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用“虛”（上）

《歸去來兮辭》的結(jié)構(gòu)

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是一篇千古傳誦、人們耳熟能詳?shù)拿?。?jù)傳歐陽修曾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兮》一篇而已”（《東坡志林》），同時的著名文人宋庠又曾說這篇作品是“南北文章之絕唱”（晁說之《答李持國先輩書》）。古代無數(shù)才智之士身世坎，怨憤抑郁，不平則鳴，或抒懷，或刺世，寫出許多發(fā)憤以述情的文字。而陶淵明這篇格調(diào)和寫法特殊。文章的《序》里說，他本來“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缸無儲粟”；又說自己好酒，居官可得“公田之利”，由于得到叔叔陶夔的關(guān)照，“見用為小邑”（柴桑令）。但只居官八十多天，就決絕地辭官回鄉(xiāng)種地去了。文中表現(xiàn)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潔孤傲品格，對于名聞利祿的淡泊，又能夠以平和簡淡文字出之，確是古今絕少人能夠企及的。可以拿屈原的《離騷》作對比（這種對比當然沒有評論二人作品高下的意思，實際也不能、不必評論二者的高下）。屈原賦《離騷》，“騷”者，牢騷也，牢愁也。而用現(xiàn)在的話說，屈原終究是“體制內(nèi)”的人，所以他抒寫離愁怨思，是意在“以諷諫君”，還是“冀君覺悟”（王逸《離騷序》）。他后來自投汨羅，以死明志，也是表明忠君報國之志?？墒翘諟Y明的態(tài)度卻截然不同，他對亂世弊政是絕望了，視官位如敝屣，干脆棄之而去。這種風范，這種態(tài)度，感動了后世無數(shù)身處亂世的有良知的文人士大夫。即使他們中絕大多數(shù)人不能追蹤他，但卻不能不贊嘆之，向往之，從中受到教育，得到警醒。

但關(guān)于這篇作品的結(jié)構(gòu)，卻有不同看法。文章由說明“歸去”緣由的“序”和抒寫回鄉(xiāng)之情的“辭”兩部分組成。前面已經(jīng)介紹《序》里所述“歸去”緣由，結(jié)尾處明確記載寫作時間：“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薄耙宜葰q”是義熙五年，公元405年。接著正文的《辭》開始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這照應(yīng)了前面表明的“歸去來”的文章主旨。接著描寫首途景象：

舟遙遙以輕飏，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然后，轉(zhuǎn)而描寫到家情形：“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仆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以下是大段鋪敘，寫鄉(xiāng)居的閑適、鄉(xiāng)間的風景、親朋親切來往、新春農(nóng)事的喜悅等等。之后是點題的議論：

已矣乎！寓形宇內(nèi)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愿，帝鄉(xiāng)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這番感慨照應(yīng)開頭，加深了《序》里所述“歸去來”的主題。

可是細看文章思路，本來《序》里明確說文章寫于棄官而去的“乙巳歲十一月”，時令是初冬，而《辭》里卻從還鄉(xiāng)寫到春耕。這里顯然存在矛盾。因此逯欽立在所校注的《陶淵明集》確定《歸去來辭》寫于“歸來”之后的第二年的春耕以后。他在該書附錄的《年譜》里提出根據(jù)：“辭云：‘農(nóng)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獮榇阂院笞??！钡窃娜送跞籼搫t另有看法。與他同一時期的另一位文人劉祁記載王若虛主張《歸去來兮辭》的結(jié)構(gòu)本是“前想象，后直述，不相恈”。王若虛在他的《文辨》里也曾具體說明：

凡為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于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jié)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滹南遺老集》卷三四《文辨》）

實際這是認為《歸去來兮辭》結(jié)構(gòu)混亂，把“既歸”的已然事和“想當然”的未然事夾敘在回歸路途的描寫當中；而結(jié)尾處的總括論斷，更不當涉及回鄉(xiāng)后的“耘耔”“嘯詠”之事。因此，如是結(jié)構(gòu)，就使得文思“窒礙”了。

應(yīng)當說，王若虛把文章中間大段回鄉(xiāng)后的描寫看做“遙想而言之”，是合乎作者本來思路的。錢鐘書《管錐編》里記述周振甫和他本人的看法：

周君振甫曰：“《序》稱《辭》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為‘追錄’、‘直述’，豈有‘木欣欣以向榮’、‘善萬物之得時’等物色？亦豈有‘農(nóng)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植杖以耘耔’等人事？其為未歸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本文自“舟遙遙以輕揚”至“亦崎嶇而經(jīng)邱”一節(jié)，敘啟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諸況心先歷歷想而如身正一一經(jīng)。求之于古，則《詩·東山》第三章寫征人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等情狀，筆法庶幾相類。

