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中美人讀何書（再續(xù)）

此圖現(xiàn)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shù)館（Freer Gallery of Art），原題“宋盛師顏閨秀詩評圖”。根據(jù)該館中國書畫策展人安明遠先生（Stephen D. Allee）

的研究記錄：該圖為絹本設色，134.8×86.2cm，美國收藏家查爾斯·朗·弗利爾（Charles Lang Freer）捐贈。來源標注項為：游篠溪，上海，1919。

游篠溪是清末民初上海著名的古玩商人。劉麟生《燕居脞語》記載：“五十年來，執(zhí)申江古玩業(yè)之牛耳者，鼎足三人。一為管復初，代表來遠公司。一為李文卿君，乃文源齋主人。一為游篠溪君，博遠齋主人?！痪乓晃迥曛烈痪哦拍?，為最盛時期?！备ダ麪栕硇挠谌毡竞椭袊墓糯囆g(shù)，1900年后多次到亞洲旅行，購買藏品。1919年弗利爾病故于紐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于1923年竣工，他的捐贈構(gòu)成了該館的館藏基礎。這幅畫應該是弗利爾從游篠溪處購得。

安明遠先生認為畫作原題名有問題，在研究中將此畫記錄為明清時期的一幅佚名作品，并據(jù)畫意命名為“閨秀讀詩”（Young woman reading poems）。明清時期這類仕女圖常常不署名，或者干脆偽托名家。明朱謀堙《畫史會要》載：“盛師顏，金陵人，工雜跡及道釋像、仕女。疑面每用北螺青或煙墨水淡開，謂之青蛾粉白，有一種富貴氣象?！保ň砣つ纤危╇m然盛師顏的作品沒有流傳下來，但是這則史料特別記載了他的仕女圖技法獨特，人物有富貴氣，也許成為坊間樂于假托其名的一個原因。

畫中人所讀之書也是判斷此畫為明清時期作品的一個顯著依據(jù)。由局部細節(jié)圖清晰可見，

畫中書題名《閨秀詩評》，書頁上錄有四位女詩人的名字和詩作，依次為：《竹枝詞》，朱靜庵;《春日雜書》，朱淑真;《惜春花》，鮑君徽;《牡丹》，薛濤。年代最晚的是朱靜庵，明代成化年間人，由此可證畫作題名盛師顏之謬。然而這一題簽在畫面之外，應該是流傳過程中某位所有者添加上去的。巫鴻先生認為此畫最有可能的制作時間是18世紀，即清代康熙朝開啟的百年盛世。

安明遠先生比對了《中國叢書綜錄》著錄的兩部《閨秀詩評》，皆不能與書頁內(nèi)容對應，又根據(jù)書頁中詩人排序的反常，以及所錄詩歌存在的截選問題，初步得出結(jié)論，即畫作者并非想要重現(xiàn)一部真實的出版物，但也指出此畫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順著這一思路，進一步探討畫中人所讀之書與真實出版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

首先我們需要解讀的是《閨秀詩評》。今存明清兩代題名《閨秀詩評》的書有兩種。其一為明末江盈科所著，一卷，國家圖書館有藏。亦見于《說郛續(xù)》，為《清代閨秀詩話叢刊》著錄（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江盈科是晚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安派標舉性靈，在晚明詩壇很有影響力。江盈科于該書自序“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shù)首，各為品題，以見女子自攄胸臆，尚能為不朽之論，況丈夫乎！”其選詩趣味可見一斑。該書體例以人為別，先為生平概要，次為選詩，再為評語。然其中未收薛濤、鮑君徽，僅選朱淑真、朱靜庵詩各一首，亦非畫中所錄之詩。

其二為清代咸豐二年（1852）刊刻的題淮山棣華園主人輯《閨秀詩評》，《清代閨秀詩話叢刊》著錄的版本為清光緒間《申報館叢書》本一卷，安徽省圖書館藏有抄本四卷。此書為詩話體，記錄作者所聞見的才媛閨秀之生平和詩作，無前代詩人。其選詩之旨是對清代中期以后詩壇主流格調(diào)派的一種逆反：“近人言詩，往往尚風格而不取性靈，甚至

閱女子詩亦持此論，尤為迂闊。深閨弱質(zhì)，大率性靈多，學力少，焉得以風格律之？”這本書從成書年代、體例來看，不與本文討論的畫作相關(guān)，但是它至少反映了這類書以及輯選和評論女性詩作的風氣，從明代后期開始流行后，在清代社會生活中持續(xù)不斷的影響。

那么是否還有其他書既包含“閨秀詩評”這一題名，又涵蓋畫面中出現(xiàn)的四位女詩人的作品？也就是說，畫作者是否有一本真實的出版物作為參照？答案仍然是肯定的。這就是明末杭州進士劉士輯選的《閨秀詩評》一卷。它并非一部單獨刊行的書，而是附在《蘭雪齋增訂文致》之后。該書是一部漢魏以來的文章選集，前七卷是在“輕勻細麗、筆手俱妍”的標準下選取的賦、序、記、傳、碑、書、表、文等各體文章，包括女作家作品。此《閨秀詩評》與江盈科所編體例一致，而與《文致》前七卷不同，實際上是作為該書的附錄存在，在版心中顯示為《文致》的第八卷。

