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

元代的《呂洞賓度鐵拐李雜劇》本屬“神仙道化”一類，但因其中塑造了岳壽這個做著鄭州府六案都孔目的典型吏目，在探討元代公案劇時亦是不可錯過的篇目，只可惜在學(xué)術(shù)界尚未引起應(yīng)有的重視。

劇中的岳壽“平昔之時，吏權(quán)大重，造業(yè)極多”，被百姓們送綽號“大鵬金翅雕”

（此鳥為佛教中的惡禽，以人為食）

。該綽號剛好被微服私訪的韓魏公聽到，韓魏公勃然大怒，聲稱要岳壽“洗的脖子干凈，州衙里試劍來”。岳壽叫苦不迭，“賺煞尾”唱詞道：“誰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弊詈缶贵@悸而死?！百嵣肺病敝械倪@句唱詞源出于五代馮道的《舌》詩：“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痹姳臼侵更c世人，尤其是宦海浮沉之人慎言寡憂的庸俗處世哲學(xué)與為官之道。但在岳伯川這部雜劇中，岳壽的唱詞推陳出新，洗盡庸俗，形象地寫出了元代下層百姓對于兇狠吏目的憎惡與抨擊。

古代中國的小百姓就是借助綽號、諢名、童謠等口頭武器，泄導(dǎo)心中憤懣，實現(xiàn)懲戒之目的。當(dāng)然，這種草根正義的實現(xiàn)，還有待明君和賢臣的出現(xiàn)，所以有著虛幻的成分。不過，其間所蘊含的憤懣確是沉郁而充沛的。設(shè)若我們把眼界放得開闊些，這種憤懣之情其實是充塞于許多元代雜劇作品之中的。只不過有時內(nèi)斂，有時張揚，有時溫和，有時凌厲。而元代公案雜劇中，此情則多是張揚而凌厲的。

據(jù)郭英德先生考證，現(xiàn)有名姓的元雜劇作家共計九十一人：曾為州牧以上高級官僚的十人，布衣終生，或悠游江湖，或行醫(yī)業(yè)賈的十四人，為進士或府學(xué)生員的三人，教坊四人，縣尹以下的下級官吏三十五人，其余二十五人行事未詳。從中可以看出，雜劇作家中下級官吏比重最大，占全部作家總數(shù)的百分之四十，占可略知生平作家總數(shù)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郭英德《元雜劇作家身份初探》，《晉陽學(xué)刊》1985年第4期）。

元雜劇作家多廁身吏目，混跡官場，他們對元代森嚴(yán)的民族等級制度和吏治的混亂有著清晰而全面的認(rèn)識，所以他們的作品針砭時弊，對于社會批判入木三分，把文學(xué)的怨刺功能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元代公案劇的怨刺功能，主要是通過人物形象尤其是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實現(xiàn)的。而在反面形象中權(quán)豪勢要、貪官、污吏三種最具批判色彩。在雜劇中，他們甫一上場便通過自白詞和自白詩為自己畫像，讓觀眾看清他們的面目。

一、 無恥囂張、強取豪奪的權(quán)豪勢要

在元雜劇尤其是公案雜劇中，有許多凌駕于法律之上的特權(quán)階層，他們不畏官府，肆意魚肉百姓，雜劇作家將他們統(tǒng)稱為“權(quán)豪勢要”，借助這些形象把批判的矛頭直指元代的統(tǒng)治階層和赤裸的民族壓迫政策。

魯齋郎：“詩云：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再沒雙。街市小民聞吾怕，則我是權(quán)豪勢要魯齋郎。小官魯齋郎是也。隨朝數(shù)載，謝圣恩可憐，除授今職。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馬瘦不騎，但行處引的是花腿閑漢、彈弓粘竿、兒小鷂，每日價飛鷹走犬，街市閑行。但見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無，我則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那駿馬雕鞍，我使人牽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也不壞了他的。我是個本分的人?！保P(guān)漢卿《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龐衙內(nèi)：“詩云：花花太歲為第一，浪子喪門世無對。聞著名兒腦也疼，只我有權(quán)有勢龐衙內(nèi)。小官姓龐名績，官封衙內(nèi)之職。我是個權(quán)豪勢要之家，累代簪纓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馬瘦不騎，打死人不償命。若打死一個人，如同捏殺個蒼蠅相似。平生一世，我兩個眼里，再見不得這窮秀才，若是在那街市上擺著頭踏，倘有秀才沖著我的馬頭，一頓就打死了。若到人家里，見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書畫，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無，教那伴當(dāng)每借將來，我則看三日，第四日便還他，我也不壞了他的。但若是他同僚官的好馬，他倒有，我倒無，著那伴當(dāng)借將來，則騎三日，第四日便還他，我也不壞了他的。人家有好宅舍，我見了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無，搬進去則住三日，第四日就搬了，我也不曾壞了他的。”

