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志華《續(xù)通典》中國名著簡介作者:顧志華
《續(xù)通典》一百五十卷,清乾隆時三通館臣奉敕編修。杜佑《通典》終于唐玄宗天寶末年,是書銜接《通典》,起自756年(唐肅宗至德元年),到1644年(明思宗崇禎十七年)為止,記錄了唐后期至明代將近九百年間的有關(guān)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以明代的制度最為詳備,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全書分類基本上同《通典》一樣,惟兵、刑分開,各為一典,計有《食貨典》十六卷、《選舉典》六卷、《職官典》二十二卷、《禮典》四十卷、《樂典》七卷、《兵典》十五卷、《刑典》十四卷、《州郡典》二十六卷、《邊防典》四卷。卷首有凡例十四則。材料來源比較豐富,引用書除各代正史外,還有《唐六典》、《唐會要》、《五代會要》、《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山堂考索》、《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元典章》、《明集禮》、《明會典》等。另外,對古今名賢的有關(guān)議論,亦如《通典》之例,擇其精要者收入?!独m(xù)通典》按年編次,尚有條理。但必須指出,三通館的設(shè)立和《續(xù)通典》等書的編修,完全是清高宗乾隆所謂文治武功的產(chǎn)物。乾隆皇帝好大喜功,敕令編修了許多大書,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四庫全書》以及包括《續(xù)通典》在內(nèi)的《續(xù)三通》和《清朝三通》。編修這些書是作為粉飾太平的一種方法,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独m(xù)三通》、《清朝三通》雖然在保存史料方面有著一定功績,但許多地方互相重復(fù),其作用和影響遠遠不及《通典》、《通志》和《文獻通考》三書。
《續(xù)通典》的編修,開始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完成于1782年(乾隆四十七年)到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之間,有武英殿刊本,清末浙江書局有復(fù)刻本,均與《三通》合刻,稱為《九通》。1935年至1937年上海商務(wù)印書館萬有文庫二集有《十通》合刊本,《續(xù)通典》影印精裝一冊。這是目前較好也是最便使用的一個本子。
附帶要介紹一下的是據(jù)《宋史·藝文志》記載,北宋真宗時宋白曾撰有《續(xù)通典》二百卷,起自唐肅宗至德元年,終于五代周世宗顯德末年。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其咸平三年奉詔編修,咸平四年九月書成??上Т藭褚淹鲐?,其內(nèi)容、體例均不得而知了。
左丘明著《國語》之謎是什么?《國語》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共有21卷,分別記載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時期周、魯、齊、晉、鄭、楚、吳、越等八國的史事。這部書以記述人物的言論、對話為主,其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歷史故事。
如召公諫厲王止謗(《周語》)、勾踐臥薪嘗膽終于滅吳(《越語》)、管仲幫助齊桓公稱霸(《齊語》)等等,被后人傳誦?!秶Z》不僅對研究春秋戰(zhàn)國時期歷史有重要價值,其生動、幽默的語言也對后世文學(xué)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國語》的作者是誰歷來是各位學(xué)者爭論不休的話題。
西漢大史學(xué)家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報任安書》)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也說,左丘明在寫完《左傳》之后,“又纂異同為《國語》”(《漢書·司馬遷傳贊》)。
三國時吳人韋昭在為《國語》作注釋時,在序文中也認為左丘明作《國語》。唐代史學(xué)家劉知幾也持有同樣的見解,認為“《國語》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史通·六家》)。但在劉知幾之后的唐代大文學(xué)家柳宗元首先提出了相反意見。他寫有《非國語》二篇,否定左丘明為《國語》作者。
從此,宋人劉世安、呂大光、朱熹、鄭樵,直至清人尤侗、皮錫瑞等,也都對左氏作《國語》的傳說產(chǎn)生了懷疑。
在現(xiàn)代學(xué)者中,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分歧依然存在。徐中舒認為:《左傳》、《國語》“此兩書其中大部分史料都應(yīng)出于左丘明的傳誦。
古代學(xué)術(shù),最重傳授系統(tǒng),誰是最初傳授者,誰就是作書的人”(見《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張孟倫認為:“《國語》是左氏編纂的。司馬遷不但用它做過《史記》的資料,而且在《自序》里說過‘左氏失明,厥有《國語》’。這就不但告訴了我們《國語》是左丘明編纂的,而且是他失明后‘發(fā)憤之所作為’的,我們也就不必再有什么懷疑了?!?br>他又說:“漢、魏各學(xué)者鉆研《國語》,又做過精密注釋工作,都沒有懷疑《國語》是出自左氏的;宋儒宋庠作《國語補音》,也以為這種看法是很正確的。”(見《中國史學(xué)史》上冊)李宗鄴認為,“漢距春秋甚近,漢人說《國語》是左丘明作的,當(dāng)為可信?!?《中國歷史要籍介紹》)
但也有不少學(xué)者不同意上面諸位學(xué)者的說法。王樹民認為:“《國語》和《左傳》以不同的形式敘述了基本上同時期的史事,這一點很受世人的重視。自從《左傳》為經(jīng)學(xué)家所尊奉,于是《國語》也稱為《春秋外傳》,并說為左丘明所作,其說實無根據(jù)。”又說,“《國語》為匯編之書,非出一時一人之手,這從本書的形式和內(nèi)容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證明。”又說,“各篇的作者和全書的編者,現(xiàn)都已無從查考,也就不必強求了?!?見《史部要籍解題》)顧志華認為:“《國語》是一部匯編之書,它僅僅反映了春秋時期的八個國家,其中每個國家所記史事詳略不同,寫法也不相同,不像出自一個人的手筆,很可能是當(dāng)時各國史官把史事記下來后,有人在這些材料的基礎(chǔ)上進行整理、加工、潤色而成的。至于最后定稿者是誰,就不得而知了。
《國語》的成書年代也已不能確定,大致是在戰(zhàn)國初年,各篇先后有所不同?!?見《中國史學(xué)名著題解·國語》)
由于雙方若要說服對方,都還必須更深入地考證左丘明的確切生活年代及事跡,還要更加詳細地對比分析《左傳》、《國語》在記載史事方面的異同,包括書法體例、語言風(fēng)格、思想觀點等等。
探究《國語》的作者究竟是誰成為史學(xué)界的一大難題,也將成為提高《左傳》和《國語》研究水平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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