這是說《歸去來兮辭》大幅抒寫“歸前之想象”，而且寫得“歷歷想而如身正一一經(jīng)”，是一種寫作技巧，并非是結(jié)構(gòu)的缺陷，正如《詩經(jīng)·東山》篇一樣。陶淵明這篇文章是使用想象手法，構(gòu)思中“虛”與“實”巧妙結(jié)合起來，而且兩者過渡了無痕跡，抒寫出對于”歸去來“的歡愉與期待，是一種結(jié)構(gòu)技巧。附帶說一句，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本是怪異之談，同樣是虛擬之辭。這種用”虛“的寫作方法被陶淵明成功地運用，顯示古典散文藝術(shù)發(fā)展軌跡的一端。這就是本文擬討論的。

文有“虛”“實”

日本著名中國學家吉川幸次郎曾指出：

重視非虛構(gòu)素材和特別重視語言表現(xiàn)技巧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兩大特長。（《中國文學論》）

吉川講的應(yīng)當是指歷史上的“正統(tǒng)”文學體裁的詩文，后起的小說、戲曲顯然不符合這樣的論斷。他這段話概括中國詩文的兩個特長，也可以說是特征，是獨具只眼的。又所謂“重視非虛構(gòu)”，當然并不是沒有“虛構(gòu)”。另一方面，詩文的“虛”與“實”又是發(fā)展變化的。按袁宏道的說法：

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宋以后，為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為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雪濤閣集序》）

這里分別論“詩”與“文”的“虛”和“實”。詩的情形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他說晉宋以后，作文有“架空而言”，“文之體已不能實矣”，則確乎指出了晉宋以后散文寫作用“虛”逐漸發(fā)展的趨勢。上面說的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正是一例。明人李鄴嗣又說過：

蓋文自東漢而后，作者俱用實，而退之獨用虛。（《王無畍先生七十序》）

李鄴嗣又特別提出韓愈，說他造成了作文由“實”而”虛“的轉(zhuǎn)變。這顯然夸大了韓愈一個人的力量。但韓愈作為唐文的代表，對于推進“用虛”這一轉(zhuǎn)變也確實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應(yīng)當補充說明，這里講的作文的“虛”與“實”，是指行文構(gòu)思說的。不是講修辭手法。修辭方法，如比喻、象征、夸張等等，在先秦各體文字里都“古已有之”，與作品整體構(gòu)思的“虛”“實”是兩碼事。下面用一個典型的紀實文體做例子，來說明作文如何用“虛”，如何發(fā)展了作文用“虛”的藝術(shù)。

明人吳訥編《文章辨體》，分五十九種文體選錄文章。這部書選文價值不大，但文體分類詳密，特別是在每類選文前加上一段論說性質(zhì)的敘，討論該文體的發(fā)展、特征并舉出例子，頗有價值。后人把這些敘匯集成一本書，就是郭紹虞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叢書”一種的《文章辨體序說》（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序說》合為一冊）。關(guān)于“記”這種文體，其中說：

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jié)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為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

這里所講“記”這種文體的“正”與“變”即和本文討論的寫作方法的“虛”與“實”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又和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有相當大的關(guān)系。下面舉出宋人的幾篇著名的“記”做例子。這已是唐代“古文運動”之后、古代散文已經(jīng)得到充分發(fā)展的時期。

先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符合上面吳訥的說法，記營建，首先“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歐陽修這樣寫：

環(huán)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zhuǎn)，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這是寫醉翁亭創(chuàng)建，一步步由遠及近，首先確定其位置；然后寫誰是創(chuàng)建者，誰是命名者；歸結(jié)到命名的意義。這全然是寫實的。接下來三段描寫，一段寫醉翁亭的四時景致：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云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fā)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一段寫在亭的怡樂，以“滁人游”做陪襯，主要寫“太守”“醉翁”即作者自己在亭飲宴的歡愉情形：

至于負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后者應(yīng)，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游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發(fā)，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最后一段是吳訥所說的“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jié)之”：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蔭翳，鳴聲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慶歷五年（1045），歐陽修因為支持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被罪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次年建醉翁亭。作者在亭寄情飲宴，欣賞風景，抒寫無妄被罪之后悠游自得的情懷，流露進退榮辱不縈于懷的瀟灑。這篇文章寫法上歷來被人贊賞的運用語氣詞“也”貫穿通篇。費袞《梁溪漫志》評論說：

文字中用語助太多，或令文氣卑弱……然后之文人，多因難以見巧……退之祭十二郎老成文一篇，大率皆有助語……其后歐陽公作《醉翁亭記》繼之，又特盡紆徐不迫之態(tài)。二公固以為游戲，然非大手筆不能也。（《梁溪漫志》）