（武漢臣《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葛彪：“詩云：有權(quán)有勢盡著使，見官見府沒廉恥。若與小民共一般，何不隨他帶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個權(quán)豪勢要之家，打死人不償命，時常的則是坐牢。”

（關(guān)漢卿《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幾乎雷同的上場詩，幾乎雷同的自白詞，這些“權(quán)豪勢要”們是一樣的鮮廉寡恥，一般的氣焰囂張，一貫的強取豪奪。他們甚至連代表國家行使權(quán)力的衙門也不放在眼里，“將官府敢欺壓”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如此的肆無忌憚，是因為他們“有恃”，他們有法律的偏袒，皇帝的庇護。以至于代表公平正義的包待制要想將他們典刑，也須偷偷摸摸，暗渡陳倉。

通過這些花花太歲的無恥嘴臉和作惡多端，以及包待制懲處他們時所遇到的阻力，公案劇作家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了元代民族壓迫的深重，以及元代百姓對于這種民族壓迫的深惡痛絕。

二、 庸碌無能、貪腐狠毒的官員

元代的官員尤其是各級衙門中的正職，大都由蒙古和色目人充當(dāng)，所以他們和權(quán)豪勢要一樣，也屬于社會的特權(quán)階層。元雜劇中，貪官主要的形象特征可以總結(jié)為三點：貪婪、狠毒、無能，這些大都可以通過他們的上場詩看出。

楚州太守梼杌：“詩云：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當(dāng)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p>

（關(guān)漢卿《感天動地竇娥冤》）

鄭州太守蘇順：“詩云：雖則居官，律令不曉，但要白銀，官事便了?！?/p>

（李行道《包待制智賺灰闌記》）

河南府縣令：“詩云：我做官人單愛鈔，不問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來刷卷，廳上打的雞兒叫?！?/p>

（孟漢卿《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縣令鞏得中：“詩云：小官姓鞏，諸般不懂，雖然做官，吸利打哄。”

（第二折）

又“詩云：我做官人只愛鈔，再不問他原被告。上司若還刷卷來，廳上打的狗也叫?！?/p>

（第三折）

（王仲文《救孝子賢母不識尸》）

五首上場詩，把貪官形象活靈活現(xiàn)地展現(xiàn)于觀眾面前。“律令不曉”“諸般不懂”道出了這些貪官的無知、無能，審理獄訟竟然不懂律令，非唯不懂律令，因為語言的障礙，他們有時連原被告的陳詞也聽不懂。比如，《包待制智賺灰闌記》中蘇順聽完馬均卿大妻子誣陷小妾張海棠藥殺親夫的詞因后，說道：“這婦人會說話，想是個久慣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說上許多，我一些也聽不懂。”孫仲章《河南府張鼎勘頭巾》中，亦有相同的情節(jié)。

貪官們雖律令不曉、言語不通，但卻貪斂有道，“告狀來的要金銀”“但要白銀”“吸利打哄”“我做官人單愛鈔，不問原被都只要”。元雜劇中甚至多次出現(xiàn)，百姓來衙門告狀，貪官在眾目睽睽之下當(dāng)堂向告狀人下跪，稱之為“衣食父母”的荒唐言行。官員們?nèi)绱耸蓉?，所以公堂之上有錢一方最后勝訴是無疑的?！栋迫焙麎簟分谢视H葛彪有一句上場詩“有權(quán)有勢盡著使，見官見府沒廉恥”，如果再加上“有錢”，“有權(quán)有勢有錢盡著使”，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元代的司法狀況了。

除了無能和貪婪外，貪官們還普遍有狠毒的一面，這體現(xiàn)在他們斷案時的刑訊逼供上?？陀^地說，在古代刑偵技術(shù)落后的年代里，刑訊是不可避免的，在元代公案劇中，像包拯、張鼎這些清官、能吏有時也會采用刑訊的手段。只不過，貪官們的刑訊是為了滿足賄賂者的要求，或為了將刑事案件盡早結(jié)案，而不是為了查明案件的是非曲直?！陡刑靹拥馗]娥冤》中梼杌有一句賓白“人是賤蟲，不打不招”，可以看作元代公案劇中貪官們審案的座右銘。公案劇中貪官們的刑訊往往是冤案最直接的成因。