《文致》是晚明比較流行的小品文讀本，其傳本甚多，主要有三個版本系統(tǒng)：其一是《文致》不分卷，其二是《蘭雪齋增訂文致》八卷，其三是《刪補古今文致》十卷。每個版本系統(tǒng)中又可細分若干刊行年代不一的版本項，刊行時間皆在明末天啟、崇禎年間。其中，包含《閨秀詩評》的只有八卷本《蘭雪齋增訂文致》，此書海內(nèi)外多家單位皆有收藏，如國家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等。

接下來，我們通過對比書影的方式逐一分析畫面中的詩作，并探討畫作者可能具有的言外之意。

竹枝詞 朱靜庵橫塘秋老藕花殘，兩兩吳姬蕩槳還。驚起鴛鴦不成浴，翩翩飛過白灘。

詩作者朱靜庵生活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間?！稓v代婦女著作考》中所列各文獻對朱靜庵的記載略有出入，但均對其人評價甚高：“朱仲嫻字令文，號靜庵，海寧人……博極群書，以詩名于時，年八十卒。……諸本皆以靜庵稱。”“靜庵博學高才，遺文垂后，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之遺范，女德之文儒也?！薄坝屑赜诩遥缴鷭D德，冰清玉潔，朱淑真李易安不足多也?！倍堕|秀詩評》所輯錄的朱靜庵生平卻于家世、才華之外，突出了這樣一點內(nèi)容：“亦以所配非偶，每形諸詠?！被氐疆嬅嬷校紫扔橙胙酆煹木褪恰傍x鴦不成浴”，這句詩似乎有點題之意，使人意會畫中人所思。

春日雜書自入春來日日愁，惜花翻作為花羞。呢喃飛過雙雙燕，嗔我簾垂不上鉤。

第二首詩看上去是一首普通的春日即興抒情，然而她的作者卻有著令人同情的命運?！洞喝针s書》的作者朱淑真，和朱靜庵一樣是浙江海寧人，但命運殊為不同?！霸鐨q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乃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皆寓于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悒悒抱恨而終?！保ㄎ褐俟А稊嗄c詩前集序》）《閨秀詩評》中亦以極簡筆墨總括為：“文章幽艷，才色清麗，因匹偶之非倫，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這首詩的“雙飛燕”和上一首的“鴛鴦”意象互相照應，似乎顯示著這兩位身處異代卻同籍、同姓的才女之間某種情思的關(guān)聯(lián)。

朱靜庵的丈夫是福建光澤縣教諭，她的父親朱祚官至尚寶司卿。尚寶司是明代掌寶璽、符牌、印章的官署，尚寶司卿為正五品，在明代中后期，這是一個寄祿的虛職。也有文獻與此說不同，記載其“父教官，夫亦士人”。但至少表面來看朱靜庵的家世和婚配比朱淑真要“幸運”。然而，《閨秀詩評》在對二者的介紹上，卻采用了相似的視角，將她們作為婚姻不幸，寄托于詩歌的典型。畫面上所選兩人的詩作也有極大的相似性，結(jié)合其生平背景更能理解詩中“成雙”意象的指涉。

在兩首異代的浙江籍女詩人之后，畫作者選擇了兩首唐詩，一首做了大篇幅的刪節(jié)，而另一首僅僅出現(xiàn)了一個題目。

惜春花枝上花，花下人，可惜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卻。鶯歌蝶舞媚韶光，紅爐煮茗松花香。妝成吟態(tài)恣游樂，獨把花枝歸洞房。

《惜春花》的作者鮑君徽，字文姬，唐德宗時曾入宮，與侍臣倡和，今存詩僅四首。畫面中截取的僅僅是原詩的最后兩句，也即是“不如盡此花下歡”的具體情景：鶯歌蝶舞，烹茶品茗，賞花妝扮，攜春歸去。

這首詩與朱淑真的《春日雜書》構(gòu)成了畫中書葉上吸引觀者視線的兩首被“完整”呈現(xiàn)的詩歌。后者某種程度上是對前者“自入春來日日愁”的呼應，以“惜春花”的視角提供了一種消愁、解愁之道。作者所惜之春花為何，并未明說，而詩中唯一提到的松花猶有可申發(fā)之意。既有“松花香”，似在山間。根據(jù)陸羽《茶經(jīng)》記載的中唐之后的煮茶之法，以山水為上，江水為中，井水為下。又說山水應“揀乳泉石地慢流者”“新泉涓涓然酌之”。酌取山中新泉水，用紅爐煮沸，然后沖茶。以這樣的情致來賞山林之樂，也算得上不辜負春光。沖茶時濺起的水珠根據(jù)薄厚程度有沫、餑、花之分。其中細輕者稱作花，唐詩多詠之：“驟雨松風入鼎來，白云滿碗花徘徊?！保▌⒂礤a《西山蘭若試茶歌》）而炙好的茶末也常用“松花”來形容：“碾成黃金粉，輕嫩如松花?！保ɡ钊河瘛洱埳饺嘶菔A方及團茶詩》）“松花飄鼎泛，蘭氣入甌輕。”（李德?！稇浧饺s詠》）所以此詩之“松花香”究竟是茶香還是松樹開花的清香雖有兩說，但是，熟悉此種生活之道的明清之際的名媛仕女從畫中讀到此詩自能會心?？傮w而言，《惜春花》全詩帶有某種春華易逝的詠嘆聲調(diào)，而畫中截取的兩句卻具有鮮活的、當下的生命氣息，畫作者的意圖就在這選取和裁奪間得到了展現(xiàn)。