從文章內(nèi)容看，則完全合乎吳訥所說“記”的“正體”，其構(gòu)思方式也是地地道道地寫“實”的。如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里評論說：

文中之畫。昔人讀此文，謂如游幽泉邃石，入一層，才見一層。路不窮，興亦不窮。讀已，令人神骨翛然長往矣。此時文章中洞天也。

所謂“文中之畫”，是稱贊作者一筆一筆地描繪出讓讀者身臨其境的畫面。這是寫“實”的功夫和效果。

再看另外兩篇“記”，同樣都是記樓臺的。

王禹偁（954—1001）于咸平元年（998）因為預(yù)修《太宗實錄》直言無忌得罪，罷知制誥，被貶出知黃州（今湖北黃岡市），次年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文章立意與《醉翁亭記》大體相同，也是通過記敘樓臺風景來抒寫貶謫中悠游放達的懷抱而隱含獲譴的不平的。但寫法與歐陽修的步步寫實不同。開頭寫作樓用竹，呼應(yīng)題目“小竹樓”：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jié)，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

接著簡單地寫筑樓原委：“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榛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比缓笾饕枥L休憩樓上的風光：

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diào)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zhí)《周易》一卷，焚香黙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云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云、落星，高則高矣；井干、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這一段描寫的種種景致全然是“小樓”主人即作者借以抒發(fā)情懷的想象，即是虛擬的。最后舉出四個著名古代樓臺的典故：唐曹恭王建齊云樓，三國東吳建落星樓，漢武帝建井干樓，三國魏曹操建麗譙樓，拿這些和小竹樓相比，表明古代這些帝王貴胄所建不同，乃是“騷人之事”，點出抒寫牢愁的用意。接著聯(lián)想到自己屢經(jīng)貶斥的坎坷不平生涯：

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编?！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后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這是呼應(yīng)文章開頭筑樓用竹來抒寫感慨。所謂“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指至道元年乙未（995）因為議論宋太祖趙匡胤宋皇后葬禮事，被罷免翰林學士等職，出知滁州；次年丙申改知揚州，再次年丁酉被召還朝，擔任刑部郎中、知制誥（“西掖”即中書省，刑部為其所屬）；最后咸平元年己亥來到黃州。簡單地點出這短短四年間屢遭貶謫的經(jīng)歷，牢騷不平意在言外。這樣，文章題目是“小竹樓”，但并沒有描繪竹樓，立意也不在建樓或享受樓臺的樂趣。這是“虛”寫。

再看和黃州有關(guān)的另一篇，蘇轍的《黃州快哉亭記》。元豐二年（1079），蘇軾身陷“烏臺詩案”，貶官黃州，名義是團練副使。大約過了三年，友人張孟德（偓佺）也貶到黃州，在所居西南長江邊上建亭。蘇軾命亭曰“快哉”，有詞《水調(diào)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作》，中有“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句。當年“烏臺”案發(fā)，蘇轍受兄長牽連，貶監(jiān)筠州（今江西高安市）酒稅。他隨兄長之后，元豐三年五月末赴貶所，途經(jīng)黃州，順便送蘇軾家小，小住之后就離開了。黃州與筠州相距不算遠，兄弟二人書信往還、詩詞酬唱密切?？煸胀こ?，蘇軾托蘇轍作記。亭本是蘇軾來黃后建的，蘇轍不可能見到。所以他來作記，只能憑空“虛”寫。文章兩段。第一段：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變化倐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shù)，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于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

這是寫亭所處形勢和建亭與命名，連帶寫到附近黃州赤壁形勝，都是想象的風光。至于所述赤壁，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一句表明的，不能落實為“赤壁之戰(zhàn)”的赤壁（歷史上的赤壁之戰(zhàn)在“嘉魚赤壁”），只是發(fā)抒感慨的“借景”。這一段寫景，還算有點“實”的內(nèi)容。第二段則全然是議論了：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這一段議論，先是用《文選》里宋玉《風賦》典，說居上位者和一般人對事物感受不同；然后一轉(zhuǎn)，說感受決定于內(nèi)心取向，進而贊揚貶謫中的張姓朋友能夠不計得失，放情山水；接著再一轉(zhuǎn)，說“騷人、思士”遇到良辰美景更會“悲傷憔悴而不能勝”，對友人遭遇表示同情，也是抒寫自己對世事的不平。這篇文章根本沒有寫快哉亭，蘇轍也根本沒見過這座亭子。

上面三篇文章，內(nèi)容都是記亭臺之盛，都是借樓臺抒發(fā)感慨，但寫法有“虛”“實”的不同。三篇都出自大手筆，寫來無論用“虛”還是紀“實”，都從容自得，都作出了好文章。不過從散文發(fā)展角度講，用“虛”則有另外的意義，后面再加說明。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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