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言·《商君書》原文翻譯注釋與鑒賞

壹言　《商君書》

凡將立國，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國務不可不謹也，事本不可不摶也。制度時，則國俗可化而民從制；治法明，則官無邪；國務壹，則民應用；事本摶，則民喜農(nóng)而樂戰(zhàn)。夫圣人之立法化俗，而使民朝夕從事于農(nóng)也，不可不知也。夫民之從事死制也，以上之設榮名、置賞罰之明也。不用辯說、私門而功立矣，故民之喜農(nóng)而樂戰(zhàn)也。見上之尊農(nóng)戰(zhàn)之士，而下辯說、技藝之民，而賤游學之人也，故民壹務，其家必富，而身顯于國。上開公利而塞私門，以致民力，私勞不顯于國，私門不請于君。若此而功臣勸，則上令行而荒草辟，淫民止而奸無萌。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民也。夫開而不塞則知長，長而不攻則有奸；塞而不開則民渾，渾而不用則力多，力多而不攻則有奸、虱。故摶力以壹務也，殺力以攻敵也。治國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樸則農(nóng)，農(nóng)則易勤，勤則富。富者廢之以爵，不淫；淫者廢之以刑而務農(nóng)。故能摶力而不能用者，必亂；能殺力而不能摶者，必亡。故明君知齊二者，其國強；不知齊二者，其國削。

夫民之不治者，君道卑也；法之不明者，君長亂也。故明君不道卑、不長亂也。秉權(quán)而立，垂法而治，以得奸于上而官，無不賞罰斷而器用有度。若此，則國制明而民力竭，上爵尊而倫徒舉。今世主皆欲治民，而助之亂，非樂以為亂也，安其故而不窺于時也。是上法古而得其塞，下修今而不時移，而不明世俗之變，不察治民之情，故多賞以致刑，輕刑以去賞。夫上設刑而民不服，賞匱而奸益多。故上之于民也，先刑而后賞。故圣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則不成；治宜于時而行之，則不干。故圣王之治也，慎為察務，歸心于壹而已矣。

〔注釋〕將：欲，打算。事本：指從事農(nóng)戰(zhàn)。摶：通“?！?，專一。時：適時，及時，適合當時的情況?；鹤兓茫郝爮氖褂?。圣人：作者心目中能適應社會發(fā)展而進行革新的統(tǒng)治者。朝夕：從早到晚。死制：愿為國家法令效死。下：貶低，輕視。技藝之民：手工業(yè)者。游學之人：到處講學游說的人。開：開辟。公利：指以國君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國家的利益。塞：杜絕。致：招致。私勞：為私門效勞。勸：勉勵、鼓勵。淫民：技藝、游學之人。萌：萌生。末：商業(yè)和手工業(yè)。殺(shài)：減少，消耗。這里指使用?；河玫?。富：疑是“當”字。事敵：對敵作戰(zhàn)。知長：原作“短長”。長，增長。攻：治理。虱：有害于國家的行為和現(xiàn)象?！度姟分杏小傲?，指歲、時、美、好、志、行。渾：渾沌，愚昧，不明白。貴民壹：重視民眾任務的統(tǒng)一。樸：樸實、淳樸。廢：止。齊：調(diào)和。削：削弱。道：通“導”，引導。卑：低下。長亂：助長混亂。秉：持，執(zhí)。垂法：頒布法令。器用：器物。倫徒：各種人物。舉：行動。故：舊，指舊制度。窺(kuì)：缺乏。多賞：濫賞。上之于民：原作“民之于上”，根據(jù)文義改。度(duó)：衡量，考慮。干：抵觸。

(毛慧君)

〔鑒賞〕《壹言》并非專論統(tǒng)一言論，而是講“壹”即專一的重要性、如何做到“壹”，等等。

以《商君書》而論，“壹”出現(xiàn)的頻率相當頻繁，而且地位也甚為重要。此篇竟然作出了對“壹”的專篇大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對此發(fā)生了如此的興趣，有如此的偏愛呢？

作者對秦國民風中的不足十分不滿，那就是“民貴學問，又賤農(nóng)”；“辟、淫、游、惰之民有所食”(《商君書·墾令》)，也就是說，秦國之民表現(xiàn)得較為懶散、浮躁、事業(yè)心較差。這其中當然有自然條件相對其他國家較為不利等客觀原因，但從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亦與在上者沒有帶好頭、法律制度較為陳舊、束縛了人們積極性密切相關(guān)。針對此情，作者提出“凡將立國……事本不可不摶”的主張。意思是說，雖然看上去問題在百姓身上，其實根子卻在統(tǒng)治者那里。要治理好這個國家，必須從改變?nèi)藗兊膫鹘y(tǒng)觀念、使人心得到重新的凝聚、制定切實可行的施政綱領并持之以恒等方面做起。

那么，在百廢待舉的局面中，究竟以什么為可“壹”之事呢？《壹言》篇中提出了兩條：一為農(nóng)耕，他又稱之為“摶力”；二為戰(zhàn)事，他又稱之為“殺力”。應當說這種選擇是十分明智的。這是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由于社會經(jīng)濟以農(nóng)業(yè)為主，工業(yè)、商業(yè)尚處于初始階段，抓農(nóng)業(yè)即是指要以國家經(jīng)濟的發(fā)展為首攻方向。另外，由于其時正值諸侯紛爭、戰(zhàn)火不斷時期，國家的軍事實力亦是直接關(guān)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大事。這兩件事對于正處弱國地位的秦國來說，確實較之其他國家管理中應涉及的思想、文化、教育、外交、衛(wèi)生等事宜，來得更為重要一些。因為對于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來說，只有振興國力才能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鼓勵人民專心務農(nóng)、勇于作戰(zhàn)的辦法。關(guān)于前者，通過戶籍造冊定編、對游惰之民課以重稅重賦、農(nóng)耕有功者可獲官爵等方式，使人民安心于農(nóng)事。至于后者，他亦沿循突破既定等級制度的思路，使有軍功者得到重賞，甚至可改變過去低賤的身份地位。這樣的做法當然可以極大地調(diào)動了百姓參戰(zhàn)的積極性。

作者認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做到從實際出發(fā)，“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又持之以恒，堅持一抓到底，便能取得預期的成功。

戰(zhàn)國時期，各種學派風起云涌，各家無不以改造天下為己任。如孟軻發(fā)出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感嘆。但是他們的宏詞高論往往經(jīng)不起事實的檢驗，有的甚至還因此而誤人國事(如宋襄公即因死守“仁義”之道而將江山拱手相讓)，能像《壹言》作者那樣拿出切中時弊的有效辦法，并執(zhí)著其間、一抓到底者，則屬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上看，“壹”的思想確實具有時代的先進性。

作者講“壹”，也強烈地透露出其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他在整篇中所提倡都是一種據(jù)實情、辦實事、求實效的精神。務實、專一，是受到中國古代有識之士普遍重視和提倡的一種美德?！兑佳浴纷髡咭詣諏嶏L格為秦國戒除虛浮、驕躁風氣作出貢獻，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治理國家只須務實、不必務虛(即注重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nèi)的引導、教育)；也不意味著任何決策都可“壹”以貫之，不知變通。根據(jù)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不同的有針對性的管理方式方法，這同樣也是《壹言》篇所提示于我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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