畫面中出現(xiàn)的第四首詩題《牡丹》也很值得注意。該詩的正文并未在畫中出現(xiàn)，姑錄如下：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這首在畫面中僅僅出現(xiàn)了題目的詩，在某種層面上具有一種總括的性質(zhì)。雖然題為牡丹，但是全詩并未出現(xiàn)花的直觀意象，只是起句點明了花落之時、

離別之思。與前三首出現(xiàn)于畫面中的詩相比，沒有那么直露，而是具有內(nèi)斂的涵泳意味?？梢哉f此詩無形中承載了畫面意蘊的內(nèi)在指向：畫中女子不僅為別離哀怨，寄巫峽、武陵之期，更重要的，或許是期待一種“不語還應彼此知”的情誼，以及與所思之人經(jīng)歷了離別，再相見之時，那種“夜深閑共說相思”的悠然意境。

然而，這首詩的著作權(quán)是否屬于薛濤，歷來都有爭議。另一種說法是，這是唐代詩人薛能《牡丹》四首中的一首。以明清之際的女性詩歌選本而論，清初王士祿《然脂集例》、揆敘《歷朝閨雅》薛濤名下，都沒有收錄這首詩。而《古今名媛匯詩》《名媛詩歸》將之作為薛濤詩收錄（參見張篷舟《薛濤詩箋》，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

由此引發(fā)另一個值得關(guān)注的問題，即畫作者并沒有照搬《閨秀詩評》中的體例來呈

現(xiàn)這四首詩，而《閨秀詩評》也并非唯一的收有這四首詩的

書籍。明清之際至少有《名媛匯詩》《古今女史》《詩女史纂》《名媛詩歸》等若干種女性詩歌選集也收錄了這些詩文，從文本來看，這幾種書中所載亦與畫中一致，從體例來看，有的甚至更接近畫中的呈現(xiàn)。

這表明，雖然劉士編選的一卷本的《閨秀詩評》只是他輯選漢代以來名家文章的一個副產(chǎn)品，但是它的出現(xiàn)，無疑受

詩歸》等一系列產(chǎn)生于晚明時期的女性詩歌選集的影響，也與晚明之際女性才華受到關(guān)注和肯定的風氣密切相關(guān)。借此，我們可以由畫中書對畫作產(chǎn)生的背景稍作探尋。劉士所生活的杭州自南宋以來就是書坊云集的出版中心，與此同時也是畫派林立名家輩出的文化淵藪。高居翰先生的研究表明，這類尺幅為真人大小的美人畫，在明清之際江南城市作坊中非常盛行，一般沒有署名題款，其受眾很有可能是女性為主的客戶，來自富裕階層的名媛閨秀（見高居翰《致用與怡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繪畫》）。無論從畫中書（出版于杭州），書中詩（兩位浙江朱姓女詩人），該畫的創(chuàng)作過程都繞不開與杭州的關(guān)聯(lián)，因此它有極大的可能也產(chǎn)生于此地。從繪畫風格而言，此類美人圖藝術(shù)性相對弱化，不同作品之間畫面結(jié)構(gòu)、器物陳設具有高度相似性，與此同時，寫實性往往得到增強，這也是明清之際的真實出版物會反映在畫面中的直接原因。

該畫的作者在眾多流行的女性詩集選本中選擇了這本書，或許是想要借助“閨秀詩評”這個題目來傳達自己品鑒、評論的意圖。很難忽略的一點是，畫中美人的面相天真愉悅，她的視線正聚焦的頁面是觀者看不到的。我們從畫面中看到的，其實是畫中人未曾（即將）閱讀到的作品。妻子之思、宮人之勸、風塵之嘆，不同身份的女詩人都在等待向畫中人訴說。尤其是前兩首詩，更暗示了無論成為有社會地位的儒者之妻，還是嫁給一般的凡夫俗子，都有可能遭遇“所配非偶”的婚姻;女性的才華雖能彰顯于后世，而于當時則絕少知賞者。這或許也反映了明清時代眾多的以詩才聞名的名媛閨秀們某種共性的“困境”。這種對女性命運的洞察和對女性才情的理解本來很難借助程式化的美人圖像表達出來，然而畫作者卻通過對畫中人所讀之書的甄選和對文本的精心選擇微妙地傳遞出其中的意蘊，等待觀者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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