧的一件大事。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歷史幾乎不能提供象樣些的成功經(jīng)驗，倒是正反兩面的教訓確有不少。

反面的教訓就是利刃傷身，由于政治權(quán)力與軍力貼得太近了，原來被君王“揣而銳之”的軍力，在軍事強人一念閃動之際，就可能成為顛覆君王及其政權(quán)的工具，上演新桃換舊符的砝碼。這類教訓，在南北朝和五代時很集中，這兩個歷史時期走馬燈式的開國皇帝，大都是前朝的將軍。

正面教訓是了解軍隊的雙刃劍本質(zhì)，貼身太近則不可長保，所以在依恃軍力實現(xiàn)改朝換代之后，要么大規(guī)模裁軍，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要么頻繁更換軍隊將領(lǐng)，務(wù)求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結(jié)果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內(nèi)憂固然解除了，外患卻又常來敲門。這方面教訓的典型例證，大概非北宋莫屬。

宋太祖趙匡胤，原是后周的最高軍事長官，號“歸德軍節(jié)度檢校太尉”，以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接掌后周政權(quán)，所以對于強兵悍將左右政治的秘密，再諳熟不過。統(tǒng)一天下后，他采取權(quán)力贖買的策略，以財帛子女的福利解除軍事將領(lǐng)的軍權(quán)，即所謂“杯酒釋兵權(quán)”，從而擺脫軍事強人頻繁導(dǎo)致政權(quán)易幟的歷史怪圈，維持著社會的相對穩(wěn)定。但另一方面，軍隊無強將，兵員又不更新，所以戰(zhàn)斗力大打折扣，在面對遼、金、西夏的侵擾時，就暴露出軍事軟弱的所有問題，最后只好政權(quán)南遷，大宋演變成偏安一隅的南宋。

從正反兩方面的歷史教訓來解讀《道德經(jīng)》，則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要不要“銳之”，否則不成其為“國之利器”，而在于如何“揣”，在于揣大器不可以執(zhí)小方。就像《莊子》說的，“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藏天下于天下，由國家本身來懷揣“國之利器”，個人不代大匠斵，是老莊提出的建議。按照這個建議，則即使是“國之利器”的締造者，也可以在功成名遂之后，退身而出，不再“揣”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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