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選集》自序
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xué)革命”的時候的。這一種運動,現(xiàn)在固然已經(jīng)成為文學(xué)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diào)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xué)”。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xué)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fù)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xué)家在今年的一種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xué)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懷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xué)革命”的熱情,又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zhàn)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shè)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與前驅(qū)者取同一的步調(diào)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來結(jié)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xué)”。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qū)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絕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jīng)驗了一回同一戰(zhàn)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jīng)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wù)?。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shù)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zhàn)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zhàn)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p>
不料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幾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后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
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chuàng)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種,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么一辦,一者能夠節(jié)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于第一層,我沒有異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種“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xiàn)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xiàn)在我相信,現(xiàn)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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