三、 貪腐陰狠、舞文弄法的吏目

前文提到，元代公案劇中貪官們大多不曉律令、不通語言，這種情況之下奸猾的吏目便應(yīng)運而生了。元代公案劇中絕大部分貪官身邊都有一個與之狼狽為奸的污吏?！肮偃饲逅扑?，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

（《張孔目智勘魔合羅》），

蕭令史的這首上場詩道出了污吏與貪官們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情形。

與貪官們一樣，污吏首要的形象特征也是貪婪?！稄埧啄恐强蹦Ш狭_》中，庭審現(xiàn)場的一幕，將污吏蕭令史的貪婪刻畫得淋漓盡致：

李

（文道）

做舒三個指頭科，云：“令史，我與你這個?！绷钍吩疲骸澳隳莾蓚€指頭瘸？”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這樁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語?！?/p>

李文道毒害親哥，為了把罪名轉(zhuǎn)嫁給嫂子劉玉娘，打算用三兩銀子買通蕭令史，所以伸出三個指頭，蕭令史卻說“你那兩個指頭瘸”，言外之意是嫌李文道給的銀子少，讓李文道給他五兩銀子?！跺X大尹智勘緋衣夢》中亦有相似的情節(jié)。明鏡之下，公堂之上，如同市井一般往來議價，可見污吏們的貪婪、無恥、無忌憚。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的鄭州府六案都孔目張珪本不是反面形象，在劇中他被魯齋郎奪取了妻子，家破人亡，落了個華山出家為道士的下場，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形象。作為六案都孔目

（高級的吏目）

，張珪對于吏目貪婪有切身的認(rèn)識，劇中張珪有一段唱詞：

〔仙呂〕〔點絳唇〕則俺這令史當(dāng)權(quán)，案房里面關(guān)文卷，但有半點兒牽連，那刁蹬無良善?！不旖垺承菹肟吓c人方便，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養(yǎng)家緣?！灿秃J〕只待置下莊房買下田，家私積有數(shù)千，那里管三親六眷盡埋冤。逼的人賣了銀頭面，我戴著金頭面，送的人典了舊宅院，我住著新宅院。

“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養(yǎng)家緣”“逼的人賣了銀頭面，我戴著金頭面，送的人典了舊宅院，我住著新宅院”，這便是污吏們貪婪本性的生動寫照。

吏目與權(quán)豪勢要、貪官不同，他們本身不屬于特權(quán)階層，不能像權(quán)豪勢要那樣強取豪奪，也不能像貪官一樣公然索賄。他們勒掯錢財全憑手中那管紫霜毫，所以污吏們大都擅長舞文弄法。《救孝子賢母不認(rèn)尸》中令史云：“我是六案都孔目……我這管筆，著人死便死……我這枝筆比刀子還快哩?！?/p>

再如《呂洞賓度鐵拐李》中鄭州府六案都孔目岳壽有這樣一段唱詞：

〔混江龍〕想前日解來強盜，都只為昧心錢買轉(zhuǎn)了這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dāng)刑的責(zé)斷，添一筆教為從的該敲。這一管扭曲作直取狀筆，更狠似圖財致命殺人刀。

當(dāng)然，唱詞主要是岳壽對于中牟縣吏目的批判。而被韓魏公譽為能吏的岳壽本人又如何呢？岳壽借瘸腿小李屠之尸還魂后，回顧自己前生往世時說：

我想當(dāng)初做吏人時，扭曲作直，瞞心昧己，害眾成家。往日罪過，今日折罰，都是那一管筆。

（詩云）

可正是七寸逍遙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人手，勝似殺人刀……〔喜春來〕我往常見那有錢無理的慌分解，見有理無錢的即便拍，瞞心昧己覓錢財。為甚我兩個腳一個歪，也是我前世不修來。

從這段帶有追悔色彩的自道中，可以看出岳壽平日里也慣是扭曲作直，改是成非。最絕妙的是雜劇中岳壽還魂之后，將吏目與屠戶的一段對比：

我想這做屠戶的雖是殺生害命，還強似俺做吏人的瞞心昧己，欺天害人也?！蔡甯琛乘素i湯不熱如俺濃研的墨，他殺狗刀不快如俺完成筆。他雖是殺生害命為家計，這惡業(yè)休提。俺請受了人幾文錢，改是成非，似這般所為，磣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豬肝豬蹄。也則是秤大小為生過日，不強似俺著人膿血換人衣。

此一段說白與唱詞運用絕妙的對比，活畫出了污吏們的可惡嘴臉，可謂公案雜劇中的奇文。

殺豬要有虎狼手段，為吏須得蛇蝎心腸，為了助行賄人實現(xiàn)扭曲作直，改是成非的目的。他們在代替主官審案中，更是將刑訊逼供運用到了極致，他們的狠毒比貪官有過之而無不及?！栋浦琴嵒谊@記》中，趙令史與馬均卿妻子有染，合計毒死馬員外，又將罪名轉(zhuǎn)嫁給馬員外之妾張海棠。公堂之上，太守蘇順不會審案，全權(quán)委付趙令史。趙令史便對張海棠大加用刑，最后屈打成招。趙令史的口頭禪便是“頑皮賊骨，不打不招”?！逗幽细畯埗鳖^巾》中，劉平遠妻子與王知觀有染，合計殺死劉平遠，嫁禍于王小二。趙令史收取了劉平遠妻子二兩銀子，公堂之上對王小二大加用刑，最后屈打成招。

有些時候，污吏們?yōu)E用刑罰甚至讓主官感到于心不忍?！稄埧啄恐强蹦Ш狭_》中，蕭令史收受了李文道的賄賂后，對劉玉娘大加用刑，在劉玉娘熬不住，準(zhǔn)備屈招時，那位“做官單愛鈔，不問原被都只要”河南府縣令竟然提醒道：“你休招，招了就是死的了也。”糊涂、貪婪的縣令都心生憐憫，更加突出了令史的歹毒。

除貪婪、擅長舞文弄法、狠毒外，對下飛揚跋扈、對上奴顏婢膝也是污吏們共有的形象特征。對下飛揚跋扈首先體現(xiàn)在公堂之上擅作威福，對百姓濫用酷刑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污吏們也是慣會魚肉百姓。比如《呂洞賓度鐵拐李》中，韓魏公喬裝的村老漢，因為放走了呂洞賓，岳壽便私設(shè)公堂對其進行繃扒吊拷，并聲稱不管老漢“在村鎮(zhèn)、居城郭”“當(dāng)軍役、納差徭”，還是“開鋪席為經(jīng)商”，都要把他折騰得窮斷筋、拷折腰。衙役張千聽后大驚說：“哥哥，你這樣做就沒官府了？”張千哪里知道，對于小百姓而言，岳壽們就是官府。所以，他們才敢這般肆無忌憚。

與對下的飛揚跋扈相關(guān)的則是污吏們對上的奴顏婢膝。污吏們清楚自己下等人種的身份，知道與蒙古、色目人種的權(quán)豪勢要以及官員相比，他們是無足掛齒的。為了在官場生存，他們定會對上層社會極盡逢迎拍馬之能事。雖然，現(xiàn)存元代公案劇中并沒有直接表現(xiàn)吏目們逢迎官員的篇目，但我們卻可以通過《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呂洞賓度鐵拐李》等雜劇得到側(cè)面的印證。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魯齋郎在張珪家墳院外打鳥，偶然看到張珪妻子李氏長得“風(fēng)流可喜”，便讓張珪第二日把妻子送到府上。這個堂堂的六案都孔目竟沒有任何反抗，第二日便把妻子哄騙到了魯齋郎府上。這一方面揭露了權(quán)豪勢要的無恥與囂張，同時也凸顯了張珪作為吏目的膽怯與懦弱。銀匠李四被魯齋郎搶奪了妻子，尚且知道反抗，要“不問那個大衙門里，告他走一遭去”，而身為六案都孔目的張珪卻自愿束手。《呂洞賓度鐵拐李》中，六案都孔目岳壽私設(shè)公堂，審訊微服私訪的韓魏公，當(dāng)知道對方真實身份后，竟然驚悸而死。

兩個大名鼎鼎的六案都孔目，一個在權(quán)豪勢要面前，忍辱獻上妻子以饜對方淫欲；一個因誤審主官，驚悸而亡。通過這兩篇雜劇，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到污吏們奴才的本相。此處若再進一步分析的話，就會更有味道：張、岳二孔目之所以對權(quán)豪和高官如此懼怕，乃是因為他們長久浸淫官場，對當(dāng)時赤裸的民族壓迫政策和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了然于心。他們十分清楚，面對特權(quán)階層的凌辱與豪奪，反抗不唯是徒勞，且常會招致更迅疾、更猛烈的禍患。吏目們的束手，更顯突出了小百姓災(zāi)難的深重。

在元代公案劇的上述三類反面形象上，寄寓了作家對于社會陰暗面的無限憤慨。公案劇作家秉持儒家“為民請命”與“發(fā)憤抒情”的創(chuàng)作旨歸，以自己的生花妙筆，飽蘸百姓的血淚，將當(dāng)時社會的丑惡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于觀眾面前，踐行了中國文學(xué)由來已久的“怨刺